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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注釋:(1)《申報》舊中國出版時間最久的日報。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創辦,一九○九年為買辦席裕福所收買,一九一二年轉讓給史量才,次年由史接辦。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後,曾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才遭國民黨暗殺後,該報重趨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時停刊。《自由談》是該報副刊之一,始辦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內容,常刊載進步作家寫的雜文、短評。

  (2)鬱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二八年曾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

  (3)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譯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報·自由談》編輯,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職。

  (4)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

  (5)指黎烈文的《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緬懷亡妻的文章,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談》,後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6)作者第一篇刊於《自由談》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書時改題《逃的辯護》。

  (7)陳源(1896-1970)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曾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是陳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誌摩》中說的話。

  (8)王平陵(1898-1964)江蘇溧陽人,國民黨禦用文人。這裏說的"告發",見本書《不通兩種》附錄《"最通的"文藝》。

  (9)周木齋(1910-1941)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這裏說的"揭露",見本書《文人無文》附錄《第四種人》。

  觀鬥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2),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3)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吧。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4)不可。一月二十四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東方雜誌》綜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該刊第三十卷第二號,曾刊載浙江婺州鬥牛照片數幀,題為《中國之鬥牛》。

  (3)"負弩前驅"語見《逸周書》:"武王伐紂,散宜生、閎天負弩前驅。"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當日軍進攻,中國駐守軍隊大都奉命後退,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軍進攻山海關時,當地駐軍在四小時後即放棄要塞,不戰而退。但遠離前線的大小軍閥卻常故作姿態,揚言"抗日",如山海關淪陷後,在四川參加軍閥混戰和"剿匪"反共的田頌堯於一月二十日發通電說:"準備為國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負弩前驅。"(4)"愛和平"當時國民黨當局經常以"愛和平"這類論調掩蓋其投降賣國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國民黨黨員大會上演講時就說:"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逃的辯護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麽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2)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3)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麽?(4)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5)。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挽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6)。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曆史研究所(7)裏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麽?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麽?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裏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麽?

  阿彌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幹。

  (2)指學生到南京請願一事。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學生奮起抗議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初,各地學生紛紛到南京請願。國民黨政府於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國,加以禁止;十七日出動軍警,逮捕和屠殺在南京請願示威的各地學生,有的學生遭刺傷後,又被扔進河裏。事後反動當局為掩蓋真相,誣稱學生"為反動分子所利用"、被害學生是"失足落水"等,並發表驗屍報告,說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為黑白二色"。

  (3)榆關即山海關,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為日軍攻陷。

  (4)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時,處於戰區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等,校舍或毀於炮火,或被日軍奪占,學生流散。

  (5)山海關失守後,北平形勢危急,各大、中學學生有請求展緩考期、提前放假或請假離校的事。當時曾有自稱"血魂除奸團"者,為此責罵學生"貪生怕死"、"無恥而懦弱"。周木齋在《濤聲》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的《罵人與自罵》一文中,也說學生是"敵人未到,聞風遠逸","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

  (6)"遺臭萬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當局為掩飾其自動放棄山海關等長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會上有國民黨操縱的童子軍組織送的挽聯,上寫:"將士飲彈殺敵,烈於千古;學生罷考潛逃,臭及萬年。"(7)語言曆史研究所應作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機構,當時設在北平。許多珍貴的古代文物歸它保管。一九三三年日軍進攻熱河時,該所於一月二十一日將首批古物三十箱、古書九十箱運至南京。

  崇實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麽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麽自由地在這裏談著。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2)和不準大學生逃難(3),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麵,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4),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麽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隻剝崔顥(5)《黃鶴樓》詩以吊之,曰——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6)文化一去不複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北平的遷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關後,國民黨政府以"減少日軍目標"為理由,慌忙將曆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從北平運至南京、上海。

  (3)不準大學生逃難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電令北平各大學:"據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分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4)禹是一條蟲這是顧頡剛在一九二三年討論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對禹作考證時,曾以《說文解字》訓"禹"為"蟲"作根據,提出禹是"蜥蜴之類"的"蟲"的推斷。(見《古史辨》第一冊六十三頁)(5)崔顥(?-754)汴州(今河南開封)人,唐代詩人。他的《黃鶴樓》詩原文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悠悠。睛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8)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軍進逼關內,華北危急時,向國民黨政府呈送意見書,以北平保存有"寄付著國家命脈,國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國各種學問的專門學者,大多薈萃在北平"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為文化城",將"北平的軍事設備挪開",用不設防來求得北平免遭日軍炮火。這實際上迎合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電的利弊日本幕府時代,曾大殺基督教徒,刑罰很凶,但不準發表,世無知者。到近幾年,乃出版當時的文獻不少。曾見《切利支丹殉教記》(2),其中記有拷問教徒的情形,或牽到溫泉旁邊,用熱湯澆身;或周圍生火,慢慢的烤炙,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卻將火移遠,改死刑為虐殺了。

  中國還有更殘酷的。唐人說部中曾有記載,一縣官拷問犯人,四周用火遙焙,口渴,就給他喝醬醋,(3)這是比日本更進一步的辦法。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曾見一個囚在反省院裏的青年的信,說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髒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釋放亦不免於死雲雲。此人是陸軍學生,不明內髒構造,其實倒掛灌鼻,可以由氣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卻不能進入心中;大約當時因在苦楚中,知覺瞀亂,遂疑為已到心髒了。

  但現在之所謂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殘酷又超出於此種方法萬萬。上海有電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又醒,則又受刑。聞曾有連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從此牙齒皆搖動,神經亦變鈍,不能複原。前年紀念愛迪生(4),許多人讚頌電報電話之有利於人,卻沒有想到同是一電,而有人得到這樣的大害,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卻以此受苦,喪命也。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切利支丹殉教記》原名《切支丹殉教者》,日本鬆剖作,一九二二年出版。一九二五年修訂再版時改名為《切支丹殉教記》。書中記述十六世紀以來天主教在日本的流傳,以及日本江戶幕府時代封建統治階級對天主教徒的殘酷迫害和屠殺的情況。"切支丹"(也稱"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譯名。

  (3)《太平廣記》卷二六八引《神異經》佚文中有類似記載:唐代武則天時酷吏來俊臣逼供,"每鞫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4)愛迪生(T。A。Edison,1847-1931)美國發明家。精研電學,有很多發明創製,如電燈、電報、電話、電影機、留聲機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後,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不通兩種現在各色的人們大喊著各種的救國,好像大家突然愛國了似的。其實不然,本來就是這樣,在這樣地救國的,不過現在喊了出來吧了。

  所以銀行家說儲蓄救國,賣稿子的說文學救國,畫畫兒的說藝術救國,愛跳舞的說寓救國於娛樂之中,還有,據煙草公司說,則就是吸吸馬占山(2)將軍牌香煙,也未始非救國之一道雲。

  這各種救國,是像先前原已實行過來一樣,此後也要實行下去的,決不至於五分鍾。

  隻有航空救國(3)較為別致,是應該刮目相看的,那將來也很難預測,原因是在主張的人們自己大概不是飛行家。那麽,我們不妨預先說出一點願望來。

  看過去年此時的上海報的人們恐怕還記得,蘇州不是有一隊飛機來打仗的麽?後來別的都在中途"迷失"了,隻剩下領隊的洋烈士(4)的那一架,雙拳不敵四手,終於給日本飛機打落,累得他母親從美洲路遠迢迢的跑來,痛哭一場,帶幾個花圈而去。聽說廣州也有一隊出發的,閨秀們還將詩詞繡在小衫上,贈戰士以壯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應該在防空隊成立之前,陳明兩種願望——一,路要認清;二,飛得快些。

  還有更要緊的一層,是我們正由"不抵抗"以至"長期抵抗"而入於"心理抵抗"(5)的時候,實際上恐怕一時未必和外國打仗,那時戰士技癢了,而又苦於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知道會不會炸彈倒落到手無寸鐵的人民頭上來的?所以還得戰戰兢兢的陳明一種願望,是——三,莫殺人民!

  二月三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擠·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馬占山(1885-1950)吉林懷德人,國民黨東北軍的軍官。九一八事變後,他任黑龍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軍由遼寧向黑龍江進犯時,他曾率部抵抗,當時輿論界一度稱他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煙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煙的牌號,並在報上登廣告說:"凡我大中華愛國同胞應一致改吸馬占山將軍牌香煙"。

  (3)航空救國一九三三年初,國民黨政府決定舉辦航空救國飛機捐,組織中華航空救國會(後更名為中國航空協會),宣稱要"集合全國民眾力量,輔助政府,努力航空事業",在全國各地發行航空獎券,強行募捐。

  (4)洋烈士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國民黨政府航空署試驗新購飛機性能的美國飛行員蕭特(B。Short),由滬駕機飛南京,途經蘇州上空時與日機六架相遇,被擊落身死,國民黨的通訊社和報紙曾借此進行宣傳。蕭特的母親聞訊後,於四月曾來中國。

  (5)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公開執行賣國投降政策。一二八戰爭後,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宣言中曾聲稱"中央既定長期抵抗之決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類的說法,這些都是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飾辭。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藝(王平陵)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

  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麽,像他這種有閑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作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前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呐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麽,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麵喝香檳,一麵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嗬!鬥爭嗬!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麽苦,喊什麽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胡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麽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曆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獲到什麽。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麽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周刊》。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於"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隻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麽"聽說",什麽"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7)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體起立,向著鮑羅廷(8)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經有人(9)做過《孫中山與列寧》,說得他們倆真好像沒有什麽兩樣;至於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並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於是乎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幾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槍斃,失蹤的災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聽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網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舍官許的"第三種人"(10)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隻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七月十九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中學生》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綜合性刊物,夏丐尊、葉聖陶等編輯,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創刊,開明書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該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欄,從當時書籍報刊中選取有文法錯誤或文義不合邏輯的文章,加以批改。

  (3)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記》是我國著名的紀傳體史書。

  (4)《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後為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5)"為藝術的藝術"最早由法國作家戈蒂葉(1811-1872)提出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應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在於藝術本身,與社會政治無關。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實秋、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等,都曾宣揚這種觀點。

  (6)"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範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國民黨文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學。九一八事變後,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7)指國民黨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廣州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長的就職典禮上,曾發表讚成國共合作的演說,並引導與會學生向參加典禮的鮑羅廷行一鞠躬禮,以示"敬意"。

  (8)鮑羅廷(M。M。FGHGIJ,1884-1951)前蘇聯政治活動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來中國,受孫中山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在國民黨改組工作中起過積極的作用。

  (9)指國民黨政客甘乃光。《孫中山與列寧》是他的講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出版。當時甘任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副主任。

  (10)"第三種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蘇汶(杜衡)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兩個陣營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們宣傳"文藝自由"論,鼓吹文藝脫離政治,攻擊左翼文藝運動。

  戰略關係首都《救國日報》(2)上有句名言:"浸使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3),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二月九日轉載。)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為著什麽?為著戰略關係。

  戰略家(4)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時候,曾經說:"為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樣就退兵;過了兩天又說,為戰略關係,"如日軍不向我軍射擊,則我軍不得開槍,著士兵一體遵照",這樣就停戰。此後,"第二道防線"消失,上海和議(5)開始,談判,簽字,完結。那時候,大概為著戰略關係也曾經見過血;這是軍機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於親自流過血的雖然知道,他們又已經沒有了舌頭。究竟那時候的敵人為什麽沒有"被誘深入"?

  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次敵人所以沒有"被誘深入"者,絕不是當時戰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於反對運動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還有個原因:原來英國從中調停——暗地裏和日本有了諒解,說是日本呀,你們的軍隊暫時退出上海,我們英國更進一步來幫你的忙,使滿洲國(6)不至於被國聯(7)否認,——這就是現在國聯的什麽什麽草案(8),什麽什麽委員的態度(9)。這其實是說,你不要在這裏深入,——這裏是有贓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說。深入還是要深入,不過地點暫時不同。

  因此,"誘敵深入北平"的戰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幾次。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10)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麵孔,白麵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麽地方,都請深入罷。至於怕有什麽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備考:奇文共賞(周敬儕)大人先生們把"故宮古物"看得和命(當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堅決南遷,無非因為"古物"價值不止"連城",並且容易搬動,容易變錢的緣故,這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冷嘲熱諷!我正這樣想著的時候,居然從首都一家報紙上見到讚成"古物南遷"的社論;並且建議"武力製止反對","流血在所不辭",請求政府"保持威信","貫徹政策"!這樣的宏詞高論,我實在不忍使它湮沒無聞,因特不辭辛苦,抄錄出來,獻給大眾:"……北平各團體之反對古物南遷,為有害北平將來之繁榮,此種自私自利完全蔑視國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團體竟敢說出,吾人殊服其厚顏無恥,彼等隻為北平之繁榮,必須以數千年古物冒全被敵人劫奪而去之大危險,所見未免太小,使政府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則古物必被敵人劫奪而去,試問將來北平之繁榮何由維持,故不如先行遷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後,再行遷回,北平各團體自私自利,固可惡可恥,其無遠慮,亦可憐也,其反對遷移之又一理由,則謂政府應先顧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實非,蓋放棄一部分土地供敵人一時之占領,以殲滅敵人,然後再行恢複,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棄莫斯科,且將莫斯科燒毀,以困拿破侖,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皆放棄全部領土,供敵人蹂躪,卒將強德擊破,蓋領土被占,隻須不與敵人媾和,簽字於割讓條約,則敵人固無如該土何,至於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占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複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最後吾人奉告政府,政府遷移古物之政策,既已決定,則不論遇如何阻礙,應求其貫徹,若一經無見識無遠慮之群愚反對,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張嚴責張學良,使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二月十三日,《申報》《自由談》。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南京創刊的反動報紙,龔德柏主辦,一九四九年四月停刊。文中所引的話,原見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該報社論《為遷移故宮古物告政府》。

  (3)張學良字漢卿,遼寧海城人。九一八事變時任國民黨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北三省。"九一八"後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等職。

  (4)戰略家指國民黨軍事當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事發生後,他們屢令中國軍隊後撤,聲稱是"變更戰略","引敵深入","並非戰敗"。

  (5)上海和議一二八戰事發生後,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堅持"不抵抗"政策,破壞十九路軍的抗戰行動,並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參預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屈膝投降的談判,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

  (6)滿洲國日本侵占東北後建立的傀儡政權。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長春成立,以清廢帝溥儀為"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稱"滿洲帝國",溥儀改為"皇帝"。

  (7)國聯"國際聯盟"的簡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二○年成立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它標榜以"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為目的,實際上是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控製並為其侵略政策服務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無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變後,它袒護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8)什麽什麽草案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國聯十九國委員會特別會議通過的關於調解中日爭端的"決議草案"。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據此草案修改為"德魯蒙新草案"。這些草案明顯地袒護日本,默認"滿洲國"偽政權。

  (9)什麽什麽委員的態度指參加國聯十九國委員會的英國代表、外相西門的態度。他在國聯會議的發言中屢次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曾受到當時中國輿論界的譴責。

  (10)行都在必要時政府暫時遷駐的地方;陪都,在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國民黨政府以南京為首都。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事時於一月三十日倉皇決定"移駐洛陽辦公";三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又通過決議,正式定洛陽為行都,西安為陪都。同年十二月一日由洛陽遷回南京。

  頌蕭蕭伯納(2)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3)。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4)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餘乎?"(十一日路透電)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5)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麽。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隻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遊曆前蘇聯以後的思想。但隻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6),不必赤色,隻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麵,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7),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準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為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又招惱了大主筆:蕭伯納究竟不凡(晚報)"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著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於社會主義,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錙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著百萬巨資麵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著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眾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著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裏,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僵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隻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裏混出頭,隻求不僵,隻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嚐沒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主義的,不需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麽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著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誌,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著無產同誌的襤褸裝束,坐著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樂雯)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讚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讚·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讚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麽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什麽主義的,不需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曆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蕭伯納在上海》。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蕭伯納頌》,署名何家幹。

  (2)蕭伯納(G。B。Shaw,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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