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懷仁堂新政府成立！開國大典千古勝事(7)
於是，清華大學營建係也成立了國徽設計組。組長由梁啟超先生的兒子、營建係主任梁思成親自掛帥。組員有建築學家林徽因、畫家李宗津、中國建築專家莫宗江、建築設計教師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以及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學者羅哲文等。按政協國旗、國徽審查小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見，並比較了所有的設計方案，兩個國徽圖案設計組最後確定國徽圖案的內容：齒輪麥稻穗五星授帶組成大團結的意象；天安門作為國徽的主體表示民族精神。麥稻穗進入國徽還有一個眾口皆碑的故事。1942年重慶的冬天，宋慶齡為歡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在她的寓所裏舉辦一個隆重而簡樸的茶話會，周恩來夫婦應邀到會。宋慶齡特意在茶桌上擺上了兩串近郊農民送來的金燦燦的禾穗。“它如金子一般。”有人讚美說。“它比真金寶貴。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如果年年五穀豐登，人民便可以豐衣足食了。”宋慶齡說。
周恩來撫摸著禾穗，說：“等到國家回到人民手裏，我們要把這束金禾畫到國徽上。”兩個設計組經過半年努力，參考了我國古代的銅鏡、玉璧、玉環等禮儀文物的裝飾紋樣及工藝效果，又借鑒了各國的國徽圖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滿意的畫稿。
兩幅草圖大同小異，但雙方各抒己見，都認為自己的好。
清華大學設計組以建築師為主，他們設計的天安門是純粹寫實的正立麵建築構圖。天安門端端正正地放在國徽中軸線上。中央美院設計組是由美術家組成的，思維呈浪漫型。他們把天安門的大屋頂設計成大斜角。
雙方互不退讓。
周恩來把兩組人員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讓他們搞一個統一方案，作為他們共同設計的。
最後的定稿圖以清華大學設計組的方案為主。出現在國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門的寫實像。
清華設計組還從中國特征這一要求出發，在圖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紅兩色。紅色喜慶，金色富麗。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國政協國徽審查小組最後一次討論了國徽方案。周恩來主持了討論。
周恩來認真聽取了審查小組全體成員的匯報，又按李四光、張奚若、邵力子等絕大多數委員的意見，最終把國徽確定下來。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八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的說明》。
通過的國徽圖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兼具三個方麵的特征：
（一）形式和色彩莊嚴而富麗。
（二）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國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階級領導政權的意義，亦可省寫國名；天安門則象征五四運動以來人民的政治鬥爭和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頗具“中國特征”。
（三）以齒輪和麥稻象征工農；麥稻並用，也寓含著地廣物博之意；以綬帶緊結齒輪和麥稻象征工農聯盟。
國徽圖案一經確定，兩個設計小組的成員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隨後，他們將這份稿酬如數捐給了國家。
開國大典前夕政務院召集各方麵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國徽圖案時，參加國徽設計工作的高莊說，我有一種願望，就是要使我們的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健康、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並賦予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以冀我們的國徽藝術性達到國際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後，平麵圖變為立體模型的任務交給了高莊。
高莊教授在工藝美術方麵造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的讚賞。
高莊本著對國徽的理解，對平麵國徽草圖進行了仔細研究，發現一些不足之處。如，原圖中稻麥稈向外彎曲，比較雜亂，紅綬帶也理不清來龍去脈，城牆顯得不正。高莊認為，組成國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體定了的，如何利用這些素材組成圖案，並由它來表現精神形象和藝術效果，則完全看藝術家個體發揮。
高莊賦予稻麥剛柔不同的性格，並且分行並列向上，以此象征中華民族的團結和蒸蒸日上。紅綬帶改成有規律的穿插與天安門城牆相呼應，給人堅強安定之感。經過高莊修改過的國徽，更莊嚴、更自然、更美觀。
高莊又買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和一尊佛像、幾方秦漢銅鏡作為參考。做好國徽的石膏模型後，便把模型和平麵圖放在一起，讓人們評論，不斷修改，以求臻於完美。
如今，凝結著無數人心血和智慧的國徽同樣成為國家的象征，高懸於天安門、新華門，以及所有代表國家權力的場合。
國都定在哪裏
首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一個新政權建立之後，要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腦機關設在哪裏。
國都的方案，其實大家心裏都有數。毛澤東在西柏坡時，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議――
1949年元旦剛過，冬天的太陽照耀著西柏坡，整個村莊呈現出暖融融的氣氛。從各個根據地來的人不斷地到此看望毛澤東，毛澤東也十分樂意接待這些客人，他認為是了解情況，推動全國工作的大好機會。於是，他那座土牆圍成的小院裏客人絡繹不絕。
剛送走了徐向前，小院裏又走來了文質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進屋，毛澤東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熱情地說：“稼祥，來來來，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討教。”說完遞上一支煙，解釋道：“這是正宗美國貨，駱駝牌，陳毅同誌送來的，是戰利品。陳毅同誌說，美國人不遠萬裏，漂洋過海送到中國，又承蔣介石轉送給我們，盛情難卻，不抽對不起人嘍。”二人同時開懷大笑。
王稼祥給毛澤東點上煙，接著點燃自己的煙。
王稼祥是位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一雙聰慧的大眼睛在鏡片後一閃一閃，漾出一絲笑意，他專注地望著毛澤東。
“稼祥呀，我現在總在考慮，今後我軍作戰，奪取敵人的大城市已成為重要的目的，我主張能和平解放的，盡量和平解放，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呀。”
王稼祥當時擔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毛澤東與他主要是談城市問題。
“主席考慮得很對，和平解放大城市，意義很重大，不僅能迅速瓦解國民黨政權，而且能保護大量工商業，為我們建國後經濟建設做準備。”
毛澤東點點頭說：“還有一層意義，就是避免中國人流更多的血，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事業流的血實在太多了。”
“我剛才同徐向前同誌談山西作戰問題，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辦法，徐向前同誌說，閻錫山很頑固，我們曾采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進太原，做說服工作，結果閻錫山竟不顧師生情誼，把這位八十多歲的老秀才殺了。”說到此，毛澤東的臉色沉下來。
“閻錫山這麽頑固，看來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聲調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國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區能夠和平解放，那就會大大減少犧牲……好了，今天我們先不談這個問題。剛才我說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討教呢。”說完毛澤東又點燃一支煙。
王稼祥笑了。
“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毛澤東說完，抽了幾口煙。“曆史上，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裏最合適呢？中央雖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後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他沉思片刻，說：“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澤東大感興趣地說：“噢，談談你的理由。”
“依我看，現在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隻要翻開曆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國民黨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曆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是共產黨人，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
毛澤東默默點頭。
王稼祥又接著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今天中國經濟中心是在東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適合。
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麵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漶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首都最理想地點是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靠近蘇蒙，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五百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我們政府的首都，應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完，哈哈大笑，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蔣介石的政權基礎是官僚資本，因此定都南京。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定都北平。不過，北平現在還在傅作義手中哩。”
王稼祥興奮地說：“我們的勝利，比預想的要快，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進北平的。”
確立國都，是開國過程中頭一件需要解決的大事。
北平雄踞於廣闊的華北大平原北端，位於北緯39度56分和東經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偉的地理形勢是“北倚山險”，“南控江淮”，“右擁太行”，“左環滄海”。北平山川富麗，氣候宜人。東、北、西三麵群山環繞，東南為北平平原。地勢西北高聳，東南低緩。城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海拔44.4米。全市最高處為靈山，海拔2303米；最低處為通縣柴廠屯一帶，海拔8米。
北平屬中緯度暖溫帶，具有典型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特點。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幹燥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天高氣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氣晴朗。
北平不但有眾多的文物建築，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學府。
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等首腦機關遷至京城，參與籌備新政府的代表也絕大多數會聚於此。
從這種種條件考慮，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和專家顧問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審議討論了第六小組關於國都的意見後，一致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平，並從當天開始正式改北平為北京。
北京重立為國都，開始了輝煌而嶄新的曆史！
毛澤東風趣地說：就是耶穌也不壞嘛
新中國一建立，無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紀年的問題。
關於紀年，籌備會第六小組成員和專家們在討論和座談時意見分歧較大。
有人說：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元。
有人主張：從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開始。
還有人提議：從幾千年前黃帝即位開始。
經過一番查閱，發現世界上采用本國紀年的隻是少數國家，絕大多數國家采用公元紀年。
經過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紀年。因為這是國際上通用的紀元，既統一，用起來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區早就開始使用公元紀年了。
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協商國旗、國歌等問題會議時，大多數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紀年，但有人反對：“我們采用公元為紀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時采用其他紀年。”
毛澤東發言說：“老百姓要用其他紀年，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不能製定法律去處罰他們。”
“過去用中華民國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們學會用了。但是，我們的政府還是要有個決定：采用哪個年號。”
黃炎培發言說：“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有人說采用公元紀年是以耶穌降生之年為紀元，是基督教國家的年號。據我們調查了解，其實許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國家也采用以公元為紀年。現在公元紀年已成為國際習慣通用的年號。少數國家采用本國紀元，但在行文寫到本國紀年時，常常還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煩得很。”
聽了黃炎培的話，毛澤東風趣而幽默地插話道：“就是耶穌也不壞嘛！耶穌和今天某些國家借推行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並不一樣。”
會上討論熱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為新中國紀年。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本年為1949年。
徐悲鴻為確定國歌徹夜難眠
世界上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歌。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民眾共同心聲的表達和共同意誌的體現，能起到統一人們思想、激發民族愛國情感、催人奮進的巨大作用。但創作或確定能代表一個國家全體民眾共同心聲的國歌是相當不易的。
在籌備新中國的過程中，確定國歌也經曆了一番曲折過程。
新政協籌備會的征稿啟事發出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的國歌歌詞、歌譜694首，其中有籌備會成員如郭沫若、馬敘倫、歐陽予倩、馮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組在評審國歌時，選了一部分歌詞、歌譜印發給大家，對有的歌譜還組織樂隊進行演奏。
遺憾的是，征集來的歌詞、歌譜都不太理想。
在討論時，大家認為在短時間內創作出理想的國歌詞、譜是困難的。
商議的結果，傾向於在國歌未製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作國歌的人便是著名畫家徐悲鴻。
新政協籌備會黨委會接到的馬敘倫和沈雁冰關於國歌選評情況的報告稱：“經本組慎重研討，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有計劃地征集一次，將選取者製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後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可以完成。”
然而，沒有國歌的開國典禮，至少會使大典的氣氛和人們的心情受到影響。常委們十分著急。
毛澤東親自來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員、第六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顧問以及各界人士座談國歌之事。
座談會一開始，出現冷場，無人發言。
大家都在思考。
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必須具有莊嚴性，如此雅俗共賞的歌曲創作實屬不易。而且，國歌是代表一個國家，尤其是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鴻站起來說：“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麽樣？”
在去中南海開座談會之前，徐悲鴻已經為國歌的事情幾度夜難安寐，輾轉反側了。他對夫人廖靜文說：“我準備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那怎麽可以，歌詞裏不是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不好吧？”廖靜文說。
“你知道法國的《馬賽曲》嗎？那就是一支很悲壯的歌曲。”徐悲鴻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對這首法國國歌印象很深。他為廖靜文唱了一遍：
前進！前進！祖國的兒郎，
那光榮的時刻已來臨！
專製暴政在壓迫著我們，
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處在殘殺人民，
他們從你的懷抱裏，
殺死你的妻子和兒女。
公民們，武裝起來！
公民們，投入戰鬥！
前進前進！萬眾一心
把敵人消滅淨……
“你看，這歌詞的味道和《義勇軍進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鴻說，“抗日戰爭中《義勇軍進行曲》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今天，它仍將鼓舞人民以昂揚的精神繼續前進。”
廖靜文終於點了點頭。
徐悲鴻的建議立即得到周恩來的響應。周恩來發言說，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於演奏。
建築學家梁思成說，我記得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美國青年。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這支歌吧。
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說：“國歌是一個國家的歌，它的產生應該有曆史背景，如法國的馬賽曲，還有國際歌。這些歌曲在法國大革命、蘇聯十月革命中喚起了廣大人民。《義勇軍進行曲》產生於抗戰時期，喚起民眾向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保衛祖國的神聖戰鬥。還有，這支歌可以用來紀念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耳。另外，在國際間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國，同美國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羅伯遜見麵時，他說他愛唱《義勇軍進行曲》。美國的中學生、小學生從廣播電台和電影中學會了這支歌，無論在娛樂場所還是朋友間都唱。羅伯遜問，這是不是你們的國歌？我說，不是，我們的國歌是喪歌。當然，那是指國民黨時期。這樣看，《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確已建立起偉大的曆史地位。按一個歌曲本身講，好壞不靠幾位音樂專家評判，而是需要廣大人民去下判斷。《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內國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頌揚，所以按它本身價值，也應采用作國歌。歌詞可以按新的國內外情況編擬，這是兄弟本著在國外作宣傳工作的經驗，提供的一點意見。兄弟希望能采用聶耳的歌譜，歌詞另擬。”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新中國即將成立了，中華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東方，而這首歌當中還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
周恩來回答說：這首歌在曆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盡管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後還可能有戰爭，還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個接一個表態同意《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最後，毛澤東總結說：“既然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終於勝利了，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原詞好。”
大家對毛澤東的講話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著，毛澤東綜合了座談會上眾人的意見，宣布通過了徐悲鴻的建議。
這首在倉促中寫在香煙襯紙上的歌詞和聶耳的譜曲同樣受到了政協一屆代表的喜愛，全體代表一致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製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在血與火的年代。
“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到肥沃的華北平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共產黨員田漢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發現音樂界的一些人，或寫靡靡之音，或寫藝術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寫救亡歌曲，但因為思想感情的原因，這些歌曲無力在民眾中流傳。
田漢決定要寫一些能喚起民眾、鼓舞人民鬥誌的歌曲。此時，他正在為上海電通影業公司編寫《風雲兒女》的梗概。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線的故事。劇本著重描寫了從東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漢為影片的主人公詩人辛白華設計了一節詩稿：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田漢寫出歌詞不久，就被投入鐵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劇作，把梗概改編成電影，歌詞交給共產黨員聶耳。
正在華聯公司搞音樂的聶耳和田漢既是同誌又是朋友，而且田漢是聶耳的入黨介紹人。他們常在一起談論國事，並多次合作歌曲。
聶耳拿到田漢歌詞的時候，也得到敵人即將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黨決定讓聶耳出國暫避一段。出國前，聶耳連夜突擊拿出了曲譜。這支歌的每個音符都充滿了強烈的戰鬥氣氛，鏗鏘有力，渾然一體。前奏曲像嘹亮的進軍號，連著三個“起來”，把音調推向高潮。結尾不但堅定有力，而且有繞梁不絕之感。
1935年7月，田漢由南京憲兵司令部獲釋出獄的當天，適逢《風雲兒女》首映式。作為電影主題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問世。但曲作者聶耳再也聽不到這支昂揚向上的進行曲了。年僅24歲的聶耳，不幸歿於日本藤澤市海濱的波濤中。《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的絕唱。
然而，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隨著“一二？九”運動的興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國大地。
美國朋友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過一篇題名為《反抗的歌聲》的文章，談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聽到人們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動人場麵。大約是1938年5月，他路過天津青年會堂體育館時，遠遠聽到一陣有力的歌聲，原來是天津青年會的秘書劉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義勇軍進行曲》。愛潑斯坦覺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個口號。他在文中寫道：“這種類型的歌曲隻要聽到一次就會終生難忘。它的急促而充滿勝利的信心的詞句，像是一位緊張得喉嚨沙啞的指揮員在戰鬥打響之前作動員報告。”
聶耳死後，郭沫若親筆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並撰寫墓誌銘，全文是：“聶耳同誌，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鼓卑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壯然而宏誌士之誌，毅然而趣於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民族並壽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聶耳》時，結尾處理為聶耳站在甲板上，輪船向遠方航行。周恩來看完樣片，建議結尾改成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邊行進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鏡頭。周恩來說，應該唱到天安門。
藝術的各門類是相通的，徐悲鴻不僅憑藝術感覺，更憑他一生中的磨難，真正認識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非凡的歌曲。開國大典時，徐悲鴻作為政協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聽到了那莊嚴的樂曲。
四年後徐悲鴻病逝。他當然不會知道他提議的代國歌在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改國歌歌詞。全國人大許多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許多委員和各界人士都建議恢複國歌原詞。
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恢複《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昂揚的歌曲響徹山川湖濱。天安門城樓前，每天迎著曙光都要升起莊嚴的國旗，響起雄壯的國歌。它早已成為全中國人民奮進的號角，與中國的民族精神渾然凝為一體！
第三節 同誌努力終成功莊嚴時刻亦逸聞
周恩來撫摸著禾穗，說：“等到國家回到人民手裏，我們要把這束金禾畫到國徽上。”兩個設計組經過半年努力，參考了我國古代的銅鏡、玉璧、玉環等禮儀文物的裝飾紋樣及工藝效果，又借鑒了各國的國徽圖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滿意的畫稿。
兩幅草圖大同小異，但雙方各抒己見，都認為自己的好。
清華大學設計組以建築師為主，他們設計的天安門是純粹寫實的正立麵建築構圖。天安門端端正正地放在國徽中軸線上。中央美院設計組是由美術家組成的，思維呈浪漫型。他們把天安門的大屋頂設計成大斜角。
雙方互不退讓。
周恩來把兩組人員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讓他們搞一個統一方案，作為他們共同設計的。
最後的定稿圖以清華大學設計組的方案為主。出現在國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門的寫實像。
清華設計組還從中國特征這一要求出發，在圖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紅兩色。紅色喜慶，金色富麗。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國政協國徽審查小組最後一次討論了國徽方案。周恩來主持了討論。
周恩來認真聽取了審查小組全體成員的匯報，又按李四光、張奚若、邵力子等絕大多數委員的意見，最終把國徽確定下來。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八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的說明》。
通過的國徽圖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兼具三個方麵的特征：
（一）形式和色彩莊嚴而富麗。
（二）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國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階級領導政權的意義，亦可省寫國名；天安門則象征五四運動以來人民的政治鬥爭和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頗具“中國特征”。
（三）以齒輪和麥稻象征工農；麥稻並用，也寓含著地廣物博之意；以綬帶緊結齒輪和麥稻象征工農聯盟。
國徽圖案一經確定，兩個設計小組的成員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隨後，他們將這份稿酬如數捐給了國家。
開國大典前夕政務院召集各方麵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國徽圖案時，參加國徽設計工作的高莊說，我有一種願望，就是要使我們的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健康、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並賦予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以冀我們的國徽藝術性達到國際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後，平麵圖變為立體模型的任務交給了高莊。
高莊教授在工藝美術方麵造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的讚賞。
高莊本著對國徽的理解，對平麵國徽草圖進行了仔細研究，發現一些不足之處。如，原圖中稻麥稈向外彎曲，比較雜亂，紅綬帶也理不清來龍去脈，城牆顯得不正。高莊認為，組成國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體定了的，如何利用這些素材組成圖案，並由它來表現精神形象和藝術效果，則完全看藝術家個體發揮。
高莊賦予稻麥剛柔不同的性格，並且分行並列向上，以此象征中華民族的團結和蒸蒸日上。紅綬帶改成有規律的穿插與天安門城牆相呼應，給人堅強安定之感。經過高莊修改過的國徽，更莊嚴、更自然、更美觀。
高莊又買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和一尊佛像、幾方秦漢銅鏡作為參考。做好國徽的石膏模型後，便把模型和平麵圖放在一起，讓人們評論，不斷修改，以求臻於完美。
如今，凝結著無數人心血和智慧的國徽同樣成為國家的象征，高懸於天安門、新華門，以及所有代表國家權力的場合。
國都定在哪裏
首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一個新政權建立之後，要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腦機關設在哪裏。
國都的方案，其實大家心裏都有數。毛澤東在西柏坡時，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議――
1949年元旦剛過，冬天的太陽照耀著西柏坡，整個村莊呈現出暖融融的氣氛。從各個根據地來的人不斷地到此看望毛澤東，毛澤東也十分樂意接待這些客人，他認為是了解情況，推動全國工作的大好機會。於是，他那座土牆圍成的小院裏客人絡繹不絕。
剛送走了徐向前，小院裏又走來了文質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進屋，毛澤東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熱情地說：“稼祥，來來來，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討教。”說完遞上一支煙，解釋道：“這是正宗美國貨，駱駝牌，陳毅同誌送來的，是戰利品。陳毅同誌說，美國人不遠萬裏，漂洋過海送到中國，又承蔣介石轉送給我們，盛情難卻，不抽對不起人嘍。”二人同時開懷大笑。
王稼祥給毛澤東點上煙，接著點燃自己的煙。
王稼祥是位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一雙聰慧的大眼睛在鏡片後一閃一閃，漾出一絲笑意，他專注地望著毛澤東。
“稼祥呀，我現在總在考慮，今後我軍作戰，奪取敵人的大城市已成為重要的目的，我主張能和平解放的，盡量和平解放，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呀。”
王稼祥當時擔任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毛澤東與他主要是談城市問題。
“主席考慮得很對，和平解放大城市，意義很重大，不僅能迅速瓦解國民黨政權，而且能保護大量工商業，為我們建國後經濟建設做準備。”
毛澤東點點頭說：“還有一層意義，就是避免中國人流更多的血，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事業流的血實在太多了。”
“我剛才同徐向前同誌談山西作戰問題，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辦法，徐向前同誌說，閻錫山很頑固，我們曾采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進太原，做說服工作，結果閻錫山竟不顧師生情誼，把這位八十多歲的老秀才殺了。”說到此，毛澤東的臉色沉下來。
“閻錫山這麽頑固，看來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聲調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國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區能夠和平解放，那就會大大減少犧牲……好了，今天我們先不談這個問題。剛才我說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討教呢。”說完毛澤東又點燃一支煙。
王稼祥笑了。
“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毛澤東說完，抽了幾口煙。“曆史上，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裏最合適呢？中央雖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後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他沉思片刻，說：“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澤東大感興趣地說：“噢，談談你的理由。”
“依我看，現在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隻要翻開曆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國民黨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曆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是共產黨人，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
毛澤東默默點頭。
王稼祥又接著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今天中國經濟中心是在東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適合。
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麵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漶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首都最理想地點是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靠近蘇蒙，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五百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我們政府的首都，應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完，哈哈大笑，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蔣介石的政權基礎是官僚資本，因此定都南京。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定都北平。不過，北平現在還在傅作義手中哩。”
王稼祥興奮地說：“我們的勝利，比預想的要快，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進北平的。”
確立國都，是開國過程中頭一件需要解決的大事。
北平雄踞於廣闊的華北大平原北端，位於北緯39度56分和東經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偉的地理形勢是“北倚山險”，“南控江淮”，“右擁太行”，“左環滄海”。北平山川富麗，氣候宜人。東、北、西三麵群山環繞，東南為北平平原。地勢西北高聳，東南低緩。城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海拔44.4米。全市最高處為靈山，海拔2303米；最低處為通縣柴廠屯一帶，海拔8米。
北平屬中緯度暖溫帶，具有典型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特點。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幹燥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天高氣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氣晴朗。
北平不但有眾多的文物建築，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學府。
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等首腦機關遷至京城，參與籌備新政府的代表也絕大多數會聚於此。
從這種種條件考慮，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和專家顧問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審議討論了第六小組關於國都的意見後，一致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平，並從當天開始正式改北平為北京。
北京重立為國都，開始了輝煌而嶄新的曆史！
毛澤東風趣地說：就是耶穌也不壞嘛
新中國一建立，無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紀年的問題。
關於紀年，籌備會第六小組成員和專家們在討論和座談時意見分歧較大。
有人說：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元。
有人主張：從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開始。
還有人提議：從幾千年前黃帝即位開始。
經過一番查閱，發現世界上采用本國紀年的隻是少數國家，絕大多數國家采用公元紀年。
經過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紀年。因為這是國際上通用的紀元，既統一，用起來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區早就開始使用公元紀年了。
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協商國旗、國歌等問題會議時，大多數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紀年，但有人反對：“我們采用公元為紀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時采用其他紀年。”
毛澤東發言說：“老百姓要用其他紀年，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不能製定法律去處罰他們。”
“過去用中華民國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們學會用了。但是，我們的政府還是要有個決定：采用哪個年號。”
黃炎培發言說：“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有人說采用公元紀年是以耶穌降生之年為紀元，是基督教國家的年號。據我們調查了解，其實許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國家也采用以公元為紀年。現在公元紀年已成為國際習慣通用的年號。少數國家采用本國紀元，但在行文寫到本國紀年時，常常還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煩得很。”
聽了黃炎培的話，毛澤東風趣而幽默地插話道：“就是耶穌也不壞嘛！耶穌和今天某些國家借推行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並不一樣。”
會上討論熱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為新中國紀年。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本年為1949年。
徐悲鴻為確定國歌徹夜難眠
世界上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歌。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民眾共同心聲的表達和共同意誌的體現，能起到統一人們思想、激發民族愛國情感、催人奮進的巨大作用。但創作或確定能代表一個國家全體民眾共同心聲的國歌是相當不易的。
在籌備新中國的過程中，確定國歌也經曆了一番曲折過程。
新政協籌備會的征稿啟事發出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的國歌歌詞、歌譜694首，其中有籌備會成員如郭沫若、馬敘倫、歐陽予倩、馮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組在評審國歌時，選了一部分歌詞、歌譜印發給大家，對有的歌譜還組織樂隊進行演奏。
遺憾的是，征集來的歌詞、歌譜都不太理想。
在討論時，大家認為在短時間內創作出理想的國歌詞、譜是困難的。
商議的結果，傾向於在國歌未製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作國歌的人便是著名畫家徐悲鴻。
新政協籌備會黨委會接到的馬敘倫和沈雁冰關於國歌選評情況的報告稱：“經本組慎重研討，認為國歌征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必須再有計劃地征集一次，將選取者製曲試演，向群眾中廣求反應後再行提請決定，非最近時期可以完成。”
然而，沒有國歌的開國典禮，至少會使大典的氣氛和人們的心情受到影響。常委們十分著急。
毛澤東親自來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員、第六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顧問以及各界人士座談國歌之事。
座談會一開始，出現冷場，無人發言。
大家都在思考。
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必須具有莊嚴性，如此雅俗共賞的歌曲創作實屬不易。而且，國歌是代表一個國家，尤其是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鴻站起來說：“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麽樣？”
在去中南海開座談會之前，徐悲鴻已經為國歌的事情幾度夜難安寐，輾轉反側了。他對夫人廖靜文說：“我準備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那怎麽可以，歌詞裏不是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不好吧？”廖靜文說。
“你知道法國的《馬賽曲》嗎？那就是一支很悲壯的歌曲。”徐悲鴻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對這首法國國歌印象很深。他為廖靜文唱了一遍：
前進！前進！祖國的兒郎，
那光榮的時刻已來臨！
專製暴政在壓迫著我們，
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我們的祖國鮮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處在殘殺人民，
他們從你的懷抱裏，
殺死你的妻子和兒女。
公民們，武裝起來！
公民們，投入戰鬥！
前進前進！萬眾一心
把敵人消滅淨……
“你看，這歌詞的味道和《義勇軍進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鴻說，“抗日戰爭中《義勇軍進行曲》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今天，它仍將鼓舞人民以昂揚的精神繼續前進。”
廖靜文終於點了點頭。
徐悲鴻的建議立即得到周恩來的響應。周恩來發言說，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於演奏。
建築學家梁思成說，我記得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美國青年。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這支歌吧。
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說：“國歌是一個國家的歌，它的產生應該有曆史背景，如法國的馬賽曲，還有國際歌。這些歌曲在法國大革命、蘇聯十月革命中喚起了廣大人民。《義勇軍進行曲》產生於抗戰時期，喚起民眾向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保衛祖國的神聖戰鬥。還有，這支歌可以用來紀念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耳。另外，在國際間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國，同美國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羅伯遜見麵時，他說他愛唱《義勇軍進行曲》。美國的中學生、小學生從廣播電台和電影中學會了這支歌，無論在娛樂場所還是朋友間都唱。羅伯遜問，這是不是你們的國歌？我說，不是，我們的國歌是喪歌。當然，那是指國民黨時期。這樣看，《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確已建立起偉大的曆史地位。按一個歌曲本身講，好壞不靠幾位音樂專家評判，而是需要廣大人民去下判斷。《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內國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頌揚，所以按它本身價值，也應采用作國歌。歌詞可以按新的國內外情況編擬，這是兄弟本著在國外作宣傳工作的經驗，提供的一點意見。兄弟希望能采用聶耳的歌譜，歌詞另擬。”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新中國即將成立了，中華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東方，而這首歌當中還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
周恩來回答說：這首歌在曆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盡管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後還可能有戰爭，還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個接一個表態同意《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最後，毛澤東總結說：“既然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終於勝利了，但是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原詞好。”
大家對毛澤東的講話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著，毛澤東綜合了座談會上眾人的意見，宣布通過了徐悲鴻的建議。
這首在倉促中寫在香煙襯紙上的歌詞和聶耳的譜曲同樣受到了政協一屆代表的喜愛，全體代表一致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製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在血與火的年代。
“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到肥沃的華北平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共產黨員田漢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發現音樂界的一些人，或寫靡靡之音，或寫藝術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寫救亡歌曲，但因為思想感情的原因，這些歌曲無力在民眾中流傳。
田漢決定要寫一些能喚起民眾、鼓舞人民鬥誌的歌曲。此時，他正在為上海電通影業公司編寫《風雲兒女》的梗概。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線的故事。劇本著重描寫了從東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漢為影片的主人公詩人辛白華設計了一節詩稿：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田漢寫出歌詞不久，就被投入鐵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劇作，把梗概改編成電影，歌詞交給共產黨員聶耳。
正在華聯公司搞音樂的聶耳和田漢既是同誌又是朋友，而且田漢是聶耳的入黨介紹人。他們常在一起談論國事，並多次合作歌曲。
聶耳拿到田漢歌詞的時候，也得到敵人即將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黨決定讓聶耳出國暫避一段。出國前，聶耳連夜突擊拿出了曲譜。這支歌的每個音符都充滿了強烈的戰鬥氣氛，鏗鏘有力，渾然一體。前奏曲像嘹亮的進軍號，連著三個“起來”，把音調推向高潮。結尾不但堅定有力，而且有繞梁不絕之感。
1935年7月，田漢由南京憲兵司令部獲釋出獄的當天，適逢《風雲兒女》首映式。作為電影主題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問世。但曲作者聶耳再也聽不到這支昂揚向上的進行曲了。年僅24歲的聶耳，不幸歿於日本藤澤市海濱的波濤中。《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他的絕唱。
然而，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隨著“一二？九”運動的興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國大地。
美國朋友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過一篇題名為《反抗的歌聲》的文章，談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聽到人們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動人場麵。大約是1938年5月，他路過天津青年會堂體育館時，遠遠聽到一陣有力的歌聲，原來是天津青年會的秘書劉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義勇軍進行曲》。愛潑斯坦覺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個口號。他在文中寫道：“這種類型的歌曲隻要聽到一次就會終生難忘。它的急促而充滿勝利的信心的詞句，像是一位緊張得喉嚨沙啞的指揮員在戰鬥打響之前作動員報告。”
聶耳死後，郭沫若親筆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並撰寫墓誌銘，全文是：“聶耳同誌，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鼓卑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壯然而宏誌士之誌，毅然而趣於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民族並壽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聶耳》時，結尾處理為聶耳站在甲板上，輪船向遠方航行。周恩來看完樣片，建議結尾改成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邊行進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鏡頭。周恩來說，應該唱到天安門。
藝術的各門類是相通的，徐悲鴻不僅憑藝術感覺，更憑他一生中的磨難，真正認識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非凡的歌曲。開國大典時，徐悲鴻作為政協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聽到了那莊嚴的樂曲。
四年後徐悲鴻病逝。他當然不會知道他提議的代國歌在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改國歌歌詞。全國人大許多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許多委員和各界人士都建議恢複國歌原詞。
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恢複《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昂揚的歌曲響徹山川湖濱。天安門城樓前，每天迎著曙光都要升起莊嚴的國旗，響起雄壯的國歌。它早已成為全中國人民奮進的號角，與中國的民族精神渾然凝為一體！
第三節 同誌努力終成功莊嚴時刻亦逸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