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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8)
在處理對日關係上，郭鬆齡也顯得失策。開始，郭鬆齡對日本要人的談話產生誤解，以為日本政府會支持自己的行動，故對日本抱有幻想。後來，日本政府采取援張反郭的政策，郭鬆齡的幻想破滅，卻又找不到應對之策，隻能聽之任之，十分被動。當關東軍司令官白川派浦澄江向郭軍發出警告時，郭鬆齡未能站在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外國幹涉的高度上予以反駁，隻是在如何解釋不平等條約，如何理解滿鐵附屬地的確切界限上，與日方討價還價。郭軍進軍營口為日軍所阻，郭鬆齡也未采取積極措施，實際上予以默認。態度如此軟弱，更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
郭鬆齡自身存在著許多致命的弱點。郭鬆齡雖然能打硬仗，但當軍事發展到政治、外交和軍事相互交錯的時候，他就不能正確地處理，反映出他缺乏運籌帷幄和利用敵方內部矛盾的機謀。在個人氣質上，他的個性太強，遇事容易衝動，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他的陸軍大學同學徐永昌，甚至說他的“腦筋根本有問題”。
正因為存在客觀和主觀兩方麵的因素，郭鬆齡倒戈的失敗，就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經過這次內部動亂，奉係集團元氣大傷。此後，奉係集團雖然卷土重來，並再次控製了北京政權，但實際上已十分虛弱。
在平定這次內亂之後，張作霖采取了不少別出心裁的“善後”措施，從而使奉係集團暫時躲過了立即垮台的命運。
巨流河決戰之後，郭軍大批官兵或投降或被俘。這些官兵原來都是張氏父子的部下，後來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畢竟都是跟著郭鬆齡背叛了張氏父子和奉係集團。郭鬆齡失敗之後，如何處置這批官兵，事關奉係集團的穩定。當時，在奉係高層人士中，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吳俊升為代表的一派意見，主張對他們嚴懲，至少要殺掉幾個。而以張作相、張學良為代表的一派，則要求寬容他們，不予追究。張學良是這些反叛官兵的頂頭上司，他連郭鬆齡都不主張殺，對其他人自然更要保護了。但他因郭鬆齡事件深受牽連，受到父親的嚴厲斥責，處境比較困難，發言分量大大減輕。張作相則不同，他是張作霖的老夥伴，說話頗有分量。
郭鬆齡未被打敗之前，吳俊升等人就要求張作霖嚴懲參與“叛亂”者，甚至提出，對那些仍住在奉天的“叛亂”官兵家屬，也要嚴厲處置。張作相堅決反對，他對張作霖說：“郭鬆齡反奉，利用的都是漢卿的軍隊，也是你老的軍隊，都是家鄉子弟，不能處理一大片，結下子孫仇。”張作霖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也表示同意，並立即派人分頭給郭軍官兵的家屬送米、送麵，進行撫慰。這對瓦解郭軍士氣起了不小的作用。
郭軍徹底失敗後，許多被俘官兵開始人心惶惶，擔心會受到嚴懲。直到張作相親自接見他們，對他們進行一番安慰之後，大家才安下心來。張作相對他們說：“我們都是多年袍澤、鄉親，在這次戰亂中，兵戎相見，這是東北的不幸，也是每個人所痛心的。如今郭鬆齡已逃走，一切過錯都應由他負責。他臨行時，既然囑咐大家聽張軍團長命令，這就是願意我們再行團結。因此人人應本著這個意見，釋去嫌疑。在戰鬥中，死去的袍澤已無法挽救，活著的官兵由我負責，保護大家安全。明天張軍團長即可到來，你們要聽他的話。我去奉天向老將請求寬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致再有什麽不幸的事發生。我自問同大家是有好感情的，請大家信賴我，聽我的好音。”
張作相說話算數，回到奉天以後，他果然向張作霖提出，郭鬆齡既死，其他人員一律免究。他說：“這是奉軍內部自家的事，就當作一次演習吧！郭鬆齡已死了，別追究了，保留元氣吧。”但是，吳俊升等人仍不讚成張作相的意見，強烈要求張作霖懲辦參與反叛的主要軍官，他們一再說：“總得殺幾個，太寬容了不行。”張作相與之辯論，仍不能說服他們。最後，他竟聲淚俱下地說：“那就先殺了我，免得再發生慘劇。”吳俊升等人頓時語塞，氣氛也漸趨緩和。張作霖終於明確表態，說：“那就讓小六子看著辦吧！”張作相聽了，還不放心。他怕張作霖再變卦，便要求張作霖當場給張學良掛電話，親口告之對郭部官兵一律免於追究的決定。張作霖打完電話，張作相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此後，郭軍的被俘軍官不但全被赦免，許多人仍繼續受到重用。這對鞏固奉軍內部團結起了很大作用。
接著，張作霖在奉天舉行盛宴，慶祝勝利。宴會進行中，幾個參謀人員突然抬來一隻箱子。參謀當眾向張作霖報告說：這是從郭鬼子的司令部裏繳獲的。裏麵裝有許多密信，都是奉天城裏的人寫給郭鬼子的。在場的許多官紳一聽這話，都驚呆了。因為郭鬆齡舉事之後，奉天城裏不少官員為保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暗中都給郭鬆齡寫過信。如今，這些信落到張作霖手中，若被扣上“私通叛賊”的罪名，他們的腦袋也就難保了，一個個嚇得半死。不料，張作霖聽完報告後，卻非常豁然地說：“隻是郭鬼子這一個壞蛋造反，與別人何幹？他既死，事已了，其餘一概不究。今天是慶賀宴會，我要和大家一起共慶，快把這些信都拿出去燒了。大家盡管多吃多喝，以後再也不要議論這些敗興事了。”此話一出，那些心中有愧的人才定下心來，內心裏暗暗感激張作霖的寬宏。張作霖這一套，顯然是照搬了《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做法。除郭鬆齡夫婦外，奉係“未戮一人”，不搞株連，保持了奉係集團的穩定。張作霖深知，此次內亂已使他在東北的統治地位受到動搖，如不采取措施，收買人心，後果不堪設想。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除了不搞株連外，張作霖還演了一場“斬子讓賢”的戲。
1925年12月29日，即擊敗了郭鬆齡5天之後，張作霖在大帥府召開東三省善後會議。會議一開始，張作霖就說：“今天這個會雖然還是由我主持，但我是來向大家作交代的。”說完，他把一份電報稿交給袁金鎧，又說：“四哥，你先把通電念一下，這通電明天就發表。”與會者皆不知通電內容，便豎起耳朵。袁金鎧朗聲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當引咎辭職，還政於民。今後，將東北行政交王公岷源（王永江的字），軍事交吳公興權（吳俊升的字），請中央另派賢能來主持東北大局……”
原來，在郭鬆齡倒戈占領錦州之後，張作霖曾“下詔罪己”，並說過戰爭結束後，自己將引咎告退，還政於民。現在，戰爭真的結束了，盡管他根本不打算下台，卻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擬了這份電報稿，以示自己準備兌現諾言的誠意。
袁金鎧還未將電稿念完，吳俊升就跳起來打斷袁的話，衝著張作霖說：“唔，唔，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咱們就一塊撂挑子吧！”接著，王永江也站起來說：“永江代理一省政務，尚不稱職，何況三省。惟有大帥在，我方能隨時請示，才不致誤國。現在，吳督軍不肯負責軍務，我又不能勝任政務，東北大局就不堪設想，倘有不測，招致內憂外患，大帥將有負於國家、人民倚托之重。”第三個站起來發言的則是楊宇霆，他說：“蘇、皖挫敗，牽動全局，終於招致叛亂，宇霆實為罪魁禍首，理應明正軍法，但蒙大帥寬容，許我戴罪立功。現在，李景林已退出天津，馮玉祥正揮師東下，形勢岌岌可危。為此，隻有盡速收編郭軍殘部，扼守遼西要塞，然後再派勁旅入關，策應齊魯聯軍，占領京津，以安北方大局，方為上策。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決不是大帥頤養天年之時。”
吳俊升、王永江、楊宇霆一開了頭，其他人也都紛紛表態。這個說，“大帥不能引退”；那個說，“平定叛亂，全托大帥洪福”，等等。總之，與會者沒有一個人讚成張作霖引退。
張作霖要的就是這種氣氛，見火候已到，便順勢下台階。他站起身來，用手往下一壓，讓會場靜下來後，說道：“照大家的意思，我還得幹下去？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幹一把。將來如有能人出來主持大局，我一定讓賢！”他的話音尚未落地，會場上立即響起了掌聲。
待大家鼓過掌，他又說道：“不過，既然讓我繼續幹，大家得聽我的。”“我們都聽大帥的！”與會者齊聲答道。“那好。”說到這，張作霖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喊道：“執法處長常蔭槐來沒來？”常蔭槐一聽張作霖叫他，趕快站起身來回答：“到！”張作霖接著又大聲喊道：“常處長，我命令你坐專車把張學良給我抓回來，我要自己槍斃他。你要是讓他跑了，哼，哼，那就提腦袋來見！”
“是！”常蔭槐答應了一聲，轉身剛要走，就被吳俊升攔住了，並說道：“唔，常處長，你慢走，我有話說。”他的話還未說完，張作霖便怒氣衝衝地對他喝道：“你還有什麽說的？”吳俊升並不睬他：“唔，要說過去沒有漢卿還將就，現在要是沒有他，我看一天也不行。”“胡說！”張作霖一邊說，還一邊跺腳。可吳俊升知道，張作霖此時的發火生氣，都是硬裝出來的，所以根本不怕。他不但繼續說下去，而且用的是“質問”的口氣：“唔，你先別橫，聽我說完了，你再橫也不晚。我問你：郭鬼子那些散兵，誰敢去招撫？我是不敢，你大帥也不行，非得張軍長去才行。他往那兒一站一擺手，散兵就都回來了。再說，魏益三那小子還帶著2萬兵，霸著山海關呢。他要是和馮玉祥合兵一處，不比郭鬼子力量還大幾倍？要是打過來，奉天能頂住嗎？還不得張軍長去頂，他胸脯一挺，天津、北京才又是咱們的。到那時，我才敢保你坐北京。”
張作霖覺得戲還沒到收場的時候，故又吼道：“你住口！我姓張的用人，向來一秉大公，賞罰分明，並不是我養出來的都是好的。小六子這個損種就上了郭鬼子的賊船嘛。什麽講武堂、教導隊，花了幾百萬塊現大洋，這幫雜種算狗屁！‘天下好’王永清帶一個騎兵團就把這幫兔崽子打得懵頭轉向了。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兩省的軍隊，瞧不起於蘭波。我的天下就是這些人打的。我姓張的用人向來一秉大公，李景林、張啟坤、許蘭洲這些人都是外來的，和我素無瓜葛；還有於孝侯，是吳子玉的外甥，誰不知道我和曹、吳對頭多年，可是我對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這個鱉羔子，到奉天來，扛個行李卷，有兩個茶碗還有一個沒把的。小六子說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勞，我一次就給了他2000塊大洋，給他安家。那時候，他感激得要命。後來，他自以為有功，在座的誰不比他資格老。湯二哥與我穿一條褲子，出生入死，現在和郭鬼子拉平輩。小六子上了賊船，郭鬼子叫他學李世民，清君側。要沒有小六子，郭鬼子能興起風，作起浪嗎？今天我若不親自斃了小六子，對不起在座諸位。常蔭槐！你不執行我的命令，我先槍斃你！”
楊宇霆十分機靈，見張作霖已說的差不多了，便站起來勸道：“請大帥息怒，請大帥息怒！還是吳督軍說得對，為大局計，張軍長不但不能法辦，還得授他統帥全軍的大權；扭轉大局，非張軍長不可。至於郭鬼子叛變，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不能怪罪張軍長一個人。”接著，王永江也站起來說：“近來大帥操勞過度，應該為國家保重身體，我建議馬上休會。”他剛說完，張作相、吳俊升二人就跑了過來，不由分說，一左一右地架著張作霖退席了。張作霖邊走還邊喊：“張學良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
“讓賢斬子”的戲就這樣收場。張作霖不愧是個“好演員”，真可謂演得有聲有色。他的用心也十分清楚，就是要通過這場戲揚老派、抑新派，並表明自己是“一秉大公”的，借以收買人心，鞏固奉係內部團結，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必須承認，張作霖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窮途末路
以筆杆子倒戈
平定了郭鬆齡倒戈之後，張作霖迎來了新的一年-1926年。奉天城的新春喜慶氣氛如往年一樣熱鬧，僥幸躲過一劫的張作霖自以為一生福星高照，總能逢凶化吉，樂嗬嗬地接受眾官紳們的慶賀。他哪裏知道，眼前的一切對他個人而言隻是一種回光返照。
在郭鬆齡舉兵倒戈時，張作霖曾一度悲觀失望，思想上灰得不能再灰了。借助日本人的幫助，擊敗了郭鬆齡之後，張作霖通過一些有效的“善後”措施，保住了在東三省的統治地位，又神氣了起來。郭鬆齡的倒戈，使奉係集團的許多潛在問題暴露無遺。張作霖本應當趁此機會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像他在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承認連年內戰導致了生靈塗炭、勞民傷財，今後當“修明內政，不勤遠略，以期與民休息”，放棄內戰政策。可是，張作霖的軍閥本性依舊，安分不下來，他那難以抑製的政治野心又重新膨脹起來，矛頭直指馮玉祥的國民軍。
對馮玉祥和國民軍，張作霖真可謂恨之入骨。一則，馮玉祥與張作霖最頭痛的“赤俄”拉上了關係，又同南方的“赤黨”眉來眼去，要在中國搞“赤化”；二則，馮玉祥策動和勾結郭鬆齡“造反”，將他這位張大帥搞得好生狼狽；三則，國民軍又乘郭鬆齡倒戈，奉係被攪得天翻地覆之機，奪走了奉係在京、津地區的熱河、直隸等省的地盤。總之，新仇加舊恨，使張作霖必欲除之而後快。國民軍呆在華北一天，張作霖就一天也不能安生。
張作霖使出的仍然是遠交近攻的策略，聯合老對頭吳佩孚，夾攻馮玉祥。想當初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還是因為馮玉祥倒戈，張作霖才將直軍打得大敗，吳佩孚幾乎隻身脫逃。1925年秋，吳佩孚在孫傳芳等人的鼓動下，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他要討的“賊”，起初指的就是張作霖。不過，吳佩孚的名聲雖大，實際上手下的兵將卻不多，因而對張作霖威脅不大。倒是孫傳芳、馮玉祥和郭鬆齡等人把張作霖狠狠地打了一下。
時過境遷，這對曾結下血海深仇的仇敵，卻在1926年初化敵為友，並且互換蘭譜，變成了所謂的“異姓兄弟”。
促使張作霖與吳佩孚捐棄前嫌、重歸於好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崛起，二是南方革命勢力的壯大。
打擊馮玉祥的國民軍，是兩人不約而同的契合點。吳佩孚當然不會忘記，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張作霖打得一敗塗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馮玉祥在戰場“倒戈”，背叛了他。因此，隻要一想到馮玉祥，他就寢食不安。隻是因為他被張作霖打敗之後，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對馮玉祥進行報複。盡管如此，吳佩孚並不死心。隨著形勢的變化，張作霖與吳佩孚的利害衝突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馮玉祥與張作霖、吳佩孚的矛盾卻越來越尖銳，軍閥之間的重新組合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在對待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問題上，張作霖與吳佩孚又有了共同語言。如同1920年，他們聯合對付段祺瑞一樣，現在，張作霖、吳佩孚也都感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對付馮玉祥了。
促使張作霖、吳佩孚重新攜手的另一個因素，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南方革命勢力的迅速壯大。到1925年底、1926年初，以廣東為基地的南方革命軍不但成為一支勁旅，而且很快將進行擬議中的北伐。盤踞兩湖的吳佩孚首當其衝。張作霖雖然暫時還不會直接麵對南方的革命軍，但也感覺到了威脅的存在。因此，共同對付南方革命勢力，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就成了張作霖和吳佩孚重新聯合起來的又一重要基礎，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聯合起來共同“反赤”。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對冤家對頭，一變而成了盟友。
事實上，吳佩孚剛打起“討賊”，亦即“討張”的旗號不久，張、吳之間就開始暗送秋波。在這方麵，張作霖采取了主動。他一邊讓張宗昌在山東放風，大談山東奉係“願意服從玉帥指揮”，向被稱為玉帥的吳佩孚示好，一邊派代表拜訪吳佩孚，對他說，直奉戰爭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隻有直奉聯合起來，才能“天下無敵”；並向吳佩孚提出合作條件，即奉軍出關，釋放曹錕，擁直係元老王士珍為總統，等等。吳佩孚“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爽快地向張作霖的代表表示：“過去的事情，不用談誰是誰非了，今後隻有合作才能救國。”初步溝通以後，張作霖和吳佩孚就開始相互致電問候。當郭鬆齡倒戈，張作霖處境艱難之時，吳佩孚曾在電報中說：“以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鬆齡倒戈，你也是痛心，我願意幫助你。”同病相憐之情，躍然紙上。郭鬆齡倒戈一失敗，吳佩孚亦正式宣布結束“討奉”戰爭。
從1926年初開始，張作霖與吳佩孚的聯合進入了實質性階段。1月間，張作霖派張景惠專程到漢口拜訪吳佩孚，並同吳佩孚的代表張誌潭會談。與此同時，吳佩孚也派吳天民、杜孝穆等人到奉天拜訪張作霖。雙方初步商討了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的計劃。
雙方一邊協商，一邊付諸行動。張作霖首先派兵攻打已改編為國民軍第四軍駐山海關的郭鬆齡殘部。該部在奉係攻擊下，由魏益三率領，從山海關撤退至京津地區。1月19日，奉軍即重新占領山海關和九門口，控製了進關的大門。與此同時，張作霖又命令由李景林、張宗昌所部改稱的直魯聯軍，從山東向直隸的國民軍進攻。就在奉係攻占山海關的同一天，吳佩孚也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直係軍隊分兩路進攻河南的國民軍，其中一路由湖北北上河南，一路與直魯聯軍會合，從山東進軍豫東。至2、3月間，吳佩孚的直軍即先後占領了鄭州、開封，並繼續北上，迫近石家莊。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也突破馬廠國民軍的防線，逼近天津。國民軍節節退卻，逐漸陷入三麵包圍之中。馮玉祥為緩和張作霖、吳佩孚的進攻，通電宣布下野，將所部國民軍改稱西北軍，交張之江指揮，他自己則暫時避往蒙古、蘇聯。
正當張作霖準備揮師入關，大幹一場時，奉係集團內部又起了大波浪。代理奉天省省長職務、被稱為奉係後方大總管的王永江，突然辭職不幹了。如同前一年的郭鬆齡倒戈一樣，此事也給了張作霖一個沉重打擊。難怪張作霖後來抱怨說：“郭鬆齡以槍杆子倒戈，王永江則以筆杆子倒戈。”事情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
王永江撂挑子並不是為了實現個人野心，而是在政見上與張作霖分歧太大。素有“理財能手”之稱的王永江嘔心瀝血整頓奉天財政，仍難以滿足奉係集團日益膨脹的巨大軍費開支。以1925年為例，奉省的財政總收入約為2300萬元，而軍費總開支卻高達5100萬元，僅東三省兵工廠一年的費用，即需2300萬元。為了填補這一空缺，王永江絞盡腦汁，一方麵加征賦稅，一方麵則被迫濫發紙幣――奉票。這又無異於飲鴆止渴，不但造成百業凋敝，而且導致金融紊亂。結果，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東三省的老百姓深受其苦。王永江為巨額赤字急得一度“左目失明”。
郭鬆齡自身存在著許多致命的弱點。郭鬆齡雖然能打硬仗，但當軍事發展到政治、外交和軍事相互交錯的時候，他就不能正確地處理，反映出他缺乏運籌帷幄和利用敵方內部矛盾的機謀。在個人氣質上，他的個性太強，遇事容易衝動，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他的陸軍大學同學徐永昌，甚至說他的“腦筋根本有問題”。
正因為存在客觀和主觀兩方麵的因素，郭鬆齡倒戈的失敗，就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經過這次內部動亂，奉係集團元氣大傷。此後，奉係集團雖然卷土重來，並再次控製了北京政權，但實際上已十分虛弱。
在平定這次內亂之後，張作霖采取了不少別出心裁的“善後”措施，從而使奉係集團暫時躲過了立即垮台的命運。
巨流河決戰之後，郭軍大批官兵或投降或被俘。這些官兵原來都是張氏父子的部下，後來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畢竟都是跟著郭鬆齡背叛了張氏父子和奉係集團。郭鬆齡失敗之後，如何處置這批官兵，事關奉係集團的穩定。當時，在奉係高層人士中，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吳俊升為代表的一派意見，主張對他們嚴懲，至少要殺掉幾個。而以張作相、張學良為代表的一派，則要求寬容他們，不予追究。張學良是這些反叛官兵的頂頭上司，他連郭鬆齡都不主張殺，對其他人自然更要保護了。但他因郭鬆齡事件深受牽連，受到父親的嚴厲斥責，處境比較困難，發言分量大大減輕。張作相則不同，他是張作霖的老夥伴，說話頗有分量。
郭鬆齡未被打敗之前，吳俊升等人就要求張作霖嚴懲參與“叛亂”者，甚至提出，對那些仍住在奉天的“叛亂”官兵家屬，也要嚴厲處置。張作相堅決反對，他對張作霖說：“郭鬆齡反奉，利用的都是漢卿的軍隊，也是你老的軍隊，都是家鄉子弟，不能處理一大片，結下子孫仇。”張作霖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也表示同意，並立即派人分頭給郭軍官兵的家屬送米、送麵，進行撫慰。這對瓦解郭軍士氣起了不小的作用。
郭軍徹底失敗後，許多被俘官兵開始人心惶惶，擔心會受到嚴懲。直到張作相親自接見他們，對他們進行一番安慰之後，大家才安下心來。張作相對他們說：“我們都是多年袍澤、鄉親，在這次戰亂中，兵戎相見，這是東北的不幸，也是每個人所痛心的。如今郭鬆齡已逃走，一切過錯都應由他負責。他臨行時，既然囑咐大家聽張軍團長命令，這就是願意我們再行團結。因此人人應本著這個意見，釋去嫌疑。在戰鬥中，死去的袍澤已無法挽救，活著的官兵由我負責，保護大家安全。明天張軍團長即可到來，你們要聽他的話。我去奉天向老將請求寬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致再有什麽不幸的事發生。我自問同大家是有好感情的，請大家信賴我，聽我的好音。”
張作相說話算數，回到奉天以後，他果然向張作霖提出，郭鬆齡既死，其他人員一律免究。他說：“這是奉軍內部自家的事，就當作一次演習吧！郭鬆齡已死了，別追究了，保留元氣吧。”但是，吳俊升等人仍不讚成張作相的意見，強烈要求張作霖懲辦參與反叛的主要軍官，他們一再說：“總得殺幾個，太寬容了不行。”張作相與之辯論，仍不能說服他們。最後，他竟聲淚俱下地說：“那就先殺了我，免得再發生慘劇。”吳俊升等人頓時語塞，氣氛也漸趨緩和。張作霖終於明確表態，說：“那就讓小六子看著辦吧！”張作相聽了，還不放心。他怕張作霖再變卦，便要求張作霖當場給張學良掛電話，親口告之對郭部官兵一律免於追究的決定。張作霖打完電話，張作相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此後，郭軍的被俘軍官不但全被赦免，許多人仍繼續受到重用。這對鞏固奉軍內部團結起了很大作用。
接著，張作霖在奉天舉行盛宴，慶祝勝利。宴會進行中，幾個參謀人員突然抬來一隻箱子。參謀當眾向張作霖報告說：這是從郭鬼子的司令部裏繳獲的。裏麵裝有許多密信，都是奉天城裏的人寫給郭鬼子的。在場的許多官紳一聽這話，都驚呆了。因為郭鬆齡舉事之後，奉天城裏不少官員為保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暗中都給郭鬆齡寫過信。如今，這些信落到張作霖手中，若被扣上“私通叛賊”的罪名，他們的腦袋也就難保了，一個個嚇得半死。不料，張作霖聽完報告後，卻非常豁然地說：“隻是郭鬼子這一個壞蛋造反，與別人何幹？他既死，事已了，其餘一概不究。今天是慶賀宴會，我要和大家一起共慶，快把這些信都拿出去燒了。大家盡管多吃多喝，以後再也不要議論這些敗興事了。”此話一出，那些心中有愧的人才定下心來，內心裏暗暗感激張作霖的寬宏。張作霖這一套，顯然是照搬了《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做法。除郭鬆齡夫婦外，奉係“未戮一人”，不搞株連，保持了奉係集團的穩定。張作霖深知，此次內亂已使他在東北的統治地位受到動搖，如不采取措施，收買人心，後果不堪設想。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除了不搞株連外，張作霖還演了一場“斬子讓賢”的戲。
1925年12月29日，即擊敗了郭鬆齡5天之後，張作霖在大帥府召開東三省善後會議。會議一開始，張作霖就說：“今天這個會雖然還是由我主持，但我是來向大家作交代的。”說完，他把一份電報稿交給袁金鎧，又說：“四哥，你先把通電念一下，這通電明天就發表。”與會者皆不知通電內容，便豎起耳朵。袁金鎧朗聲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當引咎辭職，還政於民。今後，將東北行政交王公岷源（王永江的字），軍事交吳公興權（吳俊升的字），請中央另派賢能來主持東北大局……”
原來，在郭鬆齡倒戈占領錦州之後，張作霖曾“下詔罪己”，並說過戰爭結束後，自己將引咎告退，還政於民。現在，戰爭真的結束了，盡管他根本不打算下台，卻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擬了這份電報稿，以示自己準備兌現諾言的誠意。
袁金鎧還未將電稿念完，吳俊升就跳起來打斷袁的話，衝著張作霖說：“唔，唔，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咱們就一塊撂挑子吧！”接著，王永江也站起來說：“永江代理一省政務，尚不稱職，何況三省。惟有大帥在，我方能隨時請示，才不致誤國。現在，吳督軍不肯負責軍務，我又不能勝任政務，東北大局就不堪設想，倘有不測，招致內憂外患，大帥將有負於國家、人民倚托之重。”第三個站起來發言的則是楊宇霆，他說：“蘇、皖挫敗，牽動全局，終於招致叛亂，宇霆實為罪魁禍首，理應明正軍法，但蒙大帥寬容，許我戴罪立功。現在，李景林已退出天津，馮玉祥正揮師東下，形勢岌岌可危。為此，隻有盡速收編郭軍殘部，扼守遼西要塞，然後再派勁旅入關，策應齊魯聯軍，占領京津，以安北方大局，方為上策。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決不是大帥頤養天年之時。”
吳俊升、王永江、楊宇霆一開了頭，其他人也都紛紛表態。這個說，“大帥不能引退”；那個說，“平定叛亂，全托大帥洪福”，等等。總之，與會者沒有一個人讚成張作霖引退。
張作霖要的就是這種氣氛，見火候已到，便順勢下台階。他站起身來，用手往下一壓，讓會場靜下來後，說道：“照大家的意思，我還得幹下去？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幹一把。將來如有能人出來主持大局，我一定讓賢！”他的話音尚未落地，會場上立即響起了掌聲。
待大家鼓過掌，他又說道：“不過，既然讓我繼續幹，大家得聽我的。”“我們都聽大帥的！”與會者齊聲答道。“那好。”說到這，張作霖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喊道：“執法處長常蔭槐來沒來？”常蔭槐一聽張作霖叫他，趕快站起身來回答：“到！”張作霖接著又大聲喊道：“常處長，我命令你坐專車把張學良給我抓回來，我要自己槍斃他。你要是讓他跑了，哼，哼，那就提腦袋來見！”
“是！”常蔭槐答應了一聲，轉身剛要走，就被吳俊升攔住了，並說道：“唔，常處長，你慢走，我有話說。”他的話還未說完，張作霖便怒氣衝衝地對他喝道：“你還有什麽說的？”吳俊升並不睬他：“唔，要說過去沒有漢卿還將就，現在要是沒有他，我看一天也不行。”“胡說！”張作霖一邊說，還一邊跺腳。可吳俊升知道，張作霖此時的發火生氣，都是硬裝出來的，所以根本不怕。他不但繼續說下去，而且用的是“質問”的口氣：“唔，你先別橫，聽我說完了，你再橫也不晚。我問你：郭鬼子那些散兵，誰敢去招撫？我是不敢，你大帥也不行，非得張軍長去才行。他往那兒一站一擺手，散兵就都回來了。再說，魏益三那小子還帶著2萬兵，霸著山海關呢。他要是和馮玉祥合兵一處，不比郭鬼子力量還大幾倍？要是打過來，奉天能頂住嗎？還不得張軍長去頂，他胸脯一挺，天津、北京才又是咱們的。到那時，我才敢保你坐北京。”
張作霖覺得戲還沒到收場的時候，故又吼道：“你住口！我姓張的用人，向來一秉大公，賞罰分明，並不是我養出來的都是好的。小六子這個損種就上了郭鬼子的賊船嘛。什麽講武堂、教導隊，花了幾百萬塊現大洋，這幫雜種算狗屁！‘天下好’王永清帶一個騎兵團就把這幫兔崽子打得懵頭轉向了。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兩省的軍隊，瞧不起於蘭波。我的天下就是這些人打的。我姓張的用人向來一秉大公，李景林、張啟坤、許蘭洲這些人都是外來的，和我素無瓜葛；還有於孝侯，是吳子玉的外甥，誰不知道我和曹、吳對頭多年，可是我對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這個鱉羔子，到奉天來，扛個行李卷，有兩個茶碗還有一個沒把的。小六子說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勞，我一次就給了他2000塊大洋，給他安家。那時候，他感激得要命。後來，他自以為有功，在座的誰不比他資格老。湯二哥與我穿一條褲子，出生入死，現在和郭鬼子拉平輩。小六子上了賊船，郭鬼子叫他學李世民，清君側。要沒有小六子，郭鬼子能興起風，作起浪嗎？今天我若不親自斃了小六子，對不起在座諸位。常蔭槐！你不執行我的命令，我先槍斃你！”
楊宇霆十分機靈，見張作霖已說的差不多了，便站起來勸道：“請大帥息怒，請大帥息怒！還是吳督軍說得對，為大局計，張軍長不但不能法辦，還得授他統帥全軍的大權；扭轉大局，非張軍長不可。至於郭鬼子叛變，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不能怪罪張軍長一個人。”接著，王永江也站起來說：“近來大帥操勞過度，應該為國家保重身體，我建議馬上休會。”他剛說完，張作相、吳俊升二人就跑了過來，不由分說，一左一右地架著張作霖退席了。張作霖邊走還邊喊：“張學良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
“讓賢斬子”的戲就這樣收場。張作霖不愧是個“好演員”，真可謂演得有聲有色。他的用心也十分清楚，就是要通過這場戲揚老派、抑新派，並表明自己是“一秉大公”的，借以收買人心，鞏固奉係內部團結，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必須承認，張作霖基本上達到了目的。
窮途末路
以筆杆子倒戈
平定了郭鬆齡倒戈之後，張作霖迎來了新的一年-1926年。奉天城的新春喜慶氣氛如往年一樣熱鬧，僥幸躲過一劫的張作霖自以為一生福星高照，總能逢凶化吉，樂嗬嗬地接受眾官紳們的慶賀。他哪裏知道，眼前的一切對他個人而言隻是一種回光返照。
在郭鬆齡舉兵倒戈時，張作霖曾一度悲觀失望，思想上灰得不能再灰了。借助日本人的幫助，擊敗了郭鬆齡之後，張作霖通過一些有效的“善後”措施，保住了在東三省的統治地位，又神氣了起來。郭鬆齡的倒戈，使奉係集團的許多潛在問題暴露無遺。張作霖本應當趁此機會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像他在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承認連年內戰導致了生靈塗炭、勞民傷財，今後當“修明內政，不勤遠略，以期與民休息”，放棄內戰政策。可是，張作霖的軍閥本性依舊，安分不下來，他那難以抑製的政治野心又重新膨脹起來，矛頭直指馮玉祥的國民軍。
對馮玉祥和國民軍，張作霖真可謂恨之入骨。一則，馮玉祥與張作霖最頭痛的“赤俄”拉上了關係，又同南方的“赤黨”眉來眼去，要在中國搞“赤化”；二則，馮玉祥策動和勾結郭鬆齡“造反”，將他這位張大帥搞得好生狼狽；三則，國民軍又乘郭鬆齡倒戈，奉係被攪得天翻地覆之機，奪走了奉係在京、津地區的熱河、直隸等省的地盤。總之，新仇加舊恨，使張作霖必欲除之而後快。國民軍呆在華北一天，張作霖就一天也不能安生。
張作霖使出的仍然是遠交近攻的策略，聯合老對頭吳佩孚，夾攻馮玉祥。想當初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還是因為馮玉祥倒戈，張作霖才將直軍打得大敗，吳佩孚幾乎隻身脫逃。1925年秋，吳佩孚在孫傳芳等人的鼓動下，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他要討的“賊”，起初指的就是張作霖。不過，吳佩孚的名聲雖大，實際上手下的兵將卻不多，因而對張作霖威脅不大。倒是孫傳芳、馮玉祥和郭鬆齡等人把張作霖狠狠地打了一下。
時過境遷，這對曾結下血海深仇的仇敵，卻在1926年初化敵為友，並且互換蘭譜，變成了所謂的“異姓兄弟”。
促使張作霖與吳佩孚捐棄前嫌、重歸於好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崛起，二是南方革命勢力的壯大。
打擊馮玉祥的國民軍，是兩人不約而同的契合點。吳佩孚當然不會忘記，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張作霖打得一敗塗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馮玉祥在戰場“倒戈”，背叛了他。因此，隻要一想到馮玉祥，他就寢食不安。隻是因為他被張作霖打敗之後，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對馮玉祥進行報複。盡管如此，吳佩孚並不死心。隨著形勢的變化，張作霖與吳佩孚的利害衝突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馮玉祥與張作霖、吳佩孚的矛盾卻越來越尖銳，軍閥之間的重新組合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在對待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問題上，張作霖與吳佩孚又有了共同語言。如同1920年，他們聯合對付段祺瑞一樣，現在，張作霖、吳佩孚也都感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對付馮玉祥了。
促使張作霖、吳佩孚重新攜手的另一個因素，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南方革命勢力的迅速壯大。到1925年底、1926年初，以廣東為基地的南方革命軍不但成為一支勁旅，而且很快將進行擬議中的北伐。盤踞兩湖的吳佩孚首當其衝。張作霖雖然暫時還不會直接麵對南方的革命軍，但也感覺到了威脅的存在。因此，共同對付南方革命勢力，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就成了張作霖和吳佩孚重新聯合起來的又一重要基礎，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聯合起來共同“反赤”。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對冤家對頭，一變而成了盟友。
事實上，吳佩孚剛打起“討賊”，亦即“討張”的旗號不久，張、吳之間就開始暗送秋波。在這方麵，張作霖采取了主動。他一邊讓張宗昌在山東放風，大談山東奉係“願意服從玉帥指揮”，向被稱為玉帥的吳佩孚示好，一邊派代表拜訪吳佩孚，對他說，直奉戰爭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隻有直奉聯合起來，才能“天下無敵”；並向吳佩孚提出合作條件，即奉軍出關，釋放曹錕，擁直係元老王士珍為總統，等等。吳佩孚“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爽快地向張作霖的代表表示：“過去的事情，不用談誰是誰非了，今後隻有合作才能救國。”初步溝通以後，張作霖和吳佩孚就開始相互致電問候。當郭鬆齡倒戈，張作霖處境艱難之時，吳佩孚曾在電報中說：“以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鬆齡倒戈，你也是痛心，我願意幫助你。”同病相憐之情，躍然紙上。郭鬆齡倒戈一失敗，吳佩孚亦正式宣布結束“討奉”戰爭。
從1926年初開始，張作霖與吳佩孚的聯合進入了實質性階段。1月間，張作霖派張景惠專程到漢口拜訪吳佩孚，並同吳佩孚的代表張誌潭會談。與此同時，吳佩孚也派吳天民、杜孝穆等人到奉天拜訪張作霖。雙方初步商討了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的計劃。
雙方一邊協商，一邊付諸行動。張作霖首先派兵攻打已改編為國民軍第四軍駐山海關的郭鬆齡殘部。該部在奉係攻擊下，由魏益三率領，從山海關撤退至京津地區。1月19日，奉軍即重新占領山海關和九門口，控製了進關的大門。與此同時，張作霖又命令由李景林、張宗昌所部改稱的直魯聯軍，從山東向直隸的國民軍進攻。就在奉係攻占山海關的同一天，吳佩孚也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直係軍隊分兩路進攻河南的國民軍，其中一路由湖北北上河南，一路與直魯聯軍會合，從山東進軍豫東。至2、3月間，吳佩孚的直軍即先後占領了鄭州、開封，並繼續北上，迫近石家莊。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也突破馬廠國民軍的防線，逼近天津。國民軍節節退卻，逐漸陷入三麵包圍之中。馮玉祥為緩和張作霖、吳佩孚的進攻，通電宣布下野，將所部國民軍改稱西北軍，交張之江指揮，他自己則暫時避往蒙古、蘇聯。
正當張作霖準備揮師入關，大幹一場時，奉係集團內部又起了大波浪。代理奉天省省長職務、被稱為奉係後方大總管的王永江，突然辭職不幹了。如同前一年的郭鬆齡倒戈一樣，此事也給了張作霖一個沉重打擊。難怪張作霖後來抱怨說：“郭鬆齡以槍杆子倒戈，王永江則以筆杆子倒戈。”事情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
王永江撂挑子並不是為了實現個人野心，而是在政見上與張作霖分歧太大。素有“理財能手”之稱的王永江嘔心瀝血整頓奉天財政，仍難以滿足奉係集團日益膨脹的巨大軍費開支。以1925年為例，奉省的財政總收入約為2300萬元，而軍費總開支卻高達5100萬元，僅東三省兵工廠一年的費用，即需2300萬元。為了填補這一空缺，王永江絞盡腦汁，一方麵加征賦稅，一方麵則被迫濫發紙幣――奉票。這又無異於飲鴆止渴，不但造成百業凋敝，而且導致金融紊亂。結果，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東三省的老百姓深受其苦。王永江為巨額赤字急得一度“左目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