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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辮子大軍入京城！複辟夢斷天安門(15)
對於這一係列非同小可的聖恩榮寵，張勳無不感戴得刻骨銘心。每回“麵奉諭旨”，他總要在太後跟前熱淚盈眶地誓死效忠。他成了落日黃昏中的大清皇朝門口的一尊矢誌不逾、忠誠無比的守門神，他為能獲得這個地位很高的看門的差事而感到無尚的榮耀。
張勳雖然當官多年，但他的真正顯貴，卻隻能從幸遇太後之日開始算起。過去，他一直隻能投靠別人，轉戰各地，上不能入廟堂而邀君寵，下未得可歸自己統屬之寸土。打來打去始終隻是一位寄人籬下的掛單將軍。現在，他卻既居廟堂之高而常得君寵，又有一個有權有地有固定任所的高級職任。雖然從名義上看，他還隻是四川建昌的一名地方軍政長官，但實際上他已直屬太後領導。現在，連直隸總督袁世凱也不能直接給他下命令，任何人要調用他都必須經過“老佛爺”親允。張勳二字已進入“老佛爺”親握的官僚名冊，他的命運直接操在“老佛爺”本人手裏。這使他在政治上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在經濟上，他也開始真正地闊起來。他不僅可以吃空缺和貪汙冒領各項裝備費用，而且從總管太臨李蓮英那裏學會了卡脖子敲外官的進門禮。除開皇親國戚和朝內外一品大員之外，一般的二三品以下的各級地方官吏若想進宮辦事，那就得老實打點一筆“敲門費”。對於這種公開的敲詐，從上到下早已見怪不怪，他完全不必擔心受到什麽參劾和斥責。他的實際年收入已達白銀十餘萬兩，很快就積聚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家產。除了原有的天津公館之外，他又在北京南河沿買下了一座大院（現在的北京飯店就是建在當年張勳的院址上），安下了一個新家。他讓正室曹琴留在天津鬆樹裏英租界給他守著那座豪華的冷宮，而把側室邵雯接到北京新家同居。不久，他又花費1.2萬兩銀子把當時在北京城裏很有名氣的河北梆子戲女演員傅筱翠買下來充了三妾。他給每名妻妾都雇傭了丫頭、老媽和家庭教師。兩處公館都有一群廚師、花工、清掃、維修等仆役人員。他又往故鄉匯回一筆銀票，著他的堂弟張芝珊替他在南昌新建了一座公館，並在老家置下一批田產，以預留後路。為了使這位堂弟在地方上交遊方便，他又通過李蓮英在太後麵前活動，給他弄了個“正二品資政大夫”的空頭官銜，使得這位老弟在江西除了巡撫之外，其餘任何地方官見了他都得優禮相待。他還把他的另一位名叫係邵的堂弟弄到他的皇宮衛隊裏當了一個五品銜的武德騎尉。實際上這位老弟根本就沒有上過崗，而是長年奔走於北京、天津之間，替他擔任家務總管，在衛隊裏掛個名，隻不過是為了領一份幹俸而已。
由於江西籍廣東巡撫許振？和湖南巡撫陳寶箴都在1899年前後死去。至此，江西已少有在京師或地方榮任一二品大官的人。而隨著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和鞏固，張勳卻在江西籍寓京官僚中漸漸露了頭角。於是，可憐的江西老表們便有意推戴他出來當個盟主，想弄個適當的機構，為江西人進京城辦事提供點方便。但也有人擔心，張勳自幼窮愁潦倒，形成了怕窮的心裏，如今新貴，一定把錢袋守得很緊，叫他牽頭出錢興辦公益事業，恐怕沒門；再說，張勳雖是江西人，但卻從小吃盡了江西的苦頭，直到闖出了江西才算活出了一個人樣子，因此，那曾經對他並不怎麽仁慈的故鄉，未必能喚起他的多大好感。
然而，事實卻恰與這些人的擔心相反。張勳雖然出身貧寒，但他生性豪爽俠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小氣人，更何況他畢竟見過大世麵，與那些雞腸小肚的農村土老財和市井守財奴有著很大的區別。此外，他還有著濃厚的出人頭地的表現欲望和衣錦還鄉、榮宗耀祖的觀念，雖然在他卑微的當年，故鄉對他並不客氣，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就越想向那些短見淺識的故鄉人顯示他今日的成功和他的仁慈寬厚。這和當年冠蓋還鄉、慷慨而歌《大風歌》的漢高祖劉邦的心情是完全一樣的。因而，對於足以向故鄉人民一顯氣派的這樁“義舉”，張勳不僅未予推辭，而且熱心得很。他一甩手就捐出白銀2萬兩，和其他一些江西籍在京人士一起創建了北京江西會館，並且另外又單獨創設了一個北京奉新會館，為進京辦事的江西同鄉提供免費食宿；對於那些不幸零落京師的窮鄉親，還發給回家川資和沿途零花錢。
1906年，全國廢科舉，興學堂，他的堂弟張芝珊建議他捐款在家鄉興辦一所初、高兩等小學，張勳又慷慨捐錢7100餘貫，他還把在家鄉的地租收入大部分捐出救濟貧困村民，設局施藥施棺，廣布仁德，並囑咐其堂弟張芝珊說：“苟於地方有濟，則聽弟之所為，捐吾財勿問也。”據《赤田張氏王京公宗譜》記載，在張勳顯貴後的短短數年之內，他光捐助故鄉辦學、濟貧和修橋補路就花費了白銀十數萬兩。而當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大壽時，他所進獻的壽銀卻隻8000兩。由此可見，他在布施鄉黨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熱情高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說他在為故鄉興辦公益事業上還帶有某種個人目的話，那麽，他在對待故舊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獨特品格，就隻能純粹解釋為義氣。
1903年春，當許多官僚政客得知軍機處領班大臣榮祿將死，慶親王奕？有望繼位，而一時間紛紛丟下榮祿，轉向慶親王府行賄獻媚之際，張勳卻一如既往地堅持到榮府請安視疾，並盡其所能到處打聽和延請名醫為其診病獻方。他甘心為垂死的榮祿白白地花費了上萬兩銀子的醫藥費，而直到慶親王奕？正式繼任了軍機處領班大臣，他才封了2000兩賀銀前往恭喜。他側身宮禁，又與李蓮英相好，最先知道奕？升遷的消息，他也並非不知交結奕？對他日後升遷的重大意義，他隻是根據往日的感情深淺自然而然地這樣處理著人緣關係。
稍後，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使他這憨厚重義的秉性表現得更加充分。原來，自從廣西提督蘇元春打發他離開廣西邊防之後，這位好好將軍並沒有製止住廣西防軍兵匪相通為非作歹的惡習，隻是他把住了一點，從那以後，他的部隊不再騷擾越南境內的洋鬼子，而專門搶殺中國人。這一來，洋鬼子雖然不再到北京去給他捅漏子，但兵匪們鬧的時間太長，便難免傷及一些地主豪紳的利益。於是，就有人向北京告狀，說他克扣軍餉，縱兵為匪，禍害百姓，罪惡滔天。恰巧這年3月，岑春暄新任兩廣總督。蘇元春以自己資格老，岑春暄年輕新進而有點不服他的管，惹起岑的怨恨。當岑得到朝廷要他調查蘇元春的指令時，他連最簡單的調查程序都沒有履行，便既刻奏報“據查屬實”，並額外加上一句“不殺元春無以嚴戎備”。
岑春暄曾在1900年太後西逃的路上護駕有功，從那以後便深得慈禧寵信，因而，他的奏報一到，慈禧太後即批示“交部嚴議”。
這一來，蘇元春便倒了血黴。他被革職逮訊，一輛囚車押到北京，經刑部奉旨核議，定為死罪，臨候當年秋季處斬。這時，蘇元春已經60歲，膝下無子，隻有一名幕士董喬羽跟隨來京，16萬兩銀子的積蓄已經拿出交公抵償以往克扣的軍餉，至此已是山窮水盡。朝中一些老朋友，甚至連那些廣西籍的老鄉誼，都生怕招惹嫌疑而躲得遠遠的。他在京師監獄裏完全死門絕路，孤立無援，看來惟有眼睜睜等著死期光臨。
然而，就在這時，張勳得到消息。對於這位已經整整疏隔了11個年頭，如今又惹翻了聖怒，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老上司，張勳卻一往情深。他不僅親赴監獄探視，而且甘冒忤逆聖意的風險，迅即調動起一切可用的關係，去為這位倒黴的老上司說情緩額。他不惜拿出數萬兩私銀，以蘇元春的名義，先送上奕？2萬兩，又送給總管太監李蓮英和刑部滿族尚書榮慶各1萬兩，請求設法挽救，並在奕？跟前長跪叩頭大哭不止。說他曾跟隨蘇元春多年，深知蘇元春雖有過失，但他戍邊19年，沒有功勞有苦勞，何況他的父親和自己的祖父一樣，“曾為朝廷抗擊粵寇而被難”，照理應當免罪。奕？是天字第一號見錢眼開的大貪官，一見張勳“代”蘇元春奉上白花花紋銀2萬兩，加上張勳情真意切一番哭訴，他早已把什麽本朝王法忘到了九霄雲外，當即答應到太後跟前去活動。結果，太後果然被這些貪官說動（實際上也是刑部把蘇元春交出充公的那16萬兩銀子轉入了她老人家的私庫所起的作用），答應看在蘇元春父親為國捐軀的份上，赦他一死，著發配新疆充軍，總算保住了一條老命。而張勳為了這事，除操心跑腿之外，還整整賠上了4萬多兩銀子，比早年他在蘇元春帳下曆年所得俸祿加外快的總和還多。
加入北洋成心腹，開辟東北拜把子
就在張勳安居宮側，沐浴著浩蕩皇恩，圍著他的家庭和故交新知玩弄著一樁樁運動金錢和人情的勾當之際，他的老上司袁世凱卻正在緊鑼密鼓地著手創建他的即將名震海內的北洋軍。
袁世凱並不滿足於當個平平庸庸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他的竊國野心早在小站練兵之日即已露端倪。如今，他已處於遠比小站時期優越得多的地位之上，他自然要趁機幹出一番更加“宏偉”的業績。1903年，他建議朝廷設立練兵處，由奕？為督辦，自己為會辦，共同主持在全國範圍內組建和訓練一支全國統一的、統屬中央調配的正規軍。先由袁親手在北洋建立新軍六鎮。這樣，袁世凱便需要大批無限忠於他個人而又有帶兵才能的官僚來充當他的各級軍官。他把小站新建陸軍的全套班底一律提拔起來當了翼長、統領等高級將領，這時，張勳作為宮廷禁衛，本已脫離了袁世凱的係統。因而，袁世凱在安排六鎮正規軍軍官序列時，並沒有把張勳考慮進去。但是，袁世凱的野心還不僅在統率六鎮新軍。他需要把凡能抓得到手的軍隊統統抓到自己手裏，因而，他又把駐紮在直隸境內的原有淮軍各營整編為39營，命名為“北洋巡防營”，作為北洋六鎮的別動隊，分駐直隸各州縣，用於彈壓地方、緝捕盜賊、巡查電線等等。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他又想起了張勳。從感情上說，這個忠誠老實、勤勞勇敢的笨蛋，雖然沒有他的家兵家將、弟子幕僚那麽親近，但自從小站練兵起，他畢竟跟隨自己多年，曆次活動都顯示出他確是一根可用之材，把他隨便扔了殊為可惜。於是，他便決定還是得把他拉入北洋體係。為了把張勳調出為其所用，他特向奕？和慈禧太後報稱直隸北境匪患嚴重，需要暫借張勳率師緝剿。直隸為京師畿輔，治安問題至關緊要，“老佛爺”隻得照準。
於是，張勳又得到機會重新回歸了袁世凱的營壘。袁世凱命令他率領北洋巡防隊中的8個營赴直隸北境，兜剿常來這一帶騷擾劫掠的蒙古“馬賊”，並有權節製駐紮在北口一帶的其他北洋部隊。盡管這並不是一項什麽大不了的委任，但張勳還是很樂意接受。因為他從袁世凱與慈禧和奕？的親密關係中，已經隱隱地看出袁世凱和他的紅紅火火的北洋軍在未來中國所必然要占據的重要地位。他能夠擠進這支隊伍占據一個位置，抓得一支軍隊在手，總比單純蹲在皇宮守門更劃算。何況這一來，他就可以腳踩皇室和袁世凱兩隻船，一方麵繼續以端門宿衛的身份直接邀寵於太後，另一方麵通過加強與袁世凱的聯係抓到更多的兵權。他成了同時手握朝野兩支軍隊的實力人物，而且他還擔著建昌鎮總兵的地方職務，一身三任，正合了古代孟嚐君狡兔三窟的處世妙訣，使自己處在一個左右逢源的非常有利的位置之上。
1903年夏，他率領著這支四千餘人號稱先鋒馬隊的騎兵，北出居庸關，分駐宣化、大同。他又拿出當年在山東剿辦義和拳的勁頭，來對付那些常常數百騎結夥越過長城進入直隸和山西行劫的“馬賊”。但是，這些“馬賊”都是上等的蒙古騎手，強悍凶猛，行動迅疾，神出鬼沒，善打遊擊，遠比當年山東那些呆板地堅守村莊以弱抗強的義和拳更難對付得多。往往是官軍搜剿到西邊，他又在東邊出現，待官軍再趕到東邊，他又竄過了西邊。弄得張勳的先鋒馬隊四處撲空，疲於奔命，白白折騰了好幾個月還連一根匪毛也沒抓著。
然而，張勳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一旦獲得戰場指揮的自主權，他往往就能發揮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刁鑽戰術，加上他的騎兵裝備精良，遠非“馬賊”們的幾把鈍刀和幾支破槍可比。因此，他很快就意識到要剿滅這批股匪，關鍵在於摸準其行動規律和窩集地點，而不能坐等地方報警，然後再派兵去步“馬賊”的後塵，結果反被“馬賊”牽著鼻子團團轉。
為了摸清“馬賊”的行動規律，他挑選了一批精兵化裝為商旅北出張家口，一直深入到內蒙古草原深處，進行秘密偵探。而同時把大隊人馬駐紮在宣化、大同城內，任憑地方官頻頻報警，老百姓被掠殺得鬼哭狼嗥，他隻是飲酒作樂，按兵不去。弄得當地官民一致認為他是一名昏庸無能的混蛋將軍。有人甚至向袁世凱告狀，稱他“坐觀賊掠，褻瀆職守”。以至於連袁世凱也不得不電促他“積極兜剿，毋得貪逸苟安”。氣得張勳眼冒金星、鼻孔生煙。他一麵向袁世凱發電申辯，一麵把宣化、大同兩名知府召到帳下，點著鼻子罵了個狗血淋頭，說：“媽那個巴子，你們懂得什麽兵略戎機？老子來剿賊自有老子的剿法，你們這些狗頭知府、縣官們再要瞎告鳥狀，破壞了老子的軍機，老子要先斃了你們！”
嚇得兩名知府汗流浹背，諾諾連聲而退。回府後，連忙馳書下屬各州縣，告以“張將軍自有治賊之計，汝等不得妄議”雲雲。
就在各州縣得著知府告戒，正在疑疑乎乎的時候，張勳開始行動了。他仍然不去觸動那些在內地遊動搶劫的賊幫，而把軍隊一部分開進內蒙古去端那些事先偵察出來的匪巢，一部分設伏於各關隘要道口，專等內掠的匪幫北歸時，以密集的排槍突然殺出，一鼓聚殲之。個別“馬賊”僥幸脫逃，回到老窩時，卻隻見一片廢墟。他這種先端窩後殺賊的辦法，對於那些遠離巢穴流動搶劫的“馬賊”，恰有以毒攻毒之妙。結果，不出一年功夫，就把當地原駐防軍曆年無法對付的“馬賊”搜剿了一個一幹二淨，使那些早先對他極為不滿的府、州、縣官們，不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勝利之後，張勳把被“馬賊”們往日劫去的財物以及“馬賊”們本身固有的財物統統載運歸來賣了充作“軍餉”。實際上除拿出一部分獎賞有功將士之外，其餘的全部充了他的私囊。這種把戲自然遮不過地方官們的耳目，但大家已有前番告狀不準反遭其辱的教訓，知他有些來頭，且得匪患肅清，地方安靜，也就算是蒙了他的大恩大德。因此，大家不僅不再參劾他，反而各自備了“萬民傘”，吹吹打打送到張勳行轅，又聯名修書上報朝廷，盛讚“張將軍靖匪有方，保境安民，勞苦功高”。張勳領兵征戰多年，這還是第一回獲得所駐地方府縣官員的讚譽。這不僅使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而且使太後特別推恩給他長了一級薪俸。事實使他進一步明白，盡管在紫禁城裏坐守宮門日子過得安逸無比，但要顯示才華，還是要到血雨腥風的戰場上來縱橫馳騁。他的表現沒有使袁世凱失望。他又一次以自己得寵不驕，忠於舊誼的實際行動，使自己在袁世凱的營壘中贏得了鞏固的地位。盡管他始終沒有成為袁世凱的心腹，但至此，袁世凱的任何一名心腹，都不能不對他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和認同。
按照袁世凱“借調”張勳剿匪的說法，本來，張勳完成剿匪任務之後，就應該回宮廷執勤。但就在這時候，日俄兩國在中國的東北發動了一場爭奪侵略權利的戰爭，直隸提督馬玉昆被調往遼西駐防。於是，袁世凱又得到理由繼續借用張勳防備俄國人來犯直隸。原來，早在1900年，俄國人就以清剿義和拳為名，侵占了中國的整個東北地區，而這塊地方，原乃是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就曾占領過的，當時日本迫於俄、美、英等國的壓力，不得不忍痛撤出，沒想到俄國人當年起勁動員日本撤軍，嗣後自己卻趁機擠了進來。日本人豈能咽得下這口鳥氣？加上這時候，英、美兩國也覺得俄國人便宜占得太過分，而暗中慫恿和支持日本向俄國開戰。清政府原來是親俄的，但自從俄國人侵占東北之後，也就與俄國產生了仇隙。現在日本人要懲罰俄國，清政府便以為這正是一個“以夷製夷”的好機會。於是，他們轉而歡迎日本來中國領土上打仗。但他們又不敢公然得罪俄國，便隻得在表麵上宣布“嚴守中立”，並劃定遼東地區為日俄戰場，暗中指望日本人“幫助”中國把俄國人趕出東北。他們以為這是一條維護中國利益的“絕妙好計”，殊不知一個國家連自己的領土都要讓給兩個強盜去用戰火焚燒，還能指望從中獲得什麽利益！但聰明絕頂的袁世凱等大臣們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麽打的。
張勳雖然當官多年，但他的真正顯貴，卻隻能從幸遇太後之日開始算起。過去，他一直隻能投靠別人，轉戰各地，上不能入廟堂而邀君寵，下未得可歸自己統屬之寸土。打來打去始終隻是一位寄人籬下的掛單將軍。現在，他卻既居廟堂之高而常得君寵，又有一個有權有地有固定任所的高級職任。雖然從名義上看，他還隻是四川建昌的一名地方軍政長官，但實際上他已直屬太後領導。現在，連直隸總督袁世凱也不能直接給他下命令，任何人要調用他都必須經過“老佛爺”親允。張勳二字已進入“老佛爺”親握的官僚名冊，他的命運直接操在“老佛爺”本人手裏。這使他在政治上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在經濟上，他也開始真正地闊起來。他不僅可以吃空缺和貪汙冒領各項裝備費用，而且從總管太臨李蓮英那裏學會了卡脖子敲外官的進門禮。除開皇親國戚和朝內外一品大員之外，一般的二三品以下的各級地方官吏若想進宮辦事，那就得老實打點一筆“敲門費”。對於這種公開的敲詐，從上到下早已見怪不怪，他完全不必擔心受到什麽參劾和斥責。他的實際年收入已達白銀十餘萬兩，很快就積聚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家產。除了原有的天津公館之外，他又在北京南河沿買下了一座大院（現在的北京飯店就是建在當年張勳的院址上），安下了一個新家。他讓正室曹琴留在天津鬆樹裏英租界給他守著那座豪華的冷宮，而把側室邵雯接到北京新家同居。不久，他又花費1.2萬兩銀子把當時在北京城裏很有名氣的河北梆子戲女演員傅筱翠買下來充了三妾。他給每名妻妾都雇傭了丫頭、老媽和家庭教師。兩處公館都有一群廚師、花工、清掃、維修等仆役人員。他又往故鄉匯回一筆銀票，著他的堂弟張芝珊替他在南昌新建了一座公館，並在老家置下一批田產，以預留後路。為了使這位堂弟在地方上交遊方便，他又通過李蓮英在太後麵前活動，給他弄了個“正二品資政大夫”的空頭官銜，使得這位老弟在江西除了巡撫之外，其餘任何地方官見了他都得優禮相待。他還把他的另一位名叫係邵的堂弟弄到他的皇宮衛隊裏當了一個五品銜的武德騎尉。實際上這位老弟根本就沒有上過崗，而是長年奔走於北京、天津之間，替他擔任家務總管，在衛隊裏掛個名，隻不過是為了領一份幹俸而已。
由於江西籍廣東巡撫許振？和湖南巡撫陳寶箴都在1899年前後死去。至此，江西已少有在京師或地方榮任一二品大官的人。而隨著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和鞏固，張勳卻在江西籍寓京官僚中漸漸露了頭角。於是，可憐的江西老表們便有意推戴他出來當個盟主，想弄個適當的機構，為江西人進京城辦事提供點方便。但也有人擔心，張勳自幼窮愁潦倒，形成了怕窮的心裏，如今新貴，一定把錢袋守得很緊，叫他牽頭出錢興辦公益事業，恐怕沒門；再說，張勳雖是江西人，但卻從小吃盡了江西的苦頭，直到闖出了江西才算活出了一個人樣子，因此，那曾經對他並不怎麽仁慈的故鄉，未必能喚起他的多大好感。
然而，事實卻恰與這些人的擔心相反。張勳雖然出身貧寒，但他生性豪爽俠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小氣人，更何況他畢竟見過大世麵，與那些雞腸小肚的農村土老財和市井守財奴有著很大的區別。此外，他還有著濃厚的出人頭地的表現欲望和衣錦還鄉、榮宗耀祖的觀念，雖然在他卑微的當年，故鄉對他並不客氣，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就越想向那些短見淺識的故鄉人顯示他今日的成功和他的仁慈寬厚。這和當年冠蓋還鄉、慷慨而歌《大風歌》的漢高祖劉邦的心情是完全一樣的。因而，對於足以向故鄉人民一顯氣派的這樁“義舉”，張勳不僅未予推辭，而且熱心得很。他一甩手就捐出白銀2萬兩，和其他一些江西籍在京人士一起創建了北京江西會館，並且另外又單獨創設了一個北京奉新會館，為進京辦事的江西同鄉提供免費食宿；對於那些不幸零落京師的窮鄉親，還發給回家川資和沿途零花錢。
1906年，全國廢科舉，興學堂，他的堂弟張芝珊建議他捐款在家鄉興辦一所初、高兩等小學，張勳又慷慨捐錢7100餘貫，他還把在家鄉的地租收入大部分捐出救濟貧困村民，設局施藥施棺，廣布仁德，並囑咐其堂弟張芝珊說：“苟於地方有濟，則聽弟之所為，捐吾財勿問也。”據《赤田張氏王京公宗譜》記載，在張勳顯貴後的短短數年之內，他光捐助故鄉辦學、濟貧和修橋補路就花費了白銀十數萬兩。而當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大壽時，他所進獻的壽銀卻隻8000兩。由此可見，他在布施鄉黨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熱情高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說他在為故鄉興辦公益事業上還帶有某種個人目的話，那麽，他在對待故舊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獨特品格，就隻能純粹解釋為義氣。
1903年春，當許多官僚政客得知軍機處領班大臣榮祿將死，慶親王奕？有望繼位，而一時間紛紛丟下榮祿，轉向慶親王府行賄獻媚之際，張勳卻一如既往地堅持到榮府請安視疾，並盡其所能到處打聽和延請名醫為其診病獻方。他甘心為垂死的榮祿白白地花費了上萬兩銀子的醫藥費，而直到慶親王奕？正式繼任了軍機處領班大臣，他才封了2000兩賀銀前往恭喜。他側身宮禁，又與李蓮英相好，最先知道奕？升遷的消息，他也並非不知交結奕？對他日後升遷的重大意義，他隻是根據往日的感情深淺自然而然地這樣處理著人緣關係。
稍後，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使他這憨厚重義的秉性表現得更加充分。原來，自從廣西提督蘇元春打發他離開廣西邊防之後，這位好好將軍並沒有製止住廣西防軍兵匪相通為非作歹的惡習，隻是他把住了一點，從那以後，他的部隊不再騷擾越南境內的洋鬼子，而專門搶殺中國人。這一來，洋鬼子雖然不再到北京去給他捅漏子，但兵匪們鬧的時間太長，便難免傷及一些地主豪紳的利益。於是，就有人向北京告狀，說他克扣軍餉，縱兵為匪，禍害百姓，罪惡滔天。恰巧這年3月，岑春暄新任兩廣總督。蘇元春以自己資格老，岑春暄年輕新進而有點不服他的管，惹起岑的怨恨。當岑得到朝廷要他調查蘇元春的指令時，他連最簡單的調查程序都沒有履行，便既刻奏報“據查屬實”，並額外加上一句“不殺元春無以嚴戎備”。
岑春暄曾在1900年太後西逃的路上護駕有功，從那以後便深得慈禧寵信，因而，他的奏報一到，慈禧太後即批示“交部嚴議”。
這一來，蘇元春便倒了血黴。他被革職逮訊，一輛囚車押到北京，經刑部奉旨核議，定為死罪，臨候當年秋季處斬。這時，蘇元春已經60歲，膝下無子，隻有一名幕士董喬羽跟隨來京，16萬兩銀子的積蓄已經拿出交公抵償以往克扣的軍餉，至此已是山窮水盡。朝中一些老朋友，甚至連那些廣西籍的老鄉誼，都生怕招惹嫌疑而躲得遠遠的。他在京師監獄裏完全死門絕路，孤立無援，看來惟有眼睜睜等著死期光臨。
然而，就在這時，張勳得到消息。對於這位已經整整疏隔了11個年頭，如今又惹翻了聖怒，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老上司，張勳卻一往情深。他不僅親赴監獄探視，而且甘冒忤逆聖意的風險，迅即調動起一切可用的關係，去為這位倒黴的老上司說情緩額。他不惜拿出數萬兩私銀，以蘇元春的名義，先送上奕？2萬兩，又送給總管太監李蓮英和刑部滿族尚書榮慶各1萬兩，請求設法挽救，並在奕？跟前長跪叩頭大哭不止。說他曾跟隨蘇元春多年，深知蘇元春雖有過失，但他戍邊19年，沒有功勞有苦勞，何況他的父親和自己的祖父一樣，“曾為朝廷抗擊粵寇而被難”，照理應當免罪。奕？是天字第一號見錢眼開的大貪官，一見張勳“代”蘇元春奉上白花花紋銀2萬兩，加上張勳情真意切一番哭訴，他早已把什麽本朝王法忘到了九霄雲外，當即答應到太後跟前去活動。結果，太後果然被這些貪官說動（實際上也是刑部把蘇元春交出充公的那16萬兩銀子轉入了她老人家的私庫所起的作用），答應看在蘇元春父親為國捐軀的份上，赦他一死，著發配新疆充軍，總算保住了一條老命。而張勳為了這事，除操心跑腿之外，還整整賠上了4萬多兩銀子，比早年他在蘇元春帳下曆年所得俸祿加外快的總和還多。
加入北洋成心腹，開辟東北拜把子
就在張勳安居宮側，沐浴著浩蕩皇恩，圍著他的家庭和故交新知玩弄著一樁樁運動金錢和人情的勾當之際，他的老上司袁世凱卻正在緊鑼密鼓地著手創建他的即將名震海內的北洋軍。
袁世凱並不滿足於當個平平庸庸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他的竊國野心早在小站練兵之日即已露端倪。如今，他已處於遠比小站時期優越得多的地位之上，他自然要趁機幹出一番更加“宏偉”的業績。1903年，他建議朝廷設立練兵處，由奕？為督辦，自己為會辦，共同主持在全國範圍內組建和訓練一支全國統一的、統屬中央調配的正規軍。先由袁親手在北洋建立新軍六鎮。這樣，袁世凱便需要大批無限忠於他個人而又有帶兵才能的官僚來充當他的各級軍官。他把小站新建陸軍的全套班底一律提拔起來當了翼長、統領等高級將領，這時，張勳作為宮廷禁衛，本已脫離了袁世凱的係統。因而，袁世凱在安排六鎮正規軍軍官序列時，並沒有把張勳考慮進去。但是，袁世凱的野心還不僅在統率六鎮新軍。他需要把凡能抓得到手的軍隊統統抓到自己手裏，因而，他又把駐紮在直隸境內的原有淮軍各營整編為39營，命名為“北洋巡防營”，作為北洋六鎮的別動隊，分駐直隸各州縣，用於彈壓地方、緝捕盜賊、巡查電線等等。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他又想起了張勳。從感情上說，這個忠誠老實、勤勞勇敢的笨蛋，雖然沒有他的家兵家將、弟子幕僚那麽親近，但自從小站練兵起，他畢竟跟隨自己多年，曆次活動都顯示出他確是一根可用之材，把他隨便扔了殊為可惜。於是，他便決定還是得把他拉入北洋體係。為了把張勳調出為其所用，他特向奕？和慈禧太後報稱直隸北境匪患嚴重，需要暫借張勳率師緝剿。直隸為京師畿輔，治安問題至關緊要，“老佛爺”隻得照準。
於是，張勳又得到機會重新回歸了袁世凱的營壘。袁世凱命令他率領北洋巡防隊中的8個營赴直隸北境，兜剿常來這一帶騷擾劫掠的蒙古“馬賊”，並有權節製駐紮在北口一帶的其他北洋部隊。盡管這並不是一項什麽大不了的委任，但張勳還是很樂意接受。因為他從袁世凱與慈禧和奕？的親密關係中，已經隱隱地看出袁世凱和他的紅紅火火的北洋軍在未來中國所必然要占據的重要地位。他能夠擠進這支隊伍占據一個位置，抓得一支軍隊在手，總比單純蹲在皇宮守門更劃算。何況這一來，他就可以腳踩皇室和袁世凱兩隻船，一方麵繼續以端門宿衛的身份直接邀寵於太後，另一方麵通過加強與袁世凱的聯係抓到更多的兵權。他成了同時手握朝野兩支軍隊的實力人物，而且他還擔著建昌鎮總兵的地方職務，一身三任，正合了古代孟嚐君狡兔三窟的處世妙訣，使自己處在一個左右逢源的非常有利的位置之上。
1903年夏，他率領著這支四千餘人號稱先鋒馬隊的騎兵，北出居庸關，分駐宣化、大同。他又拿出當年在山東剿辦義和拳的勁頭，來對付那些常常數百騎結夥越過長城進入直隸和山西行劫的“馬賊”。但是，這些“馬賊”都是上等的蒙古騎手，強悍凶猛，行動迅疾，神出鬼沒，善打遊擊，遠比當年山東那些呆板地堅守村莊以弱抗強的義和拳更難對付得多。往往是官軍搜剿到西邊，他又在東邊出現，待官軍再趕到東邊，他又竄過了西邊。弄得張勳的先鋒馬隊四處撲空，疲於奔命，白白折騰了好幾個月還連一根匪毛也沒抓著。
然而，張勳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一旦獲得戰場指揮的自主權，他往往就能發揮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刁鑽戰術，加上他的騎兵裝備精良，遠非“馬賊”們的幾把鈍刀和幾支破槍可比。因此，他很快就意識到要剿滅這批股匪，關鍵在於摸準其行動規律和窩集地點，而不能坐等地方報警，然後再派兵去步“馬賊”的後塵，結果反被“馬賊”牽著鼻子團團轉。
為了摸清“馬賊”的行動規律，他挑選了一批精兵化裝為商旅北出張家口，一直深入到內蒙古草原深處，進行秘密偵探。而同時把大隊人馬駐紮在宣化、大同城內，任憑地方官頻頻報警，老百姓被掠殺得鬼哭狼嗥，他隻是飲酒作樂，按兵不去。弄得當地官民一致認為他是一名昏庸無能的混蛋將軍。有人甚至向袁世凱告狀，稱他“坐觀賊掠，褻瀆職守”。以至於連袁世凱也不得不電促他“積極兜剿，毋得貪逸苟安”。氣得張勳眼冒金星、鼻孔生煙。他一麵向袁世凱發電申辯，一麵把宣化、大同兩名知府召到帳下，點著鼻子罵了個狗血淋頭，說：“媽那個巴子，你們懂得什麽兵略戎機？老子來剿賊自有老子的剿法，你們這些狗頭知府、縣官們再要瞎告鳥狀，破壞了老子的軍機，老子要先斃了你們！”
嚇得兩名知府汗流浹背，諾諾連聲而退。回府後，連忙馳書下屬各州縣，告以“張將軍自有治賊之計，汝等不得妄議”雲雲。
就在各州縣得著知府告戒，正在疑疑乎乎的時候，張勳開始行動了。他仍然不去觸動那些在內地遊動搶劫的賊幫，而把軍隊一部分開進內蒙古去端那些事先偵察出來的匪巢，一部分設伏於各關隘要道口，專等內掠的匪幫北歸時，以密集的排槍突然殺出，一鼓聚殲之。個別“馬賊”僥幸脫逃，回到老窩時，卻隻見一片廢墟。他這種先端窩後殺賊的辦法，對於那些遠離巢穴流動搶劫的“馬賊”，恰有以毒攻毒之妙。結果，不出一年功夫，就把當地原駐防軍曆年無法對付的“馬賊”搜剿了一個一幹二淨，使那些早先對他極為不滿的府、州、縣官們，不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勝利之後，張勳把被“馬賊”們往日劫去的財物以及“馬賊”們本身固有的財物統統載運歸來賣了充作“軍餉”。實際上除拿出一部分獎賞有功將士之外，其餘的全部充了他的私囊。這種把戲自然遮不過地方官們的耳目，但大家已有前番告狀不準反遭其辱的教訓，知他有些來頭，且得匪患肅清，地方安靜，也就算是蒙了他的大恩大德。因此，大家不僅不再參劾他，反而各自備了“萬民傘”，吹吹打打送到張勳行轅，又聯名修書上報朝廷，盛讚“張將軍靖匪有方，保境安民，勞苦功高”。張勳領兵征戰多年，這還是第一回獲得所駐地方府縣官員的讚譽。這不僅使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而且使太後特別推恩給他長了一級薪俸。事實使他進一步明白，盡管在紫禁城裏坐守宮門日子過得安逸無比，但要顯示才華，還是要到血雨腥風的戰場上來縱橫馳騁。他的表現沒有使袁世凱失望。他又一次以自己得寵不驕，忠於舊誼的實際行動，使自己在袁世凱的營壘中贏得了鞏固的地位。盡管他始終沒有成為袁世凱的心腹，但至此，袁世凱的任何一名心腹，都不能不對他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和認同。
按照袁世凱“借調”張勳剿匪的說法，本來，張勳完成剿匪任務之後，就應該回宮廷執勤。但就在這時候，日俄兩國在中國的東北發動了一場爭奪侵略權利的戰爭，直隸提督馬玉昆被調往遼西駐防。於是，袁世凱又得到理由繼續借用張勳防備俄國人來犯直隸。原來，早在1900年，俄國人就以清剿義和拳為名，侵占了中國的整個東北地區，而這塊地方，原乃是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就曾占領過的，當時日本迫於俄、美、英等國的壓力，不得不忍痛撤出，沒想到俄國人當年起勁動員日本撤軍，嗣後自己卻趁機擠了進來。日本人豈能咽得下這口鳥氣？加上這時候，英、美兩國也覺得俄國人便宜占得太過分，而暗中慫恿和支持日本向俄國開戰。清政府原來是親俄的，但自從俄國人侵占東北之後，也就與俄國產生了仇隙。現在日本人要懲罰俄國，清政府便以為這正是一個“以夷製夷”的好機會。於是，他們轉而歡迎日本來中國領土上打仗。但他們又不敢公然得罪俄國，便隻得在表麵上宣布“嚴守中立”，並劃定遼東地區為日俄戰場，暗中指望日本人“幫助”中國把俄國人趕出東北。他們以為這是一條維護中國利益的“絕妙好計”，殊不知一個國家連自己的領土都要讓給兩個強盜去用戰火焚燒，還能指望從中獲得什麽利益！但聰明絕頂的袁世凱等大臣們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麽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