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

第3章 西漢長安城(2)

　　《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指出：“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所謂八街即香室街、槁街、夕陰街、尚冠街、華陽街、章台街、城門街和太常街等。這八條大街是長安城的主幹街道。八條大街寬度基本相同，都在45-55米左右。這顯然是統一規劃的結果。此外，在城牆內側，沿城垣還有一周道路，應該是守城衛兵的專用道路，稱為“環途”。未央宮、長樂宮等宮內道路也相當寬闊，寬者達50餘米。

　　長安城內的道路規整筆直。除霸城門、複盎門、西安門、章城門各有一條道路距長樂宮、未央宮宮門甚近以外，其餘八座城門各有一條大街能入城內。八條大街街道筆直，分別為東西向或南北向。它們在城內形成交叉與匯合，從而形成了八個丁字路口和兩個十字路口。八條大街長度不等，其中安門大街是最長的一條大街，長約5500米，其次是宣平門大街，長約3800米，洛城門大街最短，長約850米，其餘多為3300米。這些道路一般寬約45米左右。東西向的宣平門大街、清明門大街、雍門大街、直城門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門大街較寬，多達56米之寬。

　　這些大道都是用兩條排水溝將大道分為平行的三條道。中間的道路寬約20米，兩側的道路各寬約12米。中間道路稱為“禦道”，或者名為“馳道”，是專供皇帝行走的，其他官吏和平民隻能走兩邊的道路。馳道的使用和管理製度十分嚴格，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任何人不但不能在馳道上行走，甚至連穿越都是不允許的，就是貴為太子也不敢違犯這個規定。即使經過皇帝特許的諸侯王或皇親國戚，雖然可在馳道上行走，但隻允許在馳道兩邊，中央三丈寬的馳道還是不能隨便使用的，而且可使用的馳道部分也僅限於本人，隨從不包括在內。對於違犯規定者，處罰是非常嚴厲的。比如平州侯昭涉昧，因為在馳道中行車，觸犯了刑律，中央政府收回了封給他的土地和百姓。

　　八街之外，還有九陌，但九陌指的是什麽路，古代文獻中沒有解釋，因此目前論者眾說紛紜。許慎在其《說文解字》中指出：“路東西為陌，南北為阡”。又說：“街，四通道也”，說明街與陌是有區別的。有的認為，每麵城牆各有三門，門辟三道，共九道。有的認為，九陌是指從長安城通往郊區的九條道路。盡管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觀點，但筆者認為，陌應該是比街要小的路。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深入進行，或許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長安城作為國都，是全國交通樞紐，城郊還有一些重要道路能通向四麵八方，其中較重要的有函穀道、子午道、褒斜道、武關道、直道等，分別通往全國各地。

　　函穀道是東出長安進入東方的主要道路，繼承了秦馳道的基礎，出函穀關後奔向東南與東北。也是這一時期東西方交流的必由之路，意義十分重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子午道在長安城南，是當時長安通往陝南和四川的重要道路之一。鴻門宴後，劉邦被項羽逼迫去漢中南鄭就是走的這條道。

　　褒斜道在長安西南部，是長安與漢中、四川交通的又一條重要道路。上麵所談的子午道西南部路段，與褒斜道南段合而為一。褒斜道南起漢中西北的褒城石門，沿褒河上溯，經紅岩河，至太白縣五裏坡進入斜水，再順斜水而下，至眉縣西南斜峪關為止，經今漢中、太白和眉縣，總長約250餘公裏。

　　函穀關褒斜道複原當時從關中到漢中還有一條陳倉道。路經寶雞，過大散關，到達漢中。“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說的就是劉邦到漢中後於公元前206年按大將韓信的計謀，派少數人修褒斜棧道，以轉移鎮守關中西部雍王章邯的注意力，暗地裏從西邊的陳倉道，北出大散關，攻占了陳倉城，進軍鹹陽。

　　武關道是長安通往東南的便捷大道，可通過河南、湖北到很多地方。劉邦當年進入關中就是走的此道。

　　直道在西漢時期繼續沿用，是通往北方的主要道路。

　　絲路之道是沿用秦時的回中道，由河西走廊向西北，經過塔克拉瑪幹沙漠南北進入中亞、西亞、歐洲等地，對於漢代與這一地區的聯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從而真正使長安城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

　　西漢時期的渭河以及在其南部修建的漕渠，也是當時交通的主要水路，是長安城物資運輸的保障之路。

　　當時在京畿地區這些道路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牛車、馬車和馬匹。牛車是交通運輸的主要工具。修建漢昭帝平陵時，當時中央政府僅在長安近郊就租用了三萬輛牛車，由便橋附近渭河河灘往平陵拉運沙子。牛車也是人們乘坐的重要交通工具。不過乘坐牛車似較馬車貧寒。因為西漢初年，中央政府財政困難，將軍和丞相都不能乘馬車，隻好坐牛車。西漢時代，有些人雖然有錢有勢，但為了標榜自己節儉，也乘坐牛車。如，漢宣帝外祖母王媼隨使者進皇宮，她就乘坐黃牛車，因此老百姓稱她“黃牛媼”。又如，大學者朱雲，居住在長安城西郊的戶縣，他經常乘坐牛車往來於京城。

　　近年發現的秦六馬駕車照片西漢時代車馬主要用來乘人，已非先秦時代主要用於戰爭。與乘坐牛車相比，馬車大多為有錢人乘坐。馬車種類很多，當時統治階級因官爵大小、地位高低之不同，而規定乘坐不同形式的馬車。皇帝要乘六馬駕車，如果說過去人們對六馬駕車還持懷疑態度的話，近幾年不斷發現的東周和秦的六馬駕車遺跡，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西漢時代皇帝一定是乘坐的六馬駕車。

　　馬車中大量的是由一馬駕乘的軺車，這是長安城中一般官吏、文人和殷實人家的交通工具。車的等級不僅在於駕馬數量的多少，車子本身因其用途不一樣，乘坐人地位不同，形製也各異。當時除了以車代步者外，還有騎馬的，如張敞下朝後，走馬章台街。不過他這樣做似乎不合乎當時的禮儀，因此被人們所譏笑。

　　羊車也是當時采用的交通形式之一，在漢平帝陵考古發現中就有羊車。前幾年我去新疆考察時也發現了羊車。

　　現代羊車與長安城的高大城牆、雄偉城門相映成輝的就是長安城附近的眾多橋梁。據文獻記載長安城有十六座橋，它們應是長安城護城壕之上所架設的十二座正對城門的橋梁，以及城郊附近渭河之上所架設的中渭橋、西渭橋、東渭橋和城東的灞河橋。長安城壕之上架設的橋梁，是否采用吊橋形式尚不清楚。這些橋的名字大多與城門名稱有關。如，宣平門又稱青門，門外的橋稱青門橋。實質上由於長安城附近河流眾多，遠不止十六座橋，隨著考古發現，有更多的橋梁將會出現在我們麵前。

　　長安城外最有名的橋是渭河三橋和灞橋。漢代渭河三橋又以中渭橋最重要，中渭橋即秦時的渭橋，由於此橋與長安城橫門南北相對，所以漢代也稱橫橋。根據《水經注》記載，結合出土漢河橋的實物資料，渭橋應該是中跨水平，邊跨傾斜，從而形成了一座中部高聳的橋型，這樣既保證了橋下高船行駛所需要的高度，又增加了橋上舉行儀式時的威嚴。為了美化橋梁，在橋頭還立有華表。由於橫橋宏麗寬長，加之橋麵高聳，猶如天虹臥波，顯得分外雄偉。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在這裏舉行。西漢初年，陳平、周勃滅諸呂，迎立文帝劉恒就是在渭橋之上。漢宣帝時，接受匈奴貴族和朝臣們的歡迎，也是登臨渭橋。

　　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營築茂陵。茂陵位於長安城西35公裏，二者之間橫亙渭河，如果出橫門過渭橋至茂陵，既繞路又較遠。為直驅茂陵，方便交通，在渭橋以西又興建了一座渭橋，稱為西渭橋，又名便橋。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便橋故址當在今鹹陽市秦都區堿灘農場附近。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便橋的作用越來越大，並且超過了渭橋，成了長安城通往西方的咽喉之橋。

　　東渭橋因在渭橋之東而得名。漢代的東渭橋故址在灞河與渭河交匯處以東，今西安市高陵縣渭河以南。劉邦定都關中以後，先都於櫟陽，櫟陽城在渭河北岸，即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鄉一帶。後來劉邦雖然徙都長安，但櫟陽城從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上來說，仍為西漢一代渭北的重要城市。漢初為加強長安與櫟陽之間的聯係，建造了東渭橋。

　　灞橋也是一座重要的橋，位於西安市東北10公裏，今灞河橋西北約5公裏處，隴海鐵路在灞橋故址北邊經過。灞河是長安城東部的要津。劉邦由武關經藍田到霸上，踞關中之咽喉，迫使秦王子嬰不得不率秦軍迎降於軹道。劉邦與項羽交戰，寧可退出秦都鹹陽，也要固守霸上，可見此地之重要。因此，西漢時期專門在灞橋設亭，加強交通和治安管理。漢代長安人送別東去之客，都要至灞橋折柳相贈別。王莽時灞橋曾遭火災。灞橋被焚毀後進行了重新修複，取了個吉祥名字叫長存橋。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鹹陽市的釣台附近發現兩個古橋遺址。位於秦都區釣台鎮西屯和資村交界的沙河古道中。橋分為北（即一號橋）和南（即二號橋）兩座，相距330米，橋麵均無存。考古工作者對此進行了局部發掘。一號橋清理出立木樁16排、143根，每排間距3-6米，已露出的木樁高16米。二號橋清理出木樁5排、40根，每排間距約7米，露出的木樁高2-3米，還發現長954米方形大梁1根。木樁為柏、鬆、柳、梨、槐等圓木。木樁上端斷麵形狀變化較大，有圓錐、夾榫、平榫、子母卯等形。兩橋長500米以上，寬16米。在橋址附近的沙層中，陸續出土了一批秦漢時期的瓦當、板瓦、筒瓦、銅弩機、鐵劍、鑄鐵板槽等。其中一件大型銅飾件長116厘米，寬43厘米，厚33厘米，重325公斤，一麵鑄簡化夔紋，另一麵鑄三角幾何紋，時代屬戰國晚期，是橋自身的附屬物。

　　經過發掘及進行年代分析，認為是秦漢時期的。時瑞寶、鄧霞：《對陝西鹹陽沙河古橋的初步認識》，《文博》1991年4期。應是當時灃河上的橋，之所以認為是灃河橋，首先是因為這條古河道本身就是古灃河，《水經·渭水注》雲：“灃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流為枝津，一水西北流。”沙河正是西北流的那支河流，這是古今學者的共識。因此從秦漢到隋唐時期在沙河古道上建立的橋隻能是灃河橋。

　　從大量的考古、文物普查資料看，在今渭河以南的馬家寨、胡家村均保存有西周、秦、漢等時期的遺址，也證明了渭水在此區間並無大幅度移動的情況。在渭河北岸兩寺渡以南至呂村沿渭河一帶，1989年文物普查時，發現了大麵積漢代建築遺址，除出土大量的漢代柱礎石、磚、瓦等外，還出土了“百萬石倉”瓦當，經有關專家考證認為是漢細柳倉遺址，它的發現不僅成為研究灃、渭交點位置的有力證據，同時也成為說明渭水在此處並未北移的又一證明，因為據有關史籍記載，漢細柳倉位於渭水之北，灃、渭交會之處。這一切都說明了渭河河道在該段自秦漢以來是基本穩定的，從而否定了沙河橋是古西渭橋這一觀點。

　　況且，修建西渭橋的目的是為了出漢長安城便門通過渭河直趨茂陵，如果把沙河橋定為漢唐西渭橋，其一繞路行走，不能體現出方便；其二沙河橋為南北向，又不能體現“其道易直”，當時的人絕不會舍近求遠，先西南而行，渡橋後，再西北“以趨茂陵”。

　　實際上西渭橋遺址過去已被人們發現，隻是未經發掘而已。鹹陽市文物工作者曾經實地考察過西渭橋遺址，1978年大旱時，在鹹陽西南文王嘴一帶的河床內暴露出一古橋址。

　　由上可看出，沙河橋遺跡應為秦漢時期的灃河橋。為什麽要修建這座橋呢？這是因為秦漢時代，現在的戶縣、周至都是關中設置較早的大縣，當時屬秦漢皇家的苑囿範圍之內，因而便成為帝王貴族常常巡幸之地，同時通過這裏又是進入漢中、巴蜀的要道，所以修建一座橫跨灃河的橋梁是非常必要的。

　　泬河木橋遺址2006年，西安市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漢長安城牆的西南角外發現一個大型木橋遺址，保存情況不錯，應是當時出長安城西南行過河的大型木製橋梁。該橋是西漢時期漢長安城區域內的一座皇家禦用橋梁，也是目前世界上規模較大的木質結構橋梁，其中的160根木樁全為珍貴木種。該遺址位於西安西郊未央區三橋鎮灣子村東北約200米處，建章路以東，隴海鐵路以南，今皂河西岸。考古人員已揭露出入河床的木柱5排共160根，這些木樁根根挺立，基本處在原始位置，露出的高度03-06米，大多在15-25米之間，木樁直徑在30-50厘米左右。木樁上端殘缺不全，炭化嚴重，有的似火燒痕跡，個別木柱頂端上殘留有榫鉚結構。通過挖探溝得知，再向下33米可看到木柱的最下端，木樁下部削為三棱錐形，非常尖利，木柱是采用夯打入河床的，經測量現存木柱最底端至頂端總高度5-6米。這些木樁的木質相當堅硬，推測是黃楊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貴木種。

　　木橋長達300米，寬50米。據介紹，已發掘出的這部分古木樁東西28米，南北22米。從調查的資料看該橋柱東西至少在50米，也就是說該橋的寬度應在50米以上。這一段的古河床寬度在60米以上，由此推測，要跨過60多米寬的河再加上引橋，這座橋的長度約為300米。從其結構和排列走向看，這是一處古代木橋建築遺跡，橋梁部分已被毀，現在發掘出的隻是由木樁組成的橋墩部分，僅占整個橋的十分之一左右。從其地理位置看，這應是古河上的橋梁。河在漢代稱為“水”，但在今三橋灣子村水流拐了個彎成為東西向，然後轉向北經長安城西，北流入渭河。發現的橋址應為橫跨這段水域的古橋，從塌落下的幾根橫木看，此橋當為木柱木梁橋。從橋的位置來看，應是出長安城進入西漢上林苑的橋梁。《中國文物報》，2006年12月29日。

　　4.給水與排水設施

　　長安城作為一個大都會，數十萬人口的給水問題十分重要。長安城是以秦在渭河南岸的興樂宮、章台和信宮等為基礎修建起來的，渭河南岸宮苑的給水係統是以西周都城——鎬京的給水係統為基礎的。鎬京的給水係統是以灃二水為水源，以池為水庫。漢初，長安城一方麵利用了周秦時代的給水係統，更主要的還是依靠水的水源。水由少陵原西南的樊川，西北流經皇子陂、杜城、阿房宮故址東，至長安城西南角，沿西城北流，在章城門附近，分為二支，一支引水入長安城內，稱為明渠，它承擔了長安城內未央宮和長樂宮的用水。另一支即水主流，由章城門附近，繼續沿西城牆北流，至直城門南，向西分出一支渠，進入建章宮。主流向北進入渭河。

　　漢長安城地下排水道遺址漢武帝時期是長安城發展的頂峰時期。西漢初期，長安城內主要是未央、長樂二宮。漢武帝即位後在上林苑中大興土木，一時間長安城附近宮觀林立，人口大大增加，從而造成長安城及西郊、西南郊原來的給水係統無法滿足城市的需要，於是統治階級必須尋找新的水源，以解決都城及其附近地區的給水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開鑿了昆明池。過去人們多依據曆史文獻記載，認為昆明池的開鑿是為了訓練水軍，其實它的主要用途還是為了解決長安城的給水問題。《三輔黃圖》雲：“漢昆明池，漢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裏。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裏，故做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食貨誌》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據上所言，漢武帝開鑿昆明池是為了操練水軍，南征昆明。這是否為當時的真實目的，暫且不論，但它最重要的功用在後來看來應是作為漢長安城的總儲水庫，與漢長安城的城市用水息息相關。對於這一點，宋人程大昌就早已看出。在《雍錄》之“昆明池”條所言：“交水西至石，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裏。則昆明池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雍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地至漢仍在。”《雍錄》卷6《昆明池》，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裏。”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卷4，中華書局2005年。臣瓚及《西京雜記》所記與之皆同。《雍錄》卷六《昆明池》引《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嘉慶《長安縣誌》卷十四《山川誌下》引王森文在長安鬥門鎮北見殘碑，記載了昆明池的界址：“北極豐鎬村，南極石匣，東極園柳坡，西極鬥門。”漢代昆明池的具體位置，在今北常家莊村以南。其具體範圍：北界在今北常家村以南，東界在孟家寨、萬村之西，南界在細柳原北側，即今石匣口村，西界在張村和馬營寨之東。麵積約10平方公裏。胡謙盈：《漢昆明池及有關遺跡踏察》，《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號。據胡謙盈先生踏察，昆明池址目前仍然清晰可辨。池址位於今鬥門鎮東南，是“一片麵積約十多平方公裏的窪地，地勢比周圍岸邊低2-4米以上。池址南緣就在細柳原的北側，即今石匣村，東界在孟家寨、萬村的西邊。西界在張村、馬營寨、白家莊之東。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豐鎬村之間的土堤的南側。”胡謙盈：《豐鎬地區諸水道的踏察——兼論周都豐鎬的位置》，《考古》1963年4期。

　　《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麾盍，照燭涯。”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卷4，中華書局2005年。《三輔黃圖》引《廟記》雲：“池中後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因欲遊戲。”《雍錄》卷六《昆明池》也雲：“其始鑿也，故以習戰，久之乃為遊玩之地耳。”眾多大船蕩於其中，既可作為訓練水兵之用，但也有作為皇家蕩舟遊玩之目的。

　　昆明池的水源，來自交水。《水經注》曰：“交水又南流與豐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為二水：一水西流注豐水，一水自石碣經細柳諸原流入昆明池。”交水本來是西流注豐的，漢武帝做石闥堰，堰交水北流，穿過細柳原，流入昆明池。漢昆明池是漢長安城的主要蓄水庫，其設計及其用意從漢長安城的安全以及供水水源出發，基本上解決了漢長安城的用水需求，成為漢長安城都市用水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漢昆明池茂樹蔭蔚、芳草被堤，是上林苑中供皇家享樂的著名風景區。據《三輔故事》記載：“池中有豫章台及鯨，刻石為鯨，長三尺。”《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像天河。”豫章觀矗立池中，登觀遠眺，美麗風景盡收眼底。昆明池四周岸邊池中島山均建有離宮別館，雕梁畫棟，金碧輝煌，綠樹掩映，煞是迷人。

　　昆明池遺址據最新勘探和考古發掘成果，昆明池的範圍呈不規則的橢圓形，東西約42公裏，南北約57公裏，沿岸一周長約176公裏，麵積達16平方公裏之多，遺址範圍內有普渡、花園、南寨子、下店等二十多個村莊。昆明池南高北低，南岸沒有護岸，東、西、北三側都有護岸，唐代修葺時在岸邊圍了不規則的石塊等物以增強湖岸抗衝刷、侵蝕的能力。勘探表明，遺址的北岸為一條大致呈東西走向的帶狀高地，東西長兩公裏多。從試掘情況看，這裏原是一處生土高嶺，早期昆明池的北岸即在這條高嶺的南側。另外，昆明池北側還有年代更早的鎬池和池。在弄清楚了昆明池的四至之後，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條進水口和四條出水口，出水口範圍內普遍發現淤沙堆積。進水口有分叉，最寬處達420米，窄的多在40至160米之間。出水口多位於昆明池北岸一線，最窄的寬度有20至50米，有的底部及兩邊用大卵石鋪砌而成。還在昆明池沿岸發現三處建築遺址。一號建築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有瓦當、筒瓦殘片等，具有西漢中期以前的特征。三號建築遺址是一處東麵連岸、其他三麵環水的台榭類建築。《華商報》2006年6月14日。

　　長安城的排水係統，從考古材料來看，當時已相當完備。城內的大街兩旁都有明溝，這是城內排水的幹道。它們與城牆底部的涵道或水道連接，將汙水排到城壕中去。考古工作者在長安城已發現城門地下埋築的排水涵道，它們用磚或石料砌築，用磚券頂，涵道寬約12-16米，高14米左右。可以想見，當年這種水道的排水量是很大的。

　　另外，在城牆下以及宮殿建築群中發現不少的五角形或圓形陶水管道，而且互相疊壓，還有少量五角形石質水管道。充分說明漢長安城中用水量很大及當時人的環保意識。

　　5.長安城的布局

　　漢長安城是以宮殿為主體，包含有市場、官府、居民坊裏、武庫、宗廟、監獄等的多功能為一體的城市，還有手工業作坊等。

　　八街將長安城內分成宮殿、市場、作坊和居址區等不同區域。宮殿區包括有未央宮、長樂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它們占去全城總麵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這些宮殿的四周圍以牆垣，形成宮城。在五座宮城中，以未央宮和長樂宮規模最大、地位最重要。每座宮城之中又有各種各樣的宮室建築群。

　　市場在長安城西北的橫門附近。有東市和西市。

　　長安城中的手工業作坊，主要由官府掌握，它們為官府服務。有的作坊設在皇宮之中，如未央宮中有東、西織室。有的作坊分布在城內西北部，如鑄幣、製作陶俑的作坊等。

　　一般平民和官吏居住在長安城的北部和東北部。當時的達官顯貴都以能夠居住在未央宮北闕附近為榮耀。此外，北闕附近還有外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首領、使者和商人們的住地——蠻夷邸，相當於今天北京的使館區。

　　當時漢長安城的人口沒有具體的記載，《漢書·地理誌》僅記載長安縣戶80800，人口246200.絕對不能代表長安城的人口，由於長安城郊區屬於上林苑，人口稀少，上述人口數字可以代表城區人口數。不過從長安城的範圍來看，上述人口數字顯然是太少了，就是每戶按五口計算，人口數字也應該在四十萬以上。若再加上皇族、禁軍、流動人口，漢長安城的人口當在六十萬左右。馬正林：《中國城市曆史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筆者認為要大於這個數字，估計人口最多時可以達到八十萬左右。

　　城內的文化設施，諸如圖書館等，自然是為皇室服務的，一般都置於皇宮之中。

　　西漢中期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國都長安這時也處於它的黃金時代。漢武帝不僅在長安城內大興土木，而且還向城外大力發展。他營築了長安城西鄰的建章宮，還擴建了城南的上林苑。

　　6.長樂宮

　　是在秦興樂宮基礎上加以改建擴充的。早在公元前206年12月，項羽率軍進入鹹陽，盡燒秦宮室，大火三月不滅，鹹陽已成一片焦土。而位於渭河南岸的興樂宮，在這次大火中卻幸免於火。興樂宮是秦在渭水以南的重要宮殿，周圍約二十餘裏，規模相當可觀。裏麵有秦始皇公元前200年修築的鴻台，高達四十餘丈。台上的樓觀屋宇，千門萬戶，聳入雲天。宮內有雕飾華麗的大夏殿。殿前有清澈見底的魚池與酒池。

　　長樂宮在長安城東南部，位於今閣老門、唐寨、張家巷、羅寨、講武殿、查寨、樊寨和雷寨等村莊之下。

　　劉邦從洛陽返回長安的途中，由於長安城還未修好，漢高祖劉邦先住在櫟陽（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鄉），這裏秦獻公時期就曾作為都城，在秦發展史上地位重要，商鞅變法就是在這裏進行的。秦亡後，這裏曾經作為三秦降將司馬欣的根據地。高帝七年（前201）蕭何受劉邦之命，在秦興樂宮基礎上加以修繕和改造，改名為長樂宮，並遷都長安。長樂宮是高祖的主要政治活動中心，是當時的皇宮。遺址呈長方形，東西2760米，南北2120米，周長約10000米，占地麵積約6平方公裏，約占長安城麵積的六分之一，是長安城中占地麵積最大的宮室。

　　從漢惠帝開始，西漢皇帝移居未央宮，長樂宮從此就變成了太後之宮，形成了“人主居未央，長樂奉母後”的製度。由於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所以又稱“東宮”或“東朝”。這是曆史上最早的“東宮”。

　　盡管從漢惠帝開始，未央宮就成了皇宮，但長樂宮在西漢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當外戚專權之時，長樂宮往往成為左右政局的政治中心。惠帝雖居未央宮，但他性格懦弱，經常要到長樂宮向呂後匯報工作。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政局危難，他頻繁往來於長樂宮，大事都要和太後商量。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田囚禁灌夫之事，也要到“東朝”廷辯。西漢晚期，政治動亂加劇，宮廷鬥爭異常激烈，象征著國家政權的“國璽”也藏在長樂宮的太後之處。王莽建立新朝後，在長樂宮脅迫元後把“國璽”交給他，元後拒不從命，最後無奈，義憤填膺，將“國璽”投之於地，摔壞一角。

　　這些都說明，長樂宮在長安舞台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同時東宮地位的上升反映出西漢時期太後專權、女性幹政問題非常嚴重。

　　長樂宮也築有宮城，城垣已探出。由於長樂宮是在秦興樂宮基礎上修建起來的，缺乏係統規劃，因此平麵不甚規整，尤其南宮牆凹凸曲折較多。宮城四麵各設一座宮門。東、西二宮門是主要的通道，門外築有闕樓，稱東闕和西闕。南宮門與複盎門南北相對，從複盎門通過南宮門可以直達長樂宮前殿。

　　長樂宮設有前殿，前殿四周有牆垣，南麵辟有殿門，門內設庭院，陳列車騎，張揚旗幟，戍卒衛官，周衛交戟，這裏是舉行朝儀的地方。漢朝的宮廷禮儀是由叔孫通製定的。

　　由於跟隨劉邦的文武大臣大多沒有文化，因此缺乏禮儀，在朝廷上舉止粗暴，不知法度。他們往往入宮宴會，笑語喧嘩。有的相互誇功，大呼小叫，有的醉後起舞，拔劍擊柱，鬧得實在不成體統。因此劉邦希望他們以後上朝，也能如自己朝見太上皇一樣，製定出禮儀，定能免去不少弊端，以顯示出皇帝的尊嚴。

　　想到此處，高祖遂將博士叔孫通召進宮來。讓他製定禮儀，規範大臣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