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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伊朗的白色革命和伊斯蘭革命

  一、戰後石油開發推動的經濟現代化

  伊朗屬於非阿拉伯國家,主體民族為波斯人,宗教信仰主要是伊斯蘭教的什葉派。伊朗有著悠久的曆史,是溝通東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加上獨特的語言、文化,其國民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時,該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屬等多種礦藏,以及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人力資源也較為豐富。

  伊朗是中東產油國中經濟發展起步較早的國家。1925年,巴列維王朝建立,從而結束了國家混亂和殖民幹涉的曆史。禮薩汗國王(1925-1941年在位)致力於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擺脫英俄的控製,並努力推進現代化改革和經濟發展。1939年,伊朗的石油產量達1000萬噸。同時,製造業也有所發展,興建了一批輕工、金屬、建材和電力企業,並且發展了交通運輸業。

  二戰後,禮薩汗的兒子巴列維國王(1941-1978年在位)加快了現代化進程,伊朗政府以石油為後盾,大力推動工業、農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1949-1979年,伊朗共實施了五個發展計劃。第一個(1949-1956)和第二個計劃(1956-1962)重點是交通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第三個(1962-1968)和第四個計劃(1968-1973)突出工業化,在石油漲價背景下出台的第五個計劃(1973-1978)則以大推進式的經濟現代化為特征。巴列維指出,隻有高速發展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他把第五個發展計劃的投資指標從322億美元一下提高到696億美元(第四個計劃為74.8億美元),並宣稱要把伊朗建成世界強國。

  伊朗農業曾經長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20世紀50年代初,國民收入的85%來自農業,就業人口中80%在農村。伊朗的土地占有是大地產製,地主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勢力大為鞏固,王室成為最大的地主。地主、清真寺和王室占有83%的土地,實行封建地租。但白色革命的開始揭開了土地改革的序幕。1962年,政府頒布土改法令。根據1964年的規定,凡占地超過規定限額(根據肥力為30-150公頃不等)的土地須賣給農民,由政府支付1/3地價,後者還向農民提供購置生產資料的貸款。到1972年,250萬農戶獲得土地,每戶平均2公頃。除地主外,3600個清真寺的公有村莊土地也被出售。1973年初,全國共有8400個合作社。1975年共有40個農業公司和70多家農工聯合公司。

  戰後發展最快的部門是石油。20世紀50年代末,摩薩台領導開展了石油國有化運動,運動失敗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財團代替英國接管了伊朗的石油資源。1973年5月,伊朗把國際石油財團的資產收歸國有。戰後,伊朗的石油生產有了大幅度增長,1950年僅為3200萬噸,1973年高達2.891億噸,此後有所下降(因為收入在持續上升);1977年,天然氣產量達497億立方米。石油收入1950年為4470萬美元,1979年達208億美元。除原油生產外,伊朗也大力發展石化、煉油業和油輪等石油下遊產業和非石油工業。伊朗擴建了阿巴丹煉油廠,使其成為世界最大的煉油廠。20世紀50-60年代前期,非石油工業發展的重點是進口替代型的輕工和建材工業,包括製糖、卷煙、麵粉、榨油、罐頭、紡織、家電、水泥、玻璃、磚瓦等部門。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的重點轉向重工業,建立了一係列大型石化、鋼鐵、冶金、機械和汽車製造企業。另外,電力和采礦生產發展也很快。到1969年,製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已占32%,居中東第一。伊朗的許多工業部門的產量已高於埃及和土耳其。

  在農業方麵,水利的發展受到高度重視,20世紀60年代建成了四座大型水利設施,其中禮薩·巴列維國王水庫容量達33億立方米。另外,還建設了一些小型水壩,開挖了許多機井。截至1973年,拖拉機數量達2.3萬台,1969年化肥施用量為25萬噸。這一階段伊朗農業的發展較快,1954-1970年農業生產年增長率為4.0%,農業實現了自給。

  在基礎設施方麵,“四五”期間鐵路從3500公裏增至4400公裏,全天候公路從9500公裏增至12100公裏;新建了哈爾克島大型油港,擴建了阿巴丹、霍拉姆沙赫爾和沙赫普爾三個港口。民航以德黑蘭為中心形成了國內航空網。

  金融業發展也很迅速。伊朗將本國經濟無法全部吸收的石油資金存入發達國家的銀行,以後又改為對西方經濟進行直接投資。1977年,伊朗的海外資產達220億美元。

  戰後伊朗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驚人的,1960-1975年其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2.5%;1979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344美元。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也造成許多問題,如交通運輸的緊張、物資在外輪和碼頭上大量積壓腐爛、惡性通貨膨脹、投資效益下降以及農業中存在的問題等等。不過,美籍伊朗裔女學者納吉馬巴迪認為,經濟危機並非伊斯蘭革命發生的真正原因,後者存在於伊朗的社會體製中。

  二、“白色革命”的緣起、內容和後果

  禮薩汗在位時期,伊朗君主製的社會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1925年以前,商人、地主和宗教界構成君主製的社會基礎。此後,地主上升為政權的主要支柱,專業人員和文官的地位也在上升,而商人在政治上已經不再是獨立的力量,宗教界則開始受到壓製。同時,作為重要財政來源的石油收入和軍警憲特成為王朝統治的主要工具。

  巴列維繼承了禮薩汗的政策。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中,民族主義與宗教界聯手挑戰石油公司和王室,對現政權構成極大壓力,最終美國策動軍人政變推翻了摩薩台內閣。國有化運動結束後,國內局勢仍然不穩定。民族陣線和人民黨(伊朗共產黨)的組織繼續在國外進行反政府活動,並通過各種渠道與國內聯係,鼓勵學生運動。宗教勢力對政府的敵意也無絲毫減退,隨時伺機而動。因此,政權的統治基礎十分狹窄,而統治階級中的個別人物(如安全機構薩瓦克首腦巴赫蒂亞爾)甚至對國王本人也心懷叵測。1959-1961年,國內相繼爆發大規模罷工和學生遊行。

  在國際上,美國對國王一味加強個人專製,而不考慮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做法也表示不滿。1959年12月,來訪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伊朗國會發表講話,暗示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對國家安全的不可或缺。肯尼迪就任總統後公開施加壓力,要求國王進行社會經濟改革。在這種形勢下,巴列維於1961年5月任命前駐美大使、經濟學家阿裏·阿米尼為首相,並隨後解散了反對改革的國會。

  阿米尼政府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它對1960年製定的土改法草案進行修改,開始了土地改革。1962年7月,國王解除了阿米尼的職務,從而排除了最後一位具有獨立思想的首相,把權力牢牢抓到自己手裏。1963年1月,巴列維在全國第一次農業合作社大會上宣布了“白色革命”六點計劃,該計劃在26日舉行的全民投票中以壓倒多數獲得通過。

  巴列維堅持世俗的現代化模式。他宣稱,伊朗的“新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所謂“經濟民主”即按照“民主原則”公平地分配資源、物資和勞務,建立包括國營和私營部門在內的混合經濟。“社會民主”即充分滿足人們在食品、衣著、住宅、教育和衛生方麵的需求,使公民身心獲得全麵發展。總之,經濟、社會的“民主”實際上意味著改革封建的土地關係、緩和城市中的貧富懸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健康水平,這就是“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即“國王與人民的革命”,其最終目標是通過改革和發展避免左翼力量的紅色革命和什葉派宗教勢力的黑色革命。而且,巴列維把社會、經濟民主的實現,看做是西方化在伊朗的完成。六點計劃的內容是: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出售國有工廠的股份,給予婦女選舉權,工人參加企業分紅,成立掃盲大軍。1967和1975年,政府兩度對改革方案進行增補,使“白色革命”的措施達到17條,從而擴大了改革的內容。

  “白色革命”的實施對伊朗的社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土改旨在粉碎大地產製和宗教勢力的經濟基礎,把土地轉入富農和小地主之手,從而把富裕農民納入政府的社會基礎。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場和水源的國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觸動較少,雇農沒得到任何土地,而且原先佃農對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了。根據1974年土改結束時的一項調查,33%的農村人口沒有土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頃,12%的人平均占地7公頃,14%的人平均占地18公頃,0.5%的人平均占地190公頃。土改後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為富農所控製。但大地產製受到沉重打擊,隨著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從20世紀50年代的200萬發展到70年代中期的400萬(包括中小企業)。為了籠絡工人,“白色革命”計劃規定在雇傭10人以上企業中,由工人分享20%的利潤,實行最低工資,並由政府仲裁勞資衝突。1975年又提出工人分享大企業1/3的股票,而實際上,參加分紅的工人隻占工人總數的13.8%,企業隻占2.4%。但工資確實增長較快,1963-1972年平均年增長7%。

  20世紀60年代,教育事業的發展極為迅速。政府實施了八年製義務免費教育,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和膳食。識字率從1960年的16%上升到1980年的50%。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專業人員隊伍的擴大。1966年,文官、律師、法官、教師、工程師、醫生、職員和其他專業人員共41.6萬,1976年增長到156萬。“白色革命”規定建立的保健大軍、掃盲大軍、推廣發展大軍和仲裁所(處理農村的一般民事糾紛),主要由大中學畢業生參加,以此代替三年兵役,同時部分解決了學生就業問題。根據官方資料,1963-1971年,共有98599人在21支掃盲隊中工作過,掃盲人數為162500人。到1972年,共建立了400個保健隊,擔負著8000-20000村民的醫療工作。

  婦女解放也是“白色革命”的重要方麵。1963年對選舉法的修改,使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她們參加了1963年的全民投票。1967年,伊朗議會通過家庭保護法,取消了丈夫的任意離婚權,禁止臨時性婚姻,並對多妻製進行了限製。1974年,又對該法作了進一步修改。

  迅速增長的石油收入,為各項福利措施鋪平了道路。伊朗政府於20世紀60年代初實行普遍的免費醫療保險和免費高等教育,並致力於穩定城市的食品價格。因此,60年代的物價上漲遠遠低於工資增長,每年僅為3%。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旨在對傳統的伊朗社會經濟進行改革,用現代的大工業和農業取代舊式巴紮手工業和分成製佃農經濟,同時以新興的工業金融資產階級和富農取代傳統的商人階層和地主,作為政權的主要社會支柱,並在工人、知識分子、婦女和青年中尋求支持,以鞏固王權統治。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在政治上,巴列維也竭力塑造一個“萬民擁戴”的政府形象。20世紀50年代的曆屆國會中,地主控製了2/3的議席。而1963年召開的第21屆國會中有95名文官、32名專業人員、24名農民、9名工人、8名商人、11名私營工廠雇員和4名巴紮行會成員,地主隻有7名。政權已經牢牢掌握在巴列維手中。1963年12月,國王的密友哈桑·阿裏·曼蘇爾(後任首相)把主要由文官和技術人員組成的“進步中心”改組為“新伊朗黨”。該黨直接控製了議員提名和內閣組成,並把全國所有的雇主協會、工會、行會、文官協會和農村合作社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國王還直接操縱著高級軍官的任命、薩瓦克和其他情報組織以及伊朗國營石油公司。這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法西斯式的社團主義政治結構。

  20世紀60年代,伊朗外交的獨立性也增強了。伊朗大大改善了與蘇聯的貿易,並獲得大量經濟軍事援助,擺脫了過分依賴美國的局麵。但美國依然是伊朗的盟國和主要支持者。1965-1974年,美國提供了價值73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和勞務。1965年,美國把伊朗列入“發達國家”,並於1967年終止了對伊朗的經濟、軍事援助。1981年,在伊朗的美國公民有3.4萬人。

  三、伊斯蘭革命的爆發與君主製的崩潰

  “白色革命”在表麵上取得了顯著成效。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美元的源源流入,更使這種看法幾乎成為定論。1971年10月15日,伊朗隆重慶祝居魯士大帝建國2500周年,計有69國代表參加,其中包括9位國王、5位女王和19位總統。開銷共計1億美元,可謂排場至極。此後,巴列維把“五五”計劃的投資指標提高了一倍多,並宣稱要把伊朗建成世界強國。這番豪言壯語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後者視伊朗為自己在波斯灣的支柱,美國總統尼克鬆宣稱伊朗將得到“她所需要的任何常規武器”。1972-1977年,伊朗僅從美國進口武器即達120億美元,軍費開支在20世紀70年代平均占國家預算的30%。伊朗由此建立了一支擁有現代化裝備的龐大軍隊(1977年為40萬)。

  然而,就在新波斯帝國大放異彩之時,王朝崩潰的前兆已經出現。土地改革的結果,形成了一個廣大的無地農民階層,而農業公司和農工聯合企業的建立又剝奪了部分自耕農的土地,結果大批農民流入城市。1966-1976年,農業人口從總人口的62%下降到53.2%。僅1975年就有8000個村莊荒蕪了。另一方麵,普通自耕農因缺乏貸款而難以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妨礙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政府對農產品的大量價格補貼和城市化的發展也鼓勵了消費的增長,致使伊朗的農業生產越來越落後於需要,食品大量依賴進口。在城市,巴紮經濟也處於衰落中。由於政府的忽視,手工業者和巴紮商人得不到優惠貸款和保護關稅的扶持,麵臨著大工業和大商人的激烈競爭,失業率不斷上升。因此,他們與中下層毛拉聯係密切,在反政府鬥爭中接受後者的領導。

  在伊朗,什葉派宗教勢力有著自上而下的較為完善的組織力量和經濟基礎,以及參與政治的傳統,因而成為反國王專製的領導力量,他們所反對的主要是國王的宗教政策、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政治獨裁和親美外交。這種反對一方麵體現出傳統勢力對世俗化改革的敵視,但另一方麵也表達了廣大群眾對國王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上全麵投靠西方而同時卻又壓製民主的強烈不滿,因而具有曆史進步性。1963年,宗教領袖魯霍拉·霍梅尼(1902-1989)領導巴紮手工業者發動了反對“白色革命”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但他本人隨後被驅逐出境,運動遭到血腥鎮壓。在流放中,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從捍衛憲法發展為反對君主製度、重建神權政治。這一轉變標誌著對幾個世紀以來什葉派宗教實踐的否定。

  20世紀6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內部也出現從宗教中尋求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傾向。20世紀初,主要出身貴族的知識分子曾經主張全麵西化。隨著現代教育的發展,大批勞動階層的子弟加入了知識分子的行列,他們主張在宗教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社會。其中,阿貝哈桑·巴尼薩德爾提出“伊斯蘭經濟學”,認為在伊斯蘭社會中唯真主享有絕對的所有權,國家的權力有限,而私人隻對勞動和產品有相對的所有權。

  作為王朝統治主要受益者的大資產階級,已經不再關心政權。由於政府控製的石油工業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他們也缺乏影響統治者的能力。

  因此,巴列維王朝表麵上是“萬民擁戴”,實際上則已淪為孤家寡人,而完全依賴軍隊、警察、薩瓦克等國家暴力機器勉強維持統治。

  隨著各階層反政府鬥爭的開始,20世紀50-60年代湧現出許多政治組織,其中有代表手工業者和下層毛拉的伊斯蘭敢死隊(1946)、伊斯蘭民族黨(1960)和伊斯蘭聖戰者組織,以及代表伊斯蘭知識分子和學生的人民聖戰者組織(1965)、國民自由運動和穆斯林人民革命運動等。

  “五五”計劃實施的結果,雖然工業生產有很大增長,但在1975年以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被迫采取了股份分享和控製物價等項政策,企圖稍微遏製一下資產階級的勢力,討好工農群眾。在政治上,國王於1975年解散新伊朗黨,成立容納各黨派的民族複興黨,以加強對國民的控製。不過,上述措施無助於緩和局勢,反而使危機更趨嚴重。一年之內,資金外逃就達20億美元,資產階級開始投入反國王陣營。1974年以後,工人多次發動大罷工,一場革命迫在眉睫。

  1977年5月,作家阿·艾·賈瓦迪發表致國王的公開信,反對政府壓製言論自由。6月,民族陣線的三位領袖發表聲明,譴責國王的暴政,之後各地出現了示威遊行。國王被迫解除任期長達13年的首相胡韋達的職務,任命經濟學家紮·阿姆澤加為首相,並釋放了部分政治犯。但是,一切讓步措施都無濟於事了。在宗教人士的領導下,群眾運動不斷發展。1978年1月9日,庫姆城出現遊行示威,警察打死70人。5月,傘兵部隊進駐該城。為了安撫群眾,國王於8月任命毛拉之子謝·埃米爾為首相,恢複了希吉來曆,關閉了賭場,解散了婦女事務部,清洗了特務機關,並放棄了新聞檢查。資產階級反對派也打算妥協,民族陣線表示願意與政府談判,溫和派的宗教領袖也呼籲實施憲法。

  此間,人民運動繼續走向高漲,各城市的群眾高舉霍梅尼的畫像進行遊行。在法國首都巴黎,川流不息的伊朗人拜見霍梅尼,這位老人號召人民打倒國王,建立公正的製度。他的講話被錄製成磁帶,迅速送到伊朗各地。

  9月7日,反對派宣布全國總罷工。次日,軍警開槍鎮壓群眾,至少打死700人。血腥鎮壓使溫和派改變了立場。11月,溫和派領袖巴紮爾甘飛抵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領導,巴列維已經是四麵楚歌了。11月中旬,他任命軍隊總參謀長愛資哈裏組成軍政府,企圖靠槍杆子苟延殘喘。但是,軍隊內部也出現了動搖的跡象,開小差的現象層出不窮。

  在嚴峻的局勢麵前,美國要求國王出走,把權力交給溫和的反對派,以防激進派執掌政權。走投無路的國王隻有屈服。在與民族陣線的談判失敗以後,國王與民陣領袖之一沙普爾·巴赫蒂亞爾達成交權協議。12月10至12日,德黑蘭爆發了上百萬人的大遊行。16日,統治伊朗長達36年的巴列維國王出走,結束了伊朗曆史上最後一個王朝的統治(1980年7月,巴列維於埃及病逝)。

  巴赫蒂亞爾政權遭到了以霍梅尼為代表的宗教勢力和群眾的激烈反對。人民自發地起來奪取市政機關,空軍士兵進行絕食,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攝政委員會委員都紛紛辭職。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從法國返回伊朗,在德黑蘭機場受到上百萬群眾的熱烈歡迎。5日,他任命巴紮爾甘為臨時革命政府總理,形成了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麵。此時,美國擔心伊朗內亂引起蘇聯幹涉,力勸軍隊保持中立。2月9-11日,全國各地爆發了部分保王派軍隊與支持革命的軍隊和群眾之間的零星戰鬥。12日,巴紮爾甘內閣接管全部政權,伊斯蘭革命宣告勝利。

  伊斯蘭革命的勝利標誌著伊朗君主主義現代化改革的終結。這場革命的目標,直指巴列維王朝的君主獨裁統治,以及在伊朗享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的超級大國美國。革命的參加者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而城市手工業者和貧民是運動的主力,領導者則是宗教勢力,伊斯蘭知識分子是其同盟者。總之,這是一場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深刻的曆史意義。美國著名學者路易斯指出:“在伊朗發生的伊斯蘭革命,是電子時代的第一場名副其實的現代革命。”從表麵上看,革命中宗教的複興似乎暗示著曆史的倒退。但仔細探討則不難發現,在複古的形式後麵所埋藏的,則是千百萬人民對現代化作出的曆史性抉擇。現代化改革必須妥善解決小生產向大生產的過渡、階級分化和文化取向等一係列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問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體製。這就是1978-1979年伊朗革命給人們的主要啟示。

  伊朗伊斯蘭革命是戰後中東伊斯蘭複興運動的標誌性事件,它導致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隻要伊斯蘭”的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革命改變了伊朗的曆史發展進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東的地區格局,並對世界形勢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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