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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中

  粉碎“四人幫”後,章澤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投入新的工作,在揭批“四人幫”和“撥亂反正”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7年9月14日,章澤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設第一書記時),繼續分管宣傳、科教、文衛工作,大力進行撥亂反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章澤堅決貫徹執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方針,自覺地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多種場合先後發表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揮理論工作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要解決現實思想問題》、《實事求是,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加強黨的建設,重視幹部教育》、《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等十多次講話,指導了陝西在思想理論和文藝創作上的撥亂反正。對陝西地區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重新回到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起了很大作用。

  1977年,章澤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方麵的工作。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後,麵對“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興的複雜局麵,從科學和教育入手,進行了一係列強有力的撥亂反正。章澤作為多年分管陝西科技教育的領導,深知,對新中國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兩個估計,“四人幫”炮製的張鐵生的白卷答案、馬振扶事件、一個小學生的日記、朝農事件等錯誤典型給陝西科技教育帶來的嚴重災難。章澤根據黨的十一大路線和鄧小平的指示,按照省委的分工,勇敢地挑起了陝西科技教育和文化衛生戰線撥亂反正的重擔,做了許多紮紮實實、卓有成效的工作。當時,由於“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有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方麵仍然存在不小的阻力。他深入這些單位,一家一家地摸情況、搞分析,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有的單位矛盾複雜,甄別平反進展緩慢,他便重點去抓,不斷地督促他們加快工作步伐,並親自參加那裏召開的平反大會。1977年11月,陝西省委召開了地市文教書記會議,章澤傳達了鄧小平關於科技教育撥亂反正的重要指示,並發表了《撥亂反正,振興教育》的長篇講話。對陝西科技教育撥亂反正進行了安排和部署,提出了具體要求。從這次會議到1983年3月,章澤在省委常委擴大會、省市文教書記會、大專院校黨委書記會以及黨校等各種場合和單位發表了20多次講話。

  這些講話,大都收入章澤《教育改革十年》一書,並公開出版。其中《陝西高等教育要有一個大的提高和發展》、《揭批“四人幫”,把文教工作搞上去》、《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搞好學校工作的重點轉移》、《努力辦好中小學,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教育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戰略重點》等講話,闡明了科教興陝許多重要觀點,符合陝西實際,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章澤的倡議下,省委每年召開一次文教書記會議。每次會前,他親自調查研究,進行充分準備,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結合陝西實際情況,確定會議議題和要解決的問題。會後,他及時總結經驗,加強具體指導,不斷檢查督促,狠抓落實,務求取得實效。他十分注意解決教育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如呼籲增加教育經費,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師的地位和待遇等。

  章澤為教育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全麵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大力提高教育質量,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對青年教師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等方麵,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和見解。這些意見和見解都是事先經過周密調查研究,並廣泛聽取有關專家、學者和幹部的意見之後形成的,因而比較全麵深刻,符合陝西實際,在指導教育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章澤不但對陝西高等教育的發展抓出了成效,而且對陝西中小學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也多次提出了許多符合實際的見解,並為之付出了心血。早在1980年5月24日,他在陝西省地市文教書記會議上就提出:“陝西要從實際出發辦好普通教育事業。”他在講到陝西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問題時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全省中等教育的狀況基本上是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兩條腿走路,注意了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這種教育結構剛剛形成不久,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了破壞。”章澤認為:“我們辦教育就是為四化建設培養人才。人才既包括高級的管理技術人才,也包括適應各行各業需要的中、初級管理技術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生產技能的勞動者”,如果“培養的學生隻具有一般文化科學知識,缺乏職業技術訓練,這對於學生的勞動就業和建設四化都是很不利的”。1981年11月22日,他又在全省文教書記會議總結講話中指出:“改革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教育勢在必行。中等教育單一化與國家現有的經濟文化發展狀況不適應。”在講到原因時,他說:“道理也很簡單,現在的初、高中畢業生,不可能都升入大學、中專。大學、中專每年的招生人數加起來,也隻有應屆高中畢業生的8%到9%,而90%以上的中學生要參加生產勞動,因此,必須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同時,他認為:“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不隻是現階段應大力提倡的,將來也做不到每個學生都能升大學,起碼20年內做不到。還會是一部分人上大學,一部分人進職業學校。”對此,章澤闡述了三點理由:一是從生產上看,高級、中級和初級技術人員是要有個比例的,不是都需要高級技術人員,還要有初、中級技術人員,要有工人。就是最現代化的工廠也是這樣,農業上也是這樣,至於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人員,那就需要的更少了。二是勞動者需要不斷地補充更新,不能中斷。現有工人大部分是二、三級技術工,而四、五、六級的技術工人很少。如果我們幾百萬中學生畢業後都去上大學,勞動隊伍沒人補充,那怎麽行呢?就是經濟發達的日本,高中升大學的比例也隻有40%。三是勞動者本身的政治素質、文化素質要不斷提高。我們工人、農民的文化素質、政治素質要一代比一代高。

  在這個總結講話中,章澤還從國家用工製度的改革和待業青年就業門路的現實出發,以生動樸實的語言闡述了發展職業教育的迫切性。他講到:“現在,我們一方麵待業人員多,另一方麵社會上很多該辦的事卻沒人辦。西安市,電視機發展不少,可修電視機的人少;藤椅不少,會修理藤椅的人少;尼龍襪子人人穿,破了沒人補……,你這裏沒人抓,外麵的勞動力就進來了,江蘇、河南、安徽等好多外省人來給你修電視機、收音機,補襪子、做衣服。應該看到人民生活在起變化。可是商業上光想賣原料,不願賣成品。我們的服裝行業很落後,食品工業也是這樣,不能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人們愛喝的啤酒,卻供應不上;大麵包方便,又沒有,隻有一種兩個耳朵似的甜麵包。人口構成變化了,南方人很多,需要的食品也多樣化了,還停留在羊肉泡、糊辣湯的水平是不行的。要發展這些行業,就需要很多技術人才,可以安排很多人就業。”

  章澤還指出:勞動製度再改,並不是要給每一個經過職業訓練的人都發個“鐵飯碗”。希望有個“鐵飯碗”的保證,然後才來改革中等教育結構的想法,是不現實的。改革勞動製度,改革中等教育結構,不是要保“鐵飯碗”,這點應當向幹部、青年講清楚。辦職業學校應適應經濟結構的改革,不能把職業學校辦成培養工程師的學校,而是培養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使學生畢業後能解決生活、工作出路問題。章澤在20多年前,多次強調發展職業教育的思想,至今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與此同時,章澤還十分重視農村掃盲和成人教育。經他推薦,總結推廣了渭南地區掃盲工作經驗。他對職工教育也十分重視,主張按照適應“四化”要求,按照大力發展、全麵安排、突出重點、靈活多樣、講求實效、統一領導、通力合作的原則,對廣大在職職工實行全員培訓。

  那時,農村許多地方還比較窮,有些農村學校是典型的“黑屋子”(教室和夥房在一個屋裏,長年煙熏火燎,故有此稱)、“土台子”(沒有課桌椅,就在泥壘的台子上聽課學習),教學條件極差。章澤很焦急,多次動員省地縣各有關方麵想盡辦法從速解決,僅對他身邊工作人員就多次指示,要親自到情況較嚴重的商洛地區去現場督促辦理。城市居民的生活比農村要好一點,溫飽問題勉強能過得去,可住房卻破舊簡陋,擁擠不堪,這使章澤牽腸掛肚,成了多年的心病。他曾反複調查思考,多次建議可否用群眾集資、政府資助的辦法來解決群眾住房問題。

  章澤十分關心陝西省科技事業的發展。他收集了國外一些科技人員的分布情況,對比說明我國科技人員同國民經濟的發展存在著不適應的狀況。從有些地區、有些部門看,這種不適應的狀況更趨嚴重。對盡快改變這種狀況,他提醒大家要有足夠的認識。

  章澤還多次強調,科學研究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對科研單位和研究人員要給予熱情的支持和幫助。省科技館的建設和一些學會的建立,他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十分讚賞和支持省科協關於繼續發揮離退休科技人員作用的意見,要求迅速把老年科技協會建立起來,使全省5萬多名離退休科技人員有用武之地。對一些學術活動,他都積極參加,鼓勵理論工作者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積極研究發展和改革中的新問題。

  1978年,在一次省委常委擴大會上,章澤為今後八年我省科學技術的主攻方向提出了四條意見:(1)紮紮實實地為農業大發展提供係統的科研成果,近期內特別要在發展水利、肥料、農機三個方麵作出顯著成績,積極為打好農業這個基礎服務;(2)工業方麵要著重發揮機械製造、紡織和電子三個方麵的技術優勢,填補鋼鐵、石油化工兩個方麵的技術缺口。各行各業都要大搞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積極發展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大搞革新挖潛,多途徑開辟原料來源,大大提高生產率;(3)以發展大規模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為重點,努力加強電子計算機、激光、超聲、紅外、低溫超導等現代化技術的研究與應用,用以裝備和改造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麵;(4)努力發展國防科學技術。按照上述主攻方向,科研規劃的基本部署是:八年跨兩大步。第一步:前三年,以現有科研力量為主,充分發揮潛力,加強組織協調,分工合作,實現三年大治,治中有趕。第二步:後五年,加快趕超步伐,使隊伍來個大發展,全省專業科研機構的科學技術人員,由現在的22000人發展到42000人,積極地有計劃地擴建和新建一批科研機構。到1985年,基本形成具有陝西特色、學科專業基本配套、設備儀器基本齊全、實行科學管理的科學技術體係,為以後更大的發展打好基礎。這些意見完全切合陝西當時的實際,也是以後大發展的指導思想。

  1981年11月上旬,章澤出席了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並作了重要講話,強調要充分發揮科協組織在“四化”建設中的作用,認真貫徹科技工作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振奮精神,鼓足幹勁,為發展陝西科技事業做出貢獻。在這次大會上,章澤當選為陝西省科協名譽主席。

  章澤在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中,很具有戰略眼光。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十分關心和愛護知識分子,即使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改變態度。1977年11月7日,在陝西省地市文教書記座談會上他曾經講道:“新中國建立28年來,知識分子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觀,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了顯著進步,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1980年1月,章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讓知識分子在新長征中發出更大的光和熱》一文,在社會上、教育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1983年3月4日,章澤又在陝西省委農村教育工作會議上講到:“我們要振興經濟,發展生產,自然離不開物質條件,比如生產設備等,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人才。有了人才,國家資源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有限的財力、物力就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

  章澤基於對知識分子重要性的評價和對知識分子本質和作用的深刻認識,他十分痛恨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他真心實意地關心和愛護知識分子。他經常深入大專院校,走進師生之中,走進學生食堂、宿舍、教室和老師家中,一邊親自察看,一邊問這問那,把師生最關心的問題作為工作的難點、重點和當務之急。1981年,西安美術學院教師、書法家茹桂因接待外賓需要翻譯有關資料,結識了一位叫孫若環的日語翻譯。工作中茹桂得知孫是東北人,解放後調西安工作,家住冶金學院,因為所在區關於他的曆史檔案不全,未能落實政策,生活境況窘迫。一次乘開會機會,茹桂見到章澤,隨口說了幾句孫若環的情況,不料章澤很在心,他讓秘書通知茹桂轉告孫若環,把事實和經過寫成詳細材料。尤其令茹桂感到意外、孫若環全家深為感激的是,三個月後,在章澤的過問下,分散在各地的孫若環的曆史檔案資料得到了整合,政策得到落實。多年裏,孫若環教授每遇到茹桂,兩眼總是含著淚花說:“黨有這樣好的領導幹部,真難得,算是我今生有福!”

  1983年,章澤到西安美術學院視察工作,在與院領導的談話中順口問道:“茹桂同誌的職稱解決了沒有?”關於評職稱一事,因人多指標少,職稱問題積壓較多,美術學院領導曾連續兩年給茹桂做過工作。茹桂知道自己的幾位老師還沒有晉職,自己還年青,讓一讓,緩一緩,機會是有的。章澤一問,使茹桂感到突然而又不好意思。茹桂懇求章澤說:“章書記,請不要提職稱的事,讓人容易誤會,好像是我給書記說了什麽,多不好。”章澤說:“這不關你的事,應該講的,我總要講嘛。”這一番話,對茹桂心靈的撫慰和震撼卻是巨大的,也增強了茹桂工作、生活的信心和積極性。

  章澤對新老知識分子始終真誠相待,做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也獲得了知識分子的信任和愛戴。章澤的家裏,經常出出進進一些省內知名的教授、學者、科學家,像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西北農學院、陝西師範大學的蘇莊、周惠久、傅子恒、周堯、蘇曼之、張豈之、郭琦等。在章澤家裏,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像走親戚一樣沒有客套,沒有拘謹,親熱隨和,談天說地,無拘無束。幾乎每年的除夕或大年初一,章澤都要驅車前往西北農學院看望著名昆蟲學家周堯和農業科學家李立科、朱顯謨、趙鴻章等。西北大學著名曆史學家張豈之,是全國聞名的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位大家,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都曾派員來陝商調。章澤考慮到陝西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一麵親自到張豈之家動之以情,苦勸懇留,一麵派人去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做解釋工作。與此同時,章澤向省委提出建議,任命張豈之擔任西北大學校長一職。此後,張豈之在西北大學校長崗位上,多有建樹,為西北大學和陝西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章澤懂經濟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分管過財貿工作,他對陝西的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有許多真知灼見。比如,他對全省農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生產,就作過認真研究,發表過重要意見。1964年2月28日,他在《發展農村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的調查研究一文中就曾說過:“我省茶葉、蠶繭、桐油、棕片、麻類、木耳等12種農村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的產量同1957年的生產水平比較,還有不小的距離。目前,許多生產隊由於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的生產,沒有很好的開展起來,集體經濟力量相當薄弱,社員現金收入很少,生產隊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也嚴重影響著工業原料和出口物資的增加。因此,積極發展農村副業和山貨土特產,增加社會產品,是擺在全省各級黨組織和廣大農民群眾麵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在文章中還分析了發展農村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的有利條件,認為“隻要認真一手抓糧、棉、油,一手抓多種經營,農村副業和山貨土特產的一些主要產品和產量,三年左右基本恢複到1957年的生產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1981年3月,章澤擔任省委常務書記,仍然十分關心和重視財貿戰線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12月12日,在陝西省財貿工作會議上,就如何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中做好財貿工作發表了講話。他要求財貿戰線要研究新問題,適應新情況,抓好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個重要環節,同時要堅持兼顧的原則,統籌安排,正確處理好國家利益和農民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的關係;要實行經濟責任製,把企業的責、權、利統一起來,有效地解決吃“大鍋飯”、平均主義問題;調動起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要把經濟搞活,提高經濟效益,該管死的要管死,該搞活的一定要搞活;要合理地運用資金,加快資金的周轉;要改變過去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多用經濟辦法進行管理。積極推進農村生產承包責任製改革。

  竭力抓好農村改革,積極推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對於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章澤開始是比較小心謹慎的,有些猶豫和擔心。粉碎“四人幫”後的頭兩年,陝西全省個別地方就暗地裏搞起了包產到戶。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提到:“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搞包產到戶。”這個決定實際上為中國多少年來引起爭論的包產到戶開了一個小口子。1980年4月,章澤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支持並參與製訂了陝西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工作的若幹問題》的重要文件,放寬了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以及小宗零星項目包產到戶。1980年9月,黨中央專門就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發出了著名的75號文件,這年11月和第二年年初,章澤又兩次參與製訂省委文件,允許“在一些邊遠山區、貧窮落後的‘三靠隊’(吃糧靠返銷、用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可以搞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但是,對於關中、漢中和全省其他的川原地區,仍然不準搞包產到戶。在全國農村改革大潮的推動下,陝西農村改革風起雲湧,家庭聯產承包(即包幹到戶)的經營方式席卷而來。到1982年上半年,不僅陝北、陝南大部分地縣搞了包產到戶,關中渭北的長武、韓城縣雙包到戶的隊已占到80%以上,而且效果很好,農民非常高興。關中地區的農民和幹部也要求放開。但是,關中平原、漢中壩子等糧食生產區能不能實行包產到戶,上級還沒有一個明確態度,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傷,再這樣下去,可能出現不良的後果。

  這時,省委主要領導同誌去北京就醫。作為省委常務書記的章澤,果斷地召集了一些地縣和省級部門的領導同誌,一起深入座談討論了農村形勢,形成共識:取消禁止令,打開農村改革的大門已經刻不容緩。座談討論會後,他電話通報並征得省委主要領導人同意,親自主持起草了《關於當前川原灌區農業生產責任製幾個問題的通知》,經省委討論通過後,8月23日,正式下發全省。明確指出:“在川原灌區,大多數群眾要求包幹到戶的生產隊,應當支持,幫助搞好。”“凡是符合社會主義方向,有利於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有利於增加生產,群眾願意采取的形式,都可以實行。不搞一刀切。”從此包產到戶責任製就在全省範圍內迅速推開,尤其是夏收後的七、八、九三個月,集中發展迅猛異常,到1982年底,全省16.26萬個基本核算單位中,實行包產到戶的占94.8%。正是從這時起,陝西全省農村承包責任製才真正實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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