目擊天安門-（二）

第65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32)

　　1927年6月間，亞洲局局長木村，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一份《有關中國時局對策的考察》的報告，指出：“總是以張作霖為惟一支持的目標，是極為短見的，而且是頗不策略的。”因為“從張作霖的現狀來看，他在中國國內各政治家、各團體、各軍人中間的無威信已成定論，現在恢複他的政治威望，不過是空想。”“必須拋棄和他生死與共的想法，為此，對他不但要絕對不予援助，必要時對他施以相當壓力，亦在所不辭”。這表明，日本外交界及軍界的強硬派，開始對張作霖產生“卸磨殺驢”的念頭。新上任的田中首相兼外相，在聽取了上述建議後，並沒有立即表態。田中準備召開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重要會議，來製定新的對華政策。

　　這個後來被稱為“東方會議”的重要會議，於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東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日本駐華公使、駐華各領事館總領事、滿鐵社長、關東軍司令、關東廳長官及外務省有關官員。在討論對華政策，特別是“滿蒙政策”時，與會者雖然在某些具體做法上看法有分歧，但在基本的方針上卻完全一致。最後，田中在會上作了訓示。會議根據田中訓示的精神，通過了一個《對華政策綱領》。綱領首先強調：“鑒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接著，該綱領對有關“滿蒙問題”作了幾條規定，它雖然說是隱晦曲折，不像吉田、森恪、齋藤等人說得那麽露骨，用日本人自己的話來說，即用糯米紙包裝了一下，但其實質仍是要將東北與中國相分離，並決心在必要時以武力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如後來森恪所承認：東方會議就是要“使滿洲脫離中國本土，置於日本勢力之下”，“如果這樣露骨地說，可能招致麻煩，所以給它包上了‘東方會議’的糖衣”。

　　《對華政策綱領》雖然也沒有像吉田、木村等人那樣明確地表示要拋開張作霖，但在字裏行間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即如果張作霖回心轉意，願對日本言聽計從，日本可繼續支持他；反之，則日本將予以斷然處置。實際上，東方會議之後，日本就是這樣做的。這裏的關鍵，是要看張作霖究竟能不能滿足日本的條件。

　　東方會議期間，與會者還研究了如何在“滿蒙”推行“積極政策”的具體辦法，並一致認為，應首先逼迫張作霖控製的東北當局或北京政府，同意鋪設具有高度戰略和經濟價值的幾條鐵路，並以此作為突破口。會議還決定，在“滿蒙鐵路計劃”中，應首先落實吉林至會寧、長春至大賚、昂昂溪至齊齊哈爾、通遼至魯和新丘運煤線等五條新鐵路。這些鐵路線將把日本殖民地朝鮮同中國吉林、黑龍江兩省的鐵路聯接起來，日本軍隊將來可以通過朝鮮直接侵入到“北滿”地區。這既有利於日本加強對整個東三省的軍事控製，又便於它掠奪東北的經濟資源。

　　會後不久，田中便雙管齊下，一方麵指示吉田與奉省當局繼續舉行談判，壓迫其答應日本包括建築“新五路”在內的各種要求；另一方麵，任命山本條太郎為滿鐵社長，讓他以首相代表的身份，尋找機會直接與張作霖秘密交涉，迫使張作霖接受日本的條件。

　　在1927年7月20日的訓令中，田中指示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說：須對奉天當局采取軟硬兼施的政策，可暫時默認奉方征收海關二、五附加稅，以此作為“胡蘿卜”，誘惑奉方，奉方如仍不答應日本要求，則示之以“大棒”，即“暗示”奉方，日本將不準奉方利用南滿鐵路送運軍隊和軍用物資，不準京奉路上奉方的軍用列車通過南滿鐵路交叉點；拒絕向東三省的兵工廠供應煤炭和其他原料，取消該地區所有日本機構同奉方的合作，等等。

　　一向以傲慢、強硬態度著稱的吉田，雖然在以往的交涉中多次碰壁，但並未從中吸取教訓。現在又自以為有了尚方寶劍，更不把奉天當局放在眼裏了。7月23日，他開始同奉天省長莫德惠舉行談判，吉田氣勢逼人，一再迫奉方當局反省，莫德惠則默不作聲。7月25日，吉田與莫德惠再次會晤。據吉田的報告說，這一次莫德惠雖“和顏悅色地屢試閑談”，卻“顯示了極力回避接觸交涉案件的態度”，而吉田則促其對日方要求反省的備忘錄作出回答。他恫嚇莫德惠說：“曆來奉軍有賴於我方之處甚多。田中首相在東方會議上就對華方針問題已經說明，如不尊重我方特殊地位，不取得政局穩定，帝國政府將不予支持。若無帝國政府之支持，則奉軍前途可想而知。”在吉田的一再逼迫下，莫德惠隻好表示，當在四五天內以書麵作出答複。

　　吉田在這兩次交涉中的態度，充分表現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和霸道。吉田的計劃是，先在氣勢上將奉方壓下去，然後迫其答應日本的各種要求，特別是關於建築新鐵路的要求。

　　但是，吉田的如意算盤並未實現。張作霖對於吉田的蠻橫十分反感，決定不予理睬。因此，幾天過去了，莫德惠並沒有給吉田任何“答複”。在這種情況下，吉田決定將田中所說的威脅措施向奉方明確提出，並準備予以實施。

　　8月4日，吉田讓峰穀領事代表他與莫德惠見麵，宣布日本決定將於8月7日起停止京奉線的軍用列車通過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區。

　　吉田的蠻幹和獨斷獨行，不但激起了奉張的反感，也引起了日本駐華公使芳澤、武官本莊繁及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等人的不滿。張作霖在接見本莊繁時憤怒地說：“阻止軍事運輸之類的恫嚇，對我這樣的老人來說毫無用處。這樣做的結果，隻會使我排除萬難，自主地修建鐵路。”本莊繁等人也紛紛致電東京，表示不讚成吉田的做法。田中也看出過於強硬結果是適得其反。因此，8月5日，他急電吉田委婉地否定了吉田使用強硬手段的做法，此後，吉田實際上就被晾在了一邊。

　　此時，一個反對日本侵略的群眾鬥爭浪潮，正在東三省掀起。東三省民眾的反日運動，最初是由日本想在帽兒山強行設立“領事分館”引起的。1927年5月間，憤怒的民眾包圍到達臨江縣城的日本副領事，搗毀了“領事分館”。同年8月，日本與奉天當局開始談判後，奉天各團體成立了“外交後援聯合會”，明確提出“反對東方會議決議”“反對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廢除二十一條”等口號。奉天、洮南、長春、哈爾濱還舉行了反日示威遊行，參加者最多時達幾萬人。東三省民眾的反日鬥爭，與全國民眾反對日本出兵山東的運動相呼應，聲勢越來越大。

　　田中內閣見強硬手段不靈，同時也覺得與東北地方當局的低級別談判根本不起作用，於是決定將“滿蒙問題”的官方交涉從奉天移到北京，由駐華公使芳澤直接與張作霖、楊宇霆進行。

　　8月23日，芳澤在北京拜會剛當上“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將田中的親筆信函和所贈禮物轉交張作霖，同時送上日本方麵有關解決“滿蒙懸案”的備忘錄。張作霖借口自己不知詳情，讓芳澤與楊宇霆交涉。8月27日，楊宇霆會見芳澤時，按照張作霖的指示，提出有關“滿蒙”的問題應交由地方當局交涉，實際上是進行拖延。楊宇霆還批評吉田盛氣淩人，使奉方難以忍受，希望芳澤轉告吉田把脾氣放好些。芳澤說地方當局解決不了問題，堅持要在北京交涉。

　　就在芳澤與張作霖、楊宇霆的直接交涉開始後不久，奉天的反日運動再起高潮。9月3日，奉天市民在總商會內召開反日大會；9月4日，民眾又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日本外務省的情報記述了這次反日鬥爭的具體情況，寫道：

　　各家各戶門口掛起了排日宣傳旗，約兩萬群眾各自手持排日口號的三角形小旗，以消防汽車開路，女子師範學生、商工團體、男學生團體跟在其後，開始了示威遊行。途中高唱排日宣傳歌曲，憤怒高呼“打倒田中內閣”“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散發排日宣傳傳單。他們在城內各個街道遊行後散去。5日、6日，發生了過路的日本人遭到謾罵侮辱事件達數十起，日本商人的大門也遭到敲打和破壞……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越來越凶惡。

　　麵對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日情緒，田中內閣十分懷疑奉張在幕後唆使，從而以民意為借口拒絕日本條件。日本的懷疑缺乏足夠的根據，但奉天當局並未阻止大規模的反日浪潮，這倒是事實。

　　9月6日，田中首相兼外相對北京芳澤公使發出了要求張作霖表明態度，製止反日運動的嚴厲訓令：

　　關於此次滿蒙交涉，如所知悉，中國方麵采取種種毒辣的對抗辦法。最近奉天的排日示威運動，終於提出了打倒田中的口號，理應說純粹是對帝國政府的輕侮行為。因此，希台端立即會見張作霖，本大臣以特別命令提出如下要求，並將會見結果電複本大臣：

　　在中國各地曆來出現排外示威運動，但未曾指出友邦內閣之名，亦未標榜打倒此內閣者。南方激進分子亦未敢作如此有意侮辱外國政府之異舉。

　　然而，這種運動發生於曆來口稱對日親善、對日本內閣最表敬意之張作霖之根據地――奉天，而且公然於白天在本國官民麵前進行。根據掌握的情報，上述運動之中心――商務總委員會預先取得張作霖本人的同意，由此得到鼓舞，進行大規模示威運動。

　　希向張作霖追究，查明其真意，張作霖對此運動究竟是否表示同意？對提出侮辱日本現內閣之口號，進行示威活動，是否默認？對此情報內容，張作霖是否知悉？如張作霖未予同意，即應取締，參與運動者自不待言，其唆使者亦當取締。

　　希同時告知，此次排日運動以及最後在滿洲其他地方對日關係之惡化，有東三省當局之幕後慫恿，此種情報屢有傳入本國。曆來對張作霖表示同情的日本朝野，也對張的態度不滿。在對張的關係方麵，議論頓有變得強硬之征兆。朝此方向發展下去，結果日本將來與北京和滿洲地方當局的關係，令人甚為憂慮。

　　第二天，即9月7日，芳澤便遵命會見張作霖，向他提出嚴重抗議。9月9日，芳澤又宣布暫時中止交涉。在這種情況下，張作霖也擔心與日本發生公開衝突，不得不下令取締反日運動，並撤消莫德惠的奉天省長職務。以劉尚清取而代之，希望緩和與日方的緊張關係。

　　關東軍“卸磨殺驢”

　　通過芳澤公使的政府間交涉雖然暫時停止了，以首相特使山本條太郎為主角的秘密外交，卻在悄悄地加緊進行。

　　8月27日，山本赴大連就任滿鐵社長。他先派與張作霖關係密切的江藤豐二，到北京進行試探和疏通。曾擔任過“中日實業公司董事長”的江藤，帶著東方會議通過的“滿蒙鐵路計劃”會見張作霖。張作霖見到這一計劃後十分吃驚地說：“這不是日本準備跟俄國開戰的鐵路嗎？”他清楚地知道，修了這些鐵路，猶如“懷裏抱著炸彈”一樣的危險，故表示不能接受。江藤立即威脅說：“如果你不合作，日本軍隊將要幫助你的敵人蔣介石！”張作霖躊躇再三，終於圈了四條鐵路。江藤仍不滿足，催促張作霖說：請再圈一條吧。這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於是，張作霖又圈了一條。張作霖拿筆的時候，似乎渾身都在哆嗦。圈完，他一再叮囑江藤：“這隻是預備性商談，你們暫且不要發表。”

　　江藤的試探成功之後，便回大連向山本報告。山本又派自己的妻子到北京探虛實，在聽說張作霖對山本夫人的款待非常熱情、隆重時，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決定親自出馬。

　　10月8日上午，山本抵達北京。當天午後，山本便帶著江藤和張作霖的顧問町野，到大元帥府拜訪張作霖。山本的風格與吉田、芳澤不同，他故意把大事加以輕描淡寫，利用張作霖豁達的性格，在嘻嘻哈哈中謀求成功。

　　不過，真談到要害問題時，張作霖並不那麽容易上鉤。當他們於10月12日再次會見，山本提到鐵路問題時，張作霖仍借故推脫，非要把楊宇霆請來一起談。楊宇霆則堅持要對山本提出的協約草案進行修改。此事一直拖到10月15日，張作霖實在挨不過去了，不得不在協約上簽了個“閱”字，但仍不願簽自己的名字。日方則不管這些，即以此證明張作霖已同意協約。

　　這一協約規定：中國政府委托“滿鐵”承辦建造五條鐵路，即敦化經老頭溝至圖們江江岸線、長春至大賚線、吉林至五常線、洮南至索倫線、延吉至海林線。協約還規定：上述五條鐵路竣工移交後，承包款項即應付與滿鐵，如不支付，即轉為“借款”。作為交換條件，山本同意東三省當局修築吉林至海龍鐵路，但不準將打虎山至通遼鐵路擴展到通遼以北，也不準修築開通至扶餘的鐵路。協約的最後一條寫道：“本協約簽字後須兩國政府的代表正式簽字。”這說明，此協約目前仍係草案。

　　獲得此項成果後，山本還不滿足，企圖再讓張作霖同意簽署政治和經濟兩項協定草案。他得寸進尺地對張作霖說：“蘇聯從北方威脅你，蔣介石的北伐從南方襲來，你的處境太危險。日本願協助你保住滿洲。為此，雙方應建立政治與經濟聯盟。”

　　所謂的政治協定，就是《關於維持東三省治安案》。此案實際上是一份以“中華民國政府外交總長”的名義致日本政府的“換文”草稿，內稱：“日本政府鑒於東三省之治安與日本領土之安寧和經濟利益具有重大影響，因此，‘當東三省之治安混亂或有可能遭受破壞時，不問其原因來自民國外部或內部’，為‘維持地方治安’，日本政府‘將采取必要之措施’。”

　　所謂的經濟協定則規定：日本人在“滿蒙”享有自由居住往來、經營商工農林礦等業和商租土地的權利；“滿蒙”生產製造的一切貨物得自由出口；實施“二十一條”中將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的租借期延長為九十九年的條款；有關“滿洲”的其他一切中日條約繼續有效。

　　顯然，山本提出的這兩個協定草案，實際上是要使日本接管東三省並實行軍事占領合法化，是要使“二十一條”有關東三省的條款得到全麵落實，為將東三省從中國分離出去掃清道路。張作霖一看到山本的草案就明白了日本的意圖。事關東北的存亡，張作霖既不願意，也不敢接受日本的要求。不論山本如何威脅利誘，張作霖均加以拒絕，故山本的這一目的沒有達到。

　　由於山本所進行的秘密外交，對日本駐華公使芳澤也加以隱瞞，因此，當芳澤偶爾從楊宇霆口中得知此事後，十分不滿。他致電田中指責滿鐵社長越權插手外交事務，要求田中加以製止。山本實際上是田中指派的，但此時田中卻加以抵賴，他複電安慰芳澤說：“本大臣毫無所知，山本所為實在不妥，已予告誡。”其實，芳澤雖對撇開自己搞秘密外交的做法不滿，但對山本獲得的侵略成果並不反對。因此，當風波平息之後，田中便讓芳澤出麵重開交涉，將山本的草約變成政府間的正式協約。田中擔心，張作霖僅在草約上寫了“閱”字，連名也沒簽，他將來很可能不承認這一並無正式效力的草約。田中認為，隻有讓公使出麵，把以私人名義達成的草約用官方的形式確定下來，才真正靠得住。

　　1927年11月間，芳澤根據田中的訓令，與張作霖等人會商。他提出，以大元帥張作霖與首相田中交換外交函件的辦法，把山本的草約變成政府的協定。芳澤覺得，這種方式既有兩國政府間正式締約的效力，又不易為外界所察覺而遭到反對。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張作霖與山本交涉的消息終究還是透露了出去。南方和北方的報紙激烈地抨擊張作霖，斥責他“把‘滿洲’送給日本”，“想依靠日本援助而當武憲皇帝”，等等。張作霖本來就心虛，如此一來，也十分緊張。他一方麵讓楊宇霆發表公開談話，否認此事，一方麵則千方百計地拖延與田中的“交換函件”。

　　可是，拖延術並不能幫助張作霖擺脫困境。由於日本方麵催逼得太緊，張作霖不得不最終於12月5日致函田中。也許是為以後推翻承諾留條後路，張作霖在函中故意含糊其詞，隻是說：“日前山本社長來京所談之事，敝意深願以誠意商議”，“各該案詳細規定，現擬飭由各該地方官逐項擬訂。”也就是說，張作霖並未對山本所提要求表示讚同與否，隻是同意進行協商。但是，對張作霖秉性一清二楚的日本決不肯讓他再玩花招，田中在複函中一口咬定：“關於鐵道問題一節，必須以閣下與山本社長之間達成之協議為基礎，以期圓滿解決。”以後，日本方麵又多次片麵地強調，這次“交換函件”已完成了由田中首相與張作霖大元帥間簽訂大綱協定的法律手續，剩下的步驟隻是按照協定的規定，由“滿鐵”與中國鐵路當局簽訂具體的“承建合同”了。

　　張作霖雖然被迫答應了日本建造新五路的要求，但從內心講，他實在並不情願。不過，到了這種地步，張作霖已無其他辦法，隻好在簽訂“承建合同”上做文章了。他的辦法還是兩個字：拖延。因為拖著不簽“承建合同”，協定仍不能實施。所以，張作霖盡可能地拖，一直拖到1928年5月份，“承建合同”仍未簽訂。

　　然而，就在張作霖拖延不簽“承建合同”的幾個月裏，國內政局的發展卻對張作霖越來越不利，終於把他逼到了絕境。

　　南京國民黨陣營內的各派在爭吵了幾個月之後，終於在1928年初達成暫時的妥協。同年1月，蔣介石同國民黨內的其他實力派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人取得了諒解，重新上台，再一次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接著，所有參加北伐的軍隊組成四個集團軍。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擔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的司令。4月初，以蔣介石為首的北伐軍，向張作霖的所謂“安國軍”發起了全麵攻擊。

　　1928年2月間，針對即將開始的蔣介石等人的北伐，張作霖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軍事會議，商討軍事部署。會議決定，“安國軍”對京漢路、津浦路暫取守勢，對山西方麵則取攻勢。會議還決定，以張學良的第三、四方麵軍主力及張作相部進攻山西，以第三、第四方麵軍的一部分配置於京漢路，對豫北取守勢；以褚玉璞、孫傳芳、張宗昌部駐大名、濟寧、臨沂一線。防禦北伐軍從豫西、魯西南、蘇北發動的進攻。張作霖的意圖是：首先掃除晉軍來自山西的威脅，解除後顧之憂，同時以防禦戰擋住蔣、馮、李各軍的進攻，然後再伺機“反攻”。

　　而北伐軍的部署，則以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北上，次第向泰安、濟南、滄州進攻，最後直搗天津；以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自新鄉向彰德、大名、順德一帶前進，進攻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敵軍；以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沿正太路東進，出娘子關，截斷京漢路；以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沿京漢路北上，占領正定、望都後，與第三集團軍會合，進攻保定、北京。

　　從蔣介石和張作霖雙方的部署看，真可謂針尖對麥芒。但就雙方的實力和士氣而言，北伐軍顯然占有很大的優勢。因此，4月間戰鬥一開始，張作霖的“安國軍”便連連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