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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聯絡工作
聯絡工作頭緒多端，十分繁雜，現將我當時所寫兩份總結報告錄於此，權作回憶交代。
（一）聯絡部兼管蘭州軍管會聯絡處工作一月來的情況報告
蘭州軍管會聯絡處，係由一野聯絡部兼任，故工作範圍，除蘭州地區聯絡派遣、登記散兵遊勇及少數民族工作外，甘、寧、青、新等省的敵軍工作與部隊本身的處俘工作亦須同時進行，聯絡處自9月1日開始到10月12日的工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1）一個月來，共派出聯絡人員與赴寧、青和平代表團60餘人，聯絡對象包括新疆迪化之陶峙嶽、包爾漢、喬家璞（蒙古親王）、南疆騎四旅旅長楊廷英；甘肅河西玉門油礦駐軍洪世祿（張治中警衛團團長），酒泉專員王維墉，九十一軍周嘉彬等部，酒泉空軍負責人紮喜（藏族），拉卜楞（夏河縣）保安司令黃正清，景泰騎一旅旅長張欽武（阿拉善旗達王女婿）；青海塔爾寺班禪，西寧馬步芳殘潰軍官與政權工作人員；寧夏馬鴻賓、馬敦靜，以及阿拉善旗達理劄雅王等共50多個地區和對象。在我軍迅速勝利和正確政策影響下，在新疆、甘肅河西、寧夏相繼和平解放的形勢下，派出工作大體上均能完成任務或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中主要經驗教訓有以下各點：
第一，上層談判與下層秘密工作最好同時進行，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促成起義或投降。經驗告訴我們，專靠上層分子，往往因拉不動下層而流產；單賴下層，往往遭受損失，結果無濟於事。有些同誌，當我們與敵人上層分子還沒有關係時，對進行下層工作看得很重，認為上層靠不住；但當在有利形勢下，上層分子和我們有了來往後，便又把下層的工作看成多此一舉。其實，這都是不對的。例如當陶峙嶽的參謀長曾震五來談判時，路過酒泉、給各部下令保護物資，準備起義後，敵蘭州供應處處長王殿弼等特務和頑固分子命令二五四供應中隊隊長英占螫將飛機場所有設備全部破壞，幸有我們關係人紮喜和洪子鳴部堅決反對，才幸免於難。玉門油礦當接到命令後，有個別匪特分子企圖破壞鍋爐，幸經過我們事前派去之陶正廷與張治中的內弟洪世祿適時鎮壓與保護，始得無損，並派車百餘輛，由陶正廷押管，歡迎我軍到酒泉和玉門。這也證明了敵人內部並不是純正的整體，上層的命令，往往因無得力的下層來支持，結果仍然變成為畫餅。故上、下工作，在可能條件下，最好能同時進行，不可偏廢。
第二，盡量爭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關係對敵人進行瓦解工作，不能急躁，不能企圖即刻生效，而應把眼光放遠，能做到起義投降固然很好，即使不能實現，哪怕說幾句關於我黨我軍政策和行動的真實話，把敵人動搖一下，對我們都是有利的。但我們部隊中有個別同誌存在著單純的軍事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對於派出某些上層關係去進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種消極和不信任的態度，甚至不願派出，嫌上層關係成分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團進軍寧夏之前，我們通過蘭州市回族各種關係，組織了赴寧和平代表團，交由十九兵團派出。但該兵團個別負責同誌認為要這些紳士去寧夏，不僅無作用，且會引起群眾反感，不同意前去，經我們一再考慮後，認為至少沒有什麽壞處，於是為其專門派一輛車前往，結果事實證明，對解決寧夏問題，的確起了作用。而這種作用，恰恰正是這些紳士們的特有條件。以毒攻毒的道理，在我們與敵對階級鬥爭時，往往是有效的，同時隻要攻得好，達到了我們少死人、少破壞物資的目的，哪怕進行這項工作的人是一個什麽地主豪紳，也是合乎階級觀點的。因為少死人、少破壞物資，這就是具體的階級觀點。
第三，黨的政策是具體的，必須有賴於我們每一個黨員從最細微的地方做起，而這些細微的地方恰恰是最易被人疏忽的。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均為眾矢之的。我們決不可認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視小事，所謂“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這個道理，對我們來說，還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拉卜楞黃正清遠逃卓尼草地，但他為了刺探我們的態度和真實狀況，派有好幾個情報人員，專門住蘭州了解情況。他們把軍管會貼在黃正清公館門口的命令（不準軍隊駐紮）一字不遺地抄送黃正清，把張副司令、甘主任、張副主任訪問藏民的情況星夜趕送拉卜楞。不僅對當地藏民群眾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對黃正清下決心不當保安司令，毅然決然地來蘭學習，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的工作同誌，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對一個看門的少數民族，訪問與不訪問，保護與不保護，似乎關係很小，以為人家很笨，不懂得什麽，這完全是一種自高自大的主觀主義。
（2）交際招待工作。
交際招待工作，在今後和平建設與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將成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在這一階段中，經過交際處而招待的400多位客人（包括民主人士、起義代表、各少數民族人士等）大體上是完成任務的。但有些同誌對這一工作還有不正確的認識，沒有認識到做交際招待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而認為招待客人是一種下賤事，因而曾發生了冷淡客人的現象，對客人的學習和政治教育抓得不緊。我們的交際招待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爭取和改造工作，不是一種單純的旅館工作。我們的招待原則應該是不小氣、不浪費、不流氣、不怠慢，首先予客人在感情上以溫暖，進而爭取其在政治上與我們合作。
（3）少數民族工作。
少數民族工作，與蘭州市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或留守人員，如回族之郭南浦、吳鴻業、馬宏道、馬益廉，維吾爾族之依斯馬依·艾買提，蒙族喬親王之妹師瑞蘭，阿拉善旗辦事處朱子馨（朱門），藏族拉卜楞辦事處劉興漢、談占雲、楊土司辦事處姚天驥等，均有密切聯係，並進行了訪問、宣傳、招待、送書、座談等工作。組織了維吾爾族20多人的隨軍工作團，隨六軍入疆，進行宣傳、翻譯、民運工作等。由藏族青年知識分子韓子華、蔡允中、蔡致中等十餘人組織民族研究班，學習我黨我軍各項政策。由黃正清等20餘人組成了臨時學習組，每天派人去上課。又由川、康、甘、青四省邊區藏民代表喜饒嘉措組織了一個招生隊，到該地區招收藏族知識分子和農牧貧苦青年來蘭學習。
在這一工作中，我們的經驗是：
第一，對少數民族共同特點的落後性與狹隘性，必須以極大的忍耐心去遷就與說明，不可厭惡和性急，而應以階級觀點去認識。他們的落後性與狹隘性是過去統治階級的大漢族主義所造成的，他們今天對我黨我軍的看法，雖然基本上有了改變，但對於千百年來的舊習慣，還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改變過來。因此我們必須有意識、有計劃地去遷就，而遷就的目的是為了改造和提高，絕不是為保護和發展他們的落後性。我們有些同誌認為“回民的飯吃得，話聽不得”，以及“利用藏人反對回人”或“利用回人反對蒙人”的觀點和方法，都是沒有階級觀點的錯誤看法。
第二，對少數民族宣傳民族平等與信教自由政策時，要注意說明平等和自由必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否則，變成了單麵的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了。就是說，其他民族尊重你們民族，你們也須尊重其他民族；你有你的信教自由，他有他的信教自由（暫不提反教自由），不能強迫和歧視。例如回族和維吾爾族，完全有不吃豬肉的自由，但其他民族也完全有吃豬肉的自由；不能因為自己不吃豬肉，別人便不能殺豬或拿豬肉在街上經過。有幾個維吾爾族人曾經給我寫了一份解放軍到南疆應注意的事項，主要內容是不能進維族人的房子，不能用維族人的鍋灶和碗具，不能用維族人的桶打水。我們看了後向他解釋說：照這樣規矩，解放軍便不能去南疆了。他們問為什麽？我們說：會把解放軍凍死或餓死。他們恍然大悟，承認寫意見書的人故意誇大。
（4）登記收容工作。
經過布告宣傳解釋後，從9月1日起到10月12日為止，登記散兵遊勇與處理解放人員共1839名。其中少將8名，上校36名，中校71名，少校160名（尉級從略）。因糧、房缺乏不能全部集中訓練，故除挑選一部分有改造前途的300餘人集中訓練外，其餘全部各住原地，按照地區劃分，編成小組，每周集合聽訓一次，並指定學習文件，工作任務（調查報告等）。每周由組長匯報學習、工作、活動情況一次。如此，不僅可省糧、房等消耗與麻煩，仍可了解其情況，掌握其行動。其中有很多積極分子，調查出了很多敵偽隱藏物資，並捕獲了劉興漢等7名匪特頭子，但這隻能是在糧、房缺乏情況下的救急辦法，時間長了，要求生活與就業的問題，便層出不窮了。我們擬分別予以集訓、遣散、轉業、組織生產等處理。原則上必須設法解決生活問題，不然對蘭州市治安會造成不良後果。
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軍管會副主任張德生同誌認真閱讀了這份報告，並在多處做了旁批。在派遣聯絡工作方麵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旁批：“從全局和長遠利益著眼，這樣做完全對的。”在第三條旁批：“這些細致的去處正是不細致的大節。”在少數民族工作方麵第一條經驗旁批：“應在革命同誌尤其做少數民族工作的同誌中進行教育。”第二條經驗旁批：“此點是否在代表會上講？”中共甘肅省委遂將此報告轉報西北局，得到了高度的評價，並刊登在《西北黨內通訊》上。
（二）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半年來的工作情況報告
蘭州解放後，訖1950年3月5日已6個多月，現將本部進行的聯絡派遣，登記集訓散兵遊勇工作，少數民族工作，甘、新、寧、青等地區的敵軍工作與部隊處俘等工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1.甘肅工作
（1）隴南問題。①周詳初——偽甘肅師管區司令，本身力量不大（僅1000餘人），又想當起義領袖，於是一方麵宣布奉偽中央命令（實際係自封）為甘肅人民自衛軍總司令，造成大官事實；一方麵限製王治岐、蔣雲台，陳叔鉢等派人與我接洽，一手遮天，結果王治岐等都對他不滿。我們曾派宋子賢、吳新吾去聯絡起義，結果周帶一部分人在岷縣起義。②王治岐——偽一一九軍軍長，本身僅1000餘人，當時堅決主張入川，聲言吃了國民黨20餘年飯，不能做對不起國民黨的事，剩一兵一卒亦不變節，在周詳初起義時駐武都不聽指揮。③蔣雲台——偽一一九軍副軍長兼二四四師師長，本身有5000餘人，在周起義時駐武都，當時和胡宗南所設的指揮所副主任趙龍文來往甚密，亦曾派代表馬錫玉（蔣之政工處長）與我們派去的宋子賢談過起義事宜，但對周詳初不滿。該兩部在我大軍浩浩蕩蕩的南進中終於起義。④派烏遷喬、李天民隨任謙同誌到岷縣進行周詳初等起義部隊工作，並由烏率該部參觀團80餘人於1949年9月13日來蘭參觀、學習，我們熱情招待，十餘日後返回該部。
（2）河西問題。河西工作主要目標是保護玉門油礦，我們曾派張子鈺與偽河西西七區專員王維墉聯絡，又派關樹屏與周嘉彬、黃祖勳聯絡，偽涼州保安團葉建軍及西北長官公署警衛團長洪士祿與河西警備司令湯祖壇（約一個師的兵力駐守玉門）等均曾分別找到關係並派人去聯絡，不久他們大部分參加陶峙嶽將軍領導的起義。
2.新疆工作
（1）為了培養一批進疆幹部並調查新疆情況，特創辦新疆問題研究會，由馮一夫、高劍夫負責教育，魏靈峰負責行政事務，集中有百餘名熟悉新疆情況及新疆本地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了思想教育，並研究新疆問題，編印了《新疆問題調查》小冊子。這一批人多係盛世才尚未反動之時親蘇親共幹部，他們在新疆工作多年，對新疆地理情況、政治經濟形勢、民情風俗知之最詳，盛叛變後均被監禁多年，獲釋後，除個別分子外，均轉入工商業界，未做過壞事。
（2）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下轄四十二軍、七十八軍及4個獨立騎兵旅。陶為人圓滑老練，原係賀耀祖親信，後為胡宗南重用，張治中到新後又為張重用。陶到新後與包爾漢等對新疆問題主張以張治中之和平施政方針治理新疆，在政治上比較靠攏我們，尤其是賀耀祖隨程潛起義後對其影響更大。但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故對新疆派遣聯絡其主要者，需經過崔景漢（陶峙嶽私人代表）與袁誌伊（受陶委托駐蘭與我保持聯絡）關係，派人去與陶聯絡。
（3）楊廷英——陶部騎四旅旅長，當時駐防南疆，蘭州戰役前10日離蘭去新，在蘭時曾托友人於時謙、章乃器打通關係，願相機起義，曾派其胞兄楊仲賢往新送信。
（4）蒙古親王喬家璞當時住在迪化，其妹師瑞蘭係大學生，思想進步，當時在新疆問題研究會學習。已去電報與喬聯絡，喬與陶的關係較密，對新和平問題亦多參與。
（5）新疆共產主義青年會由葉夫裏（譯音，維族）負責領導，在新疆解放前也很能活動，與我魏靈峰同誌有關係，亦曾派人去聯絡。
（6）依斯馬依·艾買提（維族）等30餘人組成新疆工作團，隨六軍前往新疆工作。
3.寧夏工作
（1）派遣吳新吾（與馬敦靜有關係）、朱子馨（阿拉善旗駐蘭辦事處主任）等十餘人到寧夏進行工作，並組織蘭州市回紳郭南浦等六人乘汽車赴寧夏向寧馬勸降。
（2）派胡穎民、馬全欽等赴寧夏規勸盧忠良、馬全良、馬光中等爭取和平解放寧夏。
4.青海工作
（1）除未解放前由蘭派去青海12人外，由聯絡部選派謝高峰、冼文舉、林長春（藏族）等35個青海幹部隨張仲良同誌到青海工作。
（2）吳緝癢曾任青海柴達木盆地測量處長，對柴達木盆地情形頗熟悉。據稱，該地幅員數千裏，冬不結冰，夏不酷熱，水草豐美，全部開墾後，可養軍隊300萬。並呈有詳細地圖與計劃書。張以良與塔爾寺之班禪有關係，均派往青海工作。
5.少數民族工作
（1）西北是多民族地區，為了做好少數民族工作，我們在蘭州市對回民士紳郭南浦、吳鴻業、蒙古喬親王之妹師瑞蘭、阿拉善旗辦事處主任朱子馨、藏族黃正清辦事處留守人員劉興漢、談占雲，楊土司辦事處主任姚天驥、維吾爾族旅蘭同鄉會理事長依斯馬依·艾買提等均進行過訪問、宣傳、招待、送書等工作。
（2）甘肅軍區因不了解情況而沒收楊土司辦事處的東西，經查明後全部歸還清楚。軍隊未駐清真寺及以上各少數民族辦事處的房子，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印象極佳，他們一致稱讚我黨我軍民族政策和紀律良好。
（3）夏河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黃正清、嘉木樣五世之兄，為人聰明穩健善拉攏，統治拉卜楞20餘年，財產頗巨，從未殺過人，又以教權為掩護，故在該族中威信頗高。與我統戰工作人員賈誌璞交情甚密。1949年8月28日派張文源持賈誌璞信前往聯絡，始將黃請到蘭州。並派員經常給黃講書談政策問題，使黃正清思想上大有進步。我們並應黃之請求，給黃派一秘書。
（4）阿莽倉（黃正清二弟）係拉卜楞寺內大襄佐、代理活佛（嘉木樣五世圓寂後阿即代理），思想上與我黨還有相當距離。拉卜楞解放後，阿即將很多財物馱到夏河四川交界的草地，秘密進行反宣傳，夏河一帶藏民頗受其影響。唯有把阿請來蘭州，給一名義，限製其返回藏區。已派賈誌璞等人持黃正清私信及我黨我軍的宣傳函件，前去敦促其前來蘭州。
（5）派陳康民、董誌奇等隨陳木天（陳係喜饒嘉措的秘書）前去青海省興海縣一帶請來藏族學者、民主人士喜饒嘉措（前任蒙藏委員會主任）。喜在藏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將來在藏族工作中，當能起很大作用。
（6）派人前往藏區招收大批藏族青年，成立革命大學第三部（藏民學校），以培養藏族青年幹部。
（7）馬匡武、馬公章、馬丕烈、馬全欽、郭南浦等人在解放河西、新疆、寧夏、青海時都出力不少，這些人都是我們從政治方麵去聯絡爭取來為我們做敵軍工作的。
（8）白海風（蒙族），有較高聲望，亦是我統戰工作人員，是由賈誌璞聯絡爭取過來的。
（9）臨夏回、漢糾紛。甘肅省委組織臨夏工作團，以馬丕烈、馬佩清、馬全欽、馬青年、馬林逸（以上均係回族）、盧忠良、陳鼎乾、張直生、徐季直等回漢委員前往處理。因為臨夏工作團係由回漢雙方的人參加，調節民族糾紛時，能使意見交流，感情溝通，在民族團結和睦這一方麵，很快收到了效果，這證明民族間的問題，是要由民族間互相派代表擔任調處方能收效。
6.各少數民族致敬團的情況
由於我們派遣聯絡人員，利用各方麵的關係積極開展民族工作，各少數民族先後派代表獻旗幟致敬者有：
（1）河南親王黃文源（黃正清之子，招贅蒙古親王女，後襲王位）率領蒙、藏各部落代表致敬團向我首長獻旗致敬。
（2）阿拉善旗代表5人向我首長獻旗敬禮。
（3）永登天祝區12寺36旗（旗是藏族半農半牧區的組織形式，每4-6個村組成一個旗）派代表18人由張全才、羅善學帶領來蘭，向我首長致敬，計獻旗2麵，牛10餘頭，羊120餘隻。該代表團返永登時，我們除雇車送回外，還送磚茶5塊，白糖27斤，書籍十餘種，毛主席、朱總司令像18幅。
（4）維、回族代表致敬團向我首長獻旗2麵，羊2隻、點心及葡萄幹70餘斤，並表示致敬。
（5）卓尼代表團（楊複興起義後）向我首長獻旗致敬，該代表團共32人，由楊複興率領，以後均參加學習。
（6）我派馬克勝等赴永登宣傳動員外出群眾回鄉後，天、武兩區組織藏漢族代表致敬團由孔繼周率領12人來蘭，向我首長獻旗2麵，牛2頭，羊70隻，走馬2匹表示致敬；返回時我們送給磚茶6塊及書籍、毛主席、朱總司令像等，並雇車送回。
（7）夏河致敬團回、藏、漢三族代表共30人，由官卻合率領獻旗2麵及毛織品等，並向省府獻旗，返回時，由省府雇車送回。
7.登記工作
（1）1949年9月1日至1950年3月5日共登記訓練（包括自動登記、起義投誠、解放人員、關係介紹、自願參加學習及工作人員）3066人，介紹工作及學習的500人，資遣2263人。現有緩訓者136人，本部留用58人，現學習的98人。
（2）收繳武器及軍用品如下：短槍18支，衝鋒槍2支，步槍19支，輕機槍2挺，手榴彈740枚，步槍彈4835發，衝鋒槍彈77發，炮彈20箱（係由黃河北岸草場前街64號徐篤生先生報繳，已通知軍事處去取），軍刀500把（內有做成的170把，未做成的300餘把），10門電話總機1部，電話小座機2部，收發報機各1部，發電機1部，滅火器4具。
8.經驗教訓
（1）熱情款待，尊重生活習慣。少數民族在解放初期，總是把我們當國民黨一樣看待，他們派代表來獻旗致敬時，表麵上對我們阿諛恭維，內心對我們還是懷疑顧慮。我們針對這一點，采取熱情招待，給回族代表安排清真灶，給藏族代表喝磚茶。又以拉閑話的方式，解釋我們的政策，啟發教育，同時介紹到各生產部門參觀，結果他們的態度就改變了，什麽話都向我們講，一切顧慮都消失了。臨走時並給雇車子、送禮物，使他們更感覺寬慰，回去後都宣傳我們真正是為人民、真正主張民族平等。
（2）思想未搞通前，不要刺激他們。起義軍官初到時都或多或少的對我們有懷疑和顧慮，甚至有仇視我們的心理。經過我們熱情招待並啟發、幫助、學習後，不但改變了態度，且多對過去的曆史抱慚愧之感。口口聲聲稱讚我們，並有很多願意重新為人民做事，有些已經起了作用。像吳新吾去漢中，盧忠良到河州，劉鐵青到藏區，他們都起了相當好的作用。他們的態度為什麽能很快轉變呢？其原因就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溫和，和民主人士一視同仁，虛心幫助他們。
（3）不收繳少數民族的自衛武器。少數民族的自衛武器，他們視如財產一樣，除土匪反動分子的槍支應予以收繳外，其餘暫不收繳，應鼓勵拿出自衛。如果急於收繳，便會引起猜疑畏懼，使感情上與我們疏遠。這一點西北局及甘肅省委均有指示，應貫徹執行。
（4）對解放人員應積極啟發教育。解放人員除少數最壞的分子外，一般還可爭取使用，且解放軍官大部分都有工作技術，應該積極教育，啟發學習。他們經改造思想後，分別予以使用。據了解，他們參加工作後大部分表現都很好。
9.其他
交際處6個月來招待的客人（包括長時間與短時間的）共500餘人，參加工作者19人，做策反工作起過作用者12人，現在還做統戰工作者15人，起義者30人，少數民族人士11人，民主人士7人，技術人員8人，遣散者3人，送學習者20人，其餘均係臨時來往的客人。
1950年5月，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統一改稱西北軍區。1951年1月，根據中央軍委召開的全國軍隊整編會議精神，西北軍區政治部決定撤銷聯絡部，聯絡部幹部盡先配給所成立的西北西藏工委，我將調任西北西藏工委書記，遂進行了聯絡部撤銷後的移交工作。
1951年7月20日，我向西北軍區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潘自力副主任擬呈了西北軍區政治部、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移交報告。我離開了自1947年2月任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野戰集團軍敵工部長至後來的西野、一野、西北軍區聯絡部長一職，投入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一）聯絡部兼管蘭州軍管會聯絡處工作一月來的情況報告
蘭州軍管會聯絡處，係由一野聯絡部兼任，故工作範圍，除蘭州地區聯絡派遣、登記散兵遊勇及少數民族工作外，甘、寧、青、新等省的敵軍工作與部隊本身的處俘工作亦須同時進行，聯絡處自9月1日開始到10月12日的工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1）一個月來，共派出聯絡人員與赴寧、青和平代表團60餘人，聯絡對象包括新疆迪化之陶峙嶽、包爾漢、喬家璞（蒙古親王）、南疆騎四旅旅長楊廷英；甘肅河西玉門油礦駐軍洪世祿（張治中警衛團團長），酒泉專員王維墉，九十一軍周嘉彬等部，酒泉空軍負責人紮喜（藏族），拉卜楞（夏河縣）保安司令黃正清，景泰騎一旅旅長張欽武（阿拉善旗達王女婿）；青海塔爾寺班禪，西寧馬步芳殘潰軍官與政權工作人員；寧夏馬鴻賓、馬敦靜，以及阿拉善旗達理劄雅王等共50多個地區和對象。在我軍迅速勝利和正確政策影響下，在新疆、甘肅河西、寧夏相繼和平解放的形勢下，派出工作大體上均能完成任務或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中主要經驗教訓有以下各點：
第一，上層談判與下層秘密工作最好同時進行，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促成起義或投降。經驗告訴我們，專靠上層分子，往往因拉不動下層而流產；單賴下層，往往遭受損失，結果無濟於事。有些同誌，當我們與敵人上層分子還沒有關係時，對進行下層工作看得很重，認為上層靠不住；但當在有利形勢下，上層分子和我們有了來往後，便又把下層的工作看成多此一舉。其實，這都是不對的。例如當陶峙嶽的參謀長曾震五來談判時，路過酒泉、給各部下令保護物資，準備起義後，敵蘭州供應處處長王殿弼等特務和頑固分子命令二五四供應中隊隊長英占螫將飛機場所有設備全部破壞，幸有我們關係人紮喜和洪子鳴部堅決反對，才幸免於難。玉門油礦當接到命令後，有個別匪特分子企圖破壞鍋爐，幸經過我們事前派去之陶正廷與張治中的內弟洪世祿適時鎮壓與保護，始得無損，並派車百餘輛，由陶正廷押管，歡迎我軍到酒泉和玉門。這也證明了敵人內部並不是純正的整體，上層的命令，往往因無得力的下層來支持，結果仍然變成為畫餅。故上、下工作，在可能條件下，最好能同時進行，不可偏廢。
第二，盡量爭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關係對敵人進行瓦解工作，不能急躁，不能企圖即刻生效，而應把眼光放遠，能做到起義投降固然很好，即使不能實現，哪怕說幾句關於我黨我軍政策和行動的真實話，把敵人動搖一下，對我們都是有利的。但我們部隊中有個別同誌存在著單純的軍事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對於派出某些上層關係去進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種消極和不信任的態度，甚至不願派出，嫌上層關係成分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團進軍寧夏之前，我們通過蘭州市回族各種關係，組織了赴寧和平代表團，交由十九兵團派出。但該兵團個別負責同誌認為要這些紳士去寧夏，不僅無作用，且會引起群眾反感，不同意前去，經我們一再考慮後，認為至少沒有什麽壞處，於是為其專門派一輛車前往，結果事實證明，對解決寧夏問題，的確起了作用。而這種作用，恰恰正是這些紳士們的特有條件。以毒攻毒的道理，在我們與敵對階級鬥爭時，往往是有效的，同時隻要攻得好，達到了我們少死人、少破壞物資的目的，哪怕進行這項工作的人是一個什麽地主豪紳，也是合乎階級觀點的。因為少死人、少破壞物資，這就是具體的階級觀點。
第三，黨的政策是具體的，必須有賴於我們每一個黨員從最細微的地方做起，而這些細微的地方恰恰是最易被人疏忽的。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均為眾矢之的。我們決不可認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視小事，所謂“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這個道理，對我們來說，還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拉卜楞黃正清遠逃卓尼草地，但他為了刺探我們的態度和真實狀況，派有好幾個情報人員，專門住蘭州了解情況。他們把軍管會貼在黃正清公館門口的命令（不準軍隊駐紮）一字不遺地抄送黃正清，把張副司令、甘主任、張副主任訪問藏民的情況星夜趕送拉卜楞。不僅對當地藏民群眾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對黃正清下決心不當保安司令，毅然決然地來蘭學習，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的工作同誌，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對一個看門的少數民族，訪問與不訪問，保護與不保護，似乎關係很小，以為人家很笨，不懂得什麽，這完全是一種自高自大的主觀主義。
（2）交際招待工作。
交際招待工作，在今後和平建設與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將成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在這一階段中，經過交際處而招待的400多位客人（包括民主人士、起義代表、各少數民族人士等）大體上是完成任務的。但有些同誌對這一工作還有不正確的認識，沒有認識到做交際招待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而認為招待客人是一種下賤事，因而曾發生了冷淡客人的現象，對客人的學習和政治教育抓得不緊。我們的交際招待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爭取和改造工作，不是一種單純的旅館工作。我們的招待原則應該是不小氣、不浪費、不流氣、不怠慢，首先予客人在感情上以溫暖，進而爭取其在政治上與我們合作。
（3）少數民族工作。
少數民族工作，與蘭州市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或留守人員，如回族之郭南浦、吳鴻業、馬宏道、馬益廉，維吾爾族之依斯馬依·艾買提，蒙族喬親王之妹師瑞蘭，阿拉善旗辦事處朱子馨（朱門），藏族拉卜楞辦事處劉興漢、談占雲、楊土司辦事處姚天驥等，均有密切聯係，並進行了訪問、宣傳、招待、送書、座談等工作。組織了維吾爾族20多人的隨軍工作團，隨六軍入疆，進行宣傳、翻譯、民運工作等。由藏族青年知識分子韓子華、蔡允中、蔡致中等十餘人組織民族研究班，學習我黨我軍各項政策。由黃正清等20餘人組成了臨時學習組，每天派人去上課。又由川、康、甘、青四省邊區藏民代表喜饒嘉措組織了一個招生隊，到該地區招收藏族知識分子和農牧貧苦青年來蘭學習。
在這一工作中，我們的經驗是：
第一，對少數民族共同特點的落後性與狹隘性，必須以極大的忍耐心去遷就與說明，不可厭惡和性急，而應以階級觀點去認識。他們的落後性與狹隘性是過去統治階級的大漢族主義所造成的，他們今天對我黨我軍的看法，雖然基本上有了改變，但對於千百年來的舊習慣，還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改變過來。因此我們必須有意識、有計劃地去遷就，而遷就的目的是為了改造和提高，絕不是為保護和發展他們的落後性。我們有些同誌認為“回民的飯吃得，話聽不得”，以及“利用藏人反對回人”或“利用回人反對蒙人”的觀點和方法，都是沒有階級觀點的錯誤看法。
第二，對少數民族宣傳民族平等與信教自由政策時，要注意說明平等和自由必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否則，變成了單麵的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了。就是說，其他民族尊重你們民族，你們也須尊重其他民族；你有你的信教自由，他有他的信教自由（暫不提反教自由），不能強迫和歧視。例如回族和維吾爾族，完全有不吃豬肉的自由，但其他民族也完全有吃豬肉的自由；不能因為自己不吃豬肉，別人便不能殺豬或拿豬肉在街上經過。有幾個維吾爾族人曾經給我寫了一份解放軍到南疆應注意的事項，主要內容是不能進維族人的房子，不能用維族人的鍋灶和碗具，不能用維族人的桶打水。我們看了後向他解釋說：照這樣規矩，解放軍便不能去南疆了。他們問為什麽？我們說：會把解放軍凍死或餓死。他們恍然大悟，承認寫意見書的人故意誇大。
（4）登記收容工作。
經過布告宣傳解釋後，從9月1日起到10月12日為止，登記散兵遊勇與處理解放人員共1839名。其中少將8名，上校36名，中校71名，少校160名（尉級從略）。因糧、房缺乏不能全部集中訓練，故除挑選一部分有改造前途的300餘人集中訓練外，其餘全部各住原地，按照地區劃分，編成小組，每周集合聽訓一次，並指定學習文件，工作任務（調查報告等）。每周由組長匯報學習、工作、活動情況一次。如此，不僅可省糧、房等消耗與麻煩，仍可了解其情況，掌握其行動。其中有很多積極分子，調查出了很多敵偽隱藏物資，並捕獲了劉興漢等7名匪特頭子，但這隻能是在糧、房缺乏情況下的救急辦法，時間長了，要求生活與就業的問題，便層出不窮了。我們擬分別予以集訓、遣散、轉業、組織生產等處理。原則上必須設法解決生活問題，不然對蘭州市治安會造成不良後果。
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軍管會副主任張德生同誌認真閱讀了這份報告，並在多處做了旁批。在派遣聯絡工作方麵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旁批：“從全局和長遠利益著眼，這樣做完全對的。”在第三條旁批：“這些細致的去處正是不細致的大節。”在少數民族工作方麵第一條經驗旁批：“應在革命同誌尤其做少數民族工作的同誌中進行教育。”第二條經驗旁批：“此點是否在代表會上講？”中共甘肅省委遂將此報告轉報西北局，得到了高度的評價，並刊登在《西北黨內通訊》上。
（二）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半年來的工作情況報告
蘭州解放後，訖1950年3月5日已6個多月，現將本部進行的聯絡派遣，登記集訓散兵遊勇工作，少數民族工作，甘、新、寧、青等地區的敵軍工作與部隊處俘等工作情況綜合報告如下：
1.甘肅工作
（1）隴南問題。①周詳初——偽甘肅師管區司令，本身力量不大（僅1000餘人），又想當起義領袖，於是一方麵宣布奉偽中央命令（實際係自封）為甘肅人民自衛軍總司令，造成大官事實；一方麵限製王治岐、蔣雲台，陳叔鉢等派人與我接洽，一手遮天，結果王治岐等都對他不滿。我們曾派宋子賢、吳新吾去聯絡起義，結果周帶一部分人在岷縣起義。②王治岐——偽一一九軍軍長，本身僅1000餘人，當時堅決主張入川，聲言吃了國民黨20餘年飯，不能做對不起國民黨的事，剩一兵一卒亦不變節，在周詳初起義時駐武都不聽指揮。③蔣雲台——偽一一九軍副軍長兼二四四師師長，本身有5000餘人，在周起義時駐武都，當時和胡宗南所設的指揮所副主任趙龍文來往甚密，亦曾派代表馬錫玉（蔣之政工處長）與我們派去的宋子賢談過起義事宜，但對周詳初不滿。該兩部在我大軍浩浩蕩蕩的南進中終於起義。④派烏遷喬、李天民隨任謙同誌到岷縣進行周詳初等起義部隊工作，並由烏率該部參觀團80餘人於1949年9月13日來蘭參觀、學習，我們熱情招待，十餘日後返回該部。
（2）河西問題。河西工作主要目標是保護玉門油礦，我們曾派張子鈺與偽河西西七區專員王維墉聯絡，又派關樹屏與周嘉彬、黃祖勳聯絡，偽涼州保安團葉建軍及西北長官公署警衛團長洪士祿與河西警備司令湯祖壇（約一個師的兵力駐守玉門）等均曾分別找到關係並派人去聯絡，不久他們大部分參加陶峙嶽將軍領導的起義。
2.新疆工作
（1）為了培養一批進疆幹部並調查新疆情況，特創辦新疆問題研究會，由馮一夫、高劍夫負責教育，魏靈峰負責行政事務，集中有百餘名熟悉新疆情況及新疆本地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了思想教育，並研究新疆問題，編印了《新疆問題調查》小冊子。這一批人多係盛世才尚未反動之時親蘇親共幹部，他們在新疆工作多年，對新疆地理情況、政治經濟形勢、民情風俗知之最詳，盛叛變後均被監禁多年，獲釋後，除個別分子外，均轉入工商業界，未做過壞事。
（2）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下轄四十二軍、七十八軍及4個獨立騎兵旅。陶為人圓滑老練，原係賀耀祖親信，後為胡宗南重用，張治中到新後又為張重用。陶到新後與包爾漢等對新疆問題主張以張治中之和平施政方針治理新疆，在政治上比較靠攏我們，尤其是賀耀祖隨程潛起義後對其影響更大。但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故對新疆派遣聯絡其主要者，需經過崔景漢（陶峙嶽私人代表）與袁誌伊（受陶委托駐蘭與我保持聯絡）關係，派人去與陶聯絡。
（3）楊廷英——陶部騎四旅旅長，當時駐防南疆，蘭州戰役前10日離蘭去新，在蘭時曾托友人於時謙、章乃器打通關係，願相機起義，曾派其胞兄楊仲賢往新送信。
（4）蒙古親王喬家璞當時住在迪化，其妹師瑞蘭係大學生，思想進步，當時在新疆問題研究會學習。已去電報與喬聯絡，喬與陶的關係較密，對新和平問題亦多參與。
（5）新疆共產主義青年會由葉夫裏（譯音，維族）負責領導，在新疆解放前也很能活動，與我魏靈峰同誌有關係，亦曾派人去聯絡。
（6）依斯馬依·艾買提（維族）等30餘人組成新疆工作團，隨六軍前往新疆工作。
3.寧夏工作
（1）派遣吳新吾（與馬敦靜有關係）、朱子馨（阿拉善旗駐蘭辦事處主任）等十餘人到寧夏進行工作，並組織蘭州市回紳郭南浦等六人乘汽車赴寧夏向寧馬勸降。
（2）派胡穎民、馬全欽等赴寧夏規勸盧忠良、馬全良、馬光中等爭取和平解放寧夏。
4.青海工作
（1）除未解放前由蘭派去青海12人外，由聯絡部選派謝高峰、冼文舉、林長春（藏族）等35個青海幹部隨張仲良同誌到青海工作。
（2）吳緝癢曾任青海柴達木盆地測量處長，對柴達木盆地情形頗熟悉。據稱，該地幅員數千裏，冬不結冰，夏不酷熱，水草豐美，全部開墾後，可養軍隊300萬。並呈有詳細地圖與計劃書。張以良與塔爾寺之班禪有關係，均派往青海工作。
5.少數民族工作
（1）西北是多民族地區，為了做好少數民族工作，我們在蘭州市對回民士紳郭南浦、吳鴻業、蒙古喬親王之妹師瑞蘭、阿拉善旗辦事處主任朱子馨、藏族黃正清辦事處留守人員劉興漢、談占雲，楊土司辦事處主任姚天驥、維吾爾族旅蘭同鄉會理事長依斯馬依·艾買提等均進行過訪問、宣傳、招待、送書等工作。
（2）甘肅軍區因不了解情況而沒收楊土司辦事處的東西，經查明後全部歸還清楚。軍隊未駐清真寺及以上各少數民族辦事處的房子，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印象極佳，他們一致稱讚我黨我軍民族政策和紀律良好。
（3）夏河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黃正清、嘉木樣五世之兄，為人聰明穩健善拉攏，統治拉卜楞20餘年，財產頗巨，從未殺過人，又以教權為掩護，故在該族中威信頗高。與我統戰工作人員賈誌璞交情甚密。1949年8月28日派張文源持賈誌璞信前往聯絡，始將黃請到蘭州。並派員經常給黃講書談政策問題，使黃正清思想上大有進步。我們並應黃之請求，給黃派一秘書。
（4）阿莽倉（黃正清二弟）係拉卜楞寺內大襄佐、代理活佛（嘉木樣五世圓寂後阿即代理），思想上與我黨還有相當距離。拉卜楞解放後，阿即將很多財物馱到夏河四川交界的草地，秘密進行反宣傳，夏河一帶藏民頗受其影響。唯有把阿請來蘭州，給一名義，限製其返回藏區。已派賈誌璞等人持黃正清私信及我黨我軍的宣傳函件，前去敦促其前來蘭州。
（5）派陳康民、董誌奇等隨陳木天（陳係喜饒嘉措的秘書）前去青海省興海縣一帶請來藏族學者、民主人士喜饒嘉措（前任蒙藏委員會主任）。喜在藏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將來在藏族工作中，當能起很大作用。
（6）派人前往藏區招收大批藏族青年，成立革命大學第三部（藏民學校），以培養藏族青年幹部。
（7）馬匡武、馬公章、馬丕烈、馬全欽、郭南浦等人在解放河西、新疆、寧夏、青海時都出力不少，這些人都是我們從政治方麵去聯絡爭取來為我們做敵軍工作的。
（8）白海風（蒙族），有較高聲望，亦是我統戰工作人員，是由賈誌璞聯絡爭取過來的。
（9）臨夏回、漢糾紛。甘肅省委組織臨夏工作團，以馬丕烈、馬佩清、馬全欽、馬青年、馬林逸（以上均係回族）、盧忠良、陳鼎乾、張直生、徐季直等回漢委員前往處理。因為臨夏工作團係由回漢雙方的人參加，調節民族糾紛時，能使意見交流，感情溝通，在民族團結和睦這一方麵，很快收到了效果，這證明民族間的問題，是要由民族間互相派代表擔任調處方能收效。
6.各少數民族致敬團的情況
由於我們派遣聯絡人員，利用各方麵的關係積極開展民族工作，各少數民族先後派代表獻旗幟致敬者有：
（1）河南親王黃文源（黃正清之子，招贅蒙古親王女，後襲王位）率領蒙、藏各部落代表致敬團向我首長獻旗致敬。
（2）阿拉善旗代表5人向我首長獻旗敬禮。
（3）永登天祝區12寺36旗（旗是藏族半農半牧區的組織形式，每4-6個村組成一個旗）派代表18人由張全才、羅善學帶領來蘭，向我首長致敬，計獻旗2麵，牛10餘頭，羊120餘隻。該代表團返永登時，我們除雇車送回外，還送磚茶5塊，白糖27斤，書籍十餘種，毛主席、朱總司令像18幅。
（4）維、回族代表致敬團向我首長獻旗2麵，羊2隻、點心及葡萄幹70餘斤，並表示致敬。
（5）卓尼代表團（楊複興起義後）向我首長獻旗致敬，該代表團共32人，由楊複興率領，以後均參加學習。
（6）我派馬克勝等赴永登宣傳動員外出群眾回鄉後，天、武兩區組織藏漢族代表致敬團由孔繼周率領12人來蘭，向我首長獻旗2麵，牛2頭，羊70隻，走馬2匹表示致敬；返回時我們送給磚茶6塊及書籍、毛主席、朱總司令像等，並雇車送回。
（7）夏河致敬團回、藏、漢三族代表共30人，由官卻合率領獻旗2麵及毛織品等，並向省府獻旗，返回時，由省府雇車送回。
7.登記工作
（1）1949年9月1日至1950年3月5日共登記訓練（包括自動登記、起義投誠、解放人員、關係介紹、自願參加學習及工作人員）3066人，介紹工作及學習的500人，資遣2263人。現有緩訓者136人，本部留用58人，現學習的98人。
（2）收繳武器及軍用品如下：短槍18支，衝鋒槍2支，步槍19支，輕機槍2挺，手榴彈740枚，步槍彈4835發，衝鋒槍彈77發，炮彈20箱（係由黃河北岸草場前街64號徐篤生先生報繳，已通知軍事處去取），軍刀500把（內有做成的170把，未做成的300餘把），10門電話總機1部，電話小座機2部，收發報機各1部，發電機1部，滅火器4具。
8.經驗教訓
（1）熱情款待，尊重生活習慣。少數民族在解放初期，總是把我們當國民黨一樣看待，他們派代表來獻旗致敬時，表麵上對我們阿諛恭維，內心對我們還是懷疑顧慮。我們針對這一點，采取熱情招待，給回族代表安排清真灶，給藏族代表喝磚茶。又以拉閑話的方式，解釋我們的政策，啟發教育，同時介紹到各生產部門參觀，結果他們的態度就改變了，什麽話都向我們講，一切顧慮都消失了。臨走時並給雇車子、送禮物，使他們更感覺寬慰，回去後都宣傳我們真正是為人民、真正主張民族平等。
（2）思想未搞通前，不要刺激他們。起義軍官初到時都或多或少的對我們有懷疑和顧慮，甚至有仇視我們的心理。經過我們熱情招待並啟發、幫助、學習後，不但改變了態度，且多對過去的曆史抱慚愧之感。口口聲聲稱讚我們，並有很多願意重新為人民做事，有些已經起了作用。像吳新吾去漢中，盧忠良到河州，劉鐵青到藏區，他們都起了相當好的作用。他們的態度為什麽能很快轉變呢？其原因就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溫和，和民主人士一視同仁，虛心幫助他們。
（3）不收繳少數民族的自衛武器。少數民族的自衛武器，他們視如財產一樣，除土匪反動分子的槍支應予以收繳外，其餘暫不收繳，應鼓勵拿出自衛。如果急於收繳，便會引起猜疑畏懼，使感情上與我們疏遠。這一點西北局及甘肅省委均有指示，應貫徹執行。
（4）對解放人員應積極啟發教育。解放人員除少數最壞的分子外，一般還可爭取使用，且解放軍官大部分都有工作技術，應該積極教育，啟發學習。他們經改造思想後，分別予以使用。據了解，他們參加工作後大部分表現都很好。
9.其他
交際處6個月來招待的客人（包括長時間與短時間的）共500餘人，參加工作者19人，做策反工作起過作用者12人，現在還做統戰工作者15人，起義者30人，少數民族人士11人，民主人士7人，技術人員8人，遣散者3人，送學習者20人，其餘均係臨時來往的客人。
1950年5月，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統一改稱西北軍區。1951年1月，根據中央軍委召開的全國軍隊整編會議精神，西北軍區政治部決定撤銷聯絡部，聯絡部幹部盡先配給所成立的西北西藏工委，我將調任西北西藏工委書記，遂進行了聯絡部撤銷後的移交工作。
1951年7月20日，我向西北軍區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潘自力副主任擬呈了西北軍區政治部、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移交報告。我離開了自1947年2月任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野戰集團軍敵工部長至後來的西野、一野、西北軍區聯絡部長一職，投入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