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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8)
熱河都統薑桂題本是北洋派的一名宿將，原任直隸省提督。1913年被袁世凱派到熱河任職。他在熱河經營了八九年，有相當深的根基。北洋軍閥分裂後，薑桂題依附於皖係。後皖係在直皖戰爭中失敗，他雖失去靠山，但仍盤踞於熱河。由於薑桂題不是奉係線上的人物，張作霖早就想把他從熱河趕走，將鄰近東三省的熱河納入奉係勢力範圍。尤其是在當上“蒙疆經略使”之後，張作霖更是迫不及待地要驅逐薑桂題。此次吳佩孚奪取兩湖，正好給張作霖一個奪取熱河的借口。
1921年9月，張作霖一麵命部將汲金純率二十八師從錦州向熱河推進，準備以武力驅逐薑桂題，一麵對軟弱的北京政府進行脅迫。為此張作霖演了一出“摔印逼宮”的把戲。他派參謀長喬漢章攜帶“蒙疆經略使”的印章和辭呈進京，送交總理靳雲鵬。喬漢章交印和辭呈時，一言未發，將東西放下就走。靳雲鵬當然懂得張作霖是在為熱河的事發脾氣。靳雲鵬和張作霖是親家，又是靠張作霖的撐腰才當上總理的，二話不說，趕緊召開內閣會議，作出決定，調薑桂題為陸軍巡閱使，任命汲金純為熱河都統。這一任免令下達後，薑桂題一度想反抗，冷靜後一琢磨，覺得自己絕不是張作霖的對手，但他想在臨走前再撈上一票，轉而求張作霖同意他延期若幹天，待罌粟收完再向汲金純交接。罌粟是熱河的大宗收入，是薑桂題及其部下的主要財源。既然薑桂題已答應讓出熱河，早一天晚一天自然已無多大關係，張作霖便“大度”地答應了薑桂題的要求。大約拖到10月份，汲金純才正式到熱河就任都統職。
就這樣，張作霖又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熱河的地盤。另外，綏遠都統馬福祥雖非奉軍嫡係，但他是經張作霖同意才擔任都統的，再說，奉軍鄒芬部就駐防在陶林縣，諒馬福祥不敢不聽命於奉係。因此，在熱河問題解決之後，張作霖才算真正控製了內蒙三特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滿蒙王”了。
張作霖利用皖、直矛盾，不費大氣力，就撈了大實惠，但張作霖的拚命擴張，也使他與直係的矛盾和衝突凸顯出來。由於奉係的野心大大超過了自身的實力，張作霖不得不吞下由此而釀成的苦果。
“武鬥”前的“文仗”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各派軍閥之間為了爭權奪利，今日聯甲反乙，明日便聯乙製甲，從來沒有固定的敵友關係。直、奉兩派軍閥也是如此。
直奉兩派矛盾的最初表現，一是對善後處理的看法不同，二是各自都想拚命奪取更多的戰利品。除此以外，在兩派頭目之間，特別是張作霖和吳佩孚互不服氣，互相藐視，最後終於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直皖戰爭時吳佩孚雖然隻是一個師長，但他的野心卻不亞於張作霖。在直係軍閥內部，曹錕雖是吳佩孚的上司，但曹錕比較懦弱，缺乏主見，主意大多由吳佩孚拿。打敗皖係，吳佩孚作用最大，戰爭結束後，即被英、美輿論和社會各界捧為“大英雄”。吳佩孚本人益發變得驕橫起來。他見奉係在戰爭中出力不多，奪取勝利果實卻非常起勁，尤其看不慣張作霖行事霸道，處處排擠曹錕，操縱北京政府。他斥責奉係爭搶皖係敗軍槍械是“強盜行為”，甚至在直奉兩派聯席會議上當著張作霖的麵說：“奉方不過是在皖係主力已潰的情況下，才參戰的，這等於從我們手裏奪取勝利果實。”
張作霖對吳佩孚也抱有成見，他認為，直係頭目是曹錕，他隻能與曹錕平起平坐，吳佩孚不過是一個師長，卻處處要出頭攬事。尤其是聽了吳佩孚的當麵指責後，張作霖更是勃然變色，立即對曹錕說：“三哥，今天這個會是咱倆商議要事，如果師長也能參加，我們奉軍有好幾個師長呢！”為照顧曹錕的麵子，吳佩孚不得不悻悻退出會場。他懷了一肚子怒氣，會後對自己的參謀人員說：“他張胡子自己覺得不錯，我不得勢則已，一朝得勢，我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認識認識我這個師長。”此後，他選擇了洛陽為練兵地點，大肆擴軍備戰，誓死要同張作霖一決高低。
當然，直、奉間的矛盾與爭鬥，根本原因還在於兩派都從各自的私利出發，拚命爭奪地盤和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奉係要奪取蒙疆地區，直係便要控製陝、甘兩省。張作霖要拉兩湖的王占元，將奉係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吳佩孚便下決心奪取兩湖地盤，自己當兩湖巡閱使。奉係挾製靳雲鵬內閣，以“征蒙”名義多得了一部分軍費和武器、彈藥，直係就大罵北京政府不公平，厚彼薄此。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也認為靳內閣一碗水沒有端平，便摔印逼宮，迫使靳內閣隻好把熱河都統的位置給了奉係。如此你爭我奪，彼此間的衝突急劇升溫。
奉、直兩係的矛盾，當然也與他們背後都有外國支持有關，直、奉兩派軍閥的矛盾，也反映了英、美與日本在華利益的尖銳衝突。
就張作霖的主觀意願而言，皖係倒台後，他確實希望並積極爭取日本能像支持皖係那樣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夠實現向關內擴張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於衝漢去日本朝野活動，就是這個目的。此外，張作霖本人也通過各種途徑與日本駐華公使、日本在東三省的各類重要人物接觸，並盡量將吳佩孚說成是英、美的代理人，同時標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實維護者。
對於張作霖的主動獻媚，日本方麵的意見很不一致，分歧主要在於：是把張作霖看成是東北的一個地方親日派來支持呢，還是將他當作未來中國的統一者來援助？張作霖的日本顧問町野和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們基本上都持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張作霖就是第二個段祺瑞，有能力在整個中國推行親日政策，並限製歐美列強的滲透。因此，日本應當像支持段祺瑞一樣支持張作霖。不過，這種意見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另一部分日本人，如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日本參謀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等人卻反對上述主張，持第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將張作霖當作第二個段祺瑞是危險的，因為公開地支持張作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可能導致與其他列強的糾紛。
日本政府，主要是在任的原敬內閣，傾向於第一種看法，也就是說，日本應當支持張作霖，但這種支持同過去一樣，是支持他鞏固對東北或滿蒙的統治，而不是支持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當於衝漢在日本拜訪了原敬首相之後，原敬在日記上寫道：“張作霖試圖以日本為後台擴展他的影響。很好地對待張，以便我們在東三省進行擴張，對日本來說也是重要的。這樣，雙方的利益恰巧能夠協調一致。”顯然，原敬所強調的是便於日本在東三省擴張。
原敬內閣的這一立場，在1921年的第一次東方會議上不但得到重申，而且闡述得更明確了。參加這次東方會議的，有日本駐中國東北和山東、朝鮮、西伯利亞等地有關的民政、軍事部門的官員。經過磋商，會議最後作出了兩項與“滿蒙”有關的決定。一項決定強調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表示必須在確認日本在這個地區享有特殊地位和利益這個事實的前提下，才可以和與這個地區有關的其他列強交往。另一項決定則強調，在“滿蒙”地區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必須通過張作霖來進行。決定寫道：“一般說來，在整頓和發展東三省民政和戰備的過程中，在確立張的穩固地位的過程中，帝國應當給予張作霖以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麵的援助。”但是，如果“張作霖為了實現他在中央政治事務方麵的野心而尋求帝國的援助”，援助就不會呼之即來。這裏的意思很清楚，正如某西方學者所說，“張作霖應該接受日本的恩惠做東北的統治者，而不應該做統一中國的候選人，他根本就不會是第二個段祺瑞”。
這個決議還附有細則，說明關於軍事和財政援助應該通過何種渠道交給張作霖。細則規定，由於1919年日本與其他列強簽有協議，禁止向中國售運武器，故日本不能直接向張作霖供應武器，日本隻能援助張作霖建立一個兵工廠，以便使奉係能在武器生產方麵自給自足。至於財政援助，細則規定：“帝國政府並非不願根據情況給予善意的考慮，要緊的是應以經濟貸款的方式，尤其應當采取在合辦企業中投資的方式進行，以便避免列強的疑心和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張巡閱使也決心逐漸地努力增進實際的中日合作，例如，在關於租借土地、經營森林和礦產以及其他這類有前途的事業方麵，都能盡心盡力地合作；如果他決心做出每種努力去落實所謂共存共榮的原則，並搞出現在和今後聯合管理的辦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冒險交誼，那麽，東三省的財政就能夠自發地不顯眼地繁榮起來。”
很顯然，日本政府要求張作霖做的，是放棄征服全中國的野心，鞏固其在滿蒙的統治，維護和擴張日本在滿蒙的利益。隻要他這樣做了，就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然而，張作霖卻不滿足做一個“東北王”或“滿蒙王”，而要實現“統一”中國的野心。1922年初，當他準備以武力同直係攤牌時，張作霖再度呼籲日本的支持。他派自己的日本顧問町野拜訪了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派於衝漢與日本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會談，企圖說服日本，幫助他擊敗直係。
麵對張作霖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日本方麵分歧仍很大。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赤土塚正助以及關東軍都十分看好張作霖，極力主張日本政府給予支持。關東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貴誌彌誌郎說：“日本必須支持張作霖。這不是是否支持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派別的問題，而是將關係到帝國生死存亡的問題。”赤土塚的看法與之相同，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把張作霖描繪成正以冉冉升起的太陽般的權勢，雄視全中國。但日本駐北京公使小幡態度卻謹慎得多，另有一些日本人，如東京參謀本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也警告日本政府說：輕率地做出支持張作霖的許諾，可能帶來損失慘重的後果。
東京的態度十分謹慎，沒有采納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的主張。為了說服所有張作霖的熱心支持者，內田外務大臣於1922年1月19日給赤土塚總領事發來一份急電，再次重申東方會議確定的基本政策。該電指出四點：
一、目前，在中國政治事務中，張作霖是個主要軍閥，不論在人民中間還是在外國，都不受歡迎。從華盛頓會議看來，他的地位似乎越來越困難，並且，他是否能夠維持下去，也極可疑。
二、支持張作霖將意味著日本不得不麵對危險。令人難以置信，供應軍火會長久不被發現。顯然，人們不會為懲罰土匪的借口所蒙蔽。況且，很可能，張作霖會在自衛中宣傳他獲得了日本的支援，不管發生了什麽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旦消息走漏了，日本不僅要遭到張作霖的政敵還會遭到中國人民以及世界輿論的批評和反對，還要牽累我們的外國事務和外國關係。因為英、美支持吳佩孚，我們日本就支持張作霖――這將導致盎格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對抗。
三、張作霖公開聲稱是親日派。可是，到現在為止，根據我們的經驗，他的曆次親日表示隻是出自他對自身利害得失的考慮，而不是出自任何堅定的原則和信念。隻要看一看他的實際行動，就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此外，另一方麵，吳佩孚並非必定反日。究竟他是否確定反日，很可能要取決於從現在起日本將采取什麽行動。援助張作霖就要激起吳佩孚的嚴重對抗，考慮到吳目前在中國部分中心地區手握大權，是否應當考慮，無論如何，要避免采取冒這樣大風險的舉動呢？
四、除了上述意見以外，向中國供應軍火，將是對有關列強簽訂的禁止向中國供應軍火的協議的破壞，也將與日本政府至今所主張並謹慎堅持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背道而馳，因此，我認為日本目前沒有任何必要改變迄今所遵循的政策。
內田的這份急電，對於日本政府為什麽不能支持張作霖擊敗直係，作了非常詳盡的說明。當然，有些是真心話，有些則是虛偽的，如堅持所謂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等等。
然而，對於內田的指示，赤土塚卻不讚成。他再一次致電外務大臣，爭辯說，吳佩孚的勝利就意味著張作霖的失敗，終將對日本產生不利。他堅持援助張作霖，並提議以日軍在哈爾濱的軍火庫存，供應張作霖所必需的武器。其他在華的日本軍官也都與赤土塚持同樣的態度。不過，日本外務省並未因此改變方針，仍然要求赤土塚等人貫徹已定的基本原則。
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外務省的方針並沒有完全得到執行。赤土塚及關東軍的軍官們非但固執己見，而且自行其是，還是給了張作霖不少實際援助。對於奉天總領事與外務省的矛盾做法，連張作霖也感到很困惑，搞不清日本究竟對他是什麽政策。因此，1922年3月底，即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張作霖在南滿鐵路公司奉天公所所作的演講中談及“中日合作遏製歐美”時說：“在過去的兩三年裏，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遺憾的是，目前，我無法理解日本對我奉行著何種政策。如果這個政策認為應當援助張某人，就請援助我，如果認為不應當援助，也請說明白。有句諺語說：‘不要雨後送傘’。”不滿情緒，溢於言表。
盡管日本政府不肯公開援奉反直，但直、奉間的矛盾卻在激化，張作霖也沒有停止進行反直戰爭的準備。
1921年底，由於無法擺脫財政困境，加之交通係又策動倒閣運動，靳雲鵬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不得不辭職，讓位於交通係的頭目梁士詒。
交通係原由一批野心頗大的政客所組成，民國初年就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1915至1916年間，因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而聲名狼藉。交通係的頭目梁士詒從清末起，即任職於財政及鐵路、交通部門，並參與創建交通銀行。袁世凱病死，段祺瑞當政以後，梁士詒集結一批政客，如朱啟鈐、葉恭綽、周自齊、汪有齡等人投身段祺瑞門下，控製了北京政府的財政大權，並在北京豐盛胡同組織了所謂的豐盛俱樂部，網羅100多名議員，成為新國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皖係在直皖戰爭中失敗後，靳雲鵬重新組閣，交通係骨幹周自齊、葉恭綽入閣分別擔任了財政、交通總長。但因交通係與靳雲鵬不睦，1921年5月靳雲鵬改組內閣，將周自齊、葉恭綽排斥出閣。但改組後的內閣因無法解決財政困境，沒過幾個月就維持不下去了。交通係對周自齊、葉恭綽被排擠本來就不甘心，便利用他們對國內財團的控製，乘機掀起倒閣風潮，並醞釀由該係頭目梁士詒出麵組閣。
但梁士詒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除必須征得徐世昌總統的同意外，還必須取得奉、直兩派軍閥的支持。為此，梁士詒首先派葉恭綽到奉天遊說張作霖。葉恭綽抵奉天後，即以三寸不爛之舌，一麵吹捧張作霖，說“中國政局，非公莫屬”；一麵向張作霖獻計獻策說，要稱霸全國，必須做到三點，即：一要多籌軍餉。這就要靠交通係的協助；二要聯絡南方，合作倒直；三是先要控製中央財政，才能有效地控製北京政局，而要控製中央財政，必須收買交通銀行的股票。聽葉恭綽這麽一吹，張作霖果然動了心，立即拿出幾百萬元來借給交通銀行，然後親自跑到北京，要徐世昌改組內閣，踢掉自己的老親家靳雲鵬，提名梁士詒組閣。徐世昌對此並無異議，但直係卻不點頭。梁士詒為了得到直係的首肯，又去拜訪曹錕，並答應組閣後為直係籌集300萬元軍餉。曹錕、吳佩孚一聽，便表示：“姑且讓他幹一下。”
於是，1921年12月24日，在奉、直兩係的保薦下，徐世昌命令梁士詒任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國務總理，代替已辭職的靳雲鵬。
梁士詒內閣建立後，明顯倒向奉係，惟張作霖之命是從，直係自然大為不滿，尤其是梁士詒推翻了組閣前為直係籌300萬軍費的諾言，更激起直係的憤慨。於是，吳佩孚便伺機倒閣。恰好，梁士詒上台不久，就在辦理中日外交上栽了跟頭，因而被吳佩孚抓到把柄。
當時，正值華盛頓會議召開之際，中、日兩國正就山東膠濟鐵路歸還中國的問題進行談判。日方堅持，中國應向日本借款贖回膠濟路，而此種借款必須附有聘用日本技師及會計長的苛刻條件。日本提出這樣的條件，仍是想變相地控製膠濟路的經營權。但靳雲鵬內閣怕激起民憤，不敢答應日本的條件，談判因此而未有結果。
梁士詒上台以後，為討好日本，竟密令中方代表團接受日本條件，並將該路改為中日合辦。梁士詒內閣的這一賣國行徑，既激起了國人的反對，也為吳佩孚和直係提供了倒閣的借口。吳佩孚立即抓住此事不放，全力攻擊梁內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直係打在梁內閣的身上，痛在奉係的心裏。張作霖又氣又急，挺身為梁內閣辯護。直、奉雙方由此而開展了一場“電報戰”“輿論戰”。
1922年1月5日，吳佩孚首先發出通電，向梁內閣發難。吳佩孚在電報中說：“毒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舉曆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者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鹹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昆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
吳佩孚和直係的嚴厲指責，給了梁內閣以沉重打擊。梁士詒做賊心虛，便於1月7日發表了一份倒填日期的“微電”。“微”是5日的代稱。梁士詒的目的在於掩蓋自己的賣國醜行。但這個事後偽造的“微電”一出籠，第二天就遭到吳佩孚的揭露，稱其為“欲蓋彌彰，無異自供其偽”。在吳佩孚的帶動下，直係的各省督軍也紛紛發表通電，痛斥梁士詒，支持吳佩孚。
張作霖一看梁士詒陷於被動，不得不親自出麵致電北京政府為之辯解：“梁內閣‘微’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情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放譏彈。”“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以措乎？國是何望？應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俾竟全功。”由於梁內閣賣國事實俱在，故張作霖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
吳佩孚見張作霖跳了出來，正好借題發揮。他一麵將梁士詒賣國的證據，予以公布，一麵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張作霖。吳佩孚在通電中說：“凡屬食毛踐土者，皆應與祖國誓同生死，與元惡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即其人既甘為梁士詒之謀主，即為全國之公敵。凡我國人，當共棄之。為民請命，甘效前驅。”吳佩孚已把張作霖稱為“梁士詒之謀主”“全國之公敵”了。在吳佩孚發表此通電的同時，直係六省的都督、省長也由吳領銜，聯名發出請北京政府罷免梁士詒的通電。
1921年9月，張作霖一麵命部將汲金純率二十八師從錦州向熱河推進，準備以武力驅逐薑桂題，一麵對軟弱的北京政府進行脅迫。為此張作霖演了一出“摔印逼宮”的把戲。他派參謀長喬漢章攜帶“蒙疆經略使”的印章和辭呈進京，送交總理靳雲鵬。喬漢章交印和辭呈時，一言未發，將東西放下就走。靳雲鵬當然懂得張作霖是在為熱河的事發脾氣。靳雲鵬和張作霖是親家，又是靠張作霖的撐腰才當上總理的，二話不說，趕緊召開內閣會議，作出決定，調薑桂題為陸軍巡閱使，任命汲金純為熱河都統。這一任免令下達後，薑桂題一度想反抗，冷靜後一琢磨，覺得自己絕不是張作霖的對手，但他想在臨走前再撈上一票，轉而求張作霖同意他延期若幹天，待罌粟收完再向汲金純交接。罌粟是熱河的大宗收入，是薑桂題及其部下的主要財源。既然薑桂題已答應讓出熱河，早一天晚一天自然已無多大關係，張作霖便“大度”地答應了薑桂題的要求。大約拖到10月份，汲金純才正式到熱河就任都統職。
就這樣，張作霖又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熱河的地盤。另外，綏遠都統馬福祥雖非奉軍嫡係，但他是經張作霖同意才擔任都統的，再說，奉軍鄒芬部就駐防在陶林縣，諒馬福祥不敢不聽命於奉係。因此，在熱河問題解決之後，張作霖才算真正控製了內蒙三特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滿蒙王”了。
張作霖利用皖、直矛盾，不費大氣力，就撈了大實惠，但張作霖的拚命擴張，也使他與直係的矛盾和衝突凸顯出來。由於奉係的野心大大超過了自身的實力，張作霖不得不吞下由此而釀成的苦果。
“武鬥”前的“文仗”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各派軍閥之間為了爭權奪利，今日聯甲反乙，明日便聯乙製甲，從來沒有固定的敵友關係。直、奉兩派軍閥也是如此。
直奉兩派矛盾的最初表現，一是對善後處理的看法不同，二是各自都想拚命奪取更多的戰利品。除此以外，在兩派頭目之間，特別是張作霖和吳佩孚互不服氣，互相藐視，最後終於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直皖戰爭時吳佩孚雖然隻是一個師長，但他的野心卻不亞於張作霖。在直係軍閥內部，曹錕雖是吳佩孚的上司，但曹錕比較懦弱，缺乏主見，主意大多由吳佩孚拿。打敗皖係，吳佩孚作用最大，戰爭結束後，即被英、美輿論和社會各界捧為“大英雄”。吳佩孚本人益發變得驕橫起來。他見奉係在戰爭中出力不多，奪取勝利果實卻非常起勁，尤其看不慣張作霖行事霸道，處處排擠曹錕，操縱北京政府。他斥責奉係爭搶皖係敗軍槍械是“強盜行為”，甚至在直奉兩派聯席會議上當著張作霖的麵說：“奉方不過是在皖係主力已潰的情況下，才參戰的，這等於從我們手裏奪取勝利果實。”
張作霖對吳佩孚也抱有成見，他認為，直係頭目是曹錕，他隻能與曹錕平起平坐，吳佩孚不過是一個師長，卻處處要出頭攬事。尤其是聽了吳佩孚的當麵指責後，張作霖更是勃然變色，立即對曹錕說：“三哥，今天這個會是咱倆商議要事，如果師長也能參加，我們奉軍有好幾個師長呢！”為照顧曹錕的麵子，吳佩孚不得不悻悻退出會場。他懷了一肚子怒氣，會後對自己的參謀人員說：“他張胡子自己覺得不錯，我不得勢則已，一朝得勢，我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認識認識我這個師長。”此後，他選擇了洛陽為練兵地點，大肆擴軍備戰，誓死要同張作霖一決高低。
當然，直、奉間的矛盾與爭鬥，根本原因還在於兩派都從各自的私利出發，拚命爭奪地盤和對北京政府的控製權。奉係要奪取蒙疆地區，直係便要控製陝、甘兩省。張作霖要拉兩湖的王占元，將奉係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吳佩孚便下決心奪取兩湖地盤，自己當兩湖巡閱使。奉係挾製靳雲鵬內閣，以“征蒙”名義多得了一部分軍費和武器、彈藥，直係就大罵北京政府不公平，厚彼薄此。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也認為靳內閣一碗水沒有端平，便摔印逼宮，迫使靳內閣隻好把熱河都統的位置給了奉係。如此你爭我奪，彼此間的衝突急劇升溫。
奉、直兩係的矛盾，當然也與他們背後都有外國支持有關，直、奉兩派軍閥的矛盾，也反映了英、美與日本在華利益的尖銳衝突。
就張作霖的主觀意願而言，皖係倒台後，他確實希望並積極爭取日本能像支持皖係那樣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夠實現向關內擴張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於衝漢去日本朝野活動，就是這個目的。此外，張作霖本人也通過各種途徑與日本駐華公使、日本在東三省的各類重要人物接觸，並盡量將吳佩孚說成是英、美的代理人，同時標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實維護者。
對於張作霖的主動獻媚，日本方麵的意見很不一致，分歧主要在於：是把張作霖看成是東北的一個地方親日派來支持呢，還是將他當作未來中國的統一者來援助？張作霖的日本顧問町野和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們基本上都持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張作霖就是第二個段祺瑞，有能力在整個中國推行親日政策，並限製歐美列強的滲透。因此，日本應當像支持段祺瑞一樣支持張作霖。不過，這種意見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觀點。另一部分日本人，如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日本參謀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等人卻反對上述主張，持第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將張作霖當作第二個段祺瑞是危險的，因為公開地支持張作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可能導致與其他列強的糾紛。
日本政府，主要是在任的原敬內閣，傾向於第一種看法，也就是說，日本應當支持張作霖，但這種支持同過去一樣，是支持他鞏固對東北或滿蒙的統治，而不是支持他向關內和南方擴張，當於衝漢在日本拜訪了原敬首相之後，原敬在日記上寫道：“張作霖試圖以日本為後台擴展他的影響。很好地對待張，以便我們在東三省進行擴張，對日本來說也是重要的。這樣，雙方的利益恰巧能夠協調一致。”顯然，原敬所強調的是便於日本在東三省擴張。
原敬內閣的這一立場，在1921年的第一次東方會議上不但得到重申，而且闡述得更明確了。參加這次東方會議的，有日本駐中國東北和山東、朝鮮、西伯利亞等地有關的民政、軍事部門的官員。經過磋商，會議最後作出了兩項與“滿蒙”有關的決定。一項決定強調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表示必須在確認日本在這個地區享有特殊地位和利益這個事實的前提下，才可以和與這個地區有關的其他列強交往。另一項決定則強調，在“滿蒙”地區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必須通過張作霖來進行。決定寫道：“一般說來，在整頓和發展東三省民政和戰備的過程中，在確立張的穩固地位的過程中，帝國應當給予張作霖以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麵的援助。”但是，如果“張作霖為了實現他在中央政治事務方麵的野心而尋求帝國的援助”，援助就不會呼之即來。這裏的意思很清楚，正如某西方學者所說，“張作霖應該接受日本的恩惠做東北的統治者，而不應該做統一中國的候選人，他根本就不會是第二個段祺瑞”。
這個決議還附有細則，說明關於軍事和財政援助應該通過何種渠道交給張作霖。細則規定，由於1919年日本與其他列強簽有協議，禁止向中國售運武器，故日本不能直接向張作霖供應武器，日本隻能援助張作霖建立一個兵工廠，以便使奉係能在武器生產方麵自給自足。至於財政援助，細則規定：“帝國政府並非不願根據情況給予善意的考慮，要緊的是應以經濟貸款的方式，尤其應當采取在合辦企業中投資的方式進行，以便避免列強的疑心和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張巡閱使也決心逐漸地努力增進實際的中日合作，例如，在關於租借土地、經營森林和礦產以及其他這類有前途的事業方麵，都能盡心盡力地合作；如果他決心做出每種努力去落實所謂共存共榮的原則，並搞出現在和今後聯合管理的辦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冒險交誼，那麽，東三省的財政就能夠自發地不顯眼地繁榮起來。”
很顯然，日本政府要求張作霖做的，是放棄征服全中國的野心，鞏固其在滿蒙的統治，維護和擴張日本在滿蒙的利益。隻要他這樣做了，就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然而，張作霖卻不滿足做一個“東北王”或“滿蒙王”，而要實現“統一”中國的野心。1922年初，當他準備以武力同直係攤牌時，張作霖再度呼籲日本的支持。他派自己的日本顧問町野拜訪了日本駐華公使小幡，派於衝漢與日本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會談，企圖說服日本，幫助他擊敗直係。
麵對張作霖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日本方麵分歧仍很大。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赤土塚正助以及關東軍都十分看好張作霖，極力主張日本政府給予支持。關東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貴誌彌誌郎說：“日本必須支持張作霖。這不是是否支持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派別的問題，而是將關係到帝國生死存亡的問題。”赤土塚的看法與之相同，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把張作霖描繪成正以冉冉升起的太陽般的權勢，雄視全中國。但日本駐北京公使小幡態度卻謹慎得多，另有一些日本人，如東京參謀本部駐北京特派員阪西利八郎也警告日本政府說：輕率地做出支持張作霖的許諾，可能帶來損失慘重的後果。
東京的態度十分謹慎，沒有采納關東軍和駐奉天總領事的主張。為了說服所有張作霖的熱心支持者，內田外務大臣於1922年1月19日給赤土塚總領事發來一份急電，再次重申東方會議確定的基本政策。該電指出四點：
一、目前，在中國政治事務中，張作霖是個主要軍閥，不論在人民中間還是在外國，都不受歡迎。從華盛頓會議看來，他的地位似乎越來越困難，並且，他是否能夠維持下去，也極可疑。
二、支持張作霖將意味著日本不得不麵對危險。令人難以置信，供應軍火會長久不被發現。顯然，人們不會為懲罰土匪的借口所蒙蔽。況且，很可能，張作霖會在自衛中宣傳他獲得了日本的支援，不管發生了什麽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旦消息走漏了，日本不僅要遭到張作霖的政敵還會遭到中國人民以及世界輿論的批評和反對，還要牽累我們的外國事務和外國關係。因為英、美支持吳佩孚，我們日本就支持張作霖――這將導致盎格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對抗。
三、張作霖公開聲稱是親日派。可是，到現在為止，根據我們的經驗，他的曆次親日表示隻是出自他對自身利害得失的考慮，而不是出自任何堅定的原則和信念。隻要看一看他的實際行動，就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此外，另一方麵，吳佩孚並非必定反日。究竟他是否確定反日，很可能要取決於從現在起日本將采取什麽行動。援助張作霖就要激起吳佩孚的嚴重對抗，考慮到吳目前在中國部分中心地區手握大權，是否應當考慮，無論如何，要避免采取冒這樣大風險的舉動呢？
四、除了上述意見以外，向中國供應軍火，將是對有關列強簽訂的禁止向中國供應軍火的協議的破壞，也將與日本政府至今所主張並謹慎堅持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背道而馳，因此，我認為日本目前沒有任何必要改變迄今所遵循的政策。
內田的這份急電，對於日本政府為什麽不能支持張作霖擊敗直係，作了非常詳盡的說明。當然，有些是真心話，有些則是虛偽的，如堅持所謂的“中立、公正和不幹涉政策”，等等。
然而，對於內田的指示，赤土塚卻不讚成。他再一次致電外務大臣，爭辯說，吳佩孚的勝利就意味著張作霖的失敗，終將對日本產生不利。他堅持援助張作霖，並提議以日軍在哈爾濱的軍火庫存，供應張作霖所必需的武器。其他在華的日本軍官也都與赤土塚持同樣的態度。不過，日本外務省並未因此改變方針，仍然要求赤土塚等人貫徹已定的基本原則。
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外務省的方針並沒有完全得到執行。赤土塚及關東軍的軍官們非但固執己見，而且自行其是，還是給了張作霖不少實際援助。對於奉天總領事與外務省的矛盾做法，連張作霖也感到很困惑，搞不清日本究竟對他是什麽政策。因此，1922年3月底，即直奉戰爭爆發前夕，張作霖在南滿鐵路公司奉天公所所作的演講中談及“中日合作遏製歐美”時說：“在過去的兩三年裏，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遺憾的是，目前，我無法理解日本對我奉行著何種政策。如果這個政策認為應當援助張某人，就請援助我，如果認為不應當援助，也請說明白。有句諺語說：‘不要雨後送傘’。”不滿情緒，溢於言表。
盡管日本政府不肯公開援奉反直，但直、奉間的矛盾卻在激化，張作霖也沒有停止進行反直戰爭的準備。
1921年底，由於無法擺脫財政困境，加之交通係又策動倒閣運動，靳雲鵬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不得不辭職，讓位於交通係的頭目梁士詒。
交通係原由一批野心頗大的政客所組成，民國初年就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1915至1916年間，因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而聲名狼藉。交通係的頭目梁士詒從清末起，即任職於財政及鐵路、交通部門，並參與創建交通銀行。袁世凱病死，段祺瑞當政以後，梁士詒集結一批政客，如朱啟鈐、葉恭綽、周自齊、汪有齡等人投身段祺瑞門下，控製了北京政府的財政大權，並在北京豐盛胡同組織了所謂的豐盛俱樂部，網羅100多名議員，成為新國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皖係在直皖戰爭中失敗後，靳雲鵬重新組閣，交通係骨幹周自齊、葉恭綽入閣分別擔任了財政、交通總長。但因交通係與靳雲鵬不睦，1921年5月靳雲鵬改組內閣，將周自齊、葉恭綽排斥出閣。但改組後的內閣因無法解決財政困境，沒過幾個月就維持不下去了。交通係對周自齊、葉恭綽被排擠本來就不甘心，便利用他們對國內財團的控製，乘機掀起倒閣風潮，並醞釀由該係頭目梁士詒出麵組閣。
但梁士詒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除必須征得徐世昌總統的同意外，還必須取得奉、直兩派軍閥的支持。為此，梁士詒首先派葉恭綽到奉天遊說張作霖。葉恭綽抵奉天後，即以三寸不爛之舌，一麵吹捧張作霖，說“中國政局，非公莫屬”；一麵向張作霖獻計獻策說，要稱霸全國，必須做到三點，即：一要多籌軍餉。這就要靠交通係的協助；二要聯絡南方，合作倒直；三是先要控製中央財政，才能有效地控製北京政局，而要控製中央財政，必須收買交通銀行的股票。聽葉恭綽這麽一吹，張作霖果然動了心，立即拿出幾百萬元來借給交通銀行，然後親自跑到北京，要徐世昌改組內閣，踢掉自己的老親家靳雲鵬，提名梁士詒組閣。徐世昌對此並無異議，但直係卻不點頭。梁士詒為了得到直係的首肯，又去拜訪曹錕，並答應組閣後為直係籌集300萬元軍餉。曹錕、吳佩孚一聽，便表示：“姑且讓他幹一下。”
於是，1921年12月24日，在奉、直兩係的保薦下，徐世昌命令梁士詒任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國務總理，代替已辭職的靳雲鵬。
梁士詒內閣建立後，明顯倒向奉係，惟張作霖之命是從，直係自然大為不滿，尤其是梁士詒推翻了組閣前為直係籌300萬軍費的諾言，更激起直係的憤慨。於是，吳佩孚便伺機倒閣。恰好，梁士詒上台不久，就在辦理中日外交上栽了跟頭，因而被吳佩孚抓到把柄。
當時，正值華盛頓會議召開之際，中、日兩國正就山東膠濟鐵路歸還中國的問題進行談判。日方堅持，中國應向日本借款贖回膠濟路，而此種借款必須附有聘用日本技師及會計長的苛刻條件。日本提出這樣的條件，仍是想變相地控製膠濟路的經營權。但靳雲鵬內閣怕激起民憤，不敢答應日本的條件，談判因此而未有結果。
梁士詒上台以後，為討好日本，竟密令中方代表團接受日本條件，並將該路改為中日合辦。梁士詒內閣的這一賣國行徑，既激起了國人的反對，也為吳佩孚和直係提供了倒閣的借口。吳佩孚立即抓住此事不放，全力攻擊梁內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直係打在梁內閣的身上，痛在奉係的心裏。張作霖又氣又急，挺身為梁內閣辯護。直、奉雙方由此而開展了一場“電報戰”“輿論戰”。
1922年1月5日，吳佩孚首先發出通電，向梁內閣發難。吳佩孚在電報中說：“毒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舉曆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者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鹹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昆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
吳佩孚和直係的嚴厲指責，給了梁內閣以沉重打擊。梁士詒做賊心虛，便於1月7日發表了一份倒填日期的“微電”。“微”是5日的代稱。梁士詒的目的在於掩蓋自己的賣國醜行。但這個事後偽造的“微電”一出籠，第二天就遭到吳佩孚的揭露，稱其為“欲蓋彌彰，無異自供其偽”。在吳佩孚的帶動下，直係的各省督軍也紛紛發表通電，痛斥梁士詒，支持吳佩孚。
張作霖一看梁士詒陷於被動，不得不親自出麵致電北京政府為之辯解：“梁內閣‘微’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情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放譏彈。”“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以措乎？國是何望？應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俾竟全功。”由於梁內閣賣國事實俱在，故張作霖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
吳佩孚見張作霖跳了出來，正好借題發揮。他一麵將梁士詒賣國的證據，予以公布，一麵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張作霖。吳佩孚在通電中說：“凡屬食毛踐土者，皆應與祖國誓同生死，與元惡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即其人既甘為梁士詒之謀主，即為全國之公敵。凡我國人，當共棄之。為民請命，甘效前驅。”吳佩孚已把張作霖稱為“梁士詒之謀主”“全國之公敵”了。在吳佩孚發表此通電的同時，直係六省的都督、省長也由吳領銜，聯名發出請北京政府罷免梁士詒的通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