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37章 力排障礙傾心漢化(5)

　　少年天子福臨從順治八年正月親政伊始，即感到用人之重要。他的母後於八年二月十一日便誥諭愛子說：“民者國之本，治民必簡任賢才，治國必親忠遠佞，用人必出於灼見真知。”《清世祖實錄》第53卷第15、16頁。一年多以後，大學士陳名夏奏稱：“貞觀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③《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26頁；第17、18頁。大學士範文程等人在奉旨會推大臣時奏稱：“治天下首在用人，內而部院卿寺，外而總督撫鎮，皆佐皇上經理天下之大臣也。”③福臨完全遵循了母後的教誨，采納了範文程等人的建議，對任用文臣武將，特別是委任大學士和九卿，非常重視，力求選用賢才及合適之人。

　　福臨親政以後，官製大體上雖仍沿襲攝政時期之製，內三院和順治十五年改為內閣的大學士，係滿漢兼有，但也有較大的變動。變動之一是增加了漢大學士名額。順治元年到七年，大學士一般是五六名或六七名，其中多係滿洲旗人和漢軍旗人，漢大學士較少。順治三年到七年，每年大學士共七名，即範文程、剛林、寧完我、馮銓、洪承疇、祁充格、宋權，其中剛林、祁充格是滿洲旗人，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是漢軍旗人，隻有馮銓與宋權是漢人。順治八年人員變化很大，但格局仍與前幾年相同。順治九年裏先後有八名大學士，即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宋權、希福、陳名夏、額色黑、陳之遴，其中滿洲二名、漢軍三名、漢人三名，但漢大學士宋權於年初致仕，實際上隻有陳名夏和陳之遴二人。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世祖福臨下諭內三院命增加漢大學士說：“綸扉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宜選賢能，以弘匡讚，每院應各設漢官大學士二員，著吏部詳察實行，確舉堪任者奏聞，爾內院即傳諭行。”《清世祖實錄》第76卷第12頁。隨即命吏部尚書成克鞏為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張端為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吏部右侍郎劉正宗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這樣一來，大學士主要便由漢官擔任了。比如，順治十一年的大學士有：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陳名夏、額色黑、馮銓、圖海、成克鞏、張端、劉正宗、呂宮、金之俊、蔣赫德、王永吉、黨崇雅、傅以漸，共十六人，其中範文程於九月解任，陳名夏於三月處死，張端在六月病故，餘下十三位中，滿洲兩人，漢軍旗人兩人，漢官九人。順治十二年共有大學士十六位，扣除因病免任二位，還有十四位，其中滿洲四人，漢軍二人，漢官八人。十三年起，滿洲、漢軍旗大學士和漢大學士的人數才大體相等，有時漢大學士還略多於滿洲、漢軍旗大學士。

　　順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世祖福臨下諭吏部，命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大學士改加殿閣銜，稱中和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品級由原來的二品改為正五品(明朝大學士為正五品)，但“照舊例兼銜”，取消原有的內三院秘書、弘文、國史院大學士名稱，翰林院照舊獨立出來(原混入內三院內)。這一年的大學士有滿洲額色黑、圖海、車克、巴哈納等四人，漢軍寧完我、洪承疇、蔣赫德等三人，漢大學士有成克鞏、劉正宗、金之俊、傅以漸、王永吉、胡世安、衛國祚、李等八人，漢大學士仍略多於滿洲、漢軍旗大學士。

　　其次，大量委任新人。從順治八年起，世祖除繼續留用一些舊大學士外，不斷擢用新官，到順治十年十一年以後，內院內閣大學士，基本上是由帝新委任的。順治七年內院大學士共七人，即範文程、剛林、寧完我、馮銓、洪承疇、祁充格、宋權，第二年剛林、祁充格處死，馮銓致仕，新任了希福、陳泰、雅泰、陳名夏、額色黑五位大學士。順治十二年起，內院十幾名大學士中，隻有寧完我、洪承疇、馮銓三人是順治八年以前的大學士，且寧完我於十五年致仕，馮銓於十三年二月致仕十六年二月複任，洪承疇雖一直是大學士，但從十年五月即已往湖南，兼任五省經略，不問院事，十七年才以病回京調理，十八年四月致仕，也就是說舊大學士實際上隻留下兩名，其餘十一二名、十三四名大學士皆是世祖新任的。

　　再次，世祖最重庶吉士，盡量擢用入主中原後開科取士選錄的進士和庶吉士，超級提拔為大學士，一共任用了傅以漸、呂宮、李三人。傅以漸，山東聊城人，順治三年一甲一名進士，即狀元，授弘文院修撰，四年充會試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遷國史院侍講，九年充太宗實錄纂修官，十年正月遷秘書院侍講學士，五月遷少詹事，閏六月擢國史院學士，七月教習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書院大學士。呂宮，江蘇武進人，順治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秘書院修撰，九年加銜右中允。十年二月，帝幸內院，呂宮與侍講若真、編修程芳朝、黃機並召對，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賜茶食。十年五月，帝諭吏部：“翰林官升轉，舊例論資俸，兼論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何必拘於舊例？右中允仍管秘書院修撰事呂宮，文章簡明，氣度閑雅，著遇學士員缺，即行推補。”尋授秘書院學士。十年閏六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授弘文院大學士。李，直隸高陽人，父國縉在明朝天啟時任大學士。李七歲而孤，弱冠登第，於順治二年中舉，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尋晉編修。十年二月世祖親試清書翰林，李列上等，擢中允，五月遷侍講，尋擢侍講學士，十二年遷秘書院學士，任日講官，十四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授秘書院大學士，時年才三十四歲。世祖擢用倚任三人，三人也多有建樹。李一直任到康熙二十三年病故，剛六十歲，人讚其“風度端重，內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嫻掌故，眷遇甚厚”。康熙帝讚其“慎勤敏練，宣力有年，勞績素著”。康熙三年呂宮卒時，範文程為其作誄說：“本朝第一人物，第一知遇，惟先帝知公，惟公不負先帝。”《清史列傳》第5卷，《傅以漸傳》《呂宮傳》，第7卷，《李傳》；《清史稿》第238卷，《傅以漸傳》《呂宮傳》；《清代碑傳全集》第4卷，王熙：《李公墓誌銘》，呂星垣：《太保公呂宮家傳》。

　　又次，培養見習，為康熙朝準備了一大批名相能臣。順治帝親政不過十年，從順治三年舉行第一次會試起，到其十八年正月病故，一共舉行了七科會試。由於他英年去世，一些優秀進士、庶吉士雖然還來不及治理部院入閣拜相，但經世祖擢用培養，多已入值內廷，或為部院司員侍郎尚書，到康熙前期入閣拜相，成為創建“康乾盛世”的主要大臣，比如徐元文，少年英俊，二十歲中舉，順治十六年二十五歲欽點狀元。順治帝召見元文於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皇太後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其冠帶蟒服裘靴，視舊典有加”。元文率諸進士謝恩，“世祖為禦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修撰，“數被宣召”。元文為詩記此說：“空傳枚馬金門侍，隻倚雕蟲侍武皇”，抒發了其“生平致君之誌”。元文曾從幸南苑，帝賜其乘禦馬，命學士折庫納為其執鐙，折庫納乃元文館師，元文“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執鐙。元文又曾於晚上入宮，帝在便殿召對，帝命賜饌，又賜其從者食，此皆罕有之殊遇。元文後在康熙朝曆任國子監祭酒、翰林院掌院學士、左都禦史、刑部尚書和大學士。《清史列傳》第9卷，《徐元文傳》；《清代碑傳全集》第12卷，《徐元文行狀》。

　　馮溥，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值講經筵。“世祖幸內院，顧大學士曰：朕視馮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馮溥升任吏部侍郎，康熙六年遷左都禦史，八年擢刑部尚書，十年升任大學士，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七十四歲時始致仕還鄉。吳正治，順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右庶子，十五年出任江西南昌道，遷陝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執法著稱”，十七年內擢工部侍郎，調刑部侍郎。康熙時曆任左都禦史、工部尚書、禮部尚書，二十年拜文華殿大學士。黃機，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再遷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康熙六年晉尚書，後任至大學士。宋德宜，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屢遷至國子監祭酒，康熙時曆任左都禦史、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拜大學士。伊桑阿，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進士，累擢至內閣學士，康熙時曆任吏戶禮兵工部尚書，二十七年拜大學士。魏裔介，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曆任給事中、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禦史，康熙三年拜大學士。熊賜履，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晉侍讀，康熙十四年超授大學士。李之芳，順治四年進士，屢擢至郎中、禦史，巡按山西，康熙時曆任浙江總督、兵部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王熙，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屢受世祖嘉獎，十五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為世祖起草遺詔，康熙時曆任左都禦史、尚書，拜大學士，為相二十年。陳廷敬、李天馥、吳等進士，在康熙時亦任至大學士。他們都為“康乾盛世”之奠立，作出了重要貢獻。《清史稿》第二百五十卷記述了李、馮溥、王熙、吳正治、黃機、宋德宜、伊桑阿、徐元文、孫廷銓、杜立德、阿蘭泰等十位大學士事跡後，加以評論說：“康熙初葉，主少國疑，滿漢未協，四輔臣之專恣，三藩之變亂，台灣海寇之□蕩，措置偶乖，皆足以動搖國本。、廷銓、立德、溥當多事之口，百計匡襄；熙預顧命，參軍謀；正治等入閣，值事定後，從容密勿，隨事納忠；伊桑阿、阿蘭泰推誠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視成、宣、文、景駕而上之，諸臣與有功焉。”

　　再次，慧眼識奇才，破格擢用卑微小吏。順治帝雖特重庶吉士、進士，大量擢用漢官，倚任前朝舊宦(如陳名夏、金之俊等)，但對非科舉出身之能員，哪怕是職卑望淺，隻要是確有真才實學，亦破格提拔重用，圖海之起，即係明證。圖海，字麟洲，馬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初係筆帖士，順治初充中書舍人，“具文武才”。清人載述圖海之被皇上擢用情形說：“初，公為中書舍人，負寶從世祖之南苑，上心識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謂眾輔臣曰：某中書舉止異常，當置於法。眾以無罪請。上曰：否則立置卿相，方可滿其願也。因立授內閣學士”。昭：《嘯亭雜錄》第2卷，《圖文襄公用兵》。這是順治八年的事。第二年授騎都尉世職。順治十年四月，圖海被擢任內弘文院大學士、議政大臣，十二年又加太子太保，攝刑部尚書事，十三年考滿，加少保，蔭一子入監讀書，又兼任都統，十五年同大學士巴哈納等校訂《大清律》。三年之間由小小中書舍人一躍而為大學士，榮為三公三孤。但順治帝對臣僚並不溺愛姑息，一旦發現其有大過，即嚴加懲處，對圖海也不例外。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公額爾克戴青之家奴陳保等人毆打侍衛阿拉那後，反誣告阿拉那抽刀相擊，並擅自將其綁縛，刑部審理此案時，竟偏聽陳保等惡奴之言，擬議將阿拉那鞭一百，折贖。世祖初允其議，不久發現此案是非顛倒，遂於閏三月二十二日將圖海革職議罪。他諭告吏部說：

　　“圖海向經簡用內閣，期其恪恭讚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虛公存心，凡事每多專擅，無論朕所未見之處，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議論，往往謬妄執拗，務求己勝。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調用刑部，彼猶不悟，以為不能堪任，侈然自滿，受事有年，不思感恩報稱，過誤愈多，屢加誡諭，迄無悛悔。朕複不忍遽棄，屢以小事懲處，使之警醒，猶然置若罔聞，如阿拉那一案，問理不公，是非顛倒，情弊顯然，朕麵加詰問，仍巧言支飾，不以實對，負恩溺職，殊為可惡，已經革職付部，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從重議罪具奏。”③《清世祖實錄》第125卷第13頁；第14頁。

　　過了兩天，閏三月二十四日，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遵旨會議奏稱：刑部尚書圖海負恩溺職，應論絞。帝降旨批示：圖海情罪重大，本當依議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職，家產籍沒。③。

　　經過這次重懲，圖海閉門思過，潛心研討，文武才幹俱增，世祖亦念其懲處過重，欲加寬宥，因去世未及發旨。順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四大輔臣以新君聖祖名義諭告吏部說：“世祖皇帝遺旨：原任都統圖海，情罪原曲，欲改未及，遇有滿洲都統缺補用。”著圖海補授滿洲正黃旗都統。《清世祖實錄》第5卷第7頁。康熙六年圖海複任大學士，後為平定三藩和察哈爾部蒙古親王布爾尼叛亂，建樹了巨大功勳。

　　世祖福臨對前明故臣，尤其是進士出身的舊臣，因其諳悉故事和典籍，亦很賞識和重用，如洪承疇、陳名夏、馮銓、陳之遴、劉正宗、成克鞏、金之俊、王永吉、黨崇雅、衛周祚、高爾儼、張端等，皆先後擢任大學士，參讚密勿。

　　在清初大多數滿洲臣僚不諳明例政事，不悉民情，不知漢官賢奸，甚至不通漢話漢文的情況下，順治帝能大量擢用漢官，任以大學士，參議政務，對革除明季積弊，妥善處理滿漢關係，減輕黎民痛苦，緩和民族矛盾，安定社會，恢複和發展經濟，穩定政局，進行統一全國的工作，無疑起了較好的作用。

　　五、間掌部印提高漢官職權。

　　順治皇帝福臨在順治十年正月、十六年十月，先後頒發了兩道震驚朝野的諭旨。十年正月初三，他諭內三院：“朕稽曆代聖君良臣，一心一德，克致太平，載諸史冊，甚盛事也。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頃經禦史條奏，甚屬詳懇。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後凡進奏本章，內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其奏內事情，或未當者，可以顧問商酌。爾等傳諭諸臣，務體朕懷，各竭公忠，盡除推諉，以紹一心一德之盛。”《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2、3頁。

　　順治十六年十月初四，帝諭吏部：“向來各衙門印務，俱係滿官掌管，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爾部即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清世祖實錄》第129卷第2頁。

　　這兩道諭旨之所以會震驚朝野，主要是因為它道出了滿官掌握實權漢官隻是虛列其位的情形，並要將此弊習予以革除，真正授予漢官較大的權力。從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多爾袞統軍入京定鼎中原以後，就定製部院除理藩院外，侍郎以下，皆是滿漢複職。順治五年起，增設漢尚書，各部都是滿尚書一員漢尚書一員，侍郎則是滿漢各二員，都察院是滿漢左都禦史各一員，左副都禦史各二員，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司官也是滿漢兼有。乍看起來，好似滿漢真是一家，對半掌權，實情卻遠非如此，這兩道諭旨便是說明這種情形的最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