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節 “三位一體”和“二宋”談判
牆上掛著巨幅軍事地圖，紅色地板上放著一套黑色皮沙發，金家巷張公館西樓二樓的會議室打掃得幹幹淨淨。23日上午，秘密談判在這裏舉行——十一天前，張學良也正是在這裏發出拘蔣命令。
蔣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談判的對手呢？是“三位一體”——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周恩來代表中共。
毛澤東和周恩來，成功地和張、楊結為“三角聯盟”，組成“三位一體”。因此，原本是國共對壘，這一回張、楊卻坐到中共一邊來了。
在“三位一體”之中，周恩來成了主角。談判一開始，就由周恩來代表中共及紅軍提出六項主張，整天的談判便圍繞這六項主張展開：
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
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
五、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西安事變是張、楊發動的，周恩來後來才參與“斡旋”，然而此時此刻，誠如張學良所言，周恩來成了道道地地的“西安之謀主”！
周恩來提出六項條件之後，“要蔣接受並保證實行”。結果，“宋個人同意，承認轉達蔣”。
周恩來還提出，“在蔣同意上述辦法下，我們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即前述六項）。宋答可先見宋美齡（子文、學良言她力主和平與抗日）”。
這樣，23日下午，周恩來與宋美齡見了麵。
宋美齡後來在她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用“曲筆”寫及她與周恩來見麵的情景：張學良“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委員長所不願見者。餘與此人長談兩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彼詳述整個中國革命問題，追述彼等懷抱之煩悶，以及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與如何釀成劫持委員長之經過。餘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複申述一語並不厭贅，其言日：國事如今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
這裏的“此人”，便是周恩來。
周恩來確實對宋美齡說，隻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表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
第一天的會談剛一結束，周恩來便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談判情況。周恩來在電文結束時寫道：“如你們同意這些原則，我即以全權與蔣談判，但要告我，你們決心在何種條件實現下許蔣回京。請即複。”
這就是說，談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蔣”了。
宋子文、宋美齡亦向蔣介石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聽取了蔣介石的見解。
翌日——24日的談判：
“三位一體”依然是張、楊、周，而蔣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齡。
宋美齡很明確地讚成停止內戰。她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談判，實際上是“二宋”代表蔣介石，對於“三位一體”昨日提出的條件，作出具體的答複。
從周恩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這樣一些答應：
一、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二、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三、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五、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六、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七、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八、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
十、宋表示要我們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
這十條，表明“三位一體”和“二宋”的談判，取得了雙方都滿意的結果。
也就在這一天，中共代表團的另兩位重要成員博古和葉劍英，趕到西安。闊別十年蔣介石、周恩來晤談於一室談判結束後，24日晚，蔣介石會晤了他“所不願見者”——周恩來。大抵因為他原本“不願見”，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一字未提。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隻提及她與“有力分子”周恩來的見麵，未提及蔣介石曾會晤周恩來。
然而，蔣介石“懸賞八萬元”的這顆腦袋，競如此戲劇性地出現在他麵前！
過去的文獻，一直是說宋子文、宋美齡陪周恩來去見蔣介石。然而，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采訪時，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問：蔣介石和周恩來曾在西安會麵。當時張先生應該在場的，是嗎？
答：這是尖銳的問題，請不要再問了。我不但在場，而且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
張學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盡管已經事隔半個多世紀，張學良卻依然認為“這是尖銳的問題”。
蔣介石那時被囚在距張公館一箭之遙的高公館。周恩來希望一晤蔣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員長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說話。”
當年，蔣介石和周恩來共事於黃埔軍校，一個是校長，一個是政治部主任。自從國共紛爭，蔣介石與周恩來已經十年未曾謀麵。
據張令澳作《國共合作秘密使者張衝》一文，寫及1936年6月周恩來、潘漢年曾應張衝之邀秘密赴莫幹山與蔣介石會談。張令澳先生曾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1993年3月1日，筆者詢問張令澳先生，文中所記蔣、周1936年6月會晤是否係親睹之事？張先生答係傳聞，那時他尚未到侍從室工作。由於此事迄今未曾在國共雙方有關文獻上查到依據，隻能作為一樁傳聞。
周恩來在張學良及“二宋”陪同下，步人蔣介石臥室，蔣介石正臥病在床。蔣介石支起身體，請周恩來坐在床前。廝殺了十年，蔣、周如今晤談於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來仍照以前的習慣，稱蔣介石為“校長”，寒喧道：“我們有十年沒見麵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
蔣介石點了點頭，說道：“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頗為機靈，順著蔣介石的話，轉向了正題：“隻要校長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你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你的指揮。”
這時，宋美齡一聽說及敏感話題，馬上就替蔣介石作了答複：“以後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裏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這樣，談話的氣氛變得寬鬆起來。蔣介石也說：“我們再也不打內戰了！”
蔣介石居然還這麽說及：“每次我們之間打仗時，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戰爭中，我還記得你曾幫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們還能共同工作。”
這麽一來，談話切入正題。雖然張學良1990年對日本NHK記者說，“現在還不能泄露當時蔣介石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不過，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問世，首次公開發表周恩來《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其中倒是寫及了蔣、周會晤的內容：
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
（甲）停止刺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乙）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丙）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這一段周恩來寫於會晤蔣介石後第二天的電文，可以說是關於蔣、周會談的最權威的記錄。
在晤談之中，蔣介石跟周恩來還聊起家常，說及長子蔣經國在蘇聯，並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來馬上答應，可以與蘇聯方麵聯係，幫助他們父子早日團聚。
蔣經國自1925年赴蘇聯學習，一晃，已經十一個年頭。後來，蔣經國消息杳然，蔣介石曾委托駐蘇大使蔣廷黻查詢，也未知一二。其實，1935年3月，蔣經國已與俄羅斯少女芬娜（後來改用中國名字蔣方良）結婚，年底生長子文倫，即蔣孝文；1936年又生一女，名愛理，即蔣孝璋。那時，蔣經國在蘇聯任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副廠長……
聽說蔣介石思念長子，周恩來後來果真幫他與蘇聯聯係，促成了蔣經國在1937年3月返回中國，與蔣介石團聚。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曾這樣回憶：1937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閑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是蔣經國。我很高興……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遭劫持，不意卻由此引出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見麵，又引出周恩來幫助蔣介石父子團圓的喜劇來！
周恩來富有人情味，極為關心人，這一小插曲曾傳為美談，也是蔣、周會談的意外收獲！
順便提一筆，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卻是經張學良的幫助，由“紅色牧師”董健吾牽線，於1936年6月趁張學良摯友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時，從上海帶去，董健吾之子董壽琪同行。他們抵達巴黎後，再轉往蘇聯……
蔣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談判的對手呢？是“三位一體”——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周恩來代表中共。
毛澤東和周恩來，成功地和張、楊結為“三角聯盟”，組成“三位一體”。因此，原本是國共對壘，這一回張、楊卻坐到中共一邊來了。
在“三位一體”之中，周恩來成了主角。談判一開始，就由周恩來代表中共及紅軍提出六項主張，整天的談判便圍繞這六項主張展開：
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
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
五、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西安事變是張、楊發動的，周恩來後來才參與“斡旋”，然而此時此刻，誠如張學良所言，周恩來成了道道地地的“西安之謀主”！
周恩來提出六項條件之後，“要蔣接受並保證實行”。結果，“宋個人同意，承認轉達蔣”。
周恩來還提出，“在蔣同意上述辦法下，我們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即前述六項）。宋答可先見宋美齡（子文、學良言她力主和平與抗日）”。
這樣，23日下午，周恩來與宋美齡見了麵。
宋美齡後來在她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用“曲筆”寫及她與周恩來見麵的情景：張學良“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委員長所不願見者。餘與此人長談兩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彼詳述整個中國革命問題，追述彼等懷抱之煩悶，以及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與如何釀成劫持委員長之經過。餘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複申述一語並不厭贅，其言日：國事如今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
這裏的“此人”，便是周恩來。
周恩來確實對宋美齡說，隻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表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
第一天的會談剛一結束，周恩來便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談判情況。周恩來在電文結束時寫道：“如你們同意這些原則，我即以全權與蔣談判，但要告我，你們決心在何種條件實現下許蔣回京。請即複。”
這就是說，談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蔣”了。
宋子文、宋美齡亦向蔣介石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聽取了蔣介石的見解。
翌日——24日的談判：
“三位一體”依然是張、楊、周，而蔣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齡。
宋美齡很明確地讚成停止內戰。她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談判，實際上是“二宋”代表蔣介石，對於“三位一體”昨日提出的條件，作出具體的答複。
從周恩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這樣一些答應：
一、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二、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三、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五、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六、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七、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八、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
十、宋表示要我們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
這十條，表明“三位一體”和“二宋”的談判，取得了雙方都滿意的結果。
也就在這一天，中共代表團的另兩位重要成員博古和葉劍英，趕到西安。闊別十年蔣介石、周恩來晤談於一室談判結束後，24日晚，蔣介石會晤了他“所不願見者”——周恩來。大抵因為他原本“不願見”，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一字未提。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隻提及她與“有力分子”周恩來的見麵，未提及蔣介石曾會晤周恩來。
然而，蔣介石“懸賞八萬元”的這顆腦袋，競如此戲劇性地出現在他麵前！
過去的文獻，一直是說宋子文、宋美齡陪周恩來去見蔣介石。然而，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采訪時，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問：蔣介石和周恩來曾在西安會麵。當時張先生應該在場的，是嗎？
答：這是尖銳的問題，請不要再問了。我不但在場，而且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
張學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盡管已經事隔半個多世紀，張學良卻依然認為“這是尖銳的問題”。
蔣介石那時被囚在距張公館一箭之遙的高公館。周恩來希望一晤蔣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員長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說話。”
當年，蔣介石和周恩來共事於黃埔軍校，一個是校長，一個是政治部主任。自從國共紛爭，蔣介石與周恩來已經十年未曾謀麵。
據張令澳作《國共合作秘密使者張衝》一文，寫及1936年6月周恩來、潘漢年曾應張衝之邀秘密赴莫幹山與蔣介石會談。張令澳先生曾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1993年3月1日，筆者詢問張令澳先生，文中所記蔣、周1936年6月會晤是否係親睹之事？張先生答係傳聞，那時他尚未到侍從室工作。由於此事迄今未曾在國共雙方有關文獻上查到依據，隻能作為一樁傳聞。
周恩來在張學良及“二宋”陪同下，步人蔣介石臥室，蔣介石正臥病在床。蔣介石支起身體，請周恩來坐在床前。廝殺了十年，蔣、周如今晤談於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來仍照以前的習慣，稱蔣介石為“校長”，寒喧道：“我們有十年沒見麵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
蔣介石點了點頭，說道：“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頗為機靈，順著蔣介石的話，轉向了正題：“隻要校長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你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你的指揮。”
這時，宋美齡一聽說及敏感話題，馬上就替蔣介石作了答複：“以後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裏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這樣，談話的氣氛變得寬鬆起來。蔣介石也說：“我們再也不打內戰了！”
蔣介石居然還這麽說及：“每次我們之間打仗時，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戰爭中，我還記得你曾幫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們還能共同工作。”
這麽一來，談話切入正題。雖然張學良1990年對日本NHK記者說，“現在還不能泄露當時蔣介石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不過，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問世，首次公開發表周恩來《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其中倒是寫及了蔣、周會晤的內容：
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
（甲）停止刺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乙）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丙）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這一段周恩來寫於會晤蔣介石後第二天的電文，可以說是關於蔣、周會談的最權威的記錄。
在晤談之中，蔣介石跟周恩來還聊起家常，說及長子蔣經國在蘇聯，並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來馬上答應，可以與蘇聯方麵聯係，幫助他們父子早日團聚。
蔣經國自1925年赴蘇聯學習，一晃，已經十一個年頭。後來，蔣經國消息杳然，蔣介石曾委托駐蘇大使蔣廷黻查詢，也未知一二。其實，1935年3月，蔣經國已與俄羅斯少女芬娜（後來改用中國名字蔣方良）結婚，年底生長子文倫，即蔣孝文；1936年又生一女，名愛理，即蔣孝璋。那時，蔣經國在蘇聯任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副廠長……
聽說蔣介石思念長子，周恩來後來果真幫他與蘇聯聯係，促成了蔣經國在1937年3月返回中國，與蔣介石團聚。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曾這樣回憶：1937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閑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是蔣經國。我很高興……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遭劫持，不意卻由此引出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見麵，又引出周恩來幫助蔣介石父子團圓的喜劇來！
周恩來富有人情味，極為關心人，這一小插曲曾傳為美談，也是蔣、周會談的意外收獲！
順便提一筆，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卻是經張學良的幫助，由“紅色牧師”董健吾牽線，於1936年6月趁張學良摯友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時，從上海帶去，董健吾之子董壽琪同行。他們抵達巴黎後，再轉往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