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範明回憶錄：1914~1950
> 範明大事年表
範明大事年表
（1914-1949）
1914年
範明，原名郝克勇，乳名永生，字若庸，筆名曾用誌均。12月4日（農曆十月十八日），生於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
1920年
春，5歲進入伯父為董事長的私塾，老師劉福昌。
1921年
在私塾開始念當時小學課本《共和國文》和《百家姓》、《三字經》、《弟子規》等。
1922年
到本村辦的初級小學讀書，老師仍然是劉福昌。這一年除讀《共和國文》三、四冊，還讀《論語》。
1923年
除了背會自己功課外，跟著大班，開始聽講《春秋》、《左傳》、《禮記》等。
1924年
司馬遷曾說過：“年十歲則誦古文。”按周歲算，是年剛過9周歲。已經讀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詩經》、《易經》、《春秋》、《左傳》等。
1925年
大革命時代的浪潮影響到這個農村偏僻學校，開始掛孫中山像，舉行紀念周。跟著這一年的五卅慘案也傳到了農村，櫟陽鎮的高小學生打著紅綠旗到鄉村和鄉村小學宣傳、演講，號召人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1926年
春天開學不久，北洋軍閥係統的劉鎮華率鎮嵩軍攻進陝西關中，圍困西安。父親郝鵬程隨楊虎城守西安城，為北城總指揮，多次擊潰鎮嵩軍的進攻。鎮嵩軍之一部攻打渭北各縣和櫟陽鎮。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學校解散，學生隨家逃難，範明一家人逃到耀縣，直到10月，西安解圍後，才回到家裏。在耀縣期間，範明和他的叔伯每日到石川河打河柴和挖野菜以濟困難生活，常去藥王山孫思邈廟攻讀石碑上的藥方。學中醫是從這裏開始的。
1927年
過了陰曆年學校開學，除了教授課程外，開始舉行講演會，進行講演比賽，被選參加周圍多所學校的講演比賽獲得第一名。這時開始寫作文。作文已由一般的“說勤”、“說孝”和記事上升到不忘國恥、熱愛祖國、反對列強等政治性文章。特別是當蔣介石、馮玉祥先後叛變革命，曾寫了一篇《刺賣國賊》的作文。這是第一篇受到老師稱讚的政治性文章。
下半年，由於家庭鬧分家，學校停辦了，輟學在家參加力所能及的農活。
1928年
被伯父送到大留村劉明齋（劉旭初父親）辦的高級小學上學，仍以學四書五經等古文為主。從10歲開始寫作文，寫了很多作文，常受老師的稱讚。
1929年
這一年是曆史上陝西最大的年饉，民間稱“十八年年饉”，學校停學，再一次失學，而且挨了餓。
這年的冬天下過雪後，在《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和綠林英雄豪傑都是在貧困中闖起來的思想誘導下，與劉養沛、邢元興、邢元福等相好的同學在邢元興家結拜、宣誓成為異姓兄弟。舉行過儀式後，四人密謀，要上北山闖江山。瞞著家人偷跑了，結果被親戚發現，上山未成。
這次年饉是從1928年開始的，先是大旱，接踵而來的是蝗災和瘟疫（霍亂），正是這個時候，村裏來了一位道士打扮的名醫，在私塾住下。拜這位名醫為師，學習中醫。
1930年
夏，大哥郝克俊由上海回到家中，奉父親之命隨大哥到上海讀書。是年正逢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大戰，隴海線不能通行，隻得經西安至潼關，渡黃河到風陵渡乘汽車到榆次，再換乘小火車至正定，改換大火車到北平，在北平小住幾日，再乘火車至天津，從大沽口坐輪船到上海。這是第一次出外見世麵，遊大城市，觀大海。
到上海後，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辦的學校叫建國中學，學校設有免費和半免費生。由陳德征出題作《負笈求學記》一文，受到校長稱讚，半費入學。
1931年
暑假，大哥郝克俊返家探親，獨自留上海與陝籍同學在一起複習功課、作文、寫日記。9月開學，郝克俊回到上海。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變這天晚上，在法政大學哥哥處住宿。9月19日淩晨，起得很早要趕到學校去，坐電車到四馬路口，看見有很多人圍著報童，報童手舉倒印紅字“日軍占領沈陽”的《申報》，並大喊：“日軍把沈陽占了！”人們搶著買這張刊有國恥的報紙，上前也搶了一張報紙，情不自禁潸然淚下，買報的人都哭了。
手拿報紙一口氣跑到學校，學校尚未起床，不顧一切，把學校的鍾拉響。從此，和同學們一起投入了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市成立了學生救國總聯合會，建國中學的學生會經過激烈鬥爭參加了學聯。在上海學聯的領導下，學校罷課，進行抗日救亡和軍事訓練，組織學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抗日。親自參加了是年11月底上海學生到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大請願。
1932年
親眼目睹上海“一·二八”英勇抗戰。
3月上旬，“一·二八”抗戰失敗，與郝克俊等陝西籍學生返回西安。在西安考上西安中山中學初中三年級插班生。
4月25日，參加反對戴季陶“訓話”。
4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決定在4月26日舉行反對賣國政府，驅逐反共政客戴季陶遊行示威大會。中山中學參加遊行，被選為巡察隊員。
5月，在中山中學，由方毅民、方培欽二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了入團儀式。
8月1日，在中山中學參加八一講演遊藝會，由校長袁美軒（共產黨員）講社會科學。軍警包圍了會場，逮捕了袁美軒等人。
1932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20日，在由著名共產黨員宋綺雲為主編的《西北文化日報》陸續發表以誌均為筆名寫作的《高跟皮鞋》、《慘》、《衣服救國》等短篇文藝作品。
1933年
3月，返回上海建國中學高中讀書。與梁楓明確了戀愛關係。
1934年
4月24日，在郭峰主持下與梁楓在三原舉行登記結婚，以抗議家庭包辦的婚姻，家庭反對並以斷絕學費供給強迫在該年暑假與包辦的李女成親。
是年，原西安中山中學的學生張光天（中共黨員）也來到上海，以學世界語為掩護進行革命工作。與張取得了聯係後，接受任務，到龍華監獄給黨員鄧君傳送文件和參加營救鄧君工作。
1935年
6月4日，親日分子何應欽與日本華北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再次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又高漲起來。為反對“何梅協定”，參加了滬市學生組織的示威團並再次向南京進發。
12月，失掉共青團關係。1932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直與方毅民、方培欽在組織上保持著密切通信聯係。1935年12月，方毅民在紅四方麵軍犧牲，方培欽轉移，與組織失掉聯係。
1936年
2月，考取國民政府財政部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第12期，學習5個月。
7月，訓練班畢業，被分配到貴州黔岸鹽務局，大約到10月，到貴州黔岸鹽務局報到。
11月，被分配到貴州與湖南接界的天柱縣分局，被派任甕洞鹽務稅警分隊長。
12月，發生湖南省主席何健販私鹽事件。
1937年
1月，因扣湖南省主席何健私鹽而被禁閉，2月被革職。
3月，回到西安家中。
4月，報考當時在西安的東北大學政法係三年級，被錄取，在東北大學上學。
4月，在東北大學，經李作人、劉紹東介紹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
8月，以其為首的進步青年，組織“夏藝學會”，於8月開成立大會，被選舉為主任，王直為副主任，會員50餘人。
11月，由東北大學的民先隊和李作人介紹範明和“夏藝學會”的部分會員王直、李仲西、李靜、梁楓、劉旭初等到安吳青訓班學習，參加革命。
1938年
2月，青訓班學習結業，被介紹到三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師（趙壽山部）教導隊（由黨主辦的幹部訓練班）任政治教員。
3月，由李慕愚、李森（梁勵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經中共陝西省委批準。
5月，教導隊奉命開往前方與十七師會合，6月到達山西陽城洪河鎮與十七師師部會合。
7月，教導隊改為三十八軍教導隊，範明任教導隊政治指導員。
11月，中共三十八軍工委決定範明負責教導隊和軍部直屬部隊黨的組織工作，受三十八軍工委書記蒙定軍領導。
1939年
1月，第一期教導隊學員畢業分配到十七師和三十五師任下級軍官，成為部隊黨的骨幹。工委決定由其負責軍部直屬部隊黨的工作和趙壽山、孔從洲等上層統戰工作。
3月，教導隊第二期在茅津渡開學，學員300餘人，黨內由其負責。
8月，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範明為三十八軍工委委員，分工負責三十八軍軍部，直屬部隊三十五師、一七七師等部黨的工作和趙壽山，孔從洲等的統戰工作。
1940年
1月，陝西省委決定，通過趙壽山向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建議，創辦集團軍幹訓班，並成立學生大隊，得到孫的同意。於是在三十八軍教導隊全部班底的基礎上成立了幹訓班學生大隊，第一隊由周傑邦為隊長，其為副隊長。調三十八軍教導隊第二期畢業生（大部為黨員）任班長。
同月，三十八軍工委決定其除領導三十八軍原軍直各單位黨的工作外，將第四集團軍總部黨的工作也交由其領導。
4月，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各隊和學生大隊開學。由孫蔚如任班主任，趙壽山為副主任。其在幹訓班講《中國向何處去》（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一章的內容）。
8月，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的“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地下黨工作方針和“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則加入之”的決定。其與劉俠僧、徐又彬、陳嘉謀等同誌則利用了幹訓班特別黨部書記長宋綺雲（共產黨員）的關係，填寫了一批假表，沒有經過任何手續，加入了國民黨。
9月初，蔣介石為了防止三十八軍起義，命令第四集團軍從中條山渡黃河至洛陽以東集結。三十八軍工委研究決定組織全軍起義，派其與趙壽山進行研究和談判，取得了趙壽山的完全同意。蒙定軍等由西安給八路軍前總彭德懷發電報，請八路軍接應配合。起義前夕，彭總打電報指示，要維護統一戰線，不準三十八軍起義。工委和趙壽山研究服從了這一決定，但部隊黨的力量暴露。
12月，蔣介石侍從室給孫蔚如發密令，開具範明、蒙定軍、張西鼎等一批人名單（把蒙寫成孟鼎鈞，把郝克勇寫成賀克用），令孫逮捕。經中共內線發現後，向黨組織做了報告。經研究，將其護送到三十八軍教育連張西鼎和朱曼青處隱蔽起來。
1941年
1月，皖南事變。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更大壓力，部隊環境日趨緊張，特務活動日趨猖狂。為了對付這一情況，在蒙定軍領導下，在中共陝西省委巡視員的幫助下，由其負責秘密在部隊進行了黨的教育，成立了保衛訓練班，並與中共中央和前總建立電台直接聯係。
3月，由蔭蔽轉入公開活動，擔任了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連長。
6月，教育連第三期畢業。
7月陝西省委送來學員200餘人，教育連第四期開學。
8月，地下黨為了對付特務的破壞，成立了黨的保衛隊，羅曼中為隊長。
11月，處決了軍統特務聶伯林。
12月，蔣介石又給孫蔚如和趙壽山下令，開了30多人名單，其中有地下黨員，說這些人思想不純，送到洛陽幹部訓練團受訓，經工委研究並請示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選送名單中非黨員和政治上堅定的幾名黨員去受訓以資應付。這批人到洛陽尚未入隊受訓，適值廣武戰役爆發，由組織通知洛陽辦事處向衛立煌活動，衛批準了，這些人未受訓又回到部隊。
1942年
1月，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叫部隊選送共產黨員下級軍官到國民黨的中央軍校、軍需學校、步兵學校等去學習。工委決定送了韓增友，王有軒等一批學生。
3月，又處決了兩名特務。
6月，黨內和教導隊內開展了整風，學習毛澤東的整風報告。
7月，教育連第四期畢業後，部隊整編，工委決定集中骨幹力量在軍部成立搜索連，其中包括黨的保衛隊和與中央直接通報的秘密電台，其任連長。
11月7日，冬季，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更大的壓力，調趙壽山去重慶受訓，工委與趙商量決定準備起義，同時趙又提出入黨。為此請求中央，毛澤東直接致電趙壽山：“勤兄：（一）可否派貴處郝克永（勇）來和我一談，請裁複。（二）今後通報改用公（毛澤東）、明（三十八軍工委）、勤（趙壽山）三字。弟公叩虞辰”從此以後，三十八軍工委和趙壽山受毛澤東直接領導。
11月，接毛澤東此電後，由羅曼中護送其到臨潼家中，由中共陝西省委巡視員接到馬欄陝西省委。
12月，中共陝西省委將其與張西鼎送到延安，住西北局。
12月中旬，受到毛澤東主席先後兩次接見。根據臨行前工委研究的匯報提綱，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和請示。毛澤東對三十八軍地下黨的工作，包括部隊黨的建設、統戰工作，以及如何利用矛盾鞏固部隊，“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待機而作”等方麵的方針政策做了全麵的、詳盡的指示。並確定了部隊的關係直接由中央領導，不必再和前委聯係。根據其匯報趙壽山入黨申請，批準了趙壽山入黨，並向趙壽山公開三十八軍共產黨員全部名單。
1943年
3月，返回三十八軍部隊，將毛澤東指示向蒙定軍、胡振家和崔仲遠做了詳細傳達，經過研究後，又向趙壽山做了重點傳達。蒙定軍離開部隊去學習，其接任三十八軍工委書記。按照中央指示，布置調整部隊工作，主要任務放在對敵鬥爭和鞏固部隊方麵。
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開展了搜集日偽國民黨方麵的情報的活動。在黃河渡口上，經過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截獲了日軍阪垣師團派往重慶進行誘降談判代表和日偽與國民黨互相勾結、進行反共和投降談判的一大批絕密文件和日偽與蔣介石秘密通報的密電本，將這些材料和密電本用電報全部發給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表揚。
9月，處決了叛徒吳樹楊。
10月23日，致電毛澤東報告蔣介石調動趙部及部隊對策。
11月，蔣介石通知趙壽山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中央指示，估計蔣介石會乘此機會吞並瓦解部隊或撤換趙壽山，要部隊加強起義準備工作。
1944年
1月2日，向毛澤東報告趙壽山赴渝的對策。毛澤東接到此電，於1月6日複電：“範明兄：冬電悉，所見甚是。公魚。”
2月，蔣介石將三十八軍調離黃河渡口，集中在鞏縣一帶，接著以明升暗降的方法，將趙壽山升任遠在甘肅武威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派張耀明接任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與張耀明同來部隊。與毛澤東多次來往電報，毛澤東指示：嚴密組織，徹底執行蔭蔽幹部政策，繼續堅持陣地，抽調一批黨員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開展黨的工作，建立據點；抽調暴露了的黨員回延安學習或打入陝西地方保安團，掌握地方武裝。並指示“此事辦妥後，你可設法來延。”根據毛澤東指示，將三十八軍黨的工作和組織交給李森等同誌，抽調一批同誌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抽調一批同誌到延安學習，還將一批武器藏在家中。一切辦妥後，到西安向蒙定軍做了交代，然後由蒙定軍通過關係將其送到邊區。於3月份到達延安，住西北局。
4月，經過考試，中共中央組織部分配其到中央黨校二部學習。在黨校被選為第十三支部書記。
1945年
6月，在黨校主要學習了毛澤東所作的《論聯合政府》。
9月，日本投降後，中央組織部號召去東北工作，範明報了名，正辦手續時，西北局秘書長兼統戰部部長張德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其調到西北局統戰部任處長。
10月，高崗、馬文瑞派其到陝西省委所在地馬欄，進行白區布點工作，向7個省區建立了126個據點之後，回到西北局。
1946年
7月，中央為了擴大回旋地區，叫西北局大力開展北線工作。習仲勳和張德生派其到綏德去蹲點，帶有習仲勳給陝北保安副總指揮胡景鐸的親筆信。到綏德地委後，同地委領導做了長期的偵察和研究，由師源送其通過邊境到胡景鐸處（波羅堡），說服胡起義。起義後和另一部隊合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由胡景鐸任師長，其任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
2月，陝甘寧野戰集團軍組成，張宗遜任司令員，習仲勳任政治委員，調任其為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
3月，成立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勳任副政治委員，其任政治部秘書長兼聯絡部長。
5月，參加蟠龍戰役，對活捉的旅長李昆崗等俘虜進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6月初，參加隴東戰役，製定了《回民工作守則》。
8月，參加米脂沙家店戰役。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親臨野戰軍駐地，向野戰軍高幹會議祝賀勝利，受到極大鼓舞。
10月，參加了清澗戰役，活捉了胡宗南部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從審訊中，第一次發現了偵察電台和其性能，這對以後解放軍對付國民黨軍的空中偵察起了作用。
11月，部隊在米脂大休整，參加了新式整軍運動即訴苦和“三查運動”（即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12月，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舉行的中央會議，聆聽毛澤東在會上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重要報告，並進行了學習和討論。結合關中實際，認為大關中地區敵偽保甲長多係輪流擔任性質，不可一概當做地富分子和土頑對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權未建之前，可以利用進行籌糧和支前工作等。彭德懷、張宗遜等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會議上對其進行了爭論和批判，甘泗淇也勸其承認錯誤。但他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毛澤東的報告精神的，堅持自己的看法，與他們做了爭論。部隊進入關中地區的實踐證明其意見是對的。這種有朝氣、敢說話、堅持意見不怕鬥、有思想水平的表現受到彭德懷、張德生的稱讚，並受到周恩來的表揚。
1948年
2月下旬，參加瓦子街戰役。
3月進行洛川戰役，奉命親自到洛川前線對國民黨軍進行了喊話瓦解工作。寫了一篇《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在一野小報上發表，很快在全國各戰區的報上轉載。彭德懷看見後在一次會議上對其說：“你既然能寫這篇有用的文章，為什麽不多寫些呢？一個能寫東西的人，若不把廣大群眾和英雄們所創造的英雄事跡和經驗，用文字表達和總結出來，本質上就是沒有群眾觀點，也當然是沒有階級觀點。”這對其以後想搞寫作是有影響的。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參加寶雞戰役，率政治部和一部分直屬部隊掩護彭德懷撤退，安全退回邊區。
9月，部隊經過休整後，發起向關中進攻的荔北戰役。彭德懷、張德生命其和王俊成立臨時黨委，其任書記，帶三縱一個營，深入敵後，組織朝邑、平民地區地下黨起義。沿黃河邊深入敵後，找到了地下黨負責人羅曼中，韓增友，勝利地完成了朝邑、平民起義。
12月回到部隊，在合陽郭家山進行休整。
1949年
3月，進軍關中，解放蒲城，受甘泗淇、張德生所派給蒲城各中學教師和知識界做了題為《革命的人生觀與革命的學習觀》的報告。
5月20日，西安解放。隨張德生等首先入城協助西安地下市委進行肅清敵特，安定社會秩序，建立維持治安的各種機構。
5月，在西安見到了蒙定軍，讓他派人到家中，將1944年存放在家中的武器全部取回，悉數交給部隊。
7月，參加扶眉戰役，為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起草《奮勇前進全殲胡馬匪軍動員令》。
8月上旬，彭德懷通知其等到靠近蘭州的榆中縣定遠鎮喬家營一野總部開會，傳達毛澤東給彭總《關於解放西北的方針的指示》電報，其中第四項指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經過討論，彭德懷決定將保護和尊重班禪的重大任務交由聯絡部負責完成。
8月26日，蘭州解放。當日，張宗遜派其負責搶修正在燃燒的蘭州黃河大鐵橋，經晝夜奮戰，一月之內修複了大鐵橋。
8月，蘭州解放後，散兵遊勇和敵偽軍官到處皆是。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在聯絡部迅速成立了幾個訓練大隊，把這些人全部收容起來，加以管理、審查、教育和參加生產，對安定社會秩序起了良好的作用。
9月，中共甘肅省委成立，兼任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9月，派與宣俠父和黃正清有關係的賈誌璞等人做黃正清的起義工作，使黃正清於9月20日率部起義，再派賈誌璞將黃正清接到蘭州。
10月1日，青海解放，即派人配合青海省委做班禪的工作，班禪派計晉美來西寧，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將計晉美介紹到蘭州。接見了計晉美並建議班禪向毛澤東發電文。他們同意，由宋之推起草，送張德生看過，經班禪審定發出，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禪大師向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發出的兩份致敬電。
11月，隨同彭德懷一起參加了新疆陶峙嶽派到蘭州的代表曾震五的關於新疆起義的談判。
12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1950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聯絡部開始了大量的經濟建設工作。在西北軍區和甘肅省委的支持下，創辦了共和公司，下屬10個公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很短時間裏，為蘭州工業生產創建了基礎。
1950年
2月，1949年9月，臨夏送來藏族知識分子，按彭德懷指示成立藏民問題研究班，以後擴大學員，將藏民問題研究班改為藏民學校，並兼校長。11月，西北局根據毛澤東培養少數幹部的指示，在藏民學校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各民族青年，辦了一個培養各民族青年的學校，即西北人民革命大學第三部，兼主任。1950年2月3日，彭德懷主持的西北軍政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決議，報請政務院批準，以革大三部為基礎，創辦西北民族學院。
2月，奉命赴夏河處理夏河叛亂事件，經過反複鬥爭和工作，使夏河問題得到解決。於1950年4月向中共甘肅省委和西北軍區寫了《關於夏河（拉卜楞）問題的綜合報告》，張德生閱後轉報西北局，西北局書記習仲勳認為這份報告很好，批示以《夏河工作經驗——範明同誌的工作報告》為題，在1950年《西北黨內通訊》第54期上全文發表。
7月，甘南夏河地區甘加部落和青海同仁縣加吾部落在金銀灘草山發生糾紛。按彭德懷指示率甘、青兩省組織的代表團進行調解，經過工作，調解了糾紛，初步達成了協議。
9月，投入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1914年
範明，原名郝克勇，乳名永生，字若庸，筆名曾用誌均。12月4日（農曆十月十八日），生於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
1920年
春，5歲進入伯父為董事長的私塾，老師劉福昌。
1921年
在私塾開始念當時小學課本《共和國文》和《百家姓》、《三字經》、《弟子規》等。
1922年
到本村辦的初級小學讀書，老師仍然是劉福昌。這一年除讀《共和國文》三、四冊，還讀《論語》。
1923年
除了背會自己功課外，跟著大班，開始聽講《春秋》、《左傳》、《禮記》等。
1924年
司馬遷曾說過：“年十歲則誦古文。”按周歲算，是年剛過9周歲。已經讀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詩經》、《易經》、《春秋》、《左傳》等。
1925年
大革命時代的浪潮影響到這個農村偏僻學校，開始掛孫中山像，舉行紀念周。跟著這一年的五卅慘案也傳到了農村，櫟陽鎮的高小學生打著紅綠旗到鄉村和鄉村小學宣傳、演講，號召人們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1926年
春天開學不久，北洋軍閥係統的劉鎮華率鎮嵩軍攻進陝西關中，圍困西安。父親郝鵬程隨楊虎城守西安城，為北城總指揮，多次擊潰鎮嵩軍的進攻。鎮嵩軍之一部攻打渭北各縣和櫟陽鎮。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學校解散，學生隨家逃難，範明一家人逃到耀縣，直到10月，西安解圍後，才回到家裏。在耀縣期間，範明和他的叔伯每日到石川河打河柴和挖野菜以濟困難生活，常去藥王山孫思邈廟攻讀石碑上的藥方。學中醫是從這裏開始的。
1927年
過了陰曆年學校開學，除了教授課程外，開始舉行講演會，進行講演比賽，被選參加周圍多所學校的講演比賽獲得第一名。這時開始寫作文。作文已由一般的“說勤”、“說孝”和記事上升到不忘國恥、熱愛祖國、反對列強等政治性文章。特別是當蔣介石、馮玉祥先後叛變革命，曾寫了一篇《刺賣國賊》的作文。這是第一篇受到老師稱讚的政治性文章。
下半年，由於家庭鬧分家，學校停辦了，輟學在家參加力所能及的農活。
1928年
被伯父送到大留村劉明齋（劉旭初父親）辦的高級小學上學，仍以學四書五經等古文為主。從10歲開始寫作文，寫了很多作文，常受老師的稱讚。
1929年
這一年是曆史上陝西最大的年饉，民間稱“十八年年饉”，學校停學，再一次失學，而且挨了餓。
這年的冬天下過雪後，在《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和綠林英雄豪傑都是在貧困中闖起來的思想誘導下，與劉養沛、邢元興、邢元福等相好的同學在邢元興家結拜、宣誓成為異姓兄弟。舉行過儀式後，四人密謀，要上北山闖江山。瞞著家人偷跑了，結果被親戚發現，上山未成。
這次年饉是從1928年開始的，先是大旱，接踵而來的是蝗災和瘟疫（霍亂），正是這個時候，村裏來了一位道士打扮的名醫，在私塾住下。拜這位名醫為師，學習中醫。
1930年
夏，大哥郝克俊由上海回到家中，奉父親之命隨大哥到上海讀書。是年正逢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大戰，隴海線不能通行，隻得經西安至潼關，渡黃河到風陵渡乘汽車到榆次，再換乘小火車至正定，改換大火車到北平，在北平小住幾日，再乘火車至天津，從大沽口坐輪船到上海。這是第一次出外見世麵，遊大城市，觀大海。
到上海後，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辦的學校叫建國中學，學校設有免費和半免費生。由陳德征出題作《負笈求學記》一文，受到校長稱讚，半費入學。
1931年
暑假，大哥郝克俊返家探親，獨自留上海與陝籍同學在一起複習功課、作文、寫日記。9月開學，郝克俊回到上海。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變這天晚上，在法政大學哥哥處住宿。9月19日淩晨，起得很早要趕到學校去，坐電車到四馬路口，看見有很多人圍著報童，報童手舉倒印紅字“日軍占領沈陽”的《申報》，並大喊：“日軍把沈陽占了！”人們搶著買這張刊有國恥的報紙，上前也搶了一張報紙，情不自禁潸然淚下，買報的人都哭了。
手拿報紙一口氣跑到學校，學校尚未起床，不顧一切，把學校的鍾拉響。從此，和同學們一起投入了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市成立了學生救國總聯合會，建國中學的學生會經過激烈鬥爭參加了學聯。在上海學聯的領導下，學校罷課，進行抗日救亡和軍事訓練，組織學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抗日。親自參加了是年11月底上海學生到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大請願。
1932年
親眼目睹上海“一·二八”英勇抗戰。
3月上旬，“一·二八”抗戰失敗，與郝克俊等陝西籍學生返回西安。在西安考上西安中山中學初中三年級插班生。
4月25日，參加反對戴季陶“訓話”。
4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決定在4月26日舉行反對賣國政府，驅逐反共政客戴季陶遊行示威大會。中山中學參加遊行，被選為巡察隊員。
5月，在中山中學，由方毅民、方培欽二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了入團儀式。
8月1日，在中山中學參加八一講演遊藝會，由校長袁美軒（共產黨員）講社會科學。軍警包圍了會場，逮捕了袁美軒等人。
1932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20日，在由著名共產黨員宋綺雲為主編的《西北文化日報》陸續發表以誌均為筆名寫作的《高跟皮鞋》、《慘》、《衣服救國》等短篇文藝作品。
1933年
3月，返回上海建國中學高中讀書。與梁楓明確了戀愛關係。
1934年
4月24日，在郭峰主持下與梁楓在三原舉行登記結婚，以抗議家庭包辦的婚姻，家庭反對並以斷絕學費供給強迫在該年暑假與包辦的李女成親。
是年，原西安中山中學的學生張光天（中共黨員）也來到上海，以學世界語為掩護進行革命工作。與張取得了聯係後，接受任務，到龍華監獄給黨員鄧君傳送文件和參加營救鄧君工作。
1935年
6月4日，親日分子何應欽與日本華北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再次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又高漲起來。為反對“何梅協定”，參加了滬市學生組織的示威團並再次向南京進發。
12月，失掉共青團關係。1932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直與方毅民、方培欽在組織上保持著密切通信聯係。1935年12月，方毅民在紅四方麵軍犧牲，方培欽轉移，與組織失掉聯係。
1936年
2月，考取國民政府財政部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第12期，學習5個月。
7月，訓練班畢業，被分配到貴州黔岸鹽務局，大約到10月，到貴州黔岸鹽務局報到。
11月，被分配到貴州與湖南接界的天柱縣分局，被派任甕洞鹽務稅警分隊長。
12月，發生湖南省主席何健販私鹽事件。
1937年
1月，因扣湖南省主席何健私鹽而被禁閉，2月被革職。
3月，回到西安家中。
4月，報考當時在西安的東北大學政法係三年級，被錄取，在東北大學上學。
4月，在東北大學，經李作人、劉紹東介紹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
8月，以其為首的進步青年，組織“夏藝學會”，於8月開成立大會，被選舉為主任，王直為副主任，會員50餘人。
11月，由東北大學的民先隊和李作人介紹範明和“夏藝學會”的部分會員王直、李仲西、李靜、梁楓、劉旭初等到安吳青訓班學習，參加革命。
1938年
2月，青訓班學習結業，被介紹到三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師（趙壽山部）教導隊（由黨主辦的幹部訓練班）任政治教員。
3月，由李慕愚、李森（梁勵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經中共陝西省委批準。
5月，教導隊奉命開往前方與十七師會合，6月到達山西陽城洪河鎮與十七師師部會合。
7月，教導隊改為三十八軍教導隊，範明任教導隊政治指導員。
11月，中共三十八軍工委決定範明負責教導隊和軍部直屬部隊黨的組織工作，受三十八軍工委書記蒙定軍領導。
1939年
1月，第一期教導隊學員畢業分配到十七師和三十五師任下級軍官，成為部隊黨的骨幹。工委決定由其負責軍部直屬部隊黨的工作和趙壽山、孔從洲等上層統戰工作。
3月，教導隊第二期在茅津渡開學，學員300餘人，黨內由其負責。
8月，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範明為三十八軍工委委員，分工負責三十八軍軍部，直屬部隊三十五師、一七七師等部黨的工作和趙壽山，孔從洲等的統戰工作。
1940年
1月，陝西省委決定，通過趙壽山向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建議，創辦集團軍幹訓班，並成立學生大隊，得到孫的同意。於是在三十八軍教導隊全部班底的基礎上成立了幹訓班學生大隊，第一隊由周傑邦為隊長，其為副隊長。調三十八軍教導隊第二期畢業生（大部為黨員）任班長。
同月，三十八軍工委決定其除領導三十八軍原軍直各單位黨的工作外，將第四集團軍總部黨的工作也交由其領導。
4月，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各隊和學生大隊開學。由孫蔚如任班主任，趙壽山為副主任。其在幹訓班講《中國向何處去》（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一章的內容）。
8月，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的“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地下黨工作方針和“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則加入之”的決定。其與劉俠僧、徐又彬、陳嘉謀等同誌則利用了幹訓班特別黨部書記長宋綺雲（共產黨員）的關係，填寫了一批假表，沒有經過任何手續，加入了國民黨。
9月初，蔣介石為了防止三十八軍起義，命令第四集團軍從中條山渡黃河至洛陽以東集結。三十八軍工委研究決定組織全軍起義，派其與趙壽山進行研究和談判，取得了趙壽山的完全同意。蒙定軍等由西安給八路軍前總彭德懷發電報，請八路軍接應配合。起義前夕，彭總打電報指示，要維護統一戰線，不準三十八軍起義。工委和趙壽山研究服從了這一決定，但部隊黨的力量暴露。
12月，蔣介石侍從室給孫蔚如發密令，開具範明、蒙定軍、張西鼎等一批人名單（把蒙寫成孟鼎鈞，把郝克勇寫成賀克用），令孫逮捕。經中共內線發現後，向黨組織做了報告。經研究，將其護送到三十八軍教育連張西鼎和朱曼青處隱蔽起來。
1941年
1月，皖南事變。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更大壓力，部隊環境日趨緊張，特務活動日趨猖狂。為了對付這一情況，在蒙定軍領導下，在中共陝西省委巡視員的幫助下，由其負責秘密在部隊進行了黨的教育，成立了保衛訓練班，並與中共中央和前總建立電台直接聯係。
3月，由蔭蔽轉入公開活動，擔任了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連長。
6月，教育連第三期畢業。
7月陝西省委送來學員200餘人，教育連第四期開學。
8月，地下黨為了對付特務的破壞，成立了黨的保衛隊，羅曼中為隊長。
11月，處決了軍統特務聶伯林。
12月，蔣介石又給孫蔚如和趙壽山下令，開了30多人名單，其中有地下黨員，說這些人思想不純，送到洛陽幹部訓練團受訓，經工委研究並請示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選送名單中非黨員和政治上堅定的幾名黨員去受訓以資應付。這批人到洛陽尚未入隊受訓，適值廣武戰役爆發，由組織通知洛陽辦事處向衛立煌活動，衛批準了，這些人未受訓又回到部隊。
1942年
1月，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叫部隊選送共產黨員下級軍官到國民黨的中央軍校、軍需學校、步兵學校等去學習。工委決定送了韓增友，王有軒等一批學生。
3月，又處決了兩名特務。
6月，黨內和教導隊內開展了整風，學習毛澤東的整風報告。
7月，教育連第四期畢業後，部隊整編，工委決定集中骨幹力量在軍部成立搜索連，其中包括黨的保衛隊和與中央直接通報的秘密電台，其任連長。
11月7日，冬季，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更大的壓力，調趙壽山去重慶受訓，工委與趙商量決定準備起義，同時趙又提出入黨。為此請求中央，毛澤東直接致電趙壽山：“勤兄：（一）可否派貴處郝克永（勇）來和我一談，請裁複。（二）今後通報改用公（毛澤東）、明（三十八軍工委）、勤（趙壽山）三字。弟公叩虞辰”從此以後，三十八軍工委和趙壽山受毛澤東直接領導。
11月，接毛澤東此電後，由羅曼中護送其到臨潼家中，由中共陝西省委巡視員接到馬欄陝西省委。
12月，中共陝西省委將其與張西鼎送到延安，住西北局。
12月中旬，受到毛澤東主席先後兩次接見。根據臨行前工委研究的匯報提綱，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和請示。毛澤東對三十八軍地下黨的工作，包括部隊黨的建設、統戰工作，以及如何利用矛盾鞏固部隊，“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待機而作”等方麵的方針政策做了全麵的、詳盡的指示。並確定了部隊的關係直接由中央領導，不必再和前委聯係。根據其匯報趙壽山入黨申請，批準了趙壽山入黨，並向趙壽山公開三十八軍共產黨員全部名單。
1943年
3月，返回三十八軍部隊，將毛澤東指示向蒙定軍、胡振家和崔仲遠做了詳細傳達，經過研究後，又向趙壽山做了重點傳達。蒙定軍離開部隊去學習，其接任三十八軍工委書記。按照中央指示，布置調整部隊工作，主要任務放在對敵鬥爭和鞏固部隊方麵。
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開展了搜集日偽國民黨方麵的情報的活動。在黃河渡口上，經過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截獲了日軍阪垣師團派往重慶進行誘降談判代表和日偽與國民黨互相勾結、進行反共和投降談判的一大批絕密文件和日偽與蔣介石秘密通報的密電本，將這些材料和密電本用電報全部發給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表揚。
9月，處決了叛徒吳樹楊。
10月23日，致電毛澤東報告蔣介石調動趙部及部隊對策。
11月，蔣介石通知趙壽山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中央指示，估計蔣介石會乘此機會吞並瓦解部隊或撤換趙壽山，要部隊加強起義準備工作。
1944年
1月2日，向毛澤東報告趙壽山赴渝的對策。毛澤東接到此電，於1月6日複電：“範明兄：冬電悉，所見甚是。公魚。”
2月，蔣介石將三十八軍調離黃河渡口，集中在鞏縣一帶，接著以明升暗降的方法，將趙壽山升任遠在甘肅武威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派張耀明接任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與張耀明同來部隊。與毛澤東多次來往電報，毛澤東指示：嚴密組織，徹底執行蔭蔽幹部政策，繼續堅持陣地，抽調一批黨員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開展黨的工作，建立據點；抽調暴露了的黨員回延安學習或打入陝西地方保安團，掌握地方武裝。並指示“此事辦妥後，你可設法來延。”根據毛澤東指示，將三十八軍黨的工作和組織交給李森等同誌，抽調一批同誌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抽調一批同誌到延安學習，還將一批武器藏在家中。一切辦妥後，到西安向蒙定軍做了交代，然後由蒙定軍通過關係將其送到邊區。於3月份到達延安，住西北局。
4月，經過考試，中共中央組織部分配其到中央黨校二部學習。在黨校被選為第十三支部書記。
1945年
6月，在黨校主要學習了毛澤東所作的《論聯合政府》。
9月，日本投降後，中央組織部號召去東北工作，範明報了名，正辦手續時，西北局秘書長兼統戰部部長張德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其調到西北局統戰部任處長。
10月，高崗、馬文瑞派其到陝西省委所在地馬欄，進行白區布點工作，向7個省區建立了126個據點之後，回到西北局。
1946年
7月，中央為了擴大回旋地區，叫西北局大力開展北線工作。習仲勳和張德生派其到綏德去蹲點，帶有習仲勳給陝北保安副總指揮胡景鐸的親筆信。到綏德地委後，同地委領導做了長期的偵察和研究，由師源送其通過邊境到胡景鐸處（波羅堡），說服胡起義。起義後和另一部隊合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由胡景鐸任師長，其任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
2月，陝甘寧野戰集團軍組成，張宗遜任司令員，習仲勳任政治委員，調任其為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
3月，成立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勳任副政治委員，其任政治部秘書長兼聯絡部長。
5月，參加蟠龍戰役，對活捉的旅長李昆崗等俘虜進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6月初，參加隴東戰役，製定了《回民工作守則》。
8月，參加米脂沙家店戰役。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親臨野戰軍駐地，向野戰軍高幹會議祝賀勝利，受到極大鼓舞。
10月，參加了清澗戰役，活捉了胡宗南部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從審訊中，第一次發現了偵察電台和其性能，這對以後解放軍對付國民黨軍的空中偵察起了作用。
11月，部隊在米脂大休整，參加了新式整軍運動即訴苦和“三查運動”（即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12月，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舉行的中央會議，聆聽毛澤東在會上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重要報告，並進行了學習和討論。結合關中實際，認為大關中地區敵偽保甲長多係輪流擔任性質，不可一概當做地富分子和土頑對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權未建之前，可以利用進行籌糧和支前工作等。彭德懷、張宗遜等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會議上對其進行了爭論和批判，甘泗淇也勸其承認錯誤。但他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毛澤東的報告精神的，堅持自己的看法，與他們做了爭論。部隊進入關中地區的實踐證明其意見是對的。這種有朝氣、敢說話、堅持意見不怕鬥、有思想水平的表現受到彭德懷、張德生的稱讚，並受到周恩來的表揚。
1948年
2月下旬，參加瓦子街戰役。
3月進行洛川戰役，奉命親自到洛川前線對國民黨軍進行了喊話瓦解工作。寫了一篇《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在一野小報上發表，很快在全國各戰區的報上轉載。彭德懷看見後在一次會議上對其說：“你既然能寫這篇有用的文章，為什麽不多寫些呢？一個能寫東西的人，若不把廣大群眾和英雄們所創造的英雄事跡和經驗，用文字表達和總結出來，本質上就是沒有群眾觀點，也當然是沒有階級觀點。”這對其以後想搞寫作是有影響的。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參加寶雞戰役，率政治部和一部分直屬部隊掩護彭德懷撤退，安全退回邊區。
9月，部隊經過休整後，發起向關中進攻的荔北戰役。彭德懷、張德生命其和王俊成立臨時黨委，其任書記，帶三縱一個營，深入敵後，組織朝邑、平民地區地下黨起義。沿黃河邊深入敵後，找到了地下黨負責人羅曼中，韓增友，勝利地完成了朝邑、平民起義。
12月回到部隊，在合陽郭家山進行休整。
1949年
3月，進軍關中，解放蒲城，受甘泗淇、張德生所派給蒲城各中學教師和知識界做了題為《革命的人生觀與革命的學習觀》的報告。
5月20日，西安解放。隨張德生等首先入城協助西安地下市委進行肅清敵特，安定社會秩序，建立維持治安的各種機構。
5月，在西安見到了蒙定軍，讓他派人到家中，將1944年存放在家中的武器全部取回，悉數交給部隊。
7月，參加扶眉戰役，為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起草《奮勇前進全殲胡馬匪軍動員令》。
8月上旬，彭德懷通知其等到靠近蘭州的榆中縣定遠鎮喬家營一野總部開會，傳達毛澤東給彭總《關於解放西北的方針的指示》電報，其中第四項指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經過討論，彭德懷決定將保護和尊重班禪的重大任務交由聯絡部負責完成。
8月26日，蘭州解放。當日，張宗遜派其負責搶修正在燃燒的蘭州黃河大鐵橋，經晝夜奮戰，一月之內修複了大鐵橋。
8月，蘭州解放後，散兵遊勇和敵偽軍官到處皆是。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在聯絡部迅速成立了幾個訓練大隊，把這些人全部收容起來，加以管理、審查、教育和參加生產，對安定社會秩序起了良好的作用。
9月，中共甘肅省委成立，兼任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9月，派與宣俠父和黃正清有關係的賈誌璞等人做黃正清的起義工作，使黃正清於9月20日率部起義，再派賈誌璞將黃正清接到蘭州。
10月1日，青海解放，即派人配合青海省委做班禪的工作，班禪派計晉美來西寧，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將計晉美介紹到蘭州。接見了計晉美並建議班禪向毛澤東發電文。他們同意，由宋之推起草，送張德生看過，經班禪審定發出，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禪大師向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發出的兩份致敬電。
11月，隨同彭德懷一起參加了新疆陶峙嶽派到蘭州的代表曾震五的關於新疆起義的談判。
12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1950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聯絡部開始了大量的經濟建設工作。在西北軍區和甘肅省委的支持下，創辦了共和公司，下屬10個公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很短時間裏，為蘭州工業生產創建了基礎。
1950年
2月，1949年9月，臨夏送來藏族知識分子，按彭德懷指示成立藏民問題研究班，以後擴大學員，將藏民問題研究班改為藏民學校，並兼校長。11月，西北局根據毛澤東培養少數幹部的指示，在藏民學校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各民族青年，辦了一個培養各民族青年的學校，即西北人民革命大學第三部，兼主任。1950年2月3日，彭德懷主持的西北軍政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決議，報請政務院批準，以革大三部為基礎，創辦西北民族學院。
2月，奉命赴夏河處理夏河叛亂事件，經過反複鬥爭和工作，使夏河問題得到解決。於1950年4月向中共甘肅省委和西北軍區寫了《關於夏河（拉卜楞）問題的綜合報告》，張德生閱後轉報西北局，西北局書記習仲勳認為這份報告很好，批示以《夏河工作經驗——範明同誌的工作報告》為題，在1950年《西北黨內通訊》第54期上全文發表。
7月，甘南夏河地區甘加部落和青海同仁縣加吾部落在金銀灘草山發生糾紛。按彭德懷指示率甘、青兩省組織的代表團進行調解，經過工作，調解了糾紛，初步達成了協議。
9月，投入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