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二）
> 第64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31)
第64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31)
一開始，張作霖並不十分同意與南方妥協。1926年底，英國公使蘭普森就曾勸張作霖實現南北議和停戰，劃江而治。張作霖卻大搖其頭說，翻開中國的曆史來看，都是北方統治南方，這種狀況不能在自己手裏有所改變。不過，隨著形勢的演變，張作霖開始明白，用武力完全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希望渺茫。尤其當他看到蔣介石具有反共傾向後，在繼續準備戰的同時，也開始試探分化革命陣營的可能。他公開發表講話稱：“餘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消滅過激主義，舍過激主義，皆有商量之餘地。”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和“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包圍、襲擊蘇聯駐華大使館，逮捕包括著名共產黨人李大釗在內的幾十名所謂“赤化”分子，不久，李大釗等一批革命誌士被殺害。這一踐踏國際公法和外交慣例的做法，得到列強各國的默許和支持。蘇聯政府事後立即見召北京政府駐蘇代表鄭廷禧，向中國提出嚴重抗議。當時，鄭廷禧不知詳情，無言以對，搪塞說：“中國政府決不會幹這樣的事，想必是土匪所為。”不料，此話傳到張作霖的耳朵裏，他氣得暴跳如雷，大罵外交人員混蛋。張作霖出身土匪，最忌“土匪”二字，盡管他的所做所為，與“土匪”行為並無二致。
不到一星期，蔣介石也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方麵宣布與蘇俄決裂，另一方麵大肆屠殺共產黨人。
然而，奇怪的是，張作霖與蔣介石雖在“反赤”的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南北妥協”最終卻並沒有實現。因為無論是張作霖，還是蔣介石，都想大權獨攬，迫對方臣服。彼此在“反赤”問題上的默契，卻不能化解他們之間在爭奪權力方麵的尖銳矛盾。蔣介石宣布的南北和談的條件是：張作霖下野、安國軍改組、奉係宣布信守三民主義和懸掛國民黨黨旗。張作霖的條件是：“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等等。雙方差距太大。
這樣，戰場上分個高低已在所難免。蔣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後不久，1927年5月，即調兵遣將，向蘇北、皖北的張宗昌所部直魯軍及孫傳芳殘部發起進攻，開始進行所謂的“第二次北伐”。張宗昌、孫傳芳抵擋不住蔣軍的攻勢，節節敗退，一直退到隴海線以北山東境內。5月底，蔣軍先後占領了蚌埠、徐州。
與此同時，武漢政府所屬的唐生智、張發奎部，也在馮玉祥國民軍的配合下開始“第二次北伐”，進攻河南的張學良所部奉軍，並於5月下旬先後占領開封、鄭州，奉軍被迫退至河北境內。
軍事形勢急劇逆轉，一貫見風使舵的山西軍閥閻錫山，決定倒向蔣介石和馮玉祥一邊，宣布服從三民主義，將所部改換稱國民革命軍，出兵娘子關，威脅京漢鐵路奉軍側背。
顯然，在1927年的5、6月間，形勢變得對奉係十分不利。在此情況下，究竟應取何種對策，奉係內部再度出現分歧。主和派主張與南京蔣介石集團談判，主戰派則表示反對談和。閻錫山歸順南京政府之初，曾受蔣介石之托，派南桂馨到北京，傳達南京的和平條件，勸告奉係與南京合作。為此，奉係也曾於6月9日在京召開幹部會議，商討對策。會上，主和派的意見一度占上風，包括張作相、吳俊升在內，多數人都讚成可在三民主義的範圍內更換名號，與南京合作。但張作霖未作定論，表示要待張宗昌、孫傳芳回京後再議。6月11日，張宗昌、孫傳芳抵京。據說，孫傳芳堅決反對議和，並遊說奉係各將領。因受孫傳芳影響，許多原來拿不定主意的將領，也開始傾向主戰。張作霖也認為南京的條件太苛刻，不能接受。6月16日，奉係將領偕張宗昌、孫傳芳再次在順承王府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這次會議與9日會議的氣氛完全不同，多數人反對屈從南方，認為不能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與南京和談，故會議決定，繼續加強戰備，並立即組織“安國軍政府”，統一北方的政治、軍事，與南京、武漢對抗到底，完成“反赤”大業。會上，孫傳芳首先提議，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政府”的國家元首，至於名稱，可稱大元帥，也可稱臨時大總統，或臨時執政。他的意見得到張宗昌和其他奉係將領的一致讚同。張作霖早就想過一過“元首”癮，高興地對大家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麽辦，我都依你們就是。”會議最後還決定，仿照孫中山的先例，“元首”暫稱“陸海軍大元帥”，不用臨時總統一類的名義。
會議結束的當天，即由孫傳芳等8位將領聯名發表所謂擁戴電。張作霖則通電表示欣然接受擁戴。就這樣，一唱一和，張作霖算是完成了充當北洋政府國家“元首”的“法律手續”。
接著，6月18日，張作霖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陸海軍大元帥”的就職儀式。表麵上，儀式十分隆重，還放了一百零八響禮炮，但實際上參加儀式的僅孫傳芳、張宗昌和少數奉係將領而已，故顯得特別冷清。至於北京市民，態度更是冷漠。舉行儀式的前一天，京師警察廳曾命令各商家懸旗誌慶，各中文報紙一律出紅色報三日。但各報卻推說買不到紅色油墨，隻出了一天。京城百姓對軍閥政府的更迭早就感到厭煩，對“安國軍政府”和張作霖這位“大元帥”也無好感。
就職後，張作霖以“元首”身份發布了軍政府組織令，其中規定“大元帥”亦即國家“元首”，不但權力大大超過“內閣製”或“總統製”的“總統”權力，而且不受任何製約，完全是一個“獨裁者”。
張作霖任命潘複為國務總理，王蔭泰為外交總長，何豐林為軍事總長，沈瑞麟為內務總長，閻澤溥為財政總長，姚震為司法總長，張景惠為實業總長，劉尚清為農工總長，劉哲為教育總長，潘複兼交通總長。
張作霖當“元首”後從事的第一個外交活動，是舉行一個大元帥就職茶話會，邀請各國公使及武官參加。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各國外交人員雖應邀前來，卻都穿著常服，且毫無祝賀之語，表明各國對軍政府的成立和張作霖就任國家“元首”並不重視。盡管張作霖在致詞時一再表示，他將“尊重國際信義”，“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也有能力這樣做，但各國使節對張作霖政府的施政能力根本不相信。
在軍事上，張作霖將北方的所有軍隊一律改稱為“安國軍”，並統編為七個軍團，任命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升、褚玉璞分別為第一至第七軍團軍團長。
軍政府從組成之日起就顯得底氣不足。5、6月間，在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各路大軍的攻擊下，奉、魯軍被迫節節後退。張作霖頗感形勢嚴重，一方麵收縮陣地，整頓內部，另一方麵則不斷地放出試探氣球，大造“南北妥協”的輿論。在就任“大元帥”之後，張作霖還發布了一個所謂的“息爭令”。在專為貫徹這個“息爭令”而發的通電中，他竟以“中山老友”的身份，大談實現所謂的“中山之誌”和“中山主義”，並一再表白自己曾資助過孫中山，來同南方各派套近乎。電文稱：
共和肇造，治權在民。回思締造之艱，實維孫前大總統首創革命，百折不回，始克肅清帝製，還我民族自由。作霖與中山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兩年之役，均經約定會師武漢。信使往還，物質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終如一。當時在事同誌，類皆奔走後先。嗣以北方底定，中山以粵中內部變化，時以不克會師為憾。北京會晤，歡洽平生，後以邦家多難，中山齎誌以終，一切建設大端，皆屬後來之責。是作霖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分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以指數。豈惟人類害群之賊，實背中山在天之靈；豈惟我國民族之羞，實為世界和平之敵。用是簡率師徒，施行討伐，實以繼中山之誌，並非有政見之殊。茲以中央負責無人，忝膺艱巨，緬懷先烈，時切兢兢，特再鄭重聲明：凡屬中山同誌與其真正三民主義不相違背，平時為共產黨徒脅迫無可起訴者，仍當本中山合作初衷，一律友視；其有引狼自衛，賣國禍民、怙惡不悛、甘心赤化者，作霖為老友爭榮譽，為國民爭人格，為世界爭和平，仍當貫徹初衷，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凡我同誌及全國父老兄弟幸垂察焉。
這封通電中，張作霖希冀在反共旗號下找到與蔣介石等人的共同點，給自己覓到喘息之機。可惜的是，蔣介石並不希罕這個反共夥伴，根本不允許他以平等地位“談和”。因此，張作霖的一廂情願到頭來隻能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然而，就在張作霖向蔣介石等人“求愛”未果之後不久，形勢又發生了變化。一是馮玉祥和武漢政府的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也公開背叛革命加入了反共行列。二是國民黨內部爭鬥加劇，在武漢的汪、唐和南京方麵的桂係逼迫下，蔣介石被迫下野。三是由於南方各派係之間矛盾激化，一時無暇顧及張作霖，不得不在軍事上對北方奉係集團暫取守勢。張作霖頓時又神氣起來，認為這是奉係重整旗鼓、恢複已失地盤的天賜良機。於是，他將“和談”的念頭丟到一邊，決定乘此機會發動攻勢。
7月下旬，張作霖首先讓張宗昌、孫傳芳率部，從山東向南進攻。由於南京政府內訌，所部軍隊沒有鬥誌，故孫傳芳部進展順利，於8月8日重新占領徐州。8月17日，孫軍又乘勝打到長江北岸，占領了浦口。
張宗昌、孫傳芳部獲勝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張作霖大受鼓舞，再次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計劃。與會者也都認為，整個形勢的發展對北方十分有利，故一致讚同張作霖繼續實行“反攻”計劃。會議還決定，津浦路南端的軍事行動由孫傳芳負責主持，張宗昌則組織所部魯軍“反攻”河南。此外，由張學良率部在京漢線北段對付山西閻錫山所部晉軍，得手後再南下河南，與張宗昌部合擊馮玉祥部國民軍。
這個“反攻”計劃，看上去雄心勃勃。但是，張作霖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結果再次嚴重受挫。
從8月下旬起，集結於長江北岸的孫傳芳部，開始發動新一輪反攻。他的計劃是從浦口、揚州、江陰三處同時渡江，然後分路進攻南京和截斷滬寧鐵路，得手後再攻上海，以收複他的江浙失地。8月25日和26日，孫軍先後占領滬寧路上的烏龍山、棲霞、龍潭、鎮江，並企圖圍攻南京。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南京方麵派何應欽的第一軍和桂係李宗仁的第七軍迎戰孫軍。雙方在龍潭附近展開激戰。孫軍因背江而戰，傷亡慘重。8月29日，白崇禧帶援軍從上海趕到，孫軍三麵受敵，再也支持不住，不得不向江北撤退。但實際上，隻有一小部分人渡江回到北岸，大部分被包圍殲滅。孫軍此次反攻，終以慘敗告終，並從此一蹶不振。
張宗昌對河南的進攻，是從10月間開始的。魯軍與馮玉祥的軍隊先在徐州以西的東隴海線上激戰，並一度擊敗馮軍，於10月下旬先後占領歸德、民權、蘭封、考城等城，威脅河南省省會開封。但馮軍並未因此而垮掉。12月間，馮軍重整旗鼓，進行反攻。由於孫傳芳在津浦路失敗，張宗昌部兩麵受敵，被迫放棄10月間占領的所有城市，退回山東境內。12月16日，馮軍占領徐州，與沿津浦線北上追擊孫傳芳部的國民黨軍會合。
孫傳芳、張宗昌的相繼失敗，使奉係集團的士氣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不論是張作霖，還是孫傳芳、張宗昌，都隻好專力防守，不敢侈談反攻了。
在京漢線北段作戰的張學良部情況稍好。8、9月間，閻錫山為配合南京和馮玉祥方麵作戰，曾命令晉軍乘奉軍不備發動進攻，一度占領京綏、京漢鐵路線上的部分重鎮，對奉軍造成很大的威脅。10月2日，張作霖發表討閻通電，宣布發動討閻戰爭。10月7日，張學良部即從保定等地出發，向晉軍反攻。由於實力懸殊，晉軍大部很快被擊退，張學良率奉軍奪回了宣化、張家口、定州、正定、石家莊等地。然而，占據涿州的晉軍傅作義所部第四師，雖已陷入奉軍四麵包圍，成了孤軍，卻在繼續頑抗，拒不投降。為了拔掉涿州這顆釘子，張學良將指揮部移駐高碑店，從10月15日開始，就近指揮奉軍向涿州發起總攻擊。不料，此次涿州之戰卻極不順利。到12月中旬為止，奉軍先後發動了九次總攻擊，動用了飛機、大炮、坦克等大批重武器，甚至還用了毒氣瓦斯，卻始終攻不下孤城涿州，最後不得不與傅作義部談判。12月30日，雙方談判達成停戰協議。次年1月6日，傅作義部出城受編，奉軍則在城門外“擺隊歡迎”，涿州之戰遂告結束。
奉軍雖經苦戰，完全控製了京漢路北段和京綏路東段，卻已無力南進。況且，此後不久，南方各派又重新聯合起來，再度北伐，奉軍更是隻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
當新的一年，即1928年來臨時，張作霖絕望地發現，不但他反攻美夢已完全破滅，而且他那名為“安國軍政府”的北方小朝廷也瀕臨絕境。
懸在頭上的“滿蒙懸案”
正當張作霖為前線的潰退焦頭爛額之時，日本方麵開始乘人之危索取侵略權益。說起來，這也是張作霖自己種下的禍根。當初由於郭鬆齡倒戈，張作霖一度瀕臨垮台的邊緣。為了獲得日本的幫助，張作霖曾私下答應日本提出的條件，即承認日本在東三省和內蒙古東部享有商租權等。事後，張作霖雖然親自去旅大，拜訪日本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感謝日本對自己的支持，還派代表拜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表示謝意，但是，由於張作霖在王永江的提醒下，意識到他答應這些條件，等於承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便想反悔。為了推翻已經作出的承諾，張作霖玩了一個花招，他讓王永江暗中指使東三省議會出麵，堅決反對上述條件，他自己則以此為借口，拖延不辦。他對要求兌現承諾的日本人說：“等待風頭過去再說吧。”日本人十分惱怒，認為“張作霖說話不算數”“言而無信”“忘恩負義”。此後，日本把它作為“滿蒙懸案”的內容，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張作霖兌現，搞得他不得安生。
非但如此，張作霖還不顧日本反對，堅持自行籌款，在東北修築中國的自有鐵路。
日本自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南滿鐵路的控製權之後，不斷地擴大對東北鐵路權的侵略，妄圖壟斷東北的鐵路。20年代初，東北的鐵路交通雖然是全國最發達的地區，但除京奉路以外，中國的自營鐵路卻隻有58公裏。為了發展實業，張作霖不顧日本的反對，於1924年成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開始自行籌款，修築中國自營的鐵路。1925年以後，東三省當局先後築成奉天至海龍、吉林至海龍、打虎山至通遼等幾條鐵路，並進一步計劃修築由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璦琿，自京奉路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兩條鐵路幹線。日本方麵蠻橫地認為，這些鐵路的修築違反了雙方所簽條約，侵犯了南滿鐵路的利益，等等。但是，張作霖並沒有理會日本的反對，繼續我行我素。日本方麵則不斷施加更大的壓力，以迫使張作霖回心轉意。
首先出麵的是駐奉天總領事吉田，他與張作霖一見麵就提出了一個所謂解決《滿蒙懸案大綱》的草案，要求張作霖務必盡快簽訂。大綱列舉解決商租權、在東三省增派日本警察等要求。張作霖看後，認為不能接受。於是，吉田便對張作霖威脅說：“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作霖一聽，頓時火了起來，對吉田說：“怎麽樣？你有什麽好辦法，盡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好了。”說罷便站進來送客。
吉田被張作霖頂了回來，很不甘心。當天晚上，吉田派人送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張作霖三天內答複。張作霖氣憤地說：“哼，三天？我半天就答複。”他讓秘書起草了一份通知，要日本方麵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12點鍾以前，把東北的日本僑民全部搬走，聲稱過了12點，東北當局對他們的生命財產便不負保護之責。張作霖這樣做，隻是想回敬一下吉田，而吉田一接到通知反倒慌張起來。他急急忙忙趕到帥府見張作霖，劈頭質問道：“你這是準備開火，請問要打多少年，是不是打十五年？”張作霖回答說：“沒年頭，頭天開仗，第二天把我張作霖打死，我就不管了。”吉田被他那真不真、假不假的話弄得哭笑不得，隻好暫時停止交涉。
事情當然不會這樣輕易了結，隨著形勢的變化，尤其是隨著1927年4月若王貝內閣的倒台和田中內閣的上台，日本政府對待張作霖的態度也日趨強硬。
田中等人一直認為，他的前任，特別是以外交大臣幣原為代表的對華政策過於軟弱，沒有采取果斷措施解決“滿蒙懸案”。因此，上台伊始，田中便決定把對華政策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處理，尤其是要加速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
在敦促田中內閣采取強硬政策的過程中，吉田、森恪、齋藤恒等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田中內閣成立的第二天，一貫主張積極擴張日本在東北侵華權益的吉田，就給外務省亞洲局長木村銳市寫了一封信，為田中內閣出主意。在這封信中，吉田提出四條建議，主要內容為：“1.滿洲和平之維護，凡是能夠布置我軍的地方，不論是否在鐵路附屬地以內或以外，切望交由我軍負責。2.南方軍隊或蘇聯利用經濟界的困難和奉票暴跌而煽動起來的罷工，切望我國當局嚴加鎮壓。3.切望憑借帝國的實力來經營滿洲，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放棄細瑣計謀。我們不應該依賴張作霖或楊宇霆或王永江把事情搞成。4.我們經營滿洲最重要的兩點，是東三省的鐵路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這個地區，我們應當施行兩個方案：一是擬定一個實用的計劃作為貨幣體製；二是斟酌出一個體製，以便能夠把東三省、日本、俄國和中國的鐵路聯成一線。”非常明顯。上述建議的實質，是日本企圖直接接管東北，將東北變成名副其實的日本殖民地，改變以往利用張作霖等人、羞羞答答地擴大侵略權益的辦法。當時擔任田中內閣外務省政務次官的森恪，和擔任關東軍參謀長的齋藤恒，也持同樣的看法。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和“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包圍、襲擊蘇聯駐華大使館，逮捕包括著名共產黨人李大釗在內的幾十名所謂“赤化”分子，不久，李大釗等一批革命誌士被殺害。這一踐踏國際公法和外交慣例的做法，得到列強各國的默許和支持。蘇聯政府事後立即見召北京政府駐蘇代表鄭廷禧，向中國提出嚴重抗議。當時，鄭廷禧不知詳情，無言以對，搪塞說：“中國政府決不會幹這樣的事，想必是土匪所為。”不料，此話傳到張作霖的耳朵裏，他氣得暴跳如雷，大罵外交人員混蛋。張作霖出身土匪，最忌“土匪”二字，盡管他的所做所為，與“土匪”行為並無二致。
不到一星期，蔣介石也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方麵宣布與蘇俄決裂，另一方麵大肆屠殺共產黨人。
然而，奇怪的是，張作霖與蔣介石雖在“反赤”的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南北妥協”最終卻並沒有實現。因為無論是張作霖，還是蔣介石，都想大權獨攬，迫對方臣服。彼此在“反赤”問題上的默契，卻不能化解他們之間在爭奪權力方麵的尖銳矛盾。蔣介石宣布的南北和談的條件是：張作霖下野、安國軍改組、奉係宣布信守三民主義和懸掛國民黨黨旗。張作霖的條件是：“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等等。雙方差距太大。
這樣，戰場上分個高低已在所難免。蔣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後不久，1927年5月，即調兵遣將，向蘇北、皖北的張宗昌所部直魯軍及孫傳芳殘部發起進攻，開始進行所謂的“第二次北伐”。張宗昌、孫傳芳抵擋不住蔣軍的攻勢，節節敗退，一直退到隴海線以北山東境內。5月底，蔣軍先後占領了蚌埠、徐州。
與此同時，武漢政府所屬的唐生智、張發奎部，也在馮玉祥國民軍的配合下開始“第二次北伐”，進攻河南的張學良所部奉軍，並於5月下旬先後占領開封、鄭州，奉軍被迫退至河北境內。
軍事形勢急劇逆轉，一貫見風使舵的山西軍閥閻錫山，決定倒向蔣介石和馮玉祥一邊，宣布服從三民主義，將所部改換稱國民革命軍，出兵娘子關，威脅京漢鐵路奉軍側背。
顯然，在1927年的5、6月間，形勢變得對奉係十分不利。在此情況下，究竟應取何種對策，奉係內部再度出現分歧。主和派主張與南京蔣介石集團談判，主戰派則表示反對談和。閻錫山歸順南京政府之初，曾受蔣介石之托，派南桂馨到北京，傳達南京的和平條件，勸告奉係與南京合作。為此，奉係也曾於6月9日在京召開幹部會議，商討對策。會上，主和派的意見一度占上風，包括張作相、吳俊升在內，多數人都讚成可在三民主義的範圍內更換名號，與南京合作。但張作霖未作定論，表示要待張宗昌、孫傳芳回京後再議。6月11日，張宗昌、孫傳芳抵京。據說，孫傳芳堅決反對議和，並遊說奉係各將領。因受孫傳芳影響，許多原來拿不定主意的將領，也開始傾向主戰。張作霖也認為南京的條件太苛刻，不能接受。6月16日，奉係將領偕張宗昌、孫傳芳再次在順承王府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這次會議與9日會議的氣氛完全不同，多數人反對屈從南方，認為不能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與南京和談，故會議決定，繼續加強戰備，並立即組織“安國軍政府”，統一北方的政治、軍事，與南京、武漢對抗到底，完成“反赤”大業。會上，孫傳芳首先提議，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政府”的國家元首，至於名稱，可稱大元帥，也可稱臨時大總統，或臨時執政。他的意見得到張宗昌和其他奉係將領的一致讚同。張作霖早就想過一過“元首”癮，高興地對大家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麽辦，我都依你們就是。”會議最後還決定，仿照孫中山的先例，“元首”暫稱“陸海軍大元帥”，不用臨時總統一類的名義。
會議結束的當天，即由孫傳芳等8位將領聯名發表所謂擁戴電。張作霖則通電表示欣然接受擁戴。就這樣，一唱一和，張作霖算是完成了充當北洋政府國家“元首”的“法律手續”。
接著，6月18日，張作霖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陸海軍大元帥”的就職儀式。表麵上，儀式十分隆重，還放了一百零八響禮炮，但實際上參加儀式的僅孫傳芳、張宗昌和少數奉係將領而已，故顯得特別冷清。至於北京市民，態度更是冷漠。舉行儀式的前一天，京師警察廳曾命令各商家懸旗誌慶，各中文報紙一律出紅色報三日。但各報卻推說買不到紅色油墨，隻出了一天。京城百姓對軍閥政府的更迭早就感到厭煩，對“安國軍政府”和張作霖這位“大元帥”也無好感。
就職後，張作霖以“元首”身份發布了軍政府組織令，其中規定“大元帥”亦即國家“元首”，不但權力大大超過“內閣製”或“總統製”的“總統”權力，而且不受任何製約，完全是一個“獨裁者”。
張作霖任命潘複為國務總理，王蔭泰為外交總長，何豐林為軍事總長，沈瑞麟為內務總長，閻澤溥為財政總長，姚震為司法總長，張景惠為實業總長，劉尚清為農工總長，劉哲為教育總長，潘複兼交通總長。
張作霖當“元首”後從事的第一個外交活動，是舉行一個大元帥就職茶話會，邀請各國公使及武官參加。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各國外交人員雖應邀前來，卻都穿著常服，且毫無祝賀之語，表明各國對軍政府的成立和張作霖就任國家“元首”並不重視。盡管張作霖在致詞時一再表示，他將“尊重國際信義”，“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也有能力這樣做，但各國使節對張作霖政府的施政能力根本不相信。
在軍事上，張作霖將北方的所有軍隊一律改稱為“安國軍”，並統編為七個軍團，任命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升、褚玉璞分別為第一至第七軍團軍團長。
軍政府從組成之日起就顯得底氣不足。5、6月間，在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各路大軍的攻擊下，奉、魯軍被迫節節後退。張作霖頗感形勢嚴重，一方麵收縮陣地，整頓內部，另一方麵則不斷地放出試探氣球，大造“南北妥協”的輿論。在就任“大元帥”之後，張作霖還發布了一個所謂的“息爭令”。在專為貫徹這個“息爭令”而發的通電中，他竟以“中山老友”的身份，大談實現所謂的“中山之誌”和“中山主義”，並一再表白自己曾資助過孫中山，來同南方各派套近乎。電文稱：
共和肇造，治權在民。回思締造之艱，實維孫前大總統首創革命，百折不回，始克肅清帝製，還我民族自由。作霖與中山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兩年之役，均經約定會師武漢。信使往還，物質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終如一。當時在事同誌，類皆奔走後先。嗣以北方底定，中山以粵中內部變化，時以不克會師為憾。北京會晤，歡洽平生，後以邦家多難，中山齎誌以終，一切建設大端，皆屬後來之責。是作霖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分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以指數。豈惟人類害群之賊，實背中山在天之靈；豈惟我國民族之羞，實為世界和平之敵。用是簡率師徒，施行討伐，實以繼中山之誌，並非有政見之殊。茲以中央負責無人，忝膺艱巨，緬懷先烈，時切兢兢，特再鄭重聲明：凡屬中山同誌與其真正三民主義不相違背，平時為共產黨徒脅迫無可起訴者，仍當本中山合作初衷，一律友視；其有引狼自衛，賣國禍民、怙惡不悛、甘心赤化者，作霖為老友爭榮譽，為國民爭人格，為世界爭和平，仍當貫徹初衷，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凡我同誌及全國父老兄弟幸垂察焉。
這封通電中，張作霖希冀在反共旗號下找到與蔣介石等人的共同點，給自己覓到喘息之機。可惜的是，蔣介石並不希罕這個反共夥伴，根本不允許他以平等地位“談和”。因此，張作霖的一廂情願到頭來隻能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然而，就在張作霖向蔣介石等人“求愛”未果之後不久，形勢又發生了變化。一是馮玉祥和武漢政府的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也公開背叛革命加入了反共行列。二是國民黨內部爭鬥加劇，在武漢的汪、唐和南京方麵的桂係逼迫下，蔣介石被迫下野。三是由於南方各派係之間矛盾激化，一時無暇顧及張作霖，不得不在軍事上對北方奉係集團暫取守勢。張作霖頓時又神氣起來，認為這是奉係重整旗鼓、恢複已失地盤的天賜良機。於是，他將“和談”的念頭丟到一邊，決定乘此機會發動攻勢。
7月下旬，張作霖首先讓張宗昌、孫傳芳率部，從山東向南進攻。由於南京政府內訌，所部軍隊沒有鬥誌，故孫傳芳部進展順利，於8月8日重新占領徐州。8月17日，孫軍又乘勝打到長江北岸，占領了浦口。
張宗昌、孫傳芳部獲勝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張作霖大受鼓舞，再次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計劃。與會者也都認為，整個形勢的發展對北方十分有利，故一致讚同張作霖繼續實行“反攻”計劃。會議還決定，津浦路南端的軍事行動由孫傳芳負責主持，張宗昌則組織所部魯軍“反攻”河南。此外，由張學良率部在京漢線北段對付山西閻錫山所部晉軍，得手後再南下河南，與張宗昌部合擊馮玉祥部國民軍。
這個“反攻”計劃，看上去雄心勃勃。但是，張作霖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結果再次嚴重受挫。
從8月下旬起，集結於長江北岸的孫傳芳部，開始發動新一輪反攻。他的計劃是從浦口、揚州、江陰三處同時渡江，然後分路進攻南京和截斷滬寧鐵路，得手後再攻上海，以收複他的江浙失地。8月25日和26日，孫軍先後占領滬寧路上的烏龍山、棲霞、龍潭、鎮江，並企圖圍攻南京。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南京方麵派何應欽的第一軍和桂係李宗仁的第七軍迎戰孫軍。雙方在龍潭附近展開激戰。孫軍因背江而戰，傷亡慘重。8月29日，白崇禧帶援軍從上海趕到，孫軍三麵受敵，再也支持不住，不得不向江北撤退。但實際上，隻有一小部分人渡江回到北岸，大部分被包圍殲滅。孫軍此次反攻，終以慘敗告終，並從此一蹶不振。
張宗昌對河南的進攻，是從10月間開始的。魯軍與馮玉祥的軍隊先在徐州以西的東隴海線上激戰，並一度擊敗馮軍，於10月下旬先後占領歸德、民權、蘭封、考城等城，威脅河南省省會開封。但馮軍並未因此而垮掉。12月間，馮軍重整旗鼓，進行反攻。由於孫傳芳在津浦路失敗，張宗昌部兩麵受敵，被迫放棄10月間占領的所有城市，退回山東境內。12月16日，馮軍占領徐州，與沿津浦線北上追擊孫傳芳部的國民黨軍會合。
孫傳芳、張宗昌的相繼失敗，使奉係集團的士氣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不論是張作霖，還是孫傳芳、張宗昌，都隻好專力防守，不敢侈談反攻了。
在京漢線北段作戰的張學良部情況稍好。8、9月間，閻錫山為配合南京和馮玉祥方麵作戰，曾命令晉軍乘奉軍不備發動進攻，一度占領京綏、京漢鐵路線上的部分重鎮，對奉軍造成很大的威脅。10月2日，張作霖發表討閻通電，宣布發動討閻戰爭。10月7日，張學良部即從保定等地出發，向晉軍反攻。由於實力懸殊，晉軍大部很快被擊退，張學良率奉軍奪回了宣化、張家口、定州、正定、石家莊等地。然而，占據涿州的晉軍傅作義所部第四師，雖已陷入奉軍四麵包圍，成了孤軍，卻在繼續頑抗，拒不投降。為了拔掉涿州這顆釘子，張學良將指揮部移駐高碑店，從10月15日開始，就近指揮奉軍向涿州發起總攻擊。不料，此次涿州之戰卻極不順利。到12月中旬為止，奉軍先後發動了九次總攻擊，動用了飛機、大炮、坦克等大批重武器，甚至還用了毒氣瓦斯，卻始終攻不下孤城涿州，最後不得不與傅作義部談判。12月30日，雙方談判達成停戰協議。次年1月6日，傅作義部出城受編，奉軍則在城門外“擺隊歡迎”，涿州之戰遂告結束。
奉軍雖經苦戰，完全控製了京漢路北段和京綏路東段，卻已無力南進。況且，此後不久，南方各派又重新聯合起來，再度北伐，奉軍更是隻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
當新的一年，即1928年來臨時，張作霖絕望地發現，不但他反攻美夢已完全破滅，而且他那名為“安國軍政府”的北方小朝廷也瀕臨絕境。
懸在頭上的“滿蒙懸案”
正當張作霖為前線的潰退焦頭爛額之時，日本方麵開始乘人之危索取侵略權益。說起來，這也是張作霖自己種下的禍根。當初由於郭鬆齡倒戈，張作霖一度瀕臨垮台的邊緣。為了獲得日本的幫助，張作霖曾私下答應日本提出的條件，即承認日本在東三省和內蒙古東部享有商租權等。事後，張作霖雖然親自去旅大，拜訪日本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感謝日本對自己的支持，還派代表拜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表示謝意，但是，由於張作霖在王永江的提醒下，意識到他答應這些條件，等於承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便想反悔。為了推翻已經作出的承諾，張作霖玩了一個花招，他讓王永江暗中指使東三省議會出麵，堅決反對上述條件，他自己則以此為借口，拖延不辦。他對要求兌現承諾的日本人說：“等待風頭過去再說吧。”日本人十分惱怒，認為“張作霖說話不算數”“言而無信”“忘恩負義”。此後，日本把它作為“滿蒙懸案”的內容，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張作霖兌現，搞得他不得安生。
非但如此，張作霖還不顧日本反對，堅持自行籌款，在東北修築中國的自有鐵路。
日本自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南滿鐵路的控製權之後，不斷地擴大對東北鐵路權的侵略，妄圖壟斷東北的鐵路。20年代初，東北的鐵路交通雖然是全國最發達的地區，但除京奉路以外，中國的自營鐵路卻隻有58公裏。為了發展實業，張作霖不顧日本的反對，於1924年成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開始自行籌款，修築中國自營的鐵路。1925年以後，東三省當局先後築成奉天至海龍、吉林至海龍、打虎山至通遼等幾條鐵路，並進一步計劃修築由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璦琿，自京奉路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兩條鐵路幹線。日本方麵蠻橫地認為，這些鐵路的修築違反了雙方所簽條約，侵犯了南滿鐵路的利益，等等。但是，張作霖並沒有理會日本的反對，繼續我行我素。日本方麵則不斷施加更大的壓力，以迫使張作霖回心轉意。
首先出麵的是駐奉天總領事吉田，他與張作霖一見麵就提出了一個所謂解決《滿蒙懸案大綱》的草案，要求張作霖務必盡快簽訂。大綱列舉解決商租權、在東三省增派日本警察等要求。張作霖看後，認為不能接受。於是，吉田便對張作霖威脅說：“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作霖一聽，頓時火了起來，對吉田說：“怎麽樣？你有什麽好辦法，盡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好了。”說罷便站進來送客。
吉田被張作霖頂了回來，很不甘心。當天晚上，吉田派人送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張作霖三天內答複。張作霖氣憤地說：“哼，三天？我半天就答複。”他讓秘書起草了一份通知，要日本方麵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12點鍾以前，把東北的日本僑民全部搬走，聲稱過了12點，東北當局對他們的生命財產便不負保護之責。張作霖這樣做，隻是想回敬一下吉田，而吉田一接到通知反倒慌張起來。他急急忙忙趕到帥府見張作霖，劈頭質問道：“你這是準備開火，請問要打多少年，是不是打十五年？”張作霖回答說：“沒年頭，頭天開仗，第二天把我張作霖打死，我就不管了。”吉田被他那真不真、假不假的話弄得哭笑不得，隻好暫時停止交涉。
事情當然不會這樣輕易了結，隨著形勢的變化，尤其是隨著1927年4月若王貝內閣的倒台和田中內閣的上台，日本政府對待張作霖的態度也日趨強硬。
田中等人一直認為，他的前任，特別是以外交大臣幣原為代表的對華政策過於軟弱，沒有采取果斷措施解決“滿蒙懸案”。因此，上台伊始，田中便決定把對華政策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處理，尤其是要加速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
在敦促田中內閣采取強硬政策的過程中，吉田、森恪、齋藤恒等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田中內閣成立的第二天，一貫主張積極擴張日本在東北侵華權益的吉田，就給外務省亞洲局長木村銳市寫了一封信，為田中內閣出主意。在這封信中，吉田提出四條建議，主要內容為：“1.滿洲和平之維護，凡是能夠布置我軍的地方，不論是否在鐵路附屬地以內或以外，切望交由我軍負責。2.南方軍隊或蘇聯利用經濟界的困難和奉票暴跌而煽動起來的罷工，切望我國當局嚴加鎮壓。3.切望憑借帝國的實力來經營滿洲，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放棄細瑣計謀。我們不應該依賴張作霖或楊宇霆或王永江把事情搞成。4.我們經營滿洲最重要的兩點，是東三省的鐵路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這個地區，我們應當施行兩個方案：一是擬定一個實用的計劃作為貨幣體製；二是斟酌出一個體製，以便能夠把東三省、日本、俄國和中國的鐵路聯成一線。”非常明顯。上述建議的實質，是日本企圖直接接管東北，將東北變成名副其實的日本殖民地，改變以往利用張作霖等人、羞羞答答地擴大侵略權益的辦法。當時擔任田中內閣外務省政務次官的森恪，和擔任關東軍參謀長的齋藤恒，也持同樣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