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明初來部隊時,隻帶了十幾個參謀人員,除表示要清查共產黨外,為緩兵計又表示他也是陝西人,他是不會調換排擠這個部隊原有軍官的。尤其被孫蔚如批評後,張有所收斂。於是,我接到毛主席11日複電後,於15日又致電毛主席。
公兄:
真電奉悉。去華北幹部及弟來延路線與接頭辦法,請詳[示]知。
(一)前擬對策五項,試驗結果,基本上完全正確,關均對[有]相當把握,祈勿遠念。
(二)張耀明受孫軟碰後,態度已趨好轉,此間已動員與張有關係之進步人士,向張說明利害,收效頗大。
弟範明叩刪
毛主席於當日複電:
範明兄:
(一)情況變化,通信即應停止,請即布置同誌撤退,燒毀一切文件證物,切勿猶豫,數日後應停止通報。
(二)兄及同誌撤退路線,或走太行,或經關中,由你酌定。
公醜刪
張耀明態度的有所轉變,雖屬其緩兵之計,但也可以看出蔣介石等對三十八軍還不敢即下突然襲擊而消滅的毒手。我及趙壽山還有其他一些同誌,的確不忍心就這樣離開我們曾付出許多心血的三十八軍。因此,我與趙壽山各有一電,其中心緒文中委婉可見。
2月20日我致毛主席電:
公兄:
刪電奉悉。
(一)關於焚毀文件及撤退紅的分子等問題,此間均已徹底執行完畢,請勿掛念,惟停止通訊問題,弟不同意。因此間另有特別計劃,必須聯絡,同時在最短期間內,吾人尚有把握掩護一切,再決定由3月1日起,改每星期日聯絡一次,不致貽誤,弟願負責,希加考慮為盼。
(二)張耀明受孫告誡,及有關人士說明後,態度日趨好轉,估計在最短期內,無大變化。
(三)弟約於3月5日前即可到陝,爾後來延。
弟範明叩號
毛主席21日複電:
範明兄:
號電悉。
(一)除撤退者外,一律停止組織形式,各以國民黨麵目活動,並斷絕與外間組織聯係。
(二)電台必須切斷。
公馬
2月20日趙壽山致毛主席電:
公兄:
(一)弟於刪日來前方,勤[勸]孫行動不果,隻得免[去]甘做官,徐圖進取,兄有何指向盼詳告。
(二)第三集團軍有無友人,可否介紹一二人,以便聯絡。
(三)所有弟處詳情及爾後計劃,特派範明前來報告,希即告知路線及辦法。
弟勤叩號
毛主席21日複電:
勤兄:
號電悉,隱忍待時,徐圖進取,甚為得策。兄新任並無友人。範明來此可走前次路線。
弟公馬亥
之後,毛主席來電指示:抽調一批黨員隨趙壽山至第三集團軍開展黨的工作,建立據點;撤離已紅了的(暴露)黨員回延安學習,或打入陝西地方保安團掌握地方武裝;調我回延安學習。工委研究後決定:三十八軍地下黨工作及組織關係,分別交給李森(梁勵生)、朱曼青、徐又彬三位同誌。李森負責十七師黨的工作,朱曼青負責軍部、三十五師、四集團軍總部、教導隊黨的工作,徐又彬負責五十團和第四、第五期教導隊黨的工作。並決定胡振家同誌與成之慎同誌負責專做爭取孫蔚如和四集團軍的工作。決定派遣崔仲遠、溫鵬久仍為趙壽山的參議,選派以王安仁(王靜先)、楊蔭東同誌為首的十餘名黨員組成第三集團軍地下黨支部,以王安仁為書記隨趙壽山赴任。調選羅曼中、李旭東、韓增友、薛宗厚、劉夫洪、張化周、蘆士奇、趙漢鼎、伍峰山(伍力)、高德芳(高秦生)等四十幾名黨員幹部回延安學習。另外,又抽調了不在部隊賬內的一批武器(包括數十支駁殼槍、步槍和大批彈藥),帶回臨潼我老家中藏起來,準備日後日寇若進攻關中、或國民黨打內戰時,作為開展關中遊擊戰用。
1944年2月25日,以趙壽山名義向毛主席電報:
公兄:
弟已決定寢日忍受西去,容再緩圖。餘待範明麵報。
弟勤有
同日,我在軍長辦公室掌管印鑒的中共黨員雷寒柏同誌處拿了數百張通行證(寒柏同誌事先主動偷印好,以備組織急用的),並將部分發給大家,以備路上被盤查阻隘之用。由於雷寒柏同誌的主動準備,使我們得以安全撤離,而他卻因此被張耀明逮捕關押,差一點犧牲。
1944年2月26日,我以調任第三集團軍給趙壽山當特務營長的名義,隨趙壽山和羅曼中所率保衛隊20餘人乘專車回陝。我和妻子梁楓、羅曼中等及保衛隊人員,在臨潼新豐車站下車,將上述帶回的武器運到我家,交給我弟弟郝克順埋藏起來,要他負責為黨保存好。我們在家住了兩天,將保衛隊解散了,將人員分別安插到地方上去開展工作。之後,我同梁楓、羅曼中一起到西安,住在蒙定軍的家裏。我將三十八軍黨的工作和組織關係交給了蒙定軍。過了兩天,定軍拿著陸大參謀班的護照,親自送我們進邊區。第一天住在涇陽縣李仲西家中。第二天到定軍所掌握的地下關係保安大隊長馬子超的一個中隊長處,由此進入邊區。經過赤水縣時,住在我哥哥郝伯雄處,他此時任赤水縣的一個科長。再經陝西省委駐地馬欄到達延安,住在西北局。我即將執行中央指示和存槍等情況向西北局做了報告。
回首往事,現在看來,毛主席的決策是英明的,富於遠見的。如果當時使事態激變,則第四集團軍可能早已不複存在,也不會有後來的基本全部回歸人民解放軍序列。趙壽山以及我們許多同誌也可能不再能安全回到解放區。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三十八軍工委工作期間,由於有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三十八軍黨組織在對敵鬥爭、鞏固部隊、加強黨的建設等各方麵都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我自己思想深處也開始滋長了個人英雄主義,行動前擁後衛,表麵上是為了安全,實際則暴露了自己,違犯了黨的“蔭蔽精幹”政策。所以我撤出也是必然的,也是黨和毛主席對我的關懷與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