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3)
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之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複了鄧小平同誌黨內外一切職務。
更值得慶幸的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恢複工作以前就深切關注著教育和科技。他一恢複工作，就“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
把以上幾個好像是偶然發生的點連接起來，於是構成了1977年中國教育史上那次偉大的、必然的時代轉折。
在座談會上，鄧小平傾聽科學家們談論高等教育令人不滿和焦慮的現狀。有人講到清華的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3年就畢業。鄧小平很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稱“清華中學”“清華小學”。現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當時任武漢大學化學係副教授）強烈呼籲，從今年就改進招生辦法，再也不能忽視新生質量了。在8月6日下午的發言中，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製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製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了現行招生製度的四個嚴重弊病：“第一，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某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據了招生名額。第二，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製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群眾裏流傳著：‘十七年上大學靠分，現在靠權’。所以有了第三，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愈演愈烈。據我所知，今年的招生還沒開始，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了。如果製度不改革，走後門的不正之風就刹不住。第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們教與學的積極性，現在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數學家吳文駿、長春光機所王大衍、上海有機所汪犭酉等科學家都發了言。發言過程中，在座的科學家插話踴躍，情緒熱烈，一致建議國務院下決心對現行招生製度進行改革。
在查全性發言時，鄧小平插話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大家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接著他問在場的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報告送出去沒有？”“今天上午剛送出去。”“那還來得及追回來。”鄧小平在座談會上堅決地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話音未落，掌聲――發自內心的掌聲爆發了，經久不息。科學家和教育家們不由得生出萬端感慨來：多少年沒有這麽舒暢、這麽誠心誠意地鼓掌了。他們親身參與了一個推動時代向前發展的重要時刻，更要緊的是，他們畢生為之嘔心瀝血的科學事業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希望一旦走出這間會議廳，就得準備付出艱辛和曲折的代價。
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一年之內開兩次招生工作會，是前所未有的，並且它還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鬆”式會議。曆時44天。由於是遊泳旺季，代表們中間從北京飯店移師友誼賓館，直至送走“秋老虎”，迎接了金秋。這造成了後來77級的大學生僅比78級早半年入學。
44天，每一天都交織著是和非，進與退，得與失的人生辯證法，在黎明降臨前，沒有誰能夠超越黑夜的過濾。
8月12日，也就是這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一個必然要對本次會議發生重大影響的大會――黨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會議從8月12日至8月18日。這次大會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因而又起了妨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
正因如此，招生製度要改革的認識，千辛萬苦獲得的覺醒，又一下子回到了當初的零點：教育要上去，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高校招生體製，而改革就必須首先搬開那隻攔路虎――“兩個估計”。否定“兩個估計”勢必會觸犯“兩個凡是”的天條――曆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弄不好可是要粉身碎骨，遺臭幾年、幾十年。衝破思想的桎梏真難，它有點像我們中國的大秧歌，進兩步，退兩步，鑼鼓喧天步履雀躍的表象下，覆蓋著卓越的穩健。
還是鄧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已鮮明地闡明了觀點：“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之後，對建國後全國教育界十七年的工作，鄧小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認為：“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
既然鄧小平已經指明了方向並且親手打破了第一塊堅冰，我們為什麽沒有膽量破浪前進？大多數與會者從心底裏讚成鄧小平的主張，他們在醞釀，在積蓄勇氣；也有的人在動搖、猶豫、徘徊。他們的確有理由膽怯，這豈止是一個高校招生改革問題啊，它分明就是一個突破口，從這裏，要開始把過去的錯誤糾正過來，在政治上、思想上撥亂反正嗬！衝擊在前怎能不掂一掂分量，想一想是非！真理和謬誤都在大氣裏醞釀著、碰撞著，兩條路線，兩種選擇在相持。“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這首打油之作，真實地記錄了人們渴望解放的心情。
終於，有人不甘心讓真理再次從鼻尖下滑過，他要讓鄧小平盡快了解大多數與會者焦急的心情，讓他了解曆史在前進的關頭又遇到了多麽大的阻力。此人就是《人民日報》記者穆揚。穆揚向教育部負責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並要求把不同的意見向上反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於是，9月3日，穆揚邀請了六位曾經出席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目睹“兩個估計”出籠經過，並同堅決擁護鄧小平講話的省部級科教負責人進行座談。他們是：文鑒白（陝西）、劉龍祥（河北）、陳惠滋（浙江）、王野平（吉林）、張惠中（福建）、於文達（石化部）。
座談會取得了共識：不推翻兩個估計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成為教育戰線前進和發展的癌症。
座談會一結束，穆揚趁熱打鐵，連夜趕寫內參稿，之後又征求《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由報社以《情況匯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之後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他們深知，鄧小平也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可是，他們又不得不再次送上這道難題。鄧小平無時無刻不在深切關注著這場關係著中國高等教育前途命運的搏鬥，這篇內參很快就得到了他的肯定。鄧小平說：“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9月19日，鄧小平為此專門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進行了關於“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問題”的重要談話，他說：“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線”，“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
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教育部個別同誌的顧慮與裹足不前：“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頭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中有數，要敢於大膽講話。”“為什麽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毛澤東同誌一貫強調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從來沒有講過大學不要保證教育質量，不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對於招生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具體指出，主要是抓兩條，第一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曆史的質變於是在瞬間發生了。
“九一九”談話字字千鈞，一掃代表們心頭的陰霾，徹底扭轉了乾坤，一位招生會議的參加者回憶當時聽到鄧小平這個談話的感想時，仍然激動不已。大家像過節似的欣喜若狂，許多人連夜打電話，或者複寫、轉抄、寫信……總之，想盡各種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傳回本地區、本部門。
接著，鄧小平親自修改審定了這個得之不易的新的招生工作意見。比如關於考生的政審一項，他認為太繁瑣，改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誌接見了出席招生工作會議的代表。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人數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恢複統一考試，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麵衡量，擇優錄取。這就意味著，被“積壓”了十幾年的幾千萬學生，甚至是已屆而立之年的“老三屆”們，終於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機遇，一個能使人激動、幸福，而又焦急得落眼淚的機遇……
這個重要信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驚一般的反響。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輕人做夢都想不到有這麽一天。一時，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辦公室裏堆滿了成麻袋裝的信件，幹部們顧不得休息、吃飯，熱情地接待一批批的來訪者，連家也變成了辦公室。
1977年的中國沒有冬天。
這一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報考大學的人數，竟達空前絕後的1160萬！“有舊課本嗎？”一下子成了熟人們見麵打招呼的常用語。仿佛一夜之間，蒙塵十幾年的中學課本，變戲法似地從床底下、牆旮旯、廢紙堆、廢品收購站……冒了出來，到處爭相傳閱。頃刻間，“文化沙漠”變為學文化的沃野。
1000餘萬！鄧小平以一雙巨手撥弄起何等磅礴的春潮！它痛徹淋漓地蕩滌了“不學無術靠關係”“唯成分論”“讀書無用論”的汙泥濁水，它向傷痕累累的中國大地吹來第一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風，它憋足了勁，發出了用年輕而飽經滄桑的生命鑄成的回響：
“小――平――您――好！”
拯救一代人的高校之門打開
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第一個念頭是什麽？
“天上掉餡餅！”
“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感謝鄧小平，要不我們都‘殘廢了’。”
“整整一代人得救了。”
這是真情的外溢。
“此事是鄧小平對曆史的貢獻。當然，這是順應了曆史趨勢，但是如果沒有領袖人物的出現和鐵腕的推進，曆史在1977年很可能拐到別處去。”
“恢複高考是建立現代化‘黃埔軍校’的第一步，也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步。”
“它不僅挽救了一個民族被積壓了十年的人才，它也改變了我們一部分人的命運。在一生當中，縱使有一千次一萬次的選擇是錯的，可是1978年的上大學卻永遠值得慶幸。”
“在平等的分數麵前，我有種被解放了的感覺，它使我重又找回了自信和尊嚴。”
這是耐人尋味的沉思。
“撥亂反正是一個令人動感情的字眼。”一位經曆數十年滄桑巨變的黨內高級幹部如是說。
對於曆經磨難才終於盼到了撥亂反正的年輕人來說，它真是一個令人動感情的字眼。在那段日子裏，位於北京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生意特別的火爆，大家紛紛相邀到此舉杯表達對四川人鄧小平的感激之情。還有更多的人則擠進電影院，一遍遍地看《甲午風雲》，向“鄧大人”鼓掌致敬。一向含蓄的中國人仿佛突然間開朗透明了許多。
同時，在任何變革麵前，一定會有某種輿論代表著“習慣”出來挑剔，而且習慣勢力躲在各種角落，讓人防不勝防：
“沒有自知之明，不掂掂自己的分量”；“考大學是成名成家，想跳出現在的工種”……1978年8月27日的《文匯報》在《閑話》一文裏列舉了以上閑話，作者描述了一個考生的憂慮心態：“不去報考，在廠裏大小也算個人才，報考了不錄取，反而出了洋相”。他第一年（1977年）沒有考取，第二年更加如坐針氈，“好在今年沒有去報考，否則日子更難過”。《閑話》作者還披露說：“今年有機會接觸了一些考生，他們希望不要將他們的成績單通知單位。”
習慣勢力正是披著“左”的外衣，通過人害怕失敗、怕失去既得利益，因而不敢打破現狀的心理來拖後腿的。在機會好不容易降臨的時刻，它撲滅了一些本該更傑出的人的勇氣。這種情況在正常的選擇機製下，一般是不會發生的。
但畢竟，一個“考”字，標誌著社會風氣發生變化，以不學無術為恥，從愚昧無知中擺脫出來。
當時的年輕人在《祝酒歌》中歡慶豪飲，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參與了一個黃金時代的締造工程。
沒有一位教育家在談及高等教育時，不聯想到整個民族的未來。“教育的危機意味著經濟的危機。在技術時代，任何一個產業製度如果沒有合格的後備力量都是難以有所成就的：我們如果缺少這種後備力量，迄今的經濟發展將會驟然而止。”這是一位德國教育家在1964年，即我國的“文革”爆發的前兩年發出的警告，原因是當時德國大學的入學率落後於歐美各國。這個警告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一點居安思危的味道，但它確實在那個一貫重視教育的國度引起了強烈震動。
1977年的中國所麵臨的問題幾乎是從負數開始。
以清華大學為例，它的實驗室裏曾經走出過像錢三強、周培源、茅以升那樣的大科學家和數以萬計的傑出工程師。可是浩劫後它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呢：暖氣管凍裂，地板不翼而飛，老鼠做窩，麻雀築巢，老教師們痛心落淚。
鄧小平站在這片廢墟前問在場的清華校領導，修複實驗室需要多少錢，得知僅恢複儀器設備就要3000萬至5000萬元時，他立即推算出另一個驚人的數字：“全國就得20個億。”
一方麵是高等院校剛開始恢複元氣，另一方麵是十年中積壓的3000餘萬享有權利的考生。在激烈辯論是否要恢複高考的招生工作會議上，有人就是被這個數字嚇住的：3000萬！簡直是一個巨型洪峰。於是，那場競爭就變得空前絕後的殘酷，而且尤以1977年和1978年為甚：這兩年的實際報考人數為1160萬，實際招生人數為67.4萬，入學率僅為5.8%，即每百人當中，有5.8位幸運兒；對比1993年，相對應的數字則分別為279萬比80萬，入學率為28.67%。再看全國普通高校在京招生情況：
每百人的錄取數，“文革”前為26人；1994年高達88人；1977年和1978年則分別為4人和15人。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省份，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雲集的黑龍江省，在1978年不得不實行了兩次篩選。考生首先參加省內的命題考試，成績合格才有資格參加全國統考。錄取率還不到1%。這一殘酷的競爭過程，到1979年基本告一段落，1977、1978、1979年，全國高校共招收88萬人。這絕處逢生的88萬，便是“文革”以後恢複高考所招收的第一批大學生。從1980年開始，全國高校終於全麵恢複了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大學生。
積攢了十年的人才，硬是在三年之內完成了淘汰，仿佛被製成“壓縮餅幹”。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百裏挑一，無情淘汰……怎麽想象都不過分。那的的確確是一場萬馬奔騰的廝殺――年輕人與年輕人知識積累的較量，年輕人對命運的背水一戰，年輕人訣別一個幾乎耗盡他們青春的極左的年代，同時也不由自主地訣別過去的自己。神聖的分數線後麵，站起了一個飽經滄桑渴求新時代所接納的知識群體――新三級。
新三級，改革開放時代的第一代幸運的“黃埔軍校”生，他們有幸最先站在中華民族奮起騰飛的起跑點上；他們不僅經受了空前激烈殘酷的競爭，他們也最早嗅到了空前公正、空前透明的新鮮的空氣。
上山下鄉步履維艱
在安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幾種方式中，到國營農場去曾經是比較受到歡迎的，因為盡管農場同插隊一樣，都是與天鬥，與地鬥，風裏來，雨裏去，是很辛苦的。但農場畢竟能夠按月發工資，基本生活不用愁，生產、生活條件一般優於人民公社。插隊就不一樣，差別較大，少數地方收入較高，多數地方忙一年所獲不多，還不得不靠外援。而插隊又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安置方式，問題也比較集中，成為矛盾的焦點。對知青插隊幾乎眾口一詞：勞民傷財。實際上是“四不滿意”。
首先，農民不滿意。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農村形成很大的壓力。我國人口80%在農村，“文革”十年中，農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萬的速度增長，而土地每年以582萬畝的速度遞減。人均耕地麵積由2.61畝降至1.96畝。有些地方，如江、浙一帶的農村，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足半畝地，有的地方人均才3分地。他們已經感到勞動力過剩。再讓他人安置城鎮青年，隻能增加他們的負擔，形成知識青年與農民爭飯吃的局麵。一些邊遠地區，雖然土地較多，但自然條件較差，需要較多的投資，農民底子薄，資金少，靠國家拿錢也有困難。知識青年下鄉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一定要農民接受，實在強人所難。
其次，知識青年本人及其家長不滿意。知青下鄉插隊，生活不能自給，長期靠家長接濟，知青本人覺得臉麵無光，家長感到是個沉重負擔。有的說：“一個子女下鄉，就等於降一級工資”。下麵是國務院知青辦在1977年對插隊知青生活安置方麵情況的一份調查材料：
插隊青年，在生活安置方麵存在三個突出問題：
（一）生活不能自給
據27個省（市、自治區）統計，插隊青年生活自給標準按年收入120-150元計算，黑龍江、山東、上海農村的插隊青年基本能達到自給。其他地方不能自給的比例是：
70%以上不能自給的，有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甘肅、福建；
50%-70%不能自給的，有陝西、新疆、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北京、內蒙古；
30%-50%不能自給的，有遼寧、吉林、山西、天津、河北、青海、江西、湖南、河南。
據上海反映，該市在外省插隊的22萬名青年，有13萬人生活不能自給。家長普遍感到負擔重、壓力大。上海第十二毛紡廠的職工下鄉子女婚後生了154個孩子，有130個送回上海靠父母撫養。家長說：“過去養兒防老，現在養兒到老”，“養了老插隊，還要養小插隊”。
（二）住房困難
據1976年底統計，全國有95萬下鄉青年還沒有建房，特別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難更大。江蘇、安徽、吉林、四川四省已婚青年有22萬，未建房的有10萬人。1973年以前建起的房屋，由於國家補助標準低，質量差，大多需要翻修而又無力翻修。
（三）婚姻狀況
下鄉青年進入晚婚年齡而沒有結婚的越來越多，黑龍江省有30萬，江蘇20萬。上海跨省下鄉的青年90%未婚。據7個省的統計，26、27歲以上未婚的有59萬多人。這裏既有思想問題，怕婚後不能招工回城；也有實際問題，主要是生活、住房困難，沒有結婚安家的條件，還有些地方，由於招工、征兵、升學，男青年走的多，造成男女比例失調，年齡差距拉大，女多男少，女大男小，找對象難。有的地方出現“三八點”（指全是女青年）。
第三，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動員知識青年下鄉，需要各方麵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業單位，做好本單位職工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鄉，還要抽調得力幹部作為帶隊幹部帶領知識青年下鄉。並抽出資金、物資或技術力量，無償支援對口安置地區，使企事業單位不堪重負。1975年，全國城鎮派出的帶隊幹部達9萬多人，其中遼寧一個省就派出1.5萬人。城鎮企事業單位對口支援的物資全國無統計數字，僅上海市每年就拿出兩百多萬元。為了減輕企業職工因子女下鄉所增加的負擔，上海市的企業工會還給有下鄉子女的職工每月補助10-15元錢。
第四，政府不滿意。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政府財政十分緊張，每年仍要擠出一筆經費來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特別是從1973年起提高安置經費標準後，國家財政平均每年撥款8.2億元，占國家同期財政收入的1%。從1962年開始有計劃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79年基本結束上山下鄉為止，國家財政累計撥款達754297萬元。不僅未能把下鄉青年鞏固在農村，而且招致各方麵的不滿意。有人總結說：國家花了70億，買了個“四個不滿意”，得不償失。
“文化大革命”前，國營農場（包括生產建設兵團）接收42萬城鎮知識青年，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安排230多萬人。按照國家要求農場對職工子女“自行消化”的原則，每年還要安排30萬農場職工子女就業。農墾係統職工人數1965年為260萬人，1978年增加到514萬人。人均負擔耕地麵積由19.2畝降至12.5畝。勞動生產率連年下降，整個農墾係統由盈利轉為虧損。農場管理部門再三呼籲不要給農場安排城鎮知識青年。因此，知識青年到農場去的路子也越來越不通了。
更值得慶幸的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恢複工作以前就深切關注著教育和科技。他一恢複工作，就“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
把以上幾個好像是偶然發生的點連接起來，於是構成了1977年中國教育史上那次偉大的、必然的時代轉折。
在座談會上，鄧小平傾聽科學家們談論高等教育令人不滿和焦慮的現狀。有人講到清華的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3年就畢業。鄧小平很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稱“清華中學”“清華小學”。現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當時任武漢大學化學係副教授）強烈呼籲，從今年就改進招生辦法，再也不能忽視新生質量了。在8月6日下午的發言中，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製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製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了現行招生製度的四個嚴重弊病：“第一，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某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據了招生名額。第二，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製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群眾裏流傳著：‘十七年上大學靠分，現在靠權’。所以有了第三，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愈演愈烈。據我所知，今年的招生還沒開始，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了。如果製度不改革，走後門的不正之風就刹不住。第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們教與學的積極性，現在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數學家吳文駿、長春光機所王大衍、上海有機所汪犭酉等科學家都發了言。發言過程中，在座的科學家插話踴躍，情緒熱烈，一致建議國務院下決心對現行招生製度進行改革。
在查全性發言時，鄧小平插話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大家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接著他問在場的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報告送出去沒有？”“今天上午剛送出去。”“那還來得及追回來。”鄧小平在座談會上堅決地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話音未落，掌聲――發自內心的掌聲爆發了，經久不息。科學家和教育家們不由得生出萬端感慨來：多少年沒有這麽舒暢、這麽誠心誠意地鼓掌了。他們親身參與了一個推動時代向前發展的重要時刻，更要緊的是，他們畢生為之嘔心瀝血的科學事業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希望一旦走出這間會議廳，就得準備付出艱辛和曲折的代價。
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一年之內開兩次招生工作會，是前所未有的，並且它還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鬆”式會議。曆時44天。由於是遊泳旺季，代表們中間從北京飯店移師友誼賓館，直至送走“秋老虎”，迎接了金秋。這造成了後來77級的大學生僅比78級早半年入學。
44天，每一天都交織著是和非，進與退，得與失的人生辯證法，在黎明降臨前，沒有誰能夠超越黑夜的過濾。
8月12日，也就是這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一個必然要對本次會議發生重大影響的大會――黨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會議從8月12日至8月18日。這次大會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因而又起了妨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
正因如此，招生製度要改革的認識，千辛萬苦獲得的覺醒，又一下子回到了當初的零點：教育要上去，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高校招生體製，而改革就必須首先搬開那隻攔路虎――“兩個估計”。否定“兩個估計”勢必會觸犯“兩個凡是”的天條――曆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弄不好可是要粉身碎骨，遺臭幾年、幾十年。衝破思想的桎梏真難，它有點像我們中國的大秧歌，進兩步，退兩步，鑼鼓喧天步履雀躍的表象下，覆蓋著卓越的穩健。
還是鄧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已鮮明地闡明了觀點：“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之後，對建國後全國教育界十七年的工作，鄧小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認為：“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
既然鄧小平已經指明了方向並且親手打破了第一塊堅冰，我們為什麽沒有膽量破浪前進？大多數與會者從心底裏讚成鄧小平的主張，他們在醞釀，在積蓄勇氣；也有的人在動搖、猶豫、徘徊。他們的確有理由膽怯，這豈止是一個高校招生改革問題啊，它分明就是一個突破口，從這裏，要開始把過去的錯誤糾正過來，在政治上、思想上撥亂反正嗬！衝擊在前怎能不掂一掂分量，想一想是非！真理和謬誤都在大氣裏醞釀著、碰撞著，兩條路線，兩種選擇在相持。“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這首打油之作，真實地記錄了人們渴望解放的心情。
終於，有人不甘心讓真理再次從鼻尖下滑過，他要讓鄧小平盡快了解大多數與會者焦急的心情，讓他了解曆史在前進的關頭又遇到了多麽大的阻力。此人就是《人民日報》記者穆揚。穆揚向教育部負責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並要求把不同的意見向上反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於是，9月3日，穆揚邀請了六位曾經出席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目睹“兩個估計”出籠經過，並同堅決擁護鄧小平講話的省部級科教負責人進行座談。他們是：文鑒白（陝西）、劉龍祥（河北）、陳惠滋（浙江）、王野平（吉林）、張惠中（福建）、於文達（石化部）。
座談會取得了共識：不推翻兩個估計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成為教育戰線前進和發展的癌症。
座談會一結束，穆揚趁熱打鐵，連夜趕寫內參稿，之後又征求《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由報社以《情況匯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之後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他們深知，鄧小平也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可是，他們又不得不再次送上這道難題。鄧小平無時無刻不在深切關注著這場關係著中國高等教育前途命運的搏鬥，這篇內參很快就得到了他的肯定。鄧小平說：“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9月19日，鄧小平為此專門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進行了關於“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問題”的重要談話，他說：“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線”，“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
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教育部個別同誌的顧慮與裹足不前：“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頭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中有數，要敢於大膽講話。”“為什麽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毛澤東同誌一貫強調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從來沒有講過大學不要保證教育質量，不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對於招生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具體指出，主要是抓兩條，第一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曆史的質變於是在瞬間發生了。
“九一九”談話字字千鈞，一掃代表們心頭的陰霾，徹底扭轉了乾坤，一位招生會議的參加者回憶當時聽到鄧小平這個談話的感想時，仍然激動不已。大家像過節似的欣喜若狂，許多人連夜打電話，或者複寫、轉抄、寫信……總之，想盡各種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傳回本地區、本部門。
接著，鄧小平親自修改審定了這個得之不易的新的招生工作意見。比如關於考生的政審一項，他認為太繁瑣，改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誌接見了出席招生工作會議的代表。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人數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恢複統一考試，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麵衡量，擇優錄取。這就意味著，被“積壓”了十幾年的幾千萬學生，甚至是已屆而立之年的“老三屆”們，終於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機遇，一個能使人激動、幸福，而又焦急得落眼淚的機遇……
這個重要信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驚一般的反響。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輕人做夢都想不到有這麽一天。一時，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辦公室裏堆滿了成麻袋裝的信件，幹部們顧不得休息、吃飯，熱情地接待一批批的來訪者，連家也變成了辦公室。
1977年的中國沒有冬天。
這一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報考大學的人數，竟達空前絕後的1160萬！“有舊課本嗎？”一下子成了熟人們見麵打招呼的常用語。仿佛一夜之間，蒙塵十幾年的中學課本，變戲法似地從床底下、牆旮旯、廢紙堆、廢品收購站……冒了出來，到處爭相傳閱。頃刻間，“文化沙漠”變為學文化的沃野。
1000餘萬！鄧小平以一雙巨手撥弄起何等磅礴的春潮！它痛徹淋漓地蕩滌了“不學無術靠關係”“唯成分論”“讀書無用論”的汙泥濁水，它向傷痕累累的中國大地吹來第一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風，它憋足了勁，發出了用年輕而飽經滄桑的生命鑄成的回響：
“小――平――您――好！”
拯救一代人的高校之門打開
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第一個念頭是什麽？
“天上掉餡餅！”
“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感謝鄧小平，要不我們都‘殘廢了’。”
“整整一代人得救了。”
這是真情的外溢。
“此事是鄧小平對曆史的貢獻。當然，這是順應了曆史趨勢，但是如果沒有領袖人物的出現和鐵腕的推進，曆史在1977年很可能拐到別處去。”
“恢複高考是建立現代化‘黃埔軍校’的第一步，也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步。”
“它不僅挽救了一個民族被積壓了十年的人才，它也改變了我們一部分人的命運。在一生當中，縱使有一千次一萬次的選擇是錯的，可是1978年的上大學卻永遠值得慶幸。”
“在平等的分數麵前，我有種被解放了的感覺，它使我重又找回了自信和尊嚴。”
這是耐人尋味的沉思。
“撥亂反正是一個令人動感情的字眼。”一位經曆數十年滄桑巨變的黨內高級幹部如是說。
對於曆經磨難才終於盼到了撥亂反正的年輕人來說，它真是一個令人動感情的字眼。在那段日子裏，位於北京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生意特別的火爆，大家紛紛相邀到此舉杯表達對四川人鄧小平的感激之情。還有更多的人則擠進電影院，一遍遍地看《甲午風雲》，向“鄧大人”鼓掌致敬。一向含蓄的中國人仿佛突然間開朗透明了許多。
同時，在任何變革麵前，一定會有某種輿論代表著“習慣”出來挑剔，而且習慣勢力躲在各種角落，讓人防不勝防：
“沒有自知之明，不掂掂自己的分量”；“考大學是成名成家，想跳出現在的工種”……1978年8月27日的《文匯報》在《閑話》一文裏列舉了以上閑話，作者描述了一個考生的憂慮心態：“不去報考，在廠裏大小也算個人才，報考了不錄取，反而出了洋相”。他第一年（1977年）沒有考取，第二年更加如坐針氈，“好在今年沒有去報考，否則日子更難過”。《閑話》作者還披露說：“今年有機會接觸了一些考生，他們希望不要將他們的成績單通知單位。”
習慣勢力正是披著“左”的外衣，通過人害怕失敗、怕失去既得利益，因而不敢打破現狀的心理來拖後腿的。在機會好不容易降臨的時刻，它撲滅了一些本該更傑出的人的勇氣。這種情況在正常的選擇機製下，一般是不會發生的。
但畢竟，一個“考”字，標誌著社會風氣發生變化，以不學無術為恥，從愚昧無知中擺脫出來。
當時的年輕人在《祝酒歌》中歡慶豪飲，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參與了一個黃金時代的締造工程。
沒有一位教育家在談及高等教育時，不聯想到整個民族的未來。“教育的危機意味著經濟的危機。在技術時代，任何一個產業製度如果沒有合格的後備力量都是難以有所成就的：我們如果缺少這種後備力量，迄今的經濟發展將會驟然而止。”這是一位德國教育家在1964年，即我國的“文革”爆發的前兩年發出的警告，原因是當時德國大學的入學率落後於歐美各國。這個警告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一點居安思危的味道，但它確實在那個一貫重視教育的國度引起了強烈震動。
1977年的中國所麵臨的問題幾乎是從負數開始。
以清華大學為例，它的實驗室裏曾經走出過像錢三強、周培源、茅以升那樣的大科學家和數以萬計的傑出工程師。可是浩劫後它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呢：暖氣管凍裂，地板不翼而飛，老鼠做窩，麻雀築巢，老教師們痛心落淚。
鄧小平站在這片廢墟前問在場的清華校領導，修複實驗室需要多少錢，得知僅恢複儀器設備就要3000萬至5000萬元時，他立即推算出另一個驚人的數字：“全國就得20個億。”
一方麵是高等院校剛開始恢複元氣，另一方麵是十年中積壓的3000餘萬享有權利的考生。在激烈辯論是否要恢複高考的招生工作會議上，有人就是被這個數字嚇住的：3000萬！簡直是一個巨型洪峰。於是，那場競爭就變得空前絕後的殘酷，而且尤以1977年和1978年為甚：這兩年的實際報考人數為1160萬，實際招生人數為67.4萬，入學率僅為5.8%，即每百人當中，有5.8位幸運兒；對比1993年，相對應的數字則分別為279萬比80萬，入學率為28.67%。再看全國普通高校在京招生情況：
每百人的錄取數，“文革”前為26人；1994年高達88人；1977年和1978年則分別為4人和15人。在北京以外的一些省份，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雲集的黑龍江省，在1978年不得不實行了兩次篩選。考生首先參加省內的命題考試，成績合格才有資格參加全國統考。錄取率還不到1%。這一殘酷的競爭過程，到1979年基本告一段落，1977、1978、1979年，全國高校共招收88萬人。這絕處逢生的88萬，便是“文革”以後恢複高考所招收的第一批大學生。從1980年開始，全國高校終於全麵恢複了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大學生。
積攢了十年的人才，硬是在三年之內完成了淘汰，仿佛被製成“壓縮餅幹”。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百裏挑一，無情淘汰……怎麽想象都不過分。那的的確確是一場萬馬奔騰的廝殺――年輕人與年輕人知識積累的較量，年輕人對命運的背水一戰，年輕人訣別一個幾乎耗盡他們青春的極左的年代，同時也不由自主地訣別過去的自己。神聖的分數線後麵，站起了一個飽經滄桑渴求新時代所接納的知識群體――新三級。
新三級，改革開放時代的第一代幸運的“黃埔軍校”生，他們有幸最先站在中華民族奮起騰飛的起跑點上；他們不僅經受了空前激烈殘酷的競爭，他們也最早嗅到了空前公正、空前透明的新鮮的空氣。
上山下鄉步履維艱
在安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幾種方式中，到國營農場去曾經是比較受到歡迎的，因為盡管農場同插隊一樣，都是與天鬥，與地鬥，風裏來，雨裏去，是很辛苦的。但農場畢竟能夠按月發工資，基本生活不用愁，生產、生活條件一般優於人民公社。插隊就不一樣，差別較大，少數地方收入較高，多數地方忙一年所獲不多，還不得不靠外援。而插隊又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安置方式，問題也比較集中，成為矛盾的焦點。對知青插隊幾乎眾口一詞：勞民傷財。實際上是“四不滿意”。
首先，農民不滿意。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農村形成很大的壓力。我國人口80%在農村，“文革”十年中，農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萬的速度增長，而土地每年以582萬畝的速度遞減。人均耕地麵積由2.61畝降至1.96畝。有些地方，如江、浙一帶的農村，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足半畝地，有的地方人均才3分地。他們已經感到勞動力過剩。再讓他人安置城鎮青年，隻能增加他們的負擔，形成知識青年與農民爭飯吃的局麵。一些邊遠地區，雖然土地較多，但自然條件較差，需要較多的投資，農民底子薄，資金少，靠國家拿錢也有困難。知識青年下鄉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一定要農民接受，實在強人所難。
其次，知識青年本人及其家長不滿意。知青下鄉插隊，生活不能自給，長期靠家長接濟，知青本人覺得臉麵無光，家長感到是個沉重負擔。有的說：“一個子女下鄉，就等於降一級工資”。下麵是國務院知青辦在1977年對插隊知青生活安置方麵情況的一份調查材料：
插隊青年，在生活安置方麵存在三個突出問題：
（一）生活不能自給
據27個省（市、自治區）統計，插隊青年生活自給標準按年收入120-150元計算，黑龍江、山東、上海農村的插隊青年基本能達到自給。其他地方不能自給的比例是：
70%以上不能自給的，有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甘肅、福建；
50%-70%不能自給的，有陝西、新疆、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北京、內蒙古；
30%-50%不能自給的，有遼寧、吉林、山西、天津、河北、青海、江西、湖南、河南。
據上海反映，該市在外省插隊的22萬名青年，有13萬人生活不能自給。家長普遍感到負擔重、壓力大。上海第十二毛紡廠的職工下鄉子女婚後生了154個孩子，有130個送回上海靠父母撫養。家長說：“過去養兒防老，現在養兒到老”，“養了老插隊，還要養小插隊”。
（二）住房困難
據1976年底統計，全國有95萬下鄉青年還沒有建房，特別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難更大。江蘇、安徽、吉林、四川四省已婚青年有22萬，未建房的有10萬人。1973年以前建起的房屋，由於國家補助標準低，質量差，大多需要翻修而又無力翻修。
（三）婚姻狀況
下鄉青年進入晚婚年齡而沒有結婚的越來越多，黑龍江省有30萬，江蘇20萬。上海跨省下鄉的青年90%未婚。據7個省的統計，26、27歲以上未婚的有59萬多人。這裏既有思想問題，怕婚後不能招工回城；也有實際問題，主要是生活、住房困難，沒有結婚安家的條件，還有些地方，由於招工、征兵、升學，男青年走的多，造成男女比例失調，年齡差距拉大，女多男少，女大男小，找對象難。有的地方出現“三八點”（指全是女青年）。
第三，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動員知識青年下鄉，需要各方麵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業單位，做好本單位職工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鄉，還要抽調得力幹部作為帶隊幹部帶領知識青年下鄉。並抽出資金、物資或技術力量，無償支援對口安置地區，使企事業單位不堪重負。1975年，全國城鎮派出的帶隊幹部達9萬多人，其中遼寧一個省就派出1.5萬人。城鎮企事業單位對口支援的物資全國無統計數字，僅上海市每年就拿出兩百多萬元。為了減輕企業職工因子女下鄉所增加的負擔，上海市的企業工會還給有下鄉子女的職工每月補助10-15元錢。
第四，政府不滿意。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政府財政十分緊張，每年仍要擠出一筆經費來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特別是從1973年起提高安置經費標準後，國家財政平均每年撥款8.2億元，占國家同期財政收入的1%。從1962年開始有計劃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79年基本結束上山下鄉為止，國家財政累計撥款達754297萬元。不僅未能把下鄉青年鞏固在農村，而且招致各方麵的不滿意。有人總結說：國家花了70億，買了個“四個不滿意”，得不償失。
“文化大革命”前，國營農場（包括生產建設兵團）接收42萬城鎮知識青年，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安排230多萬人。按照國家要求農場對職工子女“自行消化”的原則，每年還要安排30萬農場職工子女就業。農墾係統職工人數1965年為260萬人，1978年增加到514萬人。人均負擔耕地麵積由19.2畝降至12.5畝。勞動生產率連年下降，整個農墾係統由盈利轉為虧損。農場管理部門再三呼籲不要給農場安排城鎮知識青年。因此，知識青年到農場去的路子也越來越不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