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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三十八軍統戰工作小結
中國共產黨在原國民黨三十八軍中的工作，除黨的建設、部隊改造、情報、保衛等工作之外，由來已久、貫穿始終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統戰工作。
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在黨中央和陝西省委領導下，在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方麵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就，而這些成就的獲得，則是由各方麵的因素和黨的各方麵領導力量共同工作和努力所得的。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和特點，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這個部隊是最早接受、擁護我黨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並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戰，取得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楊虎城部隊的主要依靠力量。1938年5月，楊部被編為第三十一集團軍，旋又改為第四集團軍，由孫蔚如升任總司令，下轄三十八軍、九十六軍兩個軍，升任趙壽山為第三十八軍軍長，下轄十七師（下轄四十九旅、五十旅、五十一旅），由陳碩儒任師長，和新三十五師（實際上就是警二旅所改編），由孔從洲同誌任師長。因此這裏所說的三十八軍上層統一戰線的主要人物，實際上即當年在西安事變中任警備司令和公安局長的趙壽山同誌和率警二旅部隊解除國民黨憲兵團、公安局反動武裝力量和扣押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孔從洲同誌。他們不但在西安事變前和事變中，同我黨我軍有著密切的合作和廣泛的接觸，而且在抗日戰爭開始後，同我八路軍在前線也保持著接觸和聯係，並經常接受我軍朱總、彭總、賀總等的宣傳、教育和指導。繼則從河北保定戰役，到晉西北磧口整訓，並經陝甘寧邊區沿河南下到延川，又複東渡沿河南下到晉西南太行、中條山。除將這個部隊編入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戰鬥序列，受彭總指揮，並創辦了東路軍幹訓班，吸收十七師軍官到該校受訓，學習抗日遊擊戰術和抗日政治工作，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部隊廣大官兵中，深入人心外，趙壽山本人又親自從綏德南下到延安，謁見了毛主席，做了親切的交談，受到了莫大的感召和教導，使他更進一步地堅定了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決心。這些，為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領導和發展這個部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優良傳統和開展以趙壽山、孔從洲等主要對象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第二，除我黨英明的、正確的抗日民族統戰方針政策和路線外，主要則是毛主席為首的延安黨中央總的領導和以周恩來為首的重慶辦事處，以太行前線彭總為首的前委的分線領導，對三十八軍的統戰工作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們對趙壽山本人的爭取、團結、教育、進步工作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及時的、正確的指導。特別是自1937年冬起，作為一個堅決擁護共產黨，堅決抗日的左派的國民黨楊虎城部的將領趙壽山同誌，在磧口整訓後專程到延安謁見毛主席麵聆教導起，直到1947年秋，已經成為共產黨員而回到解放區老根據地的晉西北興縣，再度謁見毛主席，匯報了他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在抗日戰爭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解放戰爭中貫徹、執行反蔣統一戰線的工作和鬥爭情況止的這一階段中，所有有關爭取、團結、教育趙壽山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層左派的重大問題，以至有關他的子女們的學習安排細節工作，以及進一步把他逐漸教育、訓練、培養、吸收成為一名經過嚴峻考驗的共產黨員的重要事件，以至對他在白區的保衛、醫生等的安排等細節，幾乎全都是毛主席親自過問，親自聽取匯報，親自麵示機宜，親自決策，親自批閱和親自批複電報的。這些為做好三十八軍上層統戰工作，特別是趙壽山同誌的工作搭起了金橋，開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
第三，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在中央軍委、中央情報部、西北特委分頭指導和配合下，對開展三十八軍上層統戰工作，采取了全麵開展、重點圍繞、黨內黨外、軍內軍外、上層下層多頭互相有機配合的方針和方法。
全麵開展就是對三十八軍的所有上層，如：軍長趙壽山、參謀長李辰，十七師師長陳碩儒（繼為耿誌介）、申及智（初為幹訓班教育主任）、旅長李維民（後為副師長）、三十五師師長孔從洲、副師長孫子坤等上層統戰對象，按照他們的政治態度，曆史背景，社會關係，大體上分為左、中、右派，有計劃有組織地調動黨內黨外一切積極因素，無一遺漏地普遍地布置了做統戰工作的力量，開展了工作。同時在這一做上層統戰工作網中，還有一個爭取、團結、教育、培養這些做上層統戰工作的工作者問題，他們既是團結在黨的周圍擔任做上層統戰工作的重要力量，又是作為要做好統戰工作的上層對象。這些人物中，除少數如王耀辰、楊海涵（副官長，解放後入黨）、劉泊儒（軍需處處長）、李嘯蒼（參謀處長）等人外，絕大多數都是早年脫黨但繼續做革命工作的老同誌。如常漢三（參議、軍法處長）、劉俊甫（參議）、任敬齋（參議）、餘海豐（十七師參議）等和高級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溫朋久（任趙壽山參議）、程文津、陳雨皋、柳乃夫等同誌。柳乃夫同誌是1938年秋到三十八軍任茅津渡三十八軍幹訓班的政治教官，1939年由於組織上爭取到調原進步人士十七師師長陳碩儒到九十六軍一七七師任師長，組織上派他隨陳到一七七師任陳的秘書，1939年六六戰役在對日作戰中，英勇犧牲。
這批人裏，有些十分重要。密切配合黨組織做了許多有益工作的統戰人士，應該特別予以說明。
溫朋久同誌
溫朋久同誌，是一個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學習社會科學，具有進步思想的高級知識分子。抗日戰爭開始後，奔回祖國，在重慶參加抗日工作。趙壽山同誌曾向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和他的老上級馮玉祥請求派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進步人士給他做參議和幕僚工作。1938年秋，溫朋久同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王炳南同誌介紹來到三十八軍任趙壽山參議。他到部隊之初，即日就參加了部隊在中條山、黃河北岸，沿河由東向西的急行軍。他是一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高級知識分子，雖然書生氣十足，出了不少不懂軍隊規矩的笑話，但他苦苦學習以適應部隊生活和堅決的抗日情緒，在廣大官兵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部隊到茅津渡成立幹訓班和教導隊整編後，他即以趙壽山的參議身份和孔叔東等同誌擔任了幹訓班軍官大隊、軍士大隊、特別是教導隊的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抗日政治形勢（主要依據新華日報資料）。並經常和趙壽山、孔叔東、申及智以及教導隊黨的負責人在一起親自巡視，聽取和參加晚間的學術和生活檢討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教育學生，學生也教育了他，使他真正體驗了教學相長的道理，使他真正懂得了自我教育和自覺紀律與打罵教育的根本區別，前者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覺悟的基礎上，而後者則是建立在強製和被迫懲罰的基礎上的。他用這些道理，反過來經常說服、影響當時任幹訓班教育主任的黃埔軍校四期的學生，長期在西北軍中由早年的西安綏靖公署的步兵訓練班任軍事教官和大隊長，有軍事教育技術特長，但與國民黨無密切聯係而對西北軍又比較忠實的申及智。申是一個長期墨守成規，堅持所謂“兵不斬不齊”、“不打罵不能帶兵”的軍事技術教育者，比較順利地成為一個訓練新做法的追隨者。
1941年，皖南事變後，反共高潮的激浪衝到了三十八軍。當時在趙壽山身邊的孔叔東、姚警塵等同誌相繼離開，同時又發生了蔣介石指名向三十八軍要“共產黨嫌疑犯”、烏雲壓城城欲摧的嚴重情況。溫朋久同誌一方麵以曾留學德國的有利身份作為掩護，站穩了作為趙的高級參議的腳跟，另一方麵卻更加堅定地站在黨的方麵同黨的負責同誌的聯係更加密切。從此，地下黨就把他從一個統一戰線的左派，上升為黨的培養對象，給他開始看由黨的秘密電台抄寫的、延安發出的新華社電訊和一般性的黨的教材，交給他一定的黨的任務。他同參議崔仲遠等同誌團結一致，共同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對趙談論新華社電訊，講述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消除趙的疑慮和消沉情緒，堅定其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信心和勇氣。
1942年秋，溫朋久同誌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曾向崔仲遠和地下黨負責人表明了他熱切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地下黨曾將這一申請報告給中共陝西省委和中共中央，由於考慮到地下黨的特殊環境和使他能繼續在趙的身邊站穩腳跟，暫時沒有批準他入黨的請求。但決定要把他作為一名黨員來培養對待。
1944年，當趙調離三十八軍到甘肅武威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時，溫朋久同誌又愉快地接受了黨的意見，隨趙繼續任參議。我按照中央的指示，將他的這一黨員培養對象關係，轉交給了選派隨趙到第三集團軍的共產黨員所建立起來的第三集團軍黨的支部負責人王安仁同誌。1945年秋，趙壽山同誌派王安仁同誌到延安西北局匯報工作時，又一次向黨（當時西北局統戰部長張德生和範明同誌）轉達了溫朋久同誌入黨的要求。當時，西北局曾作出待而後環境允許時再辦理手續，黨齡可以考慮從1945年算起的決定，但他並未因此灰心喪氣，而且更堅定地接受了黨的長期考驗。
1947年蔣介石對趙壽山更進一步加大了懷疑，取消他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職務，勸令他去美國考察。這時，趙一方麵要溫朋久回到天津家中作進入解放區的準備工作；一方麵到上海，以佯裝辦理準備出國手續作掩護，巧妙地、秘密地轉移到溫的嶽父和溫久別多年的愛人居家的天津。溫朋久同誌在敵人特務鼻子底下掩護了趙壽山同誌，並在黨的幫助下，親自化裝護送趙到達華北解放區。他在到達解放區後才終於由崔仲遠介紹，實現了他多年以來要求入黨的熱切願望。
陳雨皋同誌
參加過大革命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陳雨皋同誌，在抗戰初期曾專程到延安謁見過毛主席，而後1938年冬便被楊明軒（趙的參議之一）和姚警塵同誌介紹到三十八軍幹訓班來當政治教官，主要講授三十八軍的作風即三大禁令、四大口號和抗日政治工作等課程。由於他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善於深入淺出地、生動活潑地講解問題，在學員和學生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此後，他便在軍部軍務處擔任了人事科長。從此在軍務處長胡振家同誌、參議崔仲遠同誌和地下黨工委的直接和間接領導下，在人事科黨的負責人參謀王有軒等同誌協助下，配合工委基本上掌握了三十八軍的人事權。張耀明接替三十八軍軍長後，他被懷疑而撤走，由程達同誌護送他回到家鄉安康石泉縣潛伏下來，以磨豆腐為生，繼續為黨工作。1948年胡宗南撤到漢中後，將他作為共產黨人關入監獄。他經受了嚴峻的酷刑、考驗，以一個共產黨人的英勇堅貞，保持了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最後被解放而出獄。出獄後又即投入了解放後的革命和工作中，曆任陝西省檢察廳主任和省政協副主席。他一貫積極負責，艱苦樸素，為黨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78年初病故於西安。陳雨皋同誌生前曾向中共陝西省委申請入黨，胡振家同誌為他寫過證明材料。
程文津同誌
程文津同誌於1938年冬由抗大派到西安《西北文化日報》工作，該報被查封後，他由楊明軒和姚警塵同誌介紹到三十八軍工作，並由中共陝西省委將其工作關係轉到工委。他曾任三十八軍幹訓班教導隊以及總部幹訓班教導隊的政治教官。1941年又由地下黨工委決定安排他暫兼總部國民黨特別黨部（蘇資琛任書記長）秘書工作。1942年部隊整編後，工委決定派他到十七師擔任師長申及智的秘書。在各個階段中，他都是自始至終地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既作為黨的上層統戰的左派對象，同時又作為進行上層統戰的工作者，又作為黨員培養對象，同溫朋久、陳雨皋等一樣，接受黨的教育，閱讀黨的外部文件，接受黨的指示，忠實地完成黨所交給的任務。從1942年起，他曾多次申請入黨，僅因為當時限於對這些同誌暫不辦理入黨手續的規定而未曾解決其黨籍問題。1944年他從部隊回到西安又繼續在蒙定軍同誌領導下工作，後經中共陝西省委批準，由蒙定軍同誌和我介紹他入黨。
周傑邦同誌
周傑邦同誌是早年由楊虎城部選送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第八期學習的小知識分子。經過了三年的嚴格軍事訓練後，1932年又被調回到楊虎城部十七師五十一旅趙壽山部任軍事教練和連長。他具有單純軍事技術觀點，不問政治，但因接受當時地下黨員楊存根的影響，又初步具有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色彩，所以在當時即有“小普羅”的綽號。西安事變後，他脫離了十七師回到他的家鄉河南南召，任縣大隊長職。在此期間又接受了地下黨袁葆華等人的影響，開始有了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傾向。1939年三十八軍地下黨為了要選一個有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牌子，具有正規軍事技術素養，但又忠實於西北軍，思想進步的軍官擔任教導隊隊長，作為掩護和使用其軍事技術起見，通過趙壽山軍長，又將他叫回部隊，擔任了教導隊第二期第一隊隊長，總部幹訓班學生隊隊長，三十八軍教導隊第四期大隊長。1942年升任軍部軍訓處處長，1944年又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任副官長。此後於1945年三十八軍十七師起義後，又經蒙定軍同誌動員，奔赴解放區參加了起義後的民主三十八軍任軍事工作。
他自從1939年任教導隊隊長起，直到1945年到解放區這幾年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傾向共產黨，接受黨的領導，聽黨的話，按黨的抗大教材和方法，製定教育計劃和忠誠地完成教育計劃的模範執行者，也是當時部隊新做法的模範推行和執行者。他在這一漫長的工作歲月中，是由國民黨中央軍校嫡係的軍官轉變成一名中上層統一戰線的典型左派，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地知道地下黨活動情況最多，知道共產黨員特別是各期教導隊學生和軍部黨員人名最多的一個知情者。事實證明，他不論是在平時或若幹次緊急關鍵時刻，都能經受得起嚴峻考驗。如在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學生隊打砸大隊長雷振起合作社暴動，他被撤職以及在軍部被國民黨特務盤問的關鍵情況下，他都能嚴守機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泄露情況或灰心動搖過。1945年下半年他任第三集團軍副官長期間，向組織表示過他要求加入黨的願望。後經西北局張德生等同誌同意，決定要第三集團軍組織解決他的黨籍問題。但因故未能實現。直到解放後，經原三十八軍地下黨負責同誌的證明，才在十九兵團入了黨。
除上層統戰工作之外，三十八軍黨組織在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廣泛交朋友的政策指導下在全軍也大力開展了下層統戰工作，指示黨員同誌每人都要有計劃、有重點地以交朋友的方式，爭取、教育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忠實部隊的軍官團結在自己周圍。這些人中間，除了一批可靠左派，如：餘海豐、李嘯蒼，教導隊軍事教官何畏，上官樹德、王經倫、王耕餘和中派劉泊儒、楊海涵、王旭辰、李膺辰、於壽亭等外，還將國民黨派來的嫡係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中不負有特務使命和不特別反動的進步分子，爭取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如在軍部任參謀兼教導隊地形教官的張德廣，任教導隊區隊長的黃寶麟，學生隊中的李光裕等。實踐證明，黨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張德廣這個人，因漢奸嫌疑（同名同姓）被軍部逮捕押送到洛陽處理。事情弄明白後，因其長於英文軍事翻譯和軍事素養，被胡宗南賞識而做了胡宗南的隨從副官，但黨依然和他保持了朋友關係，先後通過他對保護我西安地下黨和三十八軍在西安的地下黨員以及供給軍事情報等方麵，均做了有益的、有價值的工作。特別是解放後利用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地下特務組織負責人之一的身份，派他到台灣，騙取了敵特的信任和重用仍被派回西安。他很忠誠地交出了埋伏在西安特別是在陝西各地的特務名單，被我一網打盡。
第四，三十八軍地下黨在開展統戰工作中，除了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和政策的總任務外，還有一個如何把這一總方針政策的普遍性（即共性）善於與三十八軍統戰工作的特殊性（即個性）的具體相結合的特殊任務。
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方針，就全國範圍來說，是在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前提下而產生的，它的基礎就是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共兩黨為主體，團結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從總的方麵來說，它同其他任何統一戰線一樣，都有一個共同聯合的利益基礎和一個共同鬥爭的敵人。不言而喻，共同利益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共同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又必須在總的方針下保存各方利益的獨立性，沒有各方麵力量的獨立性，就不可能聯合各方力量。組成一個什麽樣共同對敵的戰鬥的統一戰線，而且能否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在國民黨方麵所高唱的所謂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抗日同一戰線。在我黨方麵，一個時期高喊的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在實質上，就是國民黨要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變成抗日民族同一戰線在黨內的反映。因而，在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總任務中，就理所當然地產生了既要團結，又要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投降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鬥爭策略，而這一鬥爭策略的具體運用，則是堅決抵製國民黨的防共、反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團結不能團結到被溶化而喪失了獨立性，鬥爭不能鬥爭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方法上則是鬥爭要鬥爭得有理有利有節，團結要團結得有同有用有異，一打一拉，又拉又打，打打拉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總之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和以其他各階級和各階層為一方的要鞏固、擴大，保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的主要矛盾。而這個主要矛盾之中，又存在著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複雜矛盾。從軍隊方麵來說，則是國民黨中央軍為一方要分化、瓦解、吞並、消滅以八路軍為首的以及非國民黨嫡係中的雜牌軍隊的矛盾。
三十八軍在形式上是打著國民黨旗子，穿著國民黨軍裝，吃著國民黨糧餉，由國民黨指揮的屬於國民黨方麵的抗日雜牌部隊，但是實質上既是最早接受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西安事變，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擁護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派楊虎城十七路軍的骨幹主力，又是完全或基本上在我黨的領導下的類似八路軍的抗日主力。蔣介石對這支部隊是既恨、又愛，既怕又難。恨的是它是一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力，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和所謂左傾赤化；愛的是它是一支能為他在前線當“狼”，有戰鬥力的抗日部隊；怕的是它的力量不斷壯大，有朝一日倒戈；難的是想硬把它斷然取消或消滅，又恐“投鼠忌器”，影響其他所有雜牌部隊“人人自危”，眾叛親離。因此，蔣介石對這支部隊采取了既用又防又化的反動政策。用其抗日的戰鬥力，防其赤化，化其革命性為反革命性。因而，擺在三十八軍地下黨麵前的統一戰線工作，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總任務下，還包括或交織著一條建立“反蔣統一戰線”或“反分化、瓦解、並吞、消滅的統一戰線”的雙重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爭取保存和健全這支部隊的生存和力量。又必須首先在普遍大力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廣泛基礎上，集中全力突出做好部隊首領的上層統戰工作，這是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的關鍵。而做好這一工作，除了必須大力對其宣傳教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的共同民族利益，還必須善於把抗日的大利益同他個人的具體利益和黨的利益緊密地具體地結合起來。這一工作集中體現在對趙壽山將軍的統戰工作上。
趙壽山將軍
趙壽山是舊軍人出身，同其他地方雜牌部隊的舊軍人一樣，都有著濃厚的地方性和軍閥性。地方性決定了他的用人唯親的封建特點，即老部下、老同學、老親信的幹部政策；軍閥性決定了他視部隊為他的私人財產。所以保存部隊實力，就成為他的最大利益；但他又有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抗日、擁護共產黨、反對蔣介石分化、瓦解、吞並、消滅雜牌部隊的進步方麵。黨要同他們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就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同合作、共同抗日的利益前提下，善於把采取新做法，以鞏固其部隊，增強抗日戰鬥力和保存部隊實力，同擁護其向上爬，維護其地位，抵抗國民黨的分化、瓦解、吞並、消滅的政策具體地結合起來，逐步地完成爭取、團結、改造、提高的任務。
趙壽山由一個反共的地方軍閥，轉化成親共，又由親共轉變為加入共產黨的典型實例，就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的正確、光輝的體現。為了總結經驗，特附其簡曆與轉變過程於後，作為參考。
趙壽山原係馮玉祥西苑陸軍測繪學校畢業的學生，畢業後分配到馮玉祥部當了下級軍官。在楊虎城大量吸收軍事人才時，趙轉入楊虎城部。經過了西安圍城、膠東戰役、南陽整訓和消滅唐生智等戰役。楊虎城部改為十七路軍，1929年入關返陝主持陝西過程中，趙壽山由副官當了營長、團長，直到三十八軍十七師五十一旅旅長，進駐陝南漢中。在此期間，為了保存他的實力，曾堅決地執行過反共政策，這是他的陰暗的一麵。但是另一方麵，他的反共不是完全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為了保存他的實力和地位。所以他又在自己的身邊使用和交往了若幹共產黨人士。如：漢中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常漢三等，作為他的參議，姚警塵做他的機要秘書和家庭教師。又經過這些共產黨人對他做說服工作，也保護了一批地下共產黨人。趙這種既反共產黨，又保護共產黨的做法，都是圍繞著“唯我”利益的原因，而不是出於政治原因。當楊虎城令他到上海北區等地出遊戒煙時，趙在上海又結交了我黨的楊明軒、楊曉初、李一清等人。經過這些朋友給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要他聯合共產黨，停止打內戰，共同抗日，給趙打下了比較進步的思想基礎。於是，1935年趙以具有進步思想基礎和健康的身體回到了陝西三原東裏堡拜見了楊虎城，向楊表明了要抗日、進步和反蔣的態度。楊虎城將軍此時正在策劃密謀聯共抗日，但苦於誌同道合的忠誠將領少，而趙壽山恰於此時及時獻策，所以即刻得到了楊虎城的賞識和信任，於是要趙回漢中整頓部隊，聽候命令。
1936年西安事變前，楊虎城將十七師（包括五十一旅）調回渭北一帶駐防。趙壽山事前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密謀策劃，事變時又指揮警二旅孔從洲部解除了國民黨的憲兵團、公安局的反動武裝，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和談成功後，1937年1月，十七師師長孫蔚如任陝西省主席，趙升任十七師師長仍然兼任五十一旅旅長。與此同時，我紅一、二方麵軍從陝北進駐涇陽的雲陽一帶，與十七師會師。會師時，趙率領三原縣縣長常漢三，秘書姚警塵和參議馮一航，同彭德懷、賀龍、徐向前、任弼時、楊尚昆、李克農等合影留念。合影後，彭德懷對趙笑著說：“趙師長，這下蔣介石抓住你啦，你是通匪有據呀！”趙回答說：“彭總，請你報告毛主席，我不但是通匪，我還要入夥呢。”同時在這次的前後，趙將他的女兒趙明錦和兒子趙元介，都送到了延安紅軍大學去學習。
盧溝橋事變後，趙壽山奉命率十七師開赴前線抗日。經保定戰役、雪花山戰役、娘子關戰役，經過激烈的戰鬥，部隊傷亡慘重。趙壽山原來那些舊軍官、封建關係的親信，大部臨陣逃跑了。進行堅決抗日的主要是我們共產黨地下黨員。此時黨的負責人是申敬之、蒙定軍、胡振家。黨當時號召，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要起模範先鋒作用，在戰爭中50餘名共產黨員傷亡了幾乎一半。這一事實教育了趙壽山，使他認識到共產黨人不僅作戰英勇，抗戰堅決，而且對他也是擁護的；部隊所以能保存實力，也是由於留下的這些共產黨員起的作用。戰後，南漢宸同誌代表黨中央慰問了十七師，對部隊教育很大，對趙也起了積極作用。部隊撤退到磧口鎮，在部隊黨組織申敬之、蒙定軍、胡振家以及姚警塵、常漢三、崔仲遠、孔叔東等建議幫助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磧口整訓。部隊在八路軍蕭勁光旅的幫助下，抽調了班以上的幹部，辦了五日短期訓練，學習抗日統一戰線、全民抗戰、遊擊戰術。由師長趙壽山頒布了三大禁令、四大口號，把腐化墮落的舊軍官懲辦撤換了一批，把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員提拔到了一些重要的崗位上。
經過整訓後，同年底，部隊從磧口渡河到達陝北綏德整頓補充。地下黨說服趙壽山前去延安，受到了毛澤東主席、葉劍英、林伯渠的接見。毛主席給趙詳細地講述了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提出了要培養新幹部、執行新做法、改造舊部隊的建議，加強了趙的抗日信心，指明了堅持抗戰的方向。毛主席親手交給了趙一本密電碼，約定以後還要通訊聯係，這對趙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的教育和啟發作用。趙壽山除了表示完全擁護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願意接受我黨的領導和與我黨合作外，並給中共中央和抗大捐獻了經費和武器裝備。
1938年1月，十七師由綏德到延安，渡河到山西洪洞一帶集結待命。朱德總司令親自給部隊連以上軍官作報告，分析了抗日的形勢，闡述了持久抗日最後必勝的道理，使部隊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朱德總司令和趙壽山做了長時間的談話，幫助趙樹立了運動戰、遊擊戰、軍民團結一致的抗日思想。3月，部隊經沁水、陽城到晉城一帶，編入了十八集團軍的戰鬥序列，受彭德懷副總司令的親自指揮。彭總親臨十七師多次視察、指導、作報告，詳盡地講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正規戰、運動戰、遊擊戰三者相互配合的長期抗戰的戰略戰術，以及鞏固部隊，增強戰鬥力，軍民團結的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氣，堅定了部隊的抗戰信心，同趙壽山建立了更進一步的統戰關係。
同年3月，濟源會戰後，趙壽山升任為三十八軍軍長，下轄十七師，三十五師。他仿照八路軍政治部形式，把在三原縣成立的戰地服務團調到前方，把三十八軍教導隊也調到前方。在紅河鎮匯合後，進入了中條山平陸縣茅津渡，創辦了茅津渡幹訓班。由趙任班主任，由陳碩儒，孔從洲任副主任，孔叔東（孔祥禎）任教育主任。以教導隊為基礎，又成立了軍官隊、軍士隊、通訊隊，完全采取了抗大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內容，以貫徹三大禁令，四大口號為內容的新做法來訓練部隊，教育、改造部隊。為改造部隊，培養新幹部打下了良好基礎。
同時趙壽山和山西的新軍犧盟會（決死隊）建立了密切的聯係。1939年閻錫山配合蔣介石發動了十二月事變，動用了六個軍的兵力向山西新軍領導的決死隊進攻，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工委經過姚警塵向趙建議，動員了三十八軍的廣大官兵處決了平陸縣的反動縣長和工作團團長。把當時平陸地委書記薛濤（建國後任雲南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姚文（姚佩群，建國後任新疆婦聯主任）、新軍團長張瑞達、夏縣犧盟會負責人王玉梅（蘇剛）掩護下來，同時支援了武器彈藥，幫助決死隊進行了阻擊戰，並吸收了一批犧盟會和新軍黨政軍幹部，留到三十八軍中分配工作。同年初，趙壽山到重慶時，曾由崔仲遠、王炳南介紹，周恩來多次秘密地接見了趙壽山，對三十八軍工作進行了詳盡的指示，對爭取團結趙壽山進步，靠攏我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0年，蔣介石為了分化瓦解三十八軍，將反共不力的政治部主任張泰祥撤換，派來了劉文光到十七師任特別黨部書記長。趙壽山同誌在黨的幫助下，對這些人做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對掩護黨的組織，保持部隊的新做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2年國民黨撤換了羅任毅，派秦懷璽到三十八軍當軍政治部主任，又派極端反動分子龍冠軍到十七師任政治部主任兼副師長。這些特務、政工人員搜查官兵行李，拉攏幹部，突然搜查趙壽山的機要辦公室。趙壽山在黨的協助下，頂住了這股逆流，保護了和中央、前委、省委通報的秘密。
從此趙壽山已經和黨形成了半公開的親密合作關係了。在使用選拔幹部上，他以地下黨的建議為標準，使地下黨工委逐步地完全控製了人事權。在此期間，趙在抵抗蔣介石指名向三十八軍要人受訓案，除了進行大量的活動和鬥爭外，最後並堅決地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向蔣介石出具了甘結，對掩護黨組織，保護地下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此，在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使趙壽山由統戰對象的左派下定決心加入了共產黨。
以上這些，就是趙壽山由一個反共的地方軍閥到和我們黨建立統戰關係，直至最後加入了共產黨，即反共——親共——入共道路的全部曆程。這一成績的取得，主要的是由於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掌握，和前總的彭德懷，重慶的周恩來副主席密切幫助教育分不開的，也和陝西省委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僅僅是在貫徹、執行中央和陝西省委正確的方針政策下，進行了符合實際環境的具體工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原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是一直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正確領導下，一貫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黨組織，是在同敵人殘酷鬥爭中經受了嚴峻考驗，逐步成長、發展和壯大起來的革命的、富有戰鬥力的、為黨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黨組織。廣大黨員也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原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和嘉許，說它是白區黨組織中“善於把黨的建設同統一戰線工作和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好典型”，“是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說這支部隊在形式上雖是屬於國民黨的建製，但實質上則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下，類同八路軍、新四軍模式的革命隊伍。林彪，康生、“四人幫”及其在陝西的代理人一夥歪曲曆史，顛倒是非，把三十八軍地下黨組織工委打成“黑線”、“黑黨”、“假黨”、“紅旗黨”，把三十八軍打成“偽軍”，把這個組織中黨的革命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幹部、進步人士打成“偽軍官”、“殘渣餘孽”，給在這個組織中為黨工作的黨的幹部和許多進步人士橫加所謂“叛徒”、“特務”、“反動軍官”、“曆史反革命”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的鬥爭和迫害，致使這支部隊中工作的同誌受到長期的不公正的對待。好在曆經磨難之後，1984年中組部、總政終於發文予以昭雪，確認其曆史功績，還三十八軍曆史以公正。在此文形成過程中，我自始至終得以參與並提供了主要史實材料，使我終生深感欣慰。
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在黨中央和陝西省委領導下，在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方麵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就，而這些成就的獲得，則是由各方麵的因素和黨的各方麵領導力量共同工作和努力所得的。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和特點，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這個部隊是最早接受、擁護我黨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並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戰，取得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楊虎城部隊的主要依靠力量。1938年5月，楊部被編為第三十一集團軍，旋又改為第四集團軍，由孫蔚如升任總司令，下轄三十八軍、九十六軍兩個軍，升任趙壽山為第三十八軍軍長，下轄十七師（下轄四十九旅、五十旅、五十一旅），由陳碩儒任師長，和新三十五師（實際上就是警二旅所改編），由孔從洲同誌任師長。因此這裏所說的三十八軍上層統一戰線的主要人物，實際上即當年在西安事變中任警備司令和公安局長的趙壽山同誌和率警二旅部隊解除國民黨憲兵團、公安局反動武裝力量和扣押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孔從洲同誌。他們不但在西安事變前和事變中，同我黨我軍有著密切的合作和廣泛的接觸，而且在抗日戰爭開始後，同我八路軍在前線也保持著接觸和聯係，並經常接受我軍朱總、彭總、賀總等的宣傳、教育和指導。繼則從河北保定戰役，到晉西北磧口整訓，並經陝甘寧邊區沿河南下到延川，又複東渡沿河南下到晉西南太行、中條山。除將這個部隊編入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戰鬥序列，受彭總指揮，並創辦了東路軍幹訓班，吸收十七師軍官到該校受訓，學習抗日遊擊戰術和抗日政治工作，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部隊廣大官兵中，深入人心外，趙壽山本人又親自從綏德南下到延安，謁見了毛主席，做了親切的交談，受到了莫大的感召和教導，使他更進一步地堅定了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決心。這些，為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領導和發展這個部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優良傳統和開展以趙壽山、孔從洲等主要對象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第二，除我黨英明的、正確的抗日民族統戰方針政策和路線外，主要則是毛主席為首的延安黨中央總的領導和以周恩來為首的重慶辦事處，以太行前線彭總為首的前委的分線領導，對三十八軍的統戰工作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們對趙壽山本人的爭取、團結、教育、進步工作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及時的、正確的指導。特別是自1937年冬起，作為一個堅決擁護共產黨，堅決抗日的左派的國民黨楊虎城部的將領趙壽山同誌，在磧口整訓後專程到延安謁見毛主席麵聆教導起，直到1947年秋，已經成為共產黨員而回到解放區老根據地的晉西北興縣，再度謁見毛主席，匯報了他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在抗日戰爭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解放戰爭中貫徹、執行反蔣統一戰線的工作和鬥爭情況止的這一階段中，所有有關爭取、團結、教育趙壽山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層左派的重大問題，以至有關他的子女們的學習安排細節工作，以及進一步把他逐漸教育、訓練、培養、吸收成為一名經過嚴峻考驗的共產黨員的重要事件，以至對他在白區的保衛、醫生等的安排等細節，幾乎全都是毛主席親自過問，親自聽取匯報，親自麵示機宜，親自決策，親自批閱和親自批複電報的。這些為做好三十八軍上層統戰工作，特別是趙壽山同誌的工作搭起了金橋，開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
第三，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在中央軍委、中央情報部、西北特委分頭指導和配合下，對開展三十八軍上層統戰工作，采取了全麵開展、重點圍繞、黨內黨外、軍內軍外、上層下層多頭互相有機配合的方針和方法。
全麵開展就是對三十八軍的所有上層，如：軍長趙壽山、參謀長李辰，十七師師長陳碩儒（繼為耿誌介）、申及智（初為幹訓班教育主任）、旅長李維民（後為副師長）、三十五師師長孔從洲、副師長孫子坤等上層統戰對象，按照他們的政治態度，曆史背景，社會關係，大體上分為左、中、右派，有計劃有組織地調動黨內黨外一切積極因素，無一遺漏地普遍地布置了做統戰工作的力量，開展了工作。同時在這一做上層統戰工作網中，還有一個爭取、團結、教育、培養這些做上層統戰工作的工作者問題，他們既是團結在黨的周圍擔任做上層統戰工作的重要力量，又是作為要做好統戰工作的上層對象。這些人物中，除少數如王耀辰、楊海涵（副官長，解放後入黨）、劉泊儒（軍需處處長）、李嘯蒼（參謀處長）等人外，絕大多數都是早年脫黨但繼續做革命工作的老同誌。如常漢三（參議、軍法處長）、劉俊甫（參議）、任敬齋（參議）、餘海豐（十七師參議）等和高級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溫朋久（任趙壽山參議）、程文津、陳雨皋、柳乃夫等同誌。柳乃夫同誌是1938年秋到三十八軍任茅津渡三十八軍幹訓班的政治教官，1939年由於組織上爭取到調原進步人士十七師師長陳碩儒到九十六軍一七七師任師長，組織上派他隨陳到一七七師任陳的秘書，1939年六六戰役在對日作戰中，英勇犧牲。
這批人裏，有些十分重要。密切配合黨組織做了許多有益工作的統戰人士，應該特別予以說明。
溫朋久同誌
溫朋久同誌，是一個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學習社會科學，具有進步思想的高級知識分子。抗日戰爭開始後，奔回祖國，在重慶參加抗日工作。趙壽山同誌曾向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和他的老上級馮玉祥請求派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進步人士給他做參議和幕僚工作。1938年秋，溫朋久同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王炳南同誌介紹來到三十八軍任趙壽山參議。他到部隊之初，即日就參加了部隊在中條山、黃河北岸，沿河由東向西的急行軍。他是一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高級知識分子，雖然書生氣十足，出了不少不懂軍隊規矩的笑話，但他苦苦學習以適應部隊生活和堅決的抗日情緒，在廣大官兵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部隊到茅津渡成立幹訓班和教導隊整編後，他即以趙壽山的參議身份和孔叔東等同誌擔任了幹訓班軍官大隊、軍士大隊、特別是教導隊的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抗日政治形勢（主要依據新華日報資料）。並經常和趙壽山、孔叔東、申及智以及教導隊黨的負責人在一起親自巡視，聽取和參加晚間的學術和生活檢討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教育學生，學生也教育了他，使他真正體驗了教學相長的道理，使他真正懂得了自我教育和自覺紀律與打罵教育的根本區別，前者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覺悟的基礎上，而後者則是建立在強製和被迫懲罰的基礎上的。他用這些道理，反過來經常說服、影響當時任幹訓班教育主任的黃埔軍校四期的學生，長期在西北軍中由早年的西安綏靖公署的步兵訓練班任軍事教官和大隊長，有軍事教育技術特長，但與國民黨無密切聯係而對西北軍又比較忠實的申及智。申是一個長期墨守成規，堅持所謂“兵不斬不齊”、“不打罵不能帶兵”的軍事技術教育者，比較順利地成為一個訓練新做法的追隨者。
1941年，皖南事變後，反共高潮的激浪衝到了三十八軍。當時在趙壽山身邊的孔叔東、姚警塵等同誌相繼離開，同時又發生了蔣介石指名向三十八軍要“共產黨嫌疑犯”、烏雲壓城城欲摧的嚴重情況。溫朋久同誌一方麵以曾留學德國的有利身份作為掩護，站穩了作為趙的高級參議的腳跟，另一方麵卻更加堅定地站在黨的方麵同黨的負責同誌的聯係更加密切。從此，地下黨就把他從一個統一戰線的左派，上升為黨的培養對象，給他開始看由黨的秘密電台抄寫的、延安發出的新華社電訊和一般性的黨的教材，交給他一定的黨的任務。他同參議崔仲遠等同誌團結一致，共同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對趙談論新華社電訊，講述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消除趙的疑慮和消沉情緒，堅定其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信心和勇氣。
1942年秋，溫朋久同誌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曾向崔仲遠和地下黨負責人表明了他熱切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地下黨曾將這一申請報告給中共陝西省委和中共中央，由於考慮到地下黨的特殊環境和使他能繼續在趙的身邊站穩腳跟，暫時沒有批準他入黨的請求。但決定要把他作為一名黨員來培養對待。
1944年，當趙調離三十八軍到甘肅武威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時，溫朋久同誌又愉快地接受了黨的意見，隨趙繼續任參議。我按照中央的指示，將他的這一黨員培養對象關係，轉交給了選派隨趙到第三集團軍的共產黨員所建立起來的第三集團軍黨的支部負責人王安仁同誌。1945年秋，趙壽山同誌派王安仁同誌到延安西北局匯報工作時，又一次向黨（當時西北局統戰部長張德生和範明同誌）轉達了溫朋久同誌入黨的要求。當時，西北局曾作出待而後環境允許時再辦理手續，黨齡可以考慮從1945年算起的決定，但他並未因此灰心喪氣，而且更堅定地接受了黨的長期考驗。
1947年蔣介石對趙壽山更進一步加大了懷疑，取消他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職務，勸令他去美國考察。這時，趙一方麵要溫朋久回到天津家中作進入解放區的準備工作；一方麵到上海，以佯裝辦理準備出國手續作掩護，巧妙地、秘密地轉移到溫的嶽父和溫久別多年的愛人居家的天津。溫朋久同誌在敵人特務鼻子底下掩護了趙壽山同誌，並在黨的幫助下，親自化裝護送趙到達華北解放區。他在到達解放區後才終於由崔仲遠介紹，實現了他多年以來要求入黨的熱切願望。
陳雨皋同誌
參加過大革命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陳雨皋同誌，在抗戰初期曾專程到延安謁見過毛主席，而後1938年冬便被楊明軒（趙的參議之一）和姚警塵同誌介紹到三十八軍幹訓班來當政治教官，主要講授三十八軍的作風即三大禁令、四大口號和抗日政治工作等課程。由於他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善於深入淺出地、生動活潑地講解問題，在學員和學生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此後，他便在軍部軍務處擔任了人事科長。從此在軍務處長胡振家同誌、參議崔仲遠同誌和地下黨工委的直接和間接領導下，在人事科黨的負責人參謀王有軒等同誌協助下，配合工委基本上掌握了三十八軍的人事權。張耀明接替三十八軍軍長後，他被懷疑而撤走，由程達同誌護送他回到家鄉安康石泉縣潛伏下來，以磨豆腐為生，繼續為黨工作。1948年胡宗南撤到漢中後，將他作為共產黨人關入監獄。他經受了嚴峻的酷刑、考驗，以一個共產黨人的英勇堅貞，保持了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最後被解放而出獄。出獄後又即投入了解放後的革命和工作中，曆任陝西省檢察廳主任和省政協副主席。他一貫積極負責，艱苦樸素，為黨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78年初病故於西安。陳雨皋同誌生前曾向中共陝西省委申請入黨，胡振家同誌為他寫過證明材料。
程文津同誌
程文津同誌於1938年冬由抗大派到西安《西北文化日報》工作，該報被查封後，他由楊明軒和姚警塵同誌介紹到三十八軍工作，並由中共陝西省委將其工作關係轉到工委。他曾任三十八軍幹訓班教導隊以及總部幹訓班教導隊的政治教官。1941年又由地下黨工委決定安排他暫兼總部國民黨特別黨部（蘇資琛任書記長）秘書工作。1942年部隊整編後，工委決定派他到十七師擔任師長申及智的秘書。在各個階段中，他都是自始至終地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既作為黨的上層統戰的左派對象，同時又作為進行上層統戰的工作者，又作為黨員培養對象，同溫朋久、陳雨皋等一樣，接受黨的教育，閱讀黨的外部文件，接受黨的指示，忠實地完成黨所交給的任務。從1942年起，他曾多次申請入黨，僅因為當時限於對這些同誌暫不辦理入黨手續的規定而未曾解決其黨籍問題。1944年他從部隊回到西安又繼續在蒙定軍同誌領導下工作，後經中共陝西省委批準，由蒙定軍同誌和我介紹他入黨。
周傑邦同誌
周傑邦同誌是早年由楊虎城部選送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第八期學習的小知識分子。經過了三年的嚴格軍事訓練後，1932年又被調回到楊虎城部十七師五十一旅趙壽山部任軍事教練和連長。他具有單純軍事技術觀點，不問政治，但因接受當時地下黨員楊存根的影響，又初步具有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色彩，所以在當時即有“小普羅”的綽號。西安事變後，他脫離了十七師回到他的家鄉河南南召，任縣大隊長職。在此期間又接受了地下黨袁葆華等人的影響，開始有了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傾向。1939年三十八軍地下黨為了要選一個有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牌子，具有正規軍事技術素養，但又忠實於西北軍，思想進步的軍官擔任教導隊隊長，作為掩護和使用其軍事技術起見，通過趙壽山軍長，又將他叫回部隊，擔任了教導隊第二期第一隊隊長，總部幹訓班學生隊隊長，三十八軍教導隊第四期大隊長。1942年升任軍部軍訓處處長，1944年又隨趙壽山到第三集團軍任副官長。此後於1945年三十八軍十七師起義後，又經蒙定軍同誌動員，奔赴解放區參加了起義後的民主三十八軍任軍事工作。
他自從1939年任教導隊隊長起，直到1945年到解放區這幾年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傾向共產黨，接受黨的領導，聽黨的話，按黨的抗大教材和方法，製定教育計劃和忠誠地完成教育計劃的模範執行者，也是當時部隊新做法的模範推行和執行者。他在這一漫長的工作歲月中，是由國民黨中央軍校嫡係的軍官轉變成一名中上層統一戰線的典型左派，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地知道地下黨活動情況最多，知道共產黨員特別是各期教導隊學生和軍部黨員人名最多的一個知情者。事實證明，他不論是在平時或若幹次緊急關鍵時刻，都能經受得起嚴峻考驗。如在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學生隊打砸大隊長雷振起合作社暴動，他被撤職以及在軍部被國民黨特務盤問的關鍵情況下，他都能嚴守機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泄露情況或灰心動搖過。1945年下半年他任第三集團軍副官長期間，向組織表示過他要求加入黨的願望。後經西北局張德生等同誌同意，決定要第三集團軍組織解決他的黨籍問題。但因故未能實現。直到解放後，經原三十八軍地下黨負責同誌的證明，才在十九兵團入了黨。
除上層統戰工作之外，三十八軍黨組織在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廣泛交朋友的政策指導下在全軍也大力開展了下層統戰工作，指示黨員同誌每人都要有計劃、有重點地以交朋友的方式，爭取、教育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忠實部隊的軍官團結在自己周圍。這些人中間，除了一批可靠左派，如：餘海豐、李嘯蒼，教導隊軍事教官何畏，上官樹德、王經倫、王耕餘和中派劉泊儒、楊海涵、王旭辰、李膺辰、於壽亭等外，還將國民黨派來的嫡係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中不負有特務使命和不特別反動的進步分子，爭取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如在軍部任參謀兼教導隊地形教官的張德廣，任教導隊區隊長的黃寶麟，學生隊中的李光裕等。實踐證明，黨的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張德廣這個人，因漢奸嫌疑（同名同姓）被軍部逮捕押送到洛陽處理。事情弄明白後，因其長於英文軍事翻譯和軍事素養，被胡宗南賞識而做了胡宗南的隨從副官，但黨依然和他保持了朋友關係，先後通過他對保護我西安地下黨和三十八軍在西安的地下黨員以及供給軍事情報等方麵，均做了有益的、有價值的工作。特別是解放後利用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地下特務組織負責人之一的身份，派他到台灣，騙取了敵特的信任和重用仍被派回西安。他很忠誠地交出了埋伏在西安特別是在陝西各地的特務名單，被我一網打盡。
第四，三十八軍地下黨在開展統戰工作中，除了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和政策的總任務外，還有一個如何把這一總方針政策的普遍性（即共性）善於與三十八軍統戰工作的特殊性（即個性）的具體相結合的特殊任務。
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方針，就全國範圍來說，是在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前提下而產生的，它的基礎就是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顧名思義，就是以國共兩黨為主體，團結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從總的方麵來說，它同其他任何統一戰線一樣，都有一個共同聯合的利益基礎和一個共同鬥爭的敵人。不言而喻，共同利益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共同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又必須在總的方針下保存各方利益的獨立性，沒有各方麵力量的獨立性，就不可能聯合各方力量。組成一個什麽樣共同對敵的戰鬥的統一戰線，而且能否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在國民黨方麵所高唱的所謂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抗日同一戰線。在我黨方麵，一個時期高喊的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在實質上，就是國民黨要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變成抗日民族同一戰線在黨內的反映。因而，在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總任務中，就理所當然地產生了既要團結，又要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投降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鬥爭策略，而這一鬥爭策略的具體運用，則是堅決抵製國民黨的防共、反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團結不能團結到被溶化而喪失了獨立性，鬥爭不能鬥爭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方法上則是鬥爭要鬥爭得有理有利有節，團結要團結得有同有用有異，一打一拉，又拉又打，打打拉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總之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和以其他各階級和各階層為一方的要鞏固、擴大，保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力的主要矛盾。而這個主要矛盾之中，又存在著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複雜矛盾。從軍隊方麵來說，則是國民黨中央軍為一方要分化、瓦解、吞並、消滅以八路軍為首的以及非國民黨嫡係中的雜牌軍隊的矛盾。
三十八軍在形式上是打著國民黨旗子，穿著國民黨軍裝，吃著國民黨糧餉，由國民黨指揮的屬於國民黨方麵的抗日雜牌部隊，但是實質上既是最早接受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西安事變，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擁護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派楊虎城十七路軍的骨幹主力，又是完全或基本上在我黨的領導下的類似八路軍的抗日主力。蔣介石對這支部隊是既恨、又愛，既怕又難。恨的是它是一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力，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和所謂左傾赤化；愛的是它是一支能為他在前線當“狼”，有戰鬥力的抗日部隊；怕的是它的力量不斷壯大，有朝一日倒戈；難的是想硬把它斷然取消或消滅，又恐“投鼠忌器”，影響其他所有雜牌部隊“人人自危”，眾叛親離。因此，蔣介石對這支部隊采取了既用又防又化的反動政策。用其抗日的戰鬥力，防其赤化，化其革命性為反革命性。因而，擺在三十八軍地下黨麵前的統一戰線工作，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總任務下，還包括或交織著一條建立“反蔣統一戰線”或“反分化、瓦解、並吞、消滅的統一戰線”的雙重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爭取保存和健全這支部隊的生存和力量。又必須首先在普遍大力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廣泛基礎上，集中全力突出做好部隊首領的上層統戰工作，這是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的關鍵。而做好這一工作，除了必須大力對其宣傳教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的共同民族利益，還必須善於把抗日的大利益同他個人的具體利益和黨的利益緊密地具體地結合起來。這一工作集中體現在對趙壽山將軍的統戰工作上。
趙壽山將軍
趙壽山是舊軍人出身，同其他地方雜牌部隊的舊軍人一樣，都有著濃厚的地方性和軍閥性。地方性決定了他的用人唯親的封建特點，即老部下、老同學、老親信的幹部政策；軍閥性決定了他視部隊為他的私人財產。所以保存部隊實力，就成為他的最大利益；但他又有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抗日、擁護共產黨、反對蔣介石分化、瓦解、吞並、消滅雜牌部隊的進步方麵。黨要同他們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就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同合作、共同抗日的利益前提下，善於把采取新做法，以鞏固其部隊，增強抗日戰鬥力和保存部隊實力，同擁護其向上爬，維護其地位，抵抗國民黨的分化、瓦解、吞並、消滅的政策具體地結合起來，逐步地完成爭取、團結、改造、提高的任務。
趙壽山由一個反共的地方軍閥，轉化成親共，又由親共轉變為加入共產黨的典型實例，就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的正確、光輝的體現。為了總結經驗，特附其簡曆與轉變過程於後，作為參考。
趙壽山原係馮玉祥西苑陸軍測繪學校畢業的學生，畢業後分配到馮玉祥部當了下級軍官。在楊虎城大量吸收軍事人才時，趙轉入楊虎城部。經過了西安圍城、膠東戰役、南陽整訓和消滅唐生智等戰役。楊虎城部改為十七路軍，1929年入關返陝主持陝西過程中，趙壽山由副官當了營長、團長，直到三十八軍十七師五十一旅旅長，進駐陝南漢中。在此期間，為了保存他的實力，曾堅決地執行過反共政策，這是他的陰暗的一麵。但是另一方麵，他的反共不是完全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為了保存他的實力和地位。所以他又在自己的身邊使用和交往了若幹共產黨人士。如：漢中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常漢三等，作為他的參議，姚警塵做他的機要秘書和家庭教師。又經過這些共產黨人對他做說服工作，也保護了一批地下共產黨人。趙這種既反共產黨，又保護共產黨的做法，都是圍繞著“唯我”利益的原因，而不是出於政治原因。當楊虎城令他到上海北區等地出遊戒煙時，趙在上海又結交了我黨的楊明軒、楊曉初、李一清等人。經過這些朋友給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要他聯合共產黨，停止打內戰，共同抗日，給趙打下了比較進步的思想基礎。於是，1935年趙以具有進步思想基礎和健康的身體回到了陝西三原東裏堡拜見了楊虎城，向楊表明了要抗日、進步和反蔣的態度。楊虎城將軍此時正在策劃密謀聯共抗日，但苦於誌同道合的忠誠將領少，而趙壽山恰於此時及時獻策，所以即刻得到了楊虎城的賞識和信任，於是要趙回漢中整頓部隊，聽候命令。
1936年西安事變前，楊虎城將十七師（包括五十一旅）調回渭北一帶駐防。趙壽山事前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密謀策劃，事變時又指揮警二旅孔從洲部解除了國民黨的憲兵團、公安局的反動武裝，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和談成功後，1937年1月，十七師師長孫蔚如任陝西省主席，趙升任十七師師長仍然兼任五十一旅旅長。與此同時，我紅一、二方麵軍從陝北進駐涇陽的雲陽一帶，與十七師會師。會師時，趙率領三原縣縣長常漢三，秘書姚警塵和參議馮一航，同彭德懷、賀龍、徐向前、任弼時、楊尚昆、李克農等合影留念。合影後，彭德懷對趙笑著說：“趙師長，這下蔣介石抓住你啦，你是通匪有據呀！”趙回答說：“彭總，請你報告毛主席，我不但是通匪，我還要入夥呢。”同時在這次的前後，趙將他的女兒趙明錦和兒子趙元介，都送到了延安紅軍大學去學習。
盧溝橋事變後，趙壽山奉命率十七師開赴前線抗日。經保定戰役、雪花山戰役、娘子關戰役，經過激烈的戰鬥，部隊傷亡慘重。趙壽山原來那些舊軍官、封建關係的親信，大部臨陣逃跑了。進行堅決抗日的主要是我們共產黨地下黨員。此時黨的負責人是申敬之、蒙定軍、胡振家。黨當時號召，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要起模範先鋒作用，在戰爭中50餘名共產黨員傷亡了幾乎一半。這一事實教育了趙壽山，使他認識到共產黨人不僅作戰英勇，抗戰堅決，而且對他也是擁護的；部隊所以能保存實力，也是由於留下的這些共產黨員起的作用。戰後，南漢宸同誌代表黨中央慰問了十七師，對部隊教育很大，對趙也起了積極作用。部隊撤退到磧口鎮，在部隊黨組織申敬之、蒙定軍、胡振家以及姚警塵、常漢三、崔仲遠、孔叔東等建議幫助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磧口整訓。部隊在八路軍蕭勁光旅的幫助下，抽調了班以上的幹部，辦了五日短期訓練，學習抗日統一戰線、全民抗戰、遊擊戰術。由師長趙壽山頒布了三大禁令、四大口號，把腐化墮落的舊軍官懲辦撤換了一批，把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員提拔到了一些重要的崗位上。
經過整訓後，同年底，部隊從磧口渡河到達陝北綏德整頓補充。地下黨說服趙壽山前去延安，受到了毛澤東主席、葉劍英、林伯渠的接見。毛主席給趙詳細地講述了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提出了要培養新幹部、執行新做法、改造舊部隊的建議，加強了趙的抗日信心，指明了堅持抗戰的方向。毛主席親手交給了趙一本密電碼，約定以後還要通訊聯係，這對趙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的教育和啟發作用。趙壽山除了表示完全擁護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願意接受我黨的領導和與我黨合作外，並給中共中央和抗大捐獻了經費和武器裝備。
1938年1月，十七師由綏德到延安，渡河到山西洪洞一帶集結待命。朱德總司令親自給部隊連以上軍官作報告，分析了抗日的形勢，闡述了持久抗日最後必勝的道理，使部隊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朱德總司令和趙壽山做了長時間的談話，幫助趙樹立了運動戰、遊擊戰、軍民團結一致的抗日思想。3月，部隊經沁水、陽城到晉城一帶，編入了十八集團軍的戰鬥序列，受彭德懷副總司令的親自指揮。彭總親臨十七師多次視察、指導、作報告，詳盡地講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正規戰、運動戰、遊擊戰三者相互配合的長期抗戰的戰略戰術，以及鞏固部隊，增強戰鬥力，軍民團結的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氣，堅定了部隊的抗戰信心，同趙壽山建立了更進一步的統戰關係。
同年3月，濟源會戰後，趙壽山升任為三十八軍軍長，下轄十七師，三十五師。他仿照八路軍政治部形式，把在三原縣成立的戰地服務團調到前方，把三十八軍教導隊也調到前方。在紅河鎮匯合後，進入了中條山平陸縣茅津渡，創辦了茅津渡幹訓班。由趙任班主任，由陳碩儒，孔從洲任副主任，孔叔東（孔祥禎）任教育主任。以教導隊為基礎，又成立了軍官隊、軍士隊、通訊隊，完全采取了抗大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內容，以貫徹三大禁令，四大口號為內容的新做法來訓練部隊，教育、改造部隊。為改造部隊，培養新幹部打下了良好基礎。
同時趙壽山和山西的新軍犧盟會（決死隊）建立了密切的聯係。1939年閻錫山配合蔣介石發動了十二月事變，動用了六個軍的兵力向山西新軍領導的決死隊進攻，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工委經過姚警塵向趙建議，動員了三十八軍的廣大官兵處決了平陸縣的反動縣長和工作團團長。把當時平陸地委書記薛濤（建國後任雲南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姚文（姚佩群，建國後任新疆婦聯主任）、新軍團長張瑞達、夏縣犧盟會負責人王玉梅（蘇剛）掩護下來，同時支援了武器彈藥，幫助決死隊進行了阻擊戰，並吸收了一批犧盟會和新軍黨政軍幹部，留到三十八軍中分配工作。同年初，趙壽山到重慶時，曾由崔仲遠、王炳南介紹，周恩來多次秘密地接見了趙壽山，對三十八軍工作進行了詳盡的指示，對爭取團結趙壽山進步，靠攏我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0年，蔣介石為了分化瓦解三十八軍，將反共不力的政治部主任張泰祥撤換，派來了劉文光到十七師任特別黨部書記長。趙壽山同誌在黨的幫助下，對這些人做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對掩護黨的組織，保持部隊的新做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2年國民黨撤換了羅任毅，派秦懷璽到三十八軍當軍政治部主任，又派極端反動分子龍冠軍到十七師任政治部主任兼副師長。這些特務、政工人員搜查官兵行李，拉攏幹部，突然搜查趙壽山的機要辦公室。趙壽山在黨的協助下，頂住了這股逆流，保護了和中央、前委、省委通報的秘密。
從此趙壽山已經和黨形成了半公開的親密合作關係了。在使用選拔幹部上，他以地下黨的建議為標準，使地下黨工委逐步地完全控製了人事權。在此期間，趙在抵抗蔣介石指名向三十八軍要人受訓案，除了進行大量的活動和鬥爭外，最後並堅決地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向蔣介石出具了甘結，對掩護黨組織，保護地下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此，在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使趙壽山由統戰對象的左派下定決心加入了共產黨。
以上這些，就是趙壽山由一個反共的地方軍閥到和我們黨建立統戰關係，直至最後加入了共產黨，即反共——親共——入共道路的全部曆程。這一成績的取得，主要的是由於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掌握，和前總的彭德懷，重慶的周恩來副主席密切幫助教育分不開的，也和陝西省委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僅僅是在貫徹、執行中央和陝西省委正確的方針政策下，進行了符合實際環境的具體工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原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是一直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正確領導下，一貫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黨組織，是在同敵人殘酷鬥爭中經受了嚴峻考驗，逐步成長、發展和壯大起來的革命的、富有戰鬥力的、為黨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黨組織。廣大黨員也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原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和嘉許，說它是白區黨組織中“善於把黨的建設同統一戰線工作和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好典型”，“是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說這支部隊在形式上雖是屬於國民黨的建製，但實質上則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下，類同八路軍、新四軍模式的革命隊伍。林彪，康生、“四人幫”及其在陝西的代理人一夥歪曲曆史，顛倒是非，把三十八軍地下黨組織工委打成“黑線”、“黑黨”、“假黨”、“紅旗黨”，把三十八軍打成“偽軍”，把這個組織中黨的革命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幹部、進步人士打成“偽軍官”、“殘渣餘孽”，給在這個組織中為黨工作的黨的幹部和許多進步人士橫加所謂“叛徒”、“特務”、“反動軍官”、“曆史反革命”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的鬥爭和迫害，致使這支部隊中工作的同誌受到長期的不公正的對待。好在曆經磨難之後，1984年中組部、總政終於發文予以昭雪，確認其曆史功績，還三十八軍曆史以公正。在此文形成過程中，我自始至終得以參與並提供了主要史實材料，使我終生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