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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年少誌高
這裏需要說清楚，我親兄弟有四人，大哥是郝克俊。二哥郝伯雄（字克傑），讀書不多，在十幾歲的時候，便被伯父送到一個商店裏去當學徒。1927年西安解圍後直到1938年，他都在困苦中度過，時而給父親搞木廠，時而開磨房，時而因受姨母（父親之小婆）的逼害逃走當兵。1938年經黨的介紹才送到延安抗大參加了革命，參加了共產黨，解放後任西安市七區區委書記，西安市工業局長等職。他是我爭取上學和婚姻自由的堅決支持者，為此與伯父、父親爭吵得最激烈而幾次被趕出門。1959年因同情我向中央申訴，受到了留黨察看和撤職的處分。弟弟郝克順，一直在家務農，是這個家庭中受盡折磨的孩子，也是個勤勞樸實的農民。伯父去世後，因父親從未管過家務，我們已參加革命在外，就由他接替伯父當家。在此期間，他對陝西省委和臨潼地下縣委人員進行了掩護工作，並對黨在這個家裏所藏的槍支予以保護，做了不少工作。
1927年放暑假後，下半年開學不久，由於鬧分家，沒有人給教員管飯了，甚至連教員的點燈油也無人供給了。教員實在無法教下去，隻得中途散了學，我失學了，伯父就叫我在家裏幹農活。在我們那裏的農村，小孩五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收麥時拾麥穗，打場時幫著拉推耙，平時去割草等。伯父就叫我學農活，我一心撲在讀書上，學農活隻是個形式而已。我們那裏是產棉區，棉花與白豆（即大豆）間種，一趟棉花，一趟白豆。為了防止棉花猛長，要掐掉棉花的頂，我們那裏稱打棉花尖，還得把亂長的棉花條子折去，叫捋褲腿。這些活就分給我們孩子們幹，甚至要雇小孩幫著幹。我到地裏口袋裝著書，這時我已能讀小說了，就裝上《桃花扇》、《東周列國》之類，到了地裏幹了一會兒，我就藏在豆架下邊看書，看著看著，我在豆架下邊睡著了。臨吃上午飯時，他們喊我才爬起來。這時我讀的還有一部書《齊民要術》，這是我伯父常看的有關農業知識的書。我從這部書中學到了許多農業知識。我在地裏不好好勞動的情況，有人向我的伯父告了狀。一天，伯父就到地裏來檢查，果然發現我在白豆架底下讀書，伯父發現我不是偷懶，而是好學，沒有責備。
我們家經過一年多的爭吵，終於在1928年解體分居了。分居後，我們家搬到村外的油坊裏住下。我伯父的爭勝心極強，他除了忍痛把地產作抵押，在高陵縣“世順魁”字號以三分高利借了幾百元，買了牲口，雇了長工，又把油坊開了起來。在家境極其困難的時刻，他發現我好學，認為我將來必能成才，就繼續供我上學。從借的錢中抽出5元，炒了幾樣菜，準備兩壺酒，把錢用紅紙封了，領著我到距離我家三裏的大留村，去拜劉明齋老先生，要求送我到大留村小學上學，劉明齋滿口答應了。於是，我就上了大留村高級學校。
這所學校是劉明齋創辦的，他是學校的董事長，兼著給學生講課改作業。劉明齋留著胡須，長袍馬褂，拄文明棍，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位著名紳士，在當地很有名氣。他是清朝時代的老秀才，民國時擔任過三原縣第一任縣長，以後曾在國民二軍裏當過參議、參事，也曾在楊虎城部隊任職，還到過漢中，全國解放後任陝西省檢察委員會副主任。
教我們的老師叫張子常，當時不到30歲，甘肅蘭州人，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濃眉，高個子，一件藍布長衫不離身，同學們私下呼他為“衫子客”。張子常懂武術，早年參加革命，是共產黨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鎮壓革命後，他逃到櫟陽藏起來，從此脫離革命。他到櫟陽，在櫟陽鎮當文書，劉明齋發現他很有學問，就把他請到大留村學校任教。他在櫟陽教書數年後，就回到甘肅蘭州市，在蘭州小學當校長，一直到1949年蘭州解放。我來到蘭州時，曾去拜望這位老師，解放後他被選為人民代表。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1953年到北京開會又來蘭州拜見這位老師，饋贈200元。他一再誇我說：“那時我就看出你是個有作為的人，我為能教你這樣的學生感到自豪。”
大留村學校，每天早上要出早操，上的課除了曆史、地理、自然之外還是“四書”、《古文諧鳳》、《幼學瓊林》、《春秋》、《左傳》、《詩經》等，以及尺牘、狀子，還要做大塊文章。要學古文，和過去一樣，背書是主要硬功夫。背書不但要背現在學的，而且要把過去學的都得背，先生說這是“溫故而知新”。
劉明齋是老秀才，他很懂八股，善於講文章章法，又通白話文。於是他專門給我們講八股文和現代文的關係，講文法。講文章的章法：起、承、轉、合、切、行，如何轉，如何接，以及文章的邏輯，前因後果。我跟劉明齋老先生學會了寫文章的章法。劉明齋還教我們寫狀子。他自己著有一本寫狀子的書，包括寫狀子的實際事例，寫狀子的格式、文體等。他教我們學他著的書，並要求我們能背過它。劉明齋是個勇於為民請命的人，當遇到官府勒索甚重，就代表當地民眾請求減免糧稅，懲罰貪官汙吏，群眾稱“告黑豆蟲”。如果縣太爺置之不理，他便向上峰寫狀子告縣長，而且據說真的被他告倒了一兩個縣長，使得繼任的縣長對這位老書生畏怯三分。當時，我不是死讀書，力求學懂，學懂後就好背了。我就學會按他的格式，用自己的語言、哲理寫狀子，受到稱讚。
在這個學校裏，先生教討論性的作文。那個時候，我鋒芒畢露，仿效俠義，在我的文章中明顯反映出來。張老師是個受打擊逃難的人，對政治敏感，采取避諱的態度。張先生很愛我的文章，他曾說：“一個那麽小的孩子，能說出那麽大的事，而且邏輯性強，條理分明，真是了不起。”解放以後在蘭州見到張先生，他還一再誇我的文章，並向我講他還保存有我的文章。劉明齋老先生對我能寫好文章，少有大誌，特別器重。有一次他當著我伯父的麵誇獎我的文章，他指著我的一篇文章說：“根據我的經驗，永生這娃的才學，若在清朝時，至少應是一個進士，可以當翰林，現在是民國時代，將來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說得我伯父更對我偏愛了。
我從10歲開始寫作文，在我家辦的學校和在大留村學校的幾年中，我寫了好多本作文，可惜大部散失。1954年我出席首屆全國人代會後，1955年返回西藏路經西安，我的侄兒革政來看我，他說在家中的老房的老鼠洞裏，無意中找到一本我當時的作文本，我高興地接過來一看，紙色發黃，邊有鼠齒痕跡，但翻裏麵的10篇作文和老師評語尚完好無損。我還真要感謝老鼠齒下留情，竟替我保存下來這份最早的文稿。茲錄幾篇作文及老師的評語於後：
中秋賞月記
熏風自拂，月自東方懸於空，圓如球，明如玻璃，蓋已至中秋時節矣。餘與諸同學作賞之樂。設桌敬月，獻美食數種。少時，獻之已畢。烹菜數盤，旋酬飲酒，講道相勸。未幾，煮美茶一壺，取食數種，相飲食，甚樂。飲食已畢，餘忽然有所感於中秋賞月之樂。夫人生於世，年紀有幾，彈指之間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年之中，佳節難逢。由此之，中秋賞月之樂，不可不樂乎！
（評語：起處甚好，感想最好。）
試述各人之誌
是日午，功課畢，餘與張生學友同坐一室，相談笑。張生問餘曰：爾誌若何也？餘對曰：餘之小誌也，好為學，孜孜不倦，學至大成之日，願盡才而教育之。又欲為偉大之人，不為庸碌之徒，不怕死，不苟生，將來與國家立功勞者，是也。雖然為亂世所遇，恐不能盡其言。張生曰：爾之誌盡善哉。
說互助之益
夫人生於世，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故一人之識，何能及乎。互助之事於是生焉。苟能互助，若一日所講之功課，彼有不明，則我助之，我有不明，則彼助之。如有不善，則相勸導之，切磋琢磨，增長知識，無有所窮。此所謂善相勸學皆建互助之益，豈不大哉。若夫不顧互助，則爾為爾，我為我，學問全無所進，有不善之事不相勸，此所謂過不規，道有兩虧，此之害偉矣哉。
（評語：通順）
說棉
季春之雨，初晴之後，餘與諸同學，乘課業之暇，作郊外之遊。但見數農人，持犁執鞭策牛翻地不已。友問餘曰：翻地何為。餘應之曰：今將種棉也。棉，有草本木本之別。始產印度，唐太宗之時，其種方入中國。今日播種，夏秋之交，葉腋之花，結實如桃，熟則綻裂三歧，其棉自見，采而軋去其子，或彈、或紡、或織布等，以供人之衣服；又能售之，所賺之利，以供費用，其利大矣哉。
（評語：詞達理明）
學貴有恒說
溫課已畢，餘與諸同學，坐凳伏幾，談論學問。有一友曰：人生於世，不可不讀書，若不讀書，則終身為蒙昧之人，是猶麵牆而立也，義禮不明，悔尤交集，此皆不讀書之過也。餘答之曰：雖然如此，貴乎有恒。若讀書之時，三日在外，一日在校，遊戲無度，荒疏功課，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故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此言無恒心之害也。苟能恒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以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若梁顥八十二成大名。由此觀之，學貴有恒之言誠不誣也。
（評語：敘情尤切）
學校與國家之關係說
友問餘曰：學校之與國家有關係否。餘應之曰：學校之與國家如唇齒之相依。故海外諸國何其強也，皆因多設學校，以教眾生，人才並出，然後建大功於國家，造幸福於社會，又能使國中之人無不知其禮義之宜，而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如此後，治國可運於掌矣。我國之人，何不積極之設學校哉。
（評語：既知人才與國家大有關係，諸生何不勉之，致國家於富強也。）
陝西最嚴重的大年饉人們習慣稱民國十八年（1929年）年饉，實際上年饉是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開始的。我記得1928年大旱，夏糧歉收，接著秋田又遭到了非常嚴重的蝗害。回想那一年的蝗蟲多得嚇人。蝗蟲來時，結成比飛機還要大的一片又一片，飛過來有響聲，多得一下子遮倒了太陽，如同日食，一下子天都變黑了。遇到渭河，蝗蟲能夠結到一起成為一條大船，漂水而過。蝗蟲真是具有“海陸空”的本領。當蝗蟲看見莊稼地，就分散在整個莊稼地裏，或幾十畝，百十畝包穀苗，隻聽得哢嚓、哢嚓，像人用鐮割一樣，不到一兩個小時，全都吃光，好好的莊稼地成了空地。農民們見蝗蟲來了，就敲鑼打鼓，用桃樹條子打，說桃條能避邪。實際不起任何作用。可達天文數字的蝗蟲，把一塊塊莊稼吃光了，又轉移到另一地方。蝗災的危害是比什麽災害都要嚴重的。
這一年，我們家麥麵饃這類飯食不見了，代替它的是秫黍麵做的黑窩窩頭。關中的秫黍當然沒有東北秫黍那麽好吃。因為是連殼一起磨的，加上缺乏蔬菜，所以吃下去，常常便秘，得用鑰匙從肛門摳。我正是這一年到距家三裏路的大留村小學上學的。如果住校，需繳三石麥的食宿費，家中繳不起，我隻好走讀。為了不遲到，天未明就起床，沏一碗鹽開水，泡個窩窩頭，胡亂填下肚。拿著饃，帶著用一塊舊布包著的課本就往學校跑。郝邢村到大留村，走大路要彎很多路，我便逢田跨田，遇牆翻牆，斜插走過去，竟然把地踏出一條路。就這樣緊趕慢趕，才算準時到了學校。中午放學，我就留在學校啃冷饃。
最難熬的是冬天了。一到冬天，那窩窩頭凍得像石頭似的，硬得很，當時一些財東的同學見了譏笑我所帶的窩窩頭，又黑又粗硬難以下咽，就給我的窩窩頭起了個名叫“打死狗”，意思是這種饃硬得可以打死一條狗。我們學校沒有水井，用水要學生輪流到村裏去擔來，寶貴得很，所以學校不供應開水。每到上午放學，大留村的同學都回家吃飯去了，我離得遠，隻得在學校裏啃這“打死狗”，喝涼水了。啃著涼饃，喝著冷水，連一點菜也沒有，吃到肚子裏凍得渾身打顫，實在難以忍受，吃著吃著就不免潸然淚下，吃著哭著。
這一年大旱，冬天特別寒冷，進了農曆十一月，天更冷了。同學們上課凍得受不了，就從家拿麥秸，搬幾塊磚頭，摞成方塊塊，在裏麵生火烤。放了學灰尚未滅，我就將帶來的窩窩頭埋在灰裏，等饃的冰消了，上麵卻沾了一層黑灰。本來就是很黑的饃，這下變成了個黑蛋。我拿起就吃，把我的嘴也染黑了，成了個黑圈圈。我吃了饃，拿碗去張子常先生家，向師娘要水喝。因為水很缺，平時學生向她要水喝，連涼水都舍不得給。這天，我眼裏含著淚，嘴圈是黑的，一手拿著碗，一手拿著半塊極黑的饃，真像是個叫花子那樣的狼狽相，感動了這位慈祥的婦女，連忙把懷抱的女孩遞給我，接過我的碗進屋倒了一碗開水給我，我喝到肚裏，一股暖流，立刻感到渾身暖和。從此以後，師娘破例供我開水喝了。
這些苦難，我當做對我的意誌和毅力的鍛煉，為我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誌打基礎。這個時候，我想起了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默念著孟子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特別想起範仲淹，因為我母親姓範，對範仲淹很崇拜。範仲淹求學時也很貧寒，一碗粥都不敢一下吃完，要把粥放涼，成了涼粉，將粥劃個十字分成四塊，每次隻吃一塊，這就是“劃粥而食”。範仲淹還把鹹菜切成節，限製每次隻吃一節。我就以這些前人的範例勉勵自己。我在想範仲淹那麽貧寒都能忍受，我怎麽不能？要成大器、立大業，這點困難就不能克服嗎？於是我立誌要以苦為樂，磨練自己的意誌和毅力。這年因為大旱，三料無收，劉明齋家經濟也困難，無力辦學，過了冬至，宣布散學，我就又失學了。
在大留村學校的同學劉養沛（以後改名劉旭初），是劉明齋的兒子，此人忠厚，敏捷稍嫌不足。當天上的課能背過，之前的課文卻忘記了。寫文章不能根據已學過的變化格式，而是生搬硬套學他父親寫狀子，沒有自己的語言、哲理，而是照抄他父親那一套。他當時是死讀書，在學校常挨打，晚上回家，父親進行輔導和補課，他仍學不會。他父親批評他的文章是謄文公。他父親當著同學的麵斥責他，有時點我的名，將我的文章作為他學習的榜樣。我和劉旭初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功課，從此建立了友誼。我曾與他結為盟兄弟，以後上海求學，一起磋商起字，我叫若庸，劉旭初叫若魯。1932年在西安中山中學一起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衛社），1937年到安吳青訓班參加革命，1951年參加了解放西藏工作，幾十年在一起，始終友情甚篤。
我還有兩位小學的同學，是我們郝邢村的弟兄二人，一個叫邢元興，一個叫邢元福。本來一個村兩個姓，一個姓邢，一個是我的家族姓郝，曆史上兩個家族有仇。那還是清朝時代，我大伯郝隆光和邢家的大伯一同去三原考秀才，我大伯本來考得成績好，因為耿直，不給考場師爺、衙役們勒索的錢而被除名。姓邢的大伯考得成績不好，卻行了賄賂而得中秀才。過陰曆年時，竟以盛氣淩人的態度給我大伯父送來一副欺負人的對聯。我們家曆來習武，我大伯父一看生了氣，把對聯撕了，組織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到他家，把秀才拉出來打了一頓。他們家也組織人與我們家械鬥，結果又把他們打敗。民國以後，我大伯到了胡笠僧部隊，當了官，有了武器，他們害怕，沒有繼續鬧，我們這邊也收斂了，沒有找麻煩。但是兩家的仇結得很深，到了我們這一輩，大人都不許與他家來往。但邢元興、邢元福和我在一個學校，我們在一起複習功課，我對《書經》理解較差，而邢元興卻對《書經》背得熟，理解得深，我曾向他求教，例如就曾問過“啟迪、迪化”這兩個詞，他給我做了講解，我漸漸與邢元興偷偷要好起來，他又把邢元福引來與我做了朋友。
1929年陝西最大的年饉來了，久旱不雨，加上蔣馮混戰，而統治陝西的正是馮玉祥部下宋哲元，其對陝西人民橫征暴斂，無所不用其極。據曆史資料，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和土豪劣紳、投機商人從中漁利，使小麥價由原來的0.3元暴漲到5元；許多地方用一鬥麥，甚至不到一鬥麥就可換地一畝。全省人口為940多萬，災民共535萬多人，其中關中災民就有314萬多人。這一年全省因災死亡250多萬人。真是“赤地千裏，寸苗不生”。我的家庭除了天災造成的顆粒不收外，由於我父親在楊虎城部下同馮玉祥作戰，所以宋哲元部就特別對我家加以迫害，經常派部隊到家搜糧草，使我家本來可以糊口度日的生活瀕於破產，全家老小在死亡線上掙紮。
這時，我們郝邢村外的大道上，每天都可以看見道旁有餓死的人。有的人手拄木棍，蹣跚地走著，走著走著跌倒在地就斷了氣。這時的人和人之間，已經沒有什麽惻隱之心和憐憫之心了。這一件一件觸目驚心的悲慘情景，耳聞目睹，不可勝數。櫟陽鎮上開了一個舍飯場，向災民放舍飯，規定每日一家隻能輪流放三次舍飯。祖母躺在炕上，把我叫到炕邊，顫抖的手遞給我一個飯碗，叫我到櫟陽鎮去討舍飯。母親拉著我用幾乎不大聽得見的聲告訴我說：“得了舍飯，吃一半，留給弟弟一半……”我懷著感激的心情，拿著碗掙紮著跑到櫟陽舍飯場，那裏災民已排了長隊，還看見從四麵八方向這裏走著的人們。我站了半天隊，腿都站軟了，好不容易輪上，討了一碗麥麩粥，擠出人群，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當要喝第二口的時候，猛地被旁邊的饑民給碗裏撒了一把牛糞，我看著撒有一層牛糞的粥，當我猶豫地在想要還是不要的時候，另一個饑民已經從我手中把碗奪去了。投牛糞的那個人跟上去，兩個饑民在爭奪那一碗牛糞麥麩粥。爭來爭去，結果碗掉在地上打碎了，牛糞麥麩粥倒到塘土（天旱不雨，道路和場上變成了約一尺深的粉麵般的土，關中人稱之曰塘土）裏，牛糞麥麩粥頓時變成了泥糊糊。旁邊站的人這時也上來，一群人趴到地上，誰也不說一句話，伸手抓這牛糞塘土粥，搶到手的人，絲毫不假思索地送進嘴裏。頓時一群幹癟的嘴成了濕潤的泥巴嘴。我從一旁看著，想著，沒有哭，也沒有罵。片刻，我又掙紮著一步一步蹣跚地走回家裏。祖母、母親看見我空著手，沒有討回舍飯也沒有拿碗，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誰都沒有問個究竟，可是我見了親人，忍不住大哭起來了。我哭，不是因為施舍給我的麥麩粥被人搶去，不是我的碗被打碎，也不是因為饑民搶奪使我受驚，而是因為我的心靈受到突然撞擊而產生深痛。多少年之後，我仍不會忘記那可怕的年饉，不會忘記搶我舍飯的那些饑民的臉，我從未見過那樣難看的臉，那些臉呆呆的沒有任何表情，幹癟的嘴上留著一圈牛糞塘土粥的痕跡。
年饉人們都餓著肚子，日子難熬，太陽掛在天上走得那麽慢。為了度饑荒，母親已經讓把她的銀盒（銀首飾）賣了換了吃的。一天，母親偷偷給我兩角錢的銅元，讓我到櫟陽鎮買饃吃。我剛買了一角鍋盔，來了兩個小孩，一把把鍋盔奪過去就跑。我去攆，眼看抓住了，隻見拿饃的小孩，把饃塞到稀牛屎裏。與舍飯場所遇情景相同，一群小孩你爭我奪把帶著牛屎的鍋盔分吃了。母親私房積蓄也花光了還是挨餓，餓得實在無法就得出去討飯。像我們這樣在當地有名氣的大家子弟，怎麽好意思去討飯呢？一天，實在餓得難以忍受，我就出去討飯了。我跑到村南邊數裏一個山東客住的叫獨莊的討過一次飯，給我的刺激特別大。有一家人，他家的老人，我稱劉二伯和二大娘。這兩位老人為人很善良，見我出來討飯，就讓到家裏，二大娘去廚房端出一碗剛蒸的青稞麵菜疙瘩遞給我，這青稞是他家從南山裏討下的。我好久未吃過幹糧了，聞著噴香，忙接過菜疙瘩，剛吃了幾口，他們的兒子劉三出來了。劉三曾給我家當長工，看見我說：“你這個財東娃，怎麽還跑到我們窮漢家來要飯，不害羞！”我一聽這帶譏諷的話，臉一下子紅了，把這有大半碗菜疙瘩的碗一摔，不顧坑坑坎坎，一口氣跑回家。我恨狠心的伯父，家裏有糧不讓動，眼看著全家老少餓成這個樣子，他手中有錢，不去買糧卻置地。於是我發誓：就是餓死也絕不再出去討飯！
我家門前有塊幾畝大的棗園，種著不同品種的棗。往年，棗熟之時，要在棗園裏搭一草庵，並派專人日夜看守，以防有人偷棗。民間諺語雲：“棗子塞鼻子，種穀種糜子。”就是說棗子長到可塞鼻孔的時候，正是種穀和糜子之日。年饉這一年，棗子剛長到能塞鼻子的時候，距離成熟尚早，村子裏挨餓的大人、小孩就來打棗子。一下子棗園裏擠滿了人，打的打，拾的拾，阻攔不住。伯父索性不管，也算是饑饉的年月做的一點好事吧。就這樣棗子未成熟就被打光或生吃或蒸著吃了。剩下一棵最高的老棗樹，在頂端還有幾顆棗子，因為竿子夠不著，石頭打不著，成為僅存的碩果，仍在樹上掛著，到秋季這幾個棗子已經紅了。因為摘這幾個棗子竟鬧出了人命。
在我們郝邢村的西南方約五六裏，有個村子叫溝白村，有姓白的兄弟倆來我們村看他們的舅父郝如茂，大的叫白鹿，小的叫白狗。聽人說，他們的祖父白玉道，是清朝時陝西有名的大翰林，當過布政司，是位很廉潔的官，受人尊敬，他死時神道碑就排了好幾裏。因為年饉，他的後代挨餓，就將墓揭了，把墓中的珠寶和神道碑賣了。白鹿與我同庚，是那次20多個學校講演比賽的夥伴，又因他舅父與我同村，他來我村時常找我，結為好友。他兄弟倆挨餓，就來投奔舅家，被舅父趕出門外。兄弟倆哭著走著，正好在棗園碰上我，向我討吃的，忽然看見那棵最高棗樹上掛著棗子。白狗靈巧，善爬樹，白鹿助他爬上了這棵棗樹，爬到樹頂，高興得把住一樹枝，像猴一樣倒掛在樹上。他摘了兩個棗，放在嘴裏吃了，然後給他哥扔了兩個，又給我扔了兩個，我倆都拾起吃了，下邊摘完，又去摘最高最紅最大的幾個棗，摘後揣在衣兜裏。白鹿看見了，仰頭大聲嗬責他，說他不應該揣起來，要他把棗扔下來，他就又扔了幾個。白鹿不滿足，說兜裏還有，白狗說確實沒有了。白鹿叫他下來搜衣兜。這時確實隻剩一個棗了，白狗下到最低的樹杈，白鹿抓住白狗向下拉，逼得白狗將那個棗含在嘴裏。下來後，白鹿掐住白狗的脖子，還叫白狗把棗吐出來。起初白狗還“啊，啊……”地掙紮，最後不出聲了，人被掐死了，棗還在喉裏。做哥哥的這才從饑餓的瘋狂中清醒過來，哇的一聲趴在弟弟的屍體上大哭起來了。我看到此景也嚇哭了。趕快到白鹿的舅父郝如茂家報告。郝如茂反咬一口：“白狗死在你的棗園，是你害死了我外甥。”他不肯收屍，以給我栽贓。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太大，由於年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那麽異常，哥哥掐死弟弟，舅父不認外甥，並借機嫁禍於人。饑餓怎麽把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我們家族中有個我叫八叔的，他的女兒名叫惠姐。沒有分家時是一家人，這位賢惠的姐姐與我已故的親姐同庚。在我年幼時，她最疼愛我。她已出嫁，因婆家貧寒，生活難以維持，就回到娘家。適逢年饉，我八叔人口多，已把田地賣光，仍不能養活全家，就賣兒女，把惠姐賣到南山，南山就是商洛地區。陝西的氣候，關中與商洛常常是相反的，關中遭到旱災無收，商洛倒會是好收成，所以民諺說：“旱了秦川，富了南山。”八叔為了全家活命，忍痛把女兒惠姐賣到遠離家鄉的南山。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要上地幹活，看見八叔、八媽、惠姐一行走來。惠姐看見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抽泣著說：“永娃子，快去給伯說一聲，不要把我賣到南山去呀！”她知道伯父手中有糧有錢，是讓我向伯父講，伸手救救她，說後放聲大哭。我說：“等等，等等，我回去給咱伯說，你不能去南山！”我跑回家見了伯父，向伯父說了。真是個心狠的伯父，聽後把我大罵了一頓後，冷冰冰地說：“這個時候誰還能顧誰嗎？”並叫我把門關了，不要去管。我又去央求母親，母親聽到惠姐被賣，淒然泣下，但她不當家，僅有的首飾已變賣了。母親說：“惠姐也真是太可憐了。”說著從頭上卸下銀簪子交給我，讓我快給惠姐送去。我出門一看，伯父站在城門口，八叔、惠姐已走了，我跑步趕了一陣子才趕上他們，把銀簪子交給了惠姐，二人相抱痛哭一場。我恨這心狠的伯父，本是一家人，一分家連親人都不認了。惠姐一路涕泣向南山走去，我站在那裏望著，一直到看不見了，才懶洋洋地回家了。
饑餓一天更甚一天地逼迫著我，櫟陽華洋義賬會開的舍飯關了門。祖母、母親餓得枯瘦如柴，二哥跑去找父親。而作為家長的伯父，仍實行他那套不顧家人饑餓，把積攢的錢以廉價買了100多畝地。親戚朋友比我們更苦，誰也顧不上誰，誰也不幫誰。一幕幕悲慘情景在我眼前出現，我的腦海泛出許多問題。人性究竟是什麽？孟子和荀子，兩位老夫子誰是對的？我真想效法屈原，也要寫一篇新的《天問》，向蒼天叩問許多新問題。荒年裏我遇到的一切，使我這已撕破的心，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裂痕。饑餓驅使人爭著吞噬牛糞，饑餓使親弟兄為爭一顆棗而掐死人，饑餓使人賣兒鬻女，也可使人視親人為路人……惻隱之心何在，仁義孝悌何存？我失去了平靜，也失去了精神平衡，這許多問題在我的腦海不斷地盤旋著。
官逼民反。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府反正以來的陝西人民，受盡軍閥的殘酷統治，苛捐雜稅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被迫驅走一個個軍閥，可是驅走一個舊軍閥，又來一個新軍閥，驅走劉鎮華，來了馮玉祥。1927年，繼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馮玉祥跟隨蔣介石叛變革命，他的部下宋哲元成為新軍閥統治陝西，變本加厲地實行白色恐怖，鎮壓革命，鎮壓人民，加上1928年陝西遭受大旱無收，逼得人民走投無路。於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渭華起義之後，先後爆發了旬邑、禮泉、三原、澄城等縣農民起義，提出“抗捐抗糧”、“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以及“打倒馮玉祥，三年不納糧”等口號。各地抗捐抗糧的鬥爭此起彼伏。在櫟陽，我的堂兄郝兢生組織一批人，起來造反，當了“土匪”，當時把他們這夥人稱“刀客”。
郝兢生是我大伯父郝隆光的二兒子，在我們這一輩排行為二，我叫他二哥。他隨父親從武，早年在國民軍裏當了團長。到了年饉時他從部隊回家閑住，就組織了一批人劫富濟貧，與官府和軍閥作對。開始他們隻有幾支短槍，大部分人手持大刀、長矛。一天，馮玉祥部隊路過櫟陽，正在新寺打尖（即行進中途休息吃點東西），郝兢生組織他們這幫人衝了上去，把打尖部隊的槍、子彈奪了，成了一股臨潼官府聞之喪膽的“土匪”。記得就在餓死人的年饉，臨潼縣長不顧百姓的死活，派了差官下鄉催糧。這些差官仗勢欺人，橫行霸道，他們挨家挨戶隻要搜出糧食就裝走，把我家的五鬥麥子搶走了，還要打罵，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二哥郝兢生一夥就決定除掉這些胡作非為的差官。過了幾天他們又來要捐稅了，我二哥一夥就把差官殺了，把屍首掛在大槐樹上，老百姓看見高興，說差官“上了斷頭台”。臨潼縣聞訊派部隊剿了幾回，剿不下去。從此以後，縣上差官再不敢到渭北櫟陽地區來。堂兄他們常常變換衣服在櫟陽一帶出沒。有一天，我和八弟去地裏采野菜，看見我二哥頭戴大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對襟褂子，腰上別著槍，匆匆忙忙走來。他到我跟前，啥話沒說，掏出一個鍋盔，掰成兩半，一半給我，一半給八弟。給我鍋盔時，悄悄說後邊有人追他，說罷就走了。那鍋盔是白麵的，我已好長時間未吃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祖母，祖母聽了，悄悄告訴我說堂兄當了“土匪”。這時，我的腦子裏也產生過上山為王當“土匪”的念頭。
我上初小和高小，就已經陸續看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類小說，也聽到人們說“土匪”，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土匪”並不是什麽壞人。他們反對貪官汙吏，反對賣國賊，也反對叛變革命的新軍閥，可以把如狼似虎的差官送上“斷頭台”，這不正是《水滸傳》中所說的綠林好漢嗎？何況這裏麵竟還有我二哥！從此，我不但不怕土匪，反而羨慕起土匪了。就在這年的冬天下雪之後，在《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和綠林英雄豪傑都是在貧困中起來的思想誘導下，我背著伯父和家人，與大留村劉旭初和邢村的邢元興、邢元福，約定在邢元興家歃血結盟。這天晚上有月亮，但地上鋪著厚厚的雪，我穿著棉鞋踏著雪來到邢元興家。我、劉旭初、邢元興、邢元福一起商量，大家推我寫結盟的誓言。我說今天夜裏有月光，我們結盟，就命為“月夜踏雪，訪友結盟”，大家都說好。接著我又說，三國有個桃園三結義，美名流傳至今，我們打破三國的三結義，搞個“四結義”。大家都讚成，報了生辰，我為大哥，劉旭初為二哥，邢元興為老三，邢元福為老四。接著由我起草結盟誓言。到了這天晚上星星出全時，我們四人在邢家結盟了。邢氏兄弟的母親是位深明大義之人，對我們結拜十分讚成，立刻為我們宰了一隻雄雞。我們將雞血滴在酒裏，一齊喝下去，開始舉行結盟儀式。雖然我們是十幾歲的少年，但對結盟卻是非常嚴肅的。我們各上了一炷香，磕了頭，模仿著桃園三結義，在香煙繚繞中，一齊跪在那裏，各自報了姓名、生辰，一起念誓言：不願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月死……誓以此生，共同打倒列強，打倒貪官汙吏，劫富濟貧，拯華夏於國難，救萬民於水火！……舉行過儀式，四人密謀，要上北山去。關中人把陝北叫北山，那時雖不知道劉誌丹就是共產黨，但已知道北山鬧江山，打土豪劣紳。我們上北山，自己占山為王，也去闖江山。於是我們約好跑的時間，但幾次被家人發現未能走成。最後一次，我拿父親用的一把匕首，劉旭初拿了個矛頭，邢氏兩兄弟各拿砍刀，這就是武器。我穿了關中人叫“遏冷袋”（即沒有大襟的棉衣，有大襟的叫棉袍，沒有大襟的叫遏冷袋），沒有棉褲，穿了雙破棉鞋，他們三人也隻是穿著隨身衣服，就這樣四個十多歲的孩子就要到陝北去“拉杆子”闖江山。我們偷跑了，走了十幾裏，到了我姑媽的村子。姑媽看見我們四個孩子行動蹊蹺，疑竇頓生。小孩家怎能經得住三盤兩問，露出了餡兒來，結果被“押解”回家。伯父嚴厲訓誡一番，並把我交給祖母日夜監護，從此不得擅自離開家門了。
我的出走，把家裏人駭壞了。見我回來，祖母死命地拉著我不丟，媽媽在旁痛苦抽泣，伯父在旁拚命抽著水煙。從此，我們家的麩皮野菜湯中的麩皮增加了一些，瀕於死亡線上的生命保住了。
年饉時，我家的長工已辭退了，隻留下兩位表兄，一個叫惠永祿，一個叫蘇凱，我失學在家，伯父將我按長工對待了。每天吃兩頓麥糝野菜湯，我伯父在雞叫二遍時，就把我們叫起來，到地裏去打胡基。或者把地裏的秫黍根挖出來，把根上的土打掉。到吃早飯時，我和表兄將秫黍根裝在籠裏抬回去作柴燒。本來我家燒煤，因年饉，煤已買不起了。幹到吃飯時，我已餓得腰都直不起來，我和表兄抬著秫黍根，我讓表兄走前邊我在後，把書放在擔子上，邊走邊看。伯父看見了，很生氣，嫌我懶，打我，罵我是懶龍。家裏人也說我，你隻知道念書，念書能當飯吃嗎？我不管他們說，一有空，就到我家的藏書房去看書。這個時候，家裏人厭惡我，我在家裏的地位變了。
我伯父強迫我們在田裏敲打那已經幹透了的土塊，不但我這個少年不理解，家裏人不理解，就是當地有經驗的農民，看見我們這些餓得皮包骨頭的麵黃肌瘦人，有氣無力地打這毫無效果的土塊，也都覺得十分奇怪可笑。我伯父不聽大家勸告，仍然堅持叫繼續幹下去。他不給我們講為什麽要這樣幹，隻是一再強調說：“工沒有白費的，以後你就會知道的。”我家的口糧已不多了，卻有三石麥種子，伯父下了死令，就是把人餓死，也不能動一粒種子。以後，我父親兌來200塊現元，也不讓動，用錢買了100多畝地。到了秋天，天還未下雨，他狠心把三石（約1000斤）小麥種子，播種在完全幹透的土裏，8月直到10月前後，麥子還是原封未動地躺在土裏。我們都埋怨他，他反而說，這是他將來要發家致富的起點。到了11月以後連下幾場大雪，這是曆史上沒有過的大雪。在大雪覆蓋的田地，經消雪的浸潤滲入地裏，開春了，麥種竟出了黃嫩芽。
1930年，這年春天雪消融了，也開始下雨了。但饑荒的程度則達到了最嚴重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每天主要依賴槐花和蔓菁充饑，勉強度過了春荒。到了夏初，原來幹種的25畝大麥，一下子豐收了，大約收了60多石。我們殘忍的伯父，露出了笑臉，變得“善良仁慈”起來了，不但讓我們放開肚子吃飽，而且還把這些作為青黃不接救命的大麥，廣泛地借給鄉裏親朋友鄰，說不要什麽報酬，隻是要小麥收後，借一鬥大麥還一鬥小麥。這實際上是把幾十石價低的大麥換成價高的小麥。那時我也認為這是一件仁慈的好事，是合情合理的。接著又豐收了100多石的小麥，伯父利用小麥的高價，還清了向高陵商號的借債，又買了牲口，雇了長工，開辦了油坊、粉坊，我伯父夢寐以求的土財東又恢複起來了。
我伯父這個人有自己一套理論，房屋是浮財，土地是根本。房拆了可蓋新的，而把地賣了就是挖了根。他說：“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有用適用足。”所以當我家生活很困難的時候，他決定把後樓拆掉，把木料劈成木柴，拉到60裏外的三原去賣。年饉木料無人要，一根椽子才賣到5角錢。而一根椽劈成木柴則能賣到1.5元。伯父讓我表兄蘇凱拴一套牛車裝上柴，祖母和母親讓我跟車去三原賣柴。吩咐到三原不要住店，晚上趕回來。我和表兄趕車到三原後，把木柴卸下。因為在家隻喝麥糝野菜湯，到三原60裏路，肚子早已餓得咕咕響，就先向店裏借錢買吃的。我們放開肚子，像鍋蓋那樣的大鍋盔，我就吃了一個，表兄吃了兩個，我們不敢吃麵條，隻向飯館要碗麵湯喝。我們把柴賣了，共得15元現洋，趕快向回趕，走到距離我家約20裏的地方，遇上了“土匪”，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1928年和1929年，是曆史上罕見的大旱，三料無收，寸草不生，由櫟陽到高陵15裏路上原有好多村莊，現在一家人也沒有了，隻見村子的房屋變成斷垣缺壁，破爛不堪。由櫟陽至三原60裏，除了山東客住的村子還有幾家人外，大部村莊也無人了。這時“土匪”遍野，攔路搶劫。我和表兄賣完柴從三原趕著牛車返回，走不多遠天就黑了，我和表兄坐在車上，牛拉著車摸著黑地走著，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牛車走到距離我家約20裏的地方，已經夜深了，突然竄出兩人，一個手拿折腰槍，另一個拿個布包的家夥，雖然個子很高，但也餓得皮包骨頭。他們攔住我們的車要“買路錢”。我表哥蘇凱住在我家多年，有些武功。他就下車對來人說：“我們到三原賣柴，這是一家十幾口人的活命錢，怎能給你。”我在車上趴著未動，因為這時我已結盟想當“土匪”，也有點膽量，遇上“土匪”不覺害怕。我說：“咱們是一步鄰近的，你們有困難，可以拿一點，給我們留點，不能把我們趕到絕路斬盡殺絕吧？”我這樣說後，他們把我看了一下，問我是哪兒人？我回答是郝邢村姓郝，我一說郝邢村的郝家，是因為二哥郝兢生名氣還是什麽，他們不要了，說聲好，好，你們走吧！我說給他兩塊大洋，他收下，放我們走了。回到家已經半夜了，祖母、伯父、母親等在家等我們。他們誇獎我機智，隻失兩元、保住了13元。1930年秋，在我去上海之前的一天，表兄早上起來開城門，倒進了一個麥裝子，把表兄嚇了一跳。我們都趕來看，打開裝子裏麵有一字條：“某年某月某日借洋2元，今還麥五鬥，收……”我們想起賣柴被劫之事，劫路的哪裏是土匪，而是特大的年饉被逼無奈的饑民。拆房賣柴得了些錢，家裏吃的麥糝子粥比以前稍微稠些了。
前麵敘述了沒有當成土匪，卻在年饉的一個偶然的機緣裏，我當了道士的徒弟。給道士當徒弟，倒不是去當小道士，而是拜一位名醫為師學中醫。這一機緣雖是個偶然，但我學中醫卻不是偶然的。
從學童時期起，我就非常敬佩宋朝的範仲淹，因我母親姓範，這又使我對這姓範的曆史名人更增加了一層親切之感。對範仲淹，我敬佩有三：其一，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二，他刻苦勤學，劃粥而食，一次隻吃四分之一粥，隻吃一節鹹菜。其三，他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向他學習，以他為榜樣，也要學中醫。1926年，軍閥劉鎮華的鎮嵩軍圍困西安，我們全家避居耀縣。耀縣南郊有個藥王山，山上有藥王廟，供奉的就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醫學家和中藥學家孫思邈。我母親掛念在西安守城的父親，要我們到藥王廟給藥王磕頭、求簽，保佑父親平安。藥王山上有許多石碑，記載了孫思邈的著作和民間驗方。這時我已讀過古文，能讀懂碑文，我趁失學，挖菜、拾柴和隨大人來藥王山之機，就看碑文，記藥方，憑著記憶力，記了很多藥方。以後我們回櫟陽，家裏人或親友有個小病，我就開個藥王山石碑上的方子，他們吃藥後果然有效。他們這時忘了過去說我奸說我懶了，還嘖嘖稱讚：“永娃的鬼門道真多，真是胡蘿卜調辣子，吃出看不出！”過去說我懶也罷，現在稱讚我也罷，我倒不大在乎。重要的是，學了些驗方還靈驗，能把病治好，這使我信心倍增，學醫有了興趣。30多年以後，在那曲折的年代和艱險的環境，我進一步鑽研起中醫理論，並且也實現“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誌願，正式門診給人看病了。應該說，我的學醫是在12歲時上藥王山讀碑文開始的。
大災之後，必有瘟疫。1928年1929年，天遭罕見大旱，死人甚多，環境衛生很糟，活著的人也餓得幹瘦如柴，抗病能力大大下降，傳染病霍亂流行。當時按霍亂外文譯音叫“虎列拉”。老百姓說，這種病傳染得快，上吐下瀉，得病死得快，常有一家人死絕，一個村子死得無人抬屍，就如老虎下山拉人一樣，所以才有這個嚇人的名字“虎列拉”。霍亂流行時，人人自危，父母妻子不能相顧，無人收屍，被豺狼成群所吃，淒慘得很，也嚇人得很。這麽嚴重的瘟疫，唯獨我們住的這個城堡內沒有傳染上。我們家那時不知是從書上還是從哪裏傳來一種辦法：在城門上用石灰寫上“耕讀傳家”幾個大字，並在每家大門上用石灰寫上“薑太公在此，萬無禁忌”，畫上神符，然後把石灰從門道上直撒到拱道、院內，到裕德堂。當時說這可起“避邪”作用。“避邪”也對，這“邪”就是“霍亂弧菌”，石灰起了消毒的作用。後來我一查藥王山的碑文，孫思邈的《千金方》上麵就有此方。
正當霍亂大肆流行的時候，有一天，一位遊方道人來到我們村，他身軀修偉，銀須飄然，麵目慈善，目光炯炯，身著道袍，手持道鏟，背一個褡褳。褡褳內裝著化緣的食品和兩部醫書，一部是《甲乙經》，也就是《黃帝內經》的第四部分，專講針灸穴位的；另一部是清朝乾隆皇帝禦批由太醫院修纂的《醫宗金鑒》，主要內容是對《傷寒論》的實踐總結，在中醫學中也是很有價值的名著。這位道人打扮的人實際上是位名中醫，來自山東，醫術精湛，特別擅長針灸。正當瘟疫流行之際，他沿途行醫來到櫟陽。他來我村找地方借宿，我伯父讓他住在原先我上私塾的書房裏。他住在我們家，不吃我們家的飯，隻吃他所帶的幹糧。我猜想，這可能是他不願叨擾主人，或者是他在病區防止傳染講究衛生之道吧。書房有一麵炕，他就睡在那裏。伯父吩咐讓我伺候他。這時正是我上山為“匪”之誌未能如願，寂寞無聊時，家裏來的這位頗有點神秘意味的道人是一位名醫，使我極為興奮。在年饉失學之時，送上門的老師，我要拜他為師，向他學習夢寐以求的中醫學。向這位名醫學醫是從給他背褡褳開始。每日早晨早早起來，洗漱畢，吃點幹糧，然後出門行醫，我給背著褡褳同行，我親眼目睹了他治霍亂的奇特辦法：
首先要給病人放血。隻見他用一根三棱針紮腿放血，放的血都是黑色的，然後改用很細的銀針紮病人十個指頭。就地挖一個一尺多深人可以躺下去的坑，挖好的坑裏撒一層食鹽，用水桶從井裏打水，不讓桶底觸地麵，人用手接住桶底，把這種名叫清挎涼水倒進坑裏。連倒三四桶清挎涼水，用棍子攪拌水，直到攪得起了白泡沫時，把病人放到水裏泡。因為霍亂上吐下瀉，很快使人脫水，用鹽水一泡，病人就不吐，不渴了。讓病人在鹽水裏躺半個小時，人就可以起來了。然後他就叮囑病人，如果口幹想喝水，就喝鹽開水。常常病人來時，是用門板抬來的，經過紮針鹽水泡，半個小時後，病人自己就可站起來向先生道謝，走著回去。他治了許多霍亂病人，都痊愈了。這樣嚴重的傳染病，沒有什麽特殊藥，沒有什麽西醫的現代方法，能有如此特效。20世紀40年代我在延安時，寫一篇短文，介紹這種治霍亂的方法，被當時的《解放日報》刊登了。那時邊區缺醫少藥，據說有的群眾試用，確實有效。
我親眼看到這位名醫治病有如此奇效，從內心對他敬佩，也產生了如饑似渴地向他求醫的念頭。他外出不論走多遠治病，我都背褡褳跟著不辭勞苦。晚上回來，我從油甕裏挖些油羹子，加上一根棉線放在燈碗裏，端到書房裏給這位醫生點燈。燈點後，他就正襟危坐，讀他帶的醫書。這位道士打扮的醫生，白天外出治病，晚上回來還要看《醫宗金鑒》，孜孜不倦。我不好打攪他，直接向他提出：“教我醫學吧！”我坐在他旁邊，《醫宗金鑒》線裝本有四冊，他打開看第四冊，別的放在一旁。我就抽出第一冊，從頭開始讀，這時我的四書五經以及其他古文都已背熟，這樣的古文根底，對《醫宗金鑒》不僅字能認得，可以讀下去，而且基本上可以理解書的內容，讀著讀著，我的思想很集中，讀出了聲。
這位先生停止看書，抬起頭看著我讀《醫宗金鑒》，就問：“你幾歲了？”
“14歲了。”我回答說。
“這部書你也能看懂？”先生以懷疑的目光望著我。
“能看懂。”我點點頭說。
他很詫異。從我手中要過去這第一冊，翻到前麵的乾隆皇帝“禦批”指著說：“你從頭念一遍。”
我接過書念一段停下。我念時他閉著眼仔細地聽，我停下，他睜開眼說：“往下念。”
我又念了一段，他說：“再往下念。”
我把禦批全部念完了。
他很和藹地問道：“意思能懂嗎？”
我點頭說懂得。
他說：“你講講看。”
我講了這篇禦批，我還向他說我在藥王山讀了孫思邈的碑文和記了許多驗方，我又給他背了一段碑文。
他站起來，看了我好一會，用手撫著我的頭頂，稱讚說：“你小小年紀，卻這麽聰明啊！以前有些秀才還讀不懂這本書哩！”
接著，他背了雙手，在書房內緩緩踱著步子，良久，停留在窗前，一手捋著胡須，凝視著窗外淒寂的夜空，又回過頭來，問道：“你願意學中醫？”道人打扮的醫生那慈祥而莊嚴的神情感染著我，我忘了答話，隻是靜靜地頻頻點頭。
老人微笑，說：“好，我教你！”
從這一天起，我學醫終於有了老師了。從此以後，每天外出行醫晚上回來，道人醫生除了自己看醫書從不間斷外，就開始給我講《醫宗金鑒》。給我講脈理和診脈方法，還教我一些湯頭，他把湯頭編成歌訣讓我背誦。當然對中醫古籍上的東西，有不少是我當時不能學懂的，他就耐心地給我講解，深入淺出，直到我學懂。現在回憶我跟這位道人醫生學醫，別的內容經過自己揣摩和他反複講解，是比較好懂的，隻有陰陽五行之類，按我的年齡、農村的環境和那時所能達到的科學知識水平，還是不大懂的。
鄉下就寢較早，偌大的一個院落入夜之後，常常隻剩下書房一隅還有燈光。遭災之年，農村凋敝，人煙寥落。夜靜時，橫空寂寥，一燈如豆，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嗚咽似的犬吠。此情此景，若在多愁善感的人看來頗為悲涼。不過，書房內一老一少，各自浸透於醫書，雖不致超然物外，倒也能專心致誌，忘卻一切。這位道人醫生仍不吃我家的飯，也不喝我家的茶。他自己帶有茶葉，用小爐子自己烹茶。讀倦了，他飲一杯，有時給我斟一杯，師徒二人就著張已經破舊的小桌，對飲小憩。他說書，深入淺出，明了易解，而又聯係實際，秉諸家之所長，加上他行醫之經驗，兼及各類病例，使我這個十幾歲的少年聽起來興致盎然，如同隨他遍曆遠在千裏外病家的疾苦，又遨遊於古代世界，親聆上下幾千年間名醫的教誨。聽他講醫，我越聽越不疲倦，而且浮想聯翩。他本來魁偉，萬籟俱寂之中，身軀照映在窗框上，越發顯得高大，被飄忽的燈焰帶動著，那影子栩栩如生。我凝視著他，不禁想著：古時候藥王孫思邈就是這個樣子吧！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等曆代傑出醫學家俱往矣，而這位道人活著，醫學活著，一代一代相傳，生存於民間，又造福於民間。此時此刻，我的耳邊仿佛又響起範仲淹的名言，“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立誌像範仲淹那樣以天下為己任，如果不能如願我必須當一名醫生，濟世救人。
1927年放暑假後，下半年開學不久，由於鬧分家，沒有人給教員管飯了，甚至連教員的點燈油也無人供給了。教員實在無法教下去，隻得中途散了學，我失學了，伯父就叫我在家裏幹農活。在我們那裏的農村，小孩五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收麥時拾麥穗，打場時幫著拉推耙，平時去割草等。伯父就叫我學農活，我一心撲在讀書上，學農活隻是個形式而已。我們那裏是產棉區，棉花與白豆（即大豆）間種，一趟棉花，一趟白豆。為了防止棉花猛長，要掐掉棉花的頂，我們那裏稱打棉花尖，還得把亂長的棉花條子折去，叫捋褲腿。這些活就分給我們孩子們幹，甚至要雇小孩幫著幹。我到地裏口袋裝著書，這時我已能讀小說了，就裝上《桃花扇》、《東周列國》之類，到了地裏幹了一會兒，我就藏在豆架下邊看書，看著看著，我在豆架下邊睡著了。臨吃上午飯時，他們喊我才爬起來。這時我讀的還有一部書《齊民要術》，這是我伯父常看的有關農業知識的書。我從這部書中學到了許多農業知識。我在地裏不好好勞動的情況，有人向我的伯父告了狀。一天，伯父就到地裏來檢查，果然發現我在白豆架底下讀書，伯父發現我不是偷懶，而是好學，沒有責備。
我們家經過一年多的爭吵，終於在1928年解體分居了。分居後，我們家搬到村外的油坊裏住下。我伯父的爭勝心極強，他除了忍痛把地產作抵押，在高陵縣“世順魁”字號以三分高利借了幾百元，買了牲口，雇了長工，又把油坊開了起來。在家境極其困難的時刻，他發現我好學，認為我將來必能成才，就繼續供我上學。從借的錢中抽出5元，炒了幾樣菜，準備兩壺酒，把錢用紅紙封了，領著我到距離我家三裏的大留村，去拜劉明齋老先生，要求送我到大留村小學上學，劉明齋滿口答應了。於是，我就上了大留村高級學校。
這所學校是劉明齋創辦的，他是學校的董事長，兼著給學生講課改作業。劉明齋留著胡須，長袍馬褂，拄文明棍，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位著名紳士，在當地很有名氣。他是清朝時代的老秀才，民國時擔任過三原縣第一任縣長，以後曾在國民二軍裏當過參議、參事，也曾在楊虎城部隊任職，還到過漢中，全國解放後任陝西省檢察委員會副主任。
教我們的老師叫張子常，當時不到30歲，甘肅蘭州人，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濃眉，高個子，一件藍布長衫不離身，同學們私下呼他為“衫子客”。張子常懂武術，早年參加革命，是共產黨人。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鎮壓革命後，他逃到櫟陽藏起來，從此脫離革命。他到櫟陽，在櫟陽鎮當文書，劉明齋發現他很有學問，就把他請到大留村學校任教。他在櫟陽教書數年後，就回到甘肅蘭州市，在蘭州小學當校長，一直到1949年蘭州解放。我來到蘭州時，曾去拜望這位老師，解放後他被選為人民代表。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1953年到北京開會又來蘭州拜見這位老師，饋贈200元。他一再誇我說：“那時我就看出你是個有作為的人，我為能教你這樣的學生感到自豪。”
大留村學校，每天早上要出早操，上的課除了曆史、地理、自然之外還是“四書”、《古文諧鳳》、《幼學瓊林》、《春秋》、《左傳》、《詩經》等，以及尺牘、狀子，還要做大塊文章。要學古文，和過去一樣，背書是主要硬功夫。背書不但要背現在學的，而且要把過去學的都得背，先生說這是“溫故而知新”。
劉明齋是老秀才，他很懂八股，善於講文章章法，又通白話文。於是他專門給我們講八股文和現代文的關係，講文法。講文章的章法：起、承、轉、合、切、行，如何轉，如何接，以及文章的邏輯，前因後果。我跟劉明齋老先生學會了寫文章的章法。劉明齋還教我們寫狀子。他自己著有一本寫狀子的書，包括寫狀子的實際事例，寫狀子的格式、文體等。他教我們學他著的書，並要求我們能背過它。劉明齋是個勇於為民請命的人，當遇到官府勒索甚重，就代表當地民眾請求減免糧稅，懲罰貪官汙吏，群眾稱“告黑豆蟲”。如果縣太爺置之不理，他便向上峰寫狀子告縣長，而且據說真的被他告倒了一兩個縣長，使得繼任的縣長對這位老書生畏怯三分。當時，我不是死讀書，力求學懂，學懂後就好背了。我就學會按他的格式，用自己的語言、哲理寫狀子，受到稱讚。
在這個學校裏，先生教討論性的作文。那個時候，我鋒芒畢露，仿效俠義，在我的文章中明顯反映出來。張老師是個受打擊逃難的人，對政治敏感，采取避諱的態度。張先生很愛我的文章，他曾說：“一個那麽小的孩子，能說出那麽大的事，而且邏輯性強，條理分明，真是了不起。”解放以後在蘭州見到張先生，他還一再誇我的文章，並向我講他還保存有我的文章。劉明齋老先生對我能寫好文章，少有大誌，特別器重。有一次他當著我伯父的麵誇獎我的文章，他指著我的一篇文章說：“根據我的經驗，永生這娃的才學，若在清朝時，至少應是一個進士，可以當翰林，現在是民國時代，將來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說得我伯父更對我偏愛了。
我從10歲開始寫作文，在我家辦的學校和在大留村學校的幾年中，我寫了好多本作文，可惜大部散失。1954年我出席首屆全國人代會後，1955年返回西藏路經西安，我的侄兒革政來看我，他說在家中的老房的老鼠洞裏，無意中找到一本我當時的作文本，我高興地接過來一看，紙色發黃，邊有鼠齒痕跡，但翻裏麵的10篇作文和老師評語尚完好無損。我還真要感謝老鼠齒下留情，竟替我保存下來這份最早的文稿。茲錄幾篇作文及老師的評語於後：
中秋賞月記
熏風自拂，月自東方懸於空，圓如球，明如玻璃，蓋已至中秋時節矣。餘與諸同學作賞之樂。設桌敬月，獻美食數種。少時，獻之已畢。烹菜數盤，旋酬飲酒，講道相勸。未幾，煮美茶一壺，取食數種，相飲食，甚樂。飲食已畢，餘忽然有所感於中秋賞月之樂。夫人生於世，年紀有幾，彈指之間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年之中，佳節難逢。由此之，中秋賞月之樂，不可不樂乎！
（評語：起處甚好，感想最好。）
試述各人之誌
是日午，功課畢，餘與張生學友同坐一室，相談笑。張生問餘曰：爾誌若何也？餘對曰：餘之小誌也，好為學，孜孜不倦，學至大成之日，願盡才而教育之。又欲為偉大之人，不為庸碌之徒，不怕死，不苟生，將來與國家立功勞者，是也。雖然為亂世所遇，恐不能盡其言。張生曰：爾之誌盡善哉。
說互助之益
夫人生於世，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故一人之識，何能及乎。互助之事於是生焉。苟能互助，若一日所講之功課，彼有不明，則我助之，我有不明，則彼助之。如有不善，則相勸導之，切磋琢磨，增長知識，無有所窮。此所謂善相勸學皆建互助之益，豈不大哉。若夫不顧互助，則爾為爾，我為我，學問全無所進，有不善之事不相勸，此所謂過不規，道有兩虧，此之害偉矣哉。
（評語：通順）
說棉
季春之雨，初晴之後，餘與諸同學，乘課業之暇，作郊外之遊。但見數農人，持犁執鞭策牛翻地不已。友問餘曰：翻地何為。餘應之曰：今將種棉也。棉，有草本木本之別。始產印度，唐太宗之時，其種方入中國。今日播種，夏秋之交，葉腋之花，結實如桃，熟則綻裂三歧，其棉自見，采而軋去其子，或彈、或紡、或織布等，以供人之衣服；又能售之，所賺之利，以供費用，其利大矣哉。
（評語：詞達理明）
學貴有恒說
溫課已畢，餘與諸同學，坐凳伏幾，談論學問。有一友曰：人生於世，不可不讀書，若不讀書，則終身為蒙昧之人，是猶麵牆而立也，義禮不明，悔尤交集，此皆不讀書之過也。餘答之曰：雖然如此，貴乎有恒。若讀書之時，三日在外，一日在校，遊戲無度，荒疏功課，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故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此言無恒心之害也。苟能恒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以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若梁顥八十二成大名。由此觀之，學貴有恒之言誠不誣也。
（評語：敘情尤切）
學校與國家之關係說
友問餘曰：學校之與國家有關係否。餘應之曰：學校之與國家如唇齒之相依。故海外諸國何其強也，皆因多設學校，以教眾生，人才並出，然後建大功於國家，造幸福於社會，又能使國中之人無不知其禮義之宜，而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如此後，治國可運於掌矣。我國之人，何不積極之設學校哉。
（評語：既知人才與國家大有關係，諸生何不勉之，致國家於富強也。）
陝西最嚴重的大年饉人們習慣稱民國十八年（1929年）年饉，實際上年饉是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開始的。我記得1928年大旱，夏糧歉收，接著秋田又遭到了非常嚴重的蝗害。回想那一年的蝗蟲多得嚇人。蝗蟲來時，結成比飛機還要大的一片又一片，飛過來有響聲，多得一下子遮倒了太陽，如同日食，一下子天都變黑了。遇到渭河，蝗蟲能夠結到一起成為一條大船，漂水而過。蝗蟲真是具有“海陸空”的本領。當蝗蟲看見莊稼地，就分散在整個莊稼地裏，或幾十畝，百十畝包穀苗，隻聽得哢嚓、哢嚓，像人用鐮割一樣，不到一兩個小時，全都吃光，好好的莊稼地成了空地。農民們見蝗蟲來了，就敲鑼打鼓，用桃樹條子打，說桃條能避邪。實際不起任何作用。可達天文數字的蝗蟲，把一塊塊莊稼吃光了，又轉移到另一地方。蝗災的危害是比什麽災害都要嚴重的。
這一年，我們家麥麵饃這類飯食不見了，代替它的是秫黍麵做的黑窩窩頭。關中的秫黍當然沒有東北秫黍那麽好吃。因為是連殼一起磨的，加上缺乏蔬菜，所以吃下去，常常便秘，得用鑰匙從肛門摳。我正是這一年到距家三裏路的大留村小學上學的。如果住校，需繳三石麥的食宿費，家中繳不起，我隻好走讀。為了不遲到，天未明就起床，沏一碗鹽開水，泡個窩窩頭，胡亂填下肚。拿著饃，帶著用一塊舊布包著的課本就往學校跑。郝邢村到大留村，走大路要彎很多路，我便逢田跨田，遇牆翻牆，斜插走過去，竟然把地踏出一條路。就這樣緊趕慢趕，才算準時到了學校。中午放學，我就留在學校啃冷饃。
最難熬的是冬天了。一到冬天，那窩窩頭凍得像石頭似的，硬得很，當時一些財東的同學見了譏笑我所帶的窩窩頭，又黑又粗硬難以下咽，就給我的窩窩頭起了個名叫“打死狗”，意思是這種饃硬得可以打死一條狗。我們學校沒有水井，用水要學生輪流到村裏去擔來，寶貴得很，所以學校不供應開水。每到上午放學，大留村的同學都回家吃飯去了，我離得遠，隻得在學校裏啃這“打死狗”，喝涼水了。啃著涼饃，喝著冷水，連一點菜也沒有，吃到肚子裏凍得渾身打顫，實在難以忍受，吃著吃著就不免潸然淚下，吃著哭著。
這一年大旱，冬天特別寒冷，進了農曆十一月，天更冷了。同學們上課凍得受不了，就從家拿麥秸，搬幾塊磚頭，摞成方塊塊，在裏麵生火烤。放了學灰尚未滅，我就將帶來的窩窩頭埋在灰裏，等饃的冰消了，上麵卻沾了一層黑灰。本來就是很黑的饃，這下變成了個黑蛋。我拿起就吃，把我的嘴也染黑了，成了個黑圈圈。我吃了饃，拿碗去張子常先生家，向師娘要水喝。因為水很缺，平時學生向她要水喝，連涼水都舍不得給。這天，我眼裏含著淚，嘴圈是黑的，一手拿著碗，一手拿著半塊極黑的饃，真像是個叫花子那樣的狼狽相，感動了這位慈祥的婦女，連忙把懷抱的女孩遞給我，接過我的碗進屋倒了一碗開水給我，我喝到肚裏，一股暖流，立刻感到渾身暖和。從此以後，師娘破例供我開水喝了。
這些苦難，我當做對我的意誌和毅力的鍛煉，為我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誌打基礎。這個時候，我想起了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默念著孟子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特別想起範仲淹，因為我母親姓範，對範仲淹很崇拜。範仲淹求學時也很貧寒，一碗粥都不敢一下吃完，要把粥放涼，成了涼粉，將粥劃個十字分成四塊，每次隻吃一塊，這就是“劃粥而食”。範仲淹還把鹹菜切成節，限製每次隻吃一節。我就以這些前人的範例勉勵自己。我在想範仲淹那麽貧寒都能忍受，我怎麽不能？要成大器、立大業，這點困難就不能克服嗎？於是我立誌要以苦為樂，磨練自己的意誌和毅力。這年因為大旱，三料無收，劉明齋家經濟也困難，無力辦學，過了冬至，宣布散學，我就又失學了。
在大留村學校的同學劉養沛（以後改名劉旭初），是劉明齋的兒子，此人忠厚，敏捷稍嫌不足。當天上的課能背過，之前的課文卻忘記了。寫文章不能根據已學過的變化格式，而是生搬硬套學他父親寫狀子，沒有自己的語言、哲理，而是照抄他父親那一套。他當時是死讀書，在學校常挨打，晚上回家，父親進行輔導和補課，他仍學不會。他父親批評他的文章是謄文公。他父親當著同學的麵斥責他，有時點我的名，將我的文章作為他學習的榜樣。我和劉旭初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功課，從此建立了友誼。我曾與他結為盟兄弟，以後上海求學，一起磋商起字，我叫若庸，劉旭初叫若魯。1932年在西安中山中學一起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衛社），1937年到安吳青訓班參加革命，1951年參加了解放西藏工作，幾十年在一起，始終友情甚篤。
我還有兩位小學的同學，是我們郝邢村的弟兄二人，一個叫邢元興，一個叫邢元福。本來一個村兩個姓，一個姓邢，一個是我的家族姓郝，曆史上兩個家族有仇。那還是清朝時代，我大伯郝隆光和邢家的大伯一同去三原考秀才，我大伯本來考得成績好，因為耿直，不給考場師爺、衙役們勒索的錢而被除名。姓邢的大伯考得成績不好，卻行了賄賂而得中秀才。過陰曆年時，竟以盛氣淩人的態度給我大伯父送來一副欺負人的對聯。我們家曆來習武，我大伯父一看生了氣，把對聯撕了，組織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到他家，把秀才拉出來打了一頓。他們家也組織人與我們家械鬥，結果又把他們打敗。民國以後，我大伯到了胡笠僧部隊，當了官，有了武器，他們害怕，沒有繼續鬧，我們這邊也收斂了，沒有找麻煩。但是兩家的仇結得很深，到了我們這一輩，大人都不許與他家來往。但邢元興、邢元福和我在一個學校，我們在一起複習功課，我對《書經》理解較差，而邢元興卻對《書經》背得熟，理解得深，我曾向他求教，例如就曾問過“啟迪、迪化”這兩個詞，他給我做了講解，我漸漸與邢元興偷偷要好起來，他又把邢元福引來與我做了朋友。
1929年陝西最大的年饉來了，久旱不雨，加上蔣馮混戰，而統治陝西的正是馮玉祥部下宋哲元，其對陝西人民橫征暴斂，無所不用其極。據曆史資料，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上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和土豪劣紳、投機商人從中漁利，使小麥價由原來的0.3元暴漲到5元；許多地方用一鬥麥，甚至不到一鬥麥就可換地一畝。全省人口為940多萬，災民共535萬多人，其中關中災民就有314萬多人。這一年全省因災死亡250多萬人。真是“赤地千裏，寸苗不生”。我的家庭除了天災造成的顆粒不收外，由於我父親在楊虎城部下同馮玉祥作戰，所以宋哲元部就特別對我家加以迫害，經常派部隊到家搜糧草，使我家本來可以糊口度日的生活瀕於破產，全家老小在死亡線上掙紮。
這時，我們郝邢村外的大道上，每天都可以看見道旁有餓死的人。有的人手拄木棍，蹣跚地走著，走著走著跌倒在地就斷了氣。這時的人和人之間，已經沒有什麽惻隱之心和憐憫之心了。這一件一件觸目驚心的悲慘情景，耳聞目睹，不可勝數。櫟陽鎮上開了一個舍飯場，向災民放舍飯，規定每日一家隻能輪流放三次舍飯。祖母躺在炕上，把我叫到炕邊，顫抖的手遞給我一個飯碗，叫我到櫟陽鎮去討舍飯。母親拉著我用幾乎不大聽得見的聲告訴我說：“得了舍飯，吃一半，留給弟弟一半……”我懷著感激的心情，拿著碗掙紮著跑到櫟陽舍飯場，那裏災民已排了長隊，還看見從四麵八方向這裏走著的人們。我站了半天隊，腿都站軟了，好不容易輪上，討了一碗麥麩粥，擠出人群，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當要喝第二口的時候，猛地被旁邊的饑民給碗裏撒了一把牛糞，我看著撒有一層牛糞的粥，當我猶豫地在想要還是不要的時候，另一個饑民已經從我手中把碗奪去了。投牛糞的那個人跟上去，兩個饑民在爭奪那一碗牛糞麥麩粥。爭來爭去，結果碗掉在地上打碎了，牛糞麥麩粥倒到塘土（天旱不雨，道路和場上變成了約一尺深的粉麵般的土，關中人稱之曰塘土）裏，牛糞麥麩粥頓時變成了泥糊糊。旁邊站的人這時也上來，一群人趴到地上，誰也不說一句話，伸手抓這牛糞塘土粥，搶到手的人，絲毫不假思索地送進嘴裏。頓時一群幹癟的嘴成了濕潤的泥巴嘴。我從一旁看著，想著，沒有哭，也沒有罵。片刻，我又掙紮著一步一步蹣跚地走回家裏。祖母、母親看見我空著手，沒有討回舍飯也沒有拿碗，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誰都沒有問個究竟，可是我見了親人，忍不住大哭起來了。我哭，不是因為施舍給我的麥麩粥被人搶去，不是我的碗被打碎，也不是因為饑民搶奪使我受驚，而是因為我的心靈受到突然撞擊而產生深痛。多少年之後，我仍不會忘記那可怕的年饉，不會忘記搶我舍飯的那些饑民的臉，我從未見過那樣難看的臉，那些臉呆呆的沒有任何表情，幹癟的嘴上留著一圈牛糞塘土粥的痕跡。
年饉人們都餓著肚子，日子難熬，太陽掛在天上走得那麽慢。為了度饑荒，母親已經讓把她的銀盒（銀首飾）賣了換了吃的。一天，母親偷偷給我兩角錢的銅元，讓我到櫟陽鎮買饃吃。我剛買了一角鍋盔，來了兩個小孩，一把把鍋盔奪過去就跑。我去攆，眼看抓住了，隻見拿饃的小孩，把饃塞到稀牛屎裏。與舍飯場所遇情景相同，一群小孩你爭我奪把帶著牛屎的鍋盔分吃了。母親私房積蓄也花光了還是挨餓，餓得實在無法就得出去討飯。像我們這樣在當地有名氣的大家子弟，怎麽好意思去討飯呢？一天，實在餓得難以忍受，我就出去討飯了。我跑到村南邊數裏一個山東客住的叫獨莊的討過一次飯，給我的刺激特別大。有一家人，他家的老人，我稱劉二伯和二大娘。這兩位老人為人很善良，見我出來討飯，就讓到家裏，二大娘去廚房端出一碗剛蒸的青稞麵菜疙瘩遞給我，這青稞是他家從南山裏討下的。我好久未吃過幹糧了，聞著噴香，忙接過菜疙瘩，剛吃了幾口，他們的兒子劉三出來了。劉三曾給我家當長工，看見我說：“你這個財東娃，怎麽還跑到我們窮漢家來要飯，不害羞！”我一聽這帶譏諷的話，臉一下子紅了，把這有大半碗菜疙瘩的碗一摔，不顧坑坑坎坎，一口氣跑回家。我恨狠心的伯父，家裏有糧不讓動，眼看著全家老少餓成這個樣子，他手中有錢，不去買糧卻置地。於是我發誓：就是餓死也絕不再出去討飯！
我家門前有塊幾畝大的棗園，種著不同品種的棗。往年，棗熟之時，要在棗園裏搭一草庵，並派專人日夜看守，以防有人偷棗。民間諺語雲：“棗子塞鼻子，種穀種糜子。”就是說棗子長到可塞鼻孔的時候，正是種穀和糜子之日。年饉這一年，棗子剛長到能塞鼻子的時候，距離成熟尚早，村子裏挨餓的大人、小孩就來打棗子。一下子棗園裏擠滿了人，打的打，拾的拾，阻攔不住。伯父索性不管，也算是饑饉的年月做的一點好事吧。就這樣棗子未成熟就被打光或生吃或蒸著吃了。剩下一棵最高的老棗樹，在頂端還有幾顆棗子，因為竿子夠不著，石頭打不著，成為僅存的碩果，仍在樹上掛著，到秋季這幾個棗子已經紅了。因為摘這幾個棗子竟鬧出了人命。
在我們郝邢村的西南方約五六裏，有個村子叫溝白村，有姓白的兄弟倆來我們村看他們的舅父郝如茂，大的叫白鹿，小的叫白狗。聽人說，他們的祖父白玉道，是清朝時陝西有名的大翰林，當過布政司，是位很廉潔的官，受人尊敬，他死時神道碑就排了好幾裏。因為年饉，他的後代挨餓，就將墓揭了，把墓中的珠寶和神道碑賣了。白鹿與我同庚，是那次20多個學校講演比賽的夥伴，又因他舅父與我同村，他來我村時常找我，結為好友。他兄弟倆挨餓，就來投奔舅家，被舅父趕出門外。兄弟倆哭著走著，正好在棗園碰上我，向我討吃的，忽然看見那棵最高棗樹上掛著棗子。白狗靈巧，善爬樹，白鹿助他爬上了這棵棗樹，爬到樹頂，高興得把住一樹枝，像猴一樣倒掛在樹上。他摘了兩個棗，放在嘴裏吃了，然後給他哥扔了兩個，又給我扔了兩個，我倆都拾起吃了，下邊摘完，又去摘最高最紅最大的幾個棗，摘後揣在衣兜裏。白鹿看見了，仰頭大聲嗬責他，說他不應該揣起來，要他把棗扔下來，他就又扔了幾個。白鹿不滿足，說兜裏還有，白狗說確實沒有了。白鹿叫他下來搜衣兜。這時確實隻剩一個棗了，白狗下到最低的樹杈，白鹿抓住白狗向下拉，逼得白狗將那個棗含在嘴裏。下來後，白鹿掐住白狗的脖子，還叫白狗把棗吐出來。起初白狗還“啊，啊……”地掙紮，最後不出聲了，人被掐死了，棗還在喉裏。做哥哥的這才從饑餓的瘋狂中清醒過來，哇的一聲趴在弟弟的屍體上大哭起來了。我看到此景也嚇哭了。趕快到白鹿的舅父郝如茂家報告。郝如茂反咬一口：“白狗死在你的棗園，是你害死了我外甥。”他不肯收屍，以給我栽贓。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太大，由於年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那麽異常，哥哥掐死弟弟，舅父不認外甥，並借機嫁禍於人。饑餓怎麽把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我們家族中有個我叫八叔的，他的女兒名叫惠姐。沒有分家時是一家人，這位賢惠的姐姐與我已故的親姐同庚。在我年幼時，她最疼愛我。她已出嫁，因婆家貧寒，生活難以維持，就回到娘家。適逢年饉，我八叔人口多，已把田地賣光，仍不能養活全家，就賣兒女，把惠姐賣到南山，南山就是商洛地區。陝西的氣候，關中與商洛常常是相反的，關中遭到旱災無收，商洛倒會是好收成，所以民諺說：“旱了秦川，富了南山。”八叔為了全家活命，忍痛把女兒惠姐賣到遠離家鄉的南山。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要上地幹活，看見八叔、八媽、惠姐一行走來。惠姐看見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抽泣著說：“永娃子，快去給伯說一聲，不要把我賣到南山去呀！”她知道伯父手中有糧有錢，是讓我向伯父講，伸手救救她，說後放聲大哭。我說：“等等，等等，我回去給咱伯說，你不能去南山！”我跑回家見了伯父，向伯父說了。真是個心狠的伯父，聽後把我大罵了一頓後，冷冰冰地說：“這個時候誰還能顧誰嗎？”並叫我把門關了，不要去管。我又去央求母親，母親聽到惠姐被賣，淒然泣下，但她不當家，僅有的首飾已變賣了。母親說：“惠姐也真是太可憐了。”說著從頭上卸下銀簪子交給我，讓我快給惠姐送去。我出門一看，伯父站在城門口，八叔、惠姐已走了，我跑步趕了一陣子才趕上他們，把銀簪子交給了惠姐，二人相抱痛哭一場。我恨這心狠的伯父，本是一家人，一分家連親人都不認了。惠姐一路涕泣向南山走去，我站在那裏望著，一直到看不見了，才懶洋洋地回家了。
饑餓一天更甚一天地逼迫著我，櫟陽華洋義賬會開的舍飯關了門。祖母、母親餓得枯瘦如柴，二哥跑去找父親。而作為家長的伯父，仍實行他那套不顧家人饑餓，把積攢的錢以廉價買了100多畝地。親戚朋友比我們更苦，誰也顧不上誰，誰也不幫誰。一幕幕悲慘情景在我眼前出現，我的腦海泛出許多問題。人性究竟是什麽？孟子和荀子，兩位老夫子誰是對的？我真想效法屈原，也要寫一篇新的《天問》，向蒼天叩問許多新問題。荒年裏我遇到的一切，使我這已撕破的心，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裂痕。饑餓驅使人爭著吞噬牛糞，饑餓使親弟兄為爭一顆棗而掐死人，饑餓使人賣兒鬻女，也可使人視親人為路人……惻隱之心何在，仁義孝悌何存？我失去了平靜，也失去了精神平衡，這許多問題在我的腦海不斷地盤旋著。
官逼民反。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府反正以來的陝西人民，受盡軍閥的殘酷統治，苛捐雜稅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被迫驅走一個個軍閥，可是驅走一個舊軍閥，又來一個新軍閥，驅走劉鎮華，來了馮玉祥。1927年，繼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馮玉祥跟隨蔣介石叛變革命，他的部下宋哲元成為新軍閥統治陝西，變本加厲地實行白色恐怖，鎮壓革命，鎮壓人民，加上1928年陝西遭受大旱無收，逼得人民走投無路。於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渭華起義之後，先後爆發了旬邑、禮泉、三原、澄城等縣農民起義，提出“抗捐抗糧”、“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以及“打倒馮玉祥，三年不納糧”等口號。各地抗捐抗糧的鬥爭此起彼伏。在櫟陽，我的堂兄郝兢生組織一批人，起來造反，當了“土匪”，當時把他們這夥人稱“刀客”。
郝兢生是我大伯父郝隆光的二兒子，在我們這一輩排行為二，我叫他二哥。他隨父親從武，早年在國民軍裏當了團長。到了年饉時他從部隊回家閑住，就組織了一批人劫富濟貧，與官府和軍閥作對。開始他們隻有幾支短槍，大部分人手持大刀、長矛。一天，馮玉祥部隊路過櫟陽，正在新寺打尖（即行進中途休息吃點東西），郝兢生組織他們這幫人衝了上去，把打尖部隊的槍、子彈奪了，成了一股臨潼官府聞之喪膽的“土匪”。記得就在餓死人的年饉，臨潼縣長不顧百姓的死活，派了差官下鄉催糧。這些差官仗勢欺人，橫行霸道，他們挨家挨戶隻要搜出糧食就裝走，把我家的五鬥麥子搶走了，還要打罵，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二哥郝兢生一夥就決定除掉這些胡作非為的差官。過了幾天他們又來要捐稅了，我二哥一夥就把差官殺了，把屍首掛在大槐樹上，老百姓看見高興，說差官“上了斷頭台”。臨潼縣聞訊派部隊剿了幾回，剿不下去。從此以後，縣上差官再不敢到渭北櫟陽地區來。堂兄他們常常變換衣服在櫟陽一帶出沒。有一天，我和八弟去地裏采野菜，看見我二哥頭戴大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對襟褂子，腰上別著槍，匆匆忙忙走來。他到我跟前，啥話沒說，掏出一個鍋盔，掰成兩半，一半給我，一半給八弟。給我鍋盔時，悄悄說後邊有人追他，說罷就走了。那鍋盔是白麵的，我已好長時間未吃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祖母，祖母聽了，悄悄告訴我說堂兄當了“土匪”。這時，我的腦子裏也產生過上山為王當“土匪”的念頭。
我上初小和高小，就已經陸續看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類小說，也聽到人們說“土匪”，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土匪”並不是什麽壞人。他們反對貪官汙吏，反對賣國賊，也反對叛變革命的新軍閥，可以把如狼似虎的差官送上“斷頭台”，這不正是《水滸傳》中所說的綠林好漢嗎？何況這裏麵竟還有我二哥！從此，我不但不怕土匪，反而羨慕起土匪了。就在這年的冬天下雪之後，在《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和綠林英雄豪傑都是在貧困中起來的思想誘導下，我背著伯父和家人，與大留村劉旭初和邢村的邢元興、邢元福，約定在邢元興家歃血結盟。這天晚上有月亮，但地上鋪著厚厚的雪，我穿著棉鞋踏著雪來到邢元興家。我、劉旭初、邢元興、邢元福一起商量，大家推我寫結盟的誓言。我說今天夜裏有月光，我們結盟，就命為“月夜踏雪，訪友結盟”，大家都說好。接著我又說，三國有個桃園三結義，美名流傳至今，我們打破三國的三結義，搞個“四結義”。大家都讚成，報了生辰，我為大哥，劉旭初為二哥，邢元興為老三，邢元福為老四。接著由我起草結盟誓言。到了這天晚上星星出全時，我們四人在邢家結盟了。邢氏兄弟的母親是位深明大義之人，對我們結拜十分讚成，立刻為我們宰了一隻雄雞。我們將雞血滴在酒裏，一齊喝下去，開始舉行結盟儀式。雖然我們是十幾歲的少年，但對結盟卻是非常嚴肅的。我們各上了一炷香，磕了頭，模仿著桃園三結義，在香煙繚繞中，一齊跪在那裏，各自報了姓名、生辰，一起念誓言：不願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月死……誓以此生，共同打倒列強，打倒貪官汙吏，劫富濟貧，拯華夏於國難，救萬民於水火！……舉行過儀式，四人密謀，要上北山去。關中人把陝北叫北山，那時雖不知道劉誌丹就是共產黨，但已知道北山鬧江山，打土豪劣紳。我們上北山，自己占山為王，也去闖江山。於是我們約好跑的時間，但幾次被家人發現未能走成。最後一次，我拿父親用的一把匕首，劉旭初拿了個矛頭，邢氏兩兄弟各拿砍刀，這就是武器。我穿了關中人叫“遏冷袋”（即沒有大襟的棉衣，有大襟的叫棉袍，沒有大襟的叫遏冷袋），沒有棉褲，穿了雙破棉鞋，他們三人也隻是穿著隨身衣服，就這樣四個十多歲的孩子就要到陝北去“拉杆子”闖江山。我們偷跑了，走了十幾裏，到了我姑媽的村子。姑媽看見我們四個孩子行動蹊蹺，疑竇頓生。小孩家怎能經得住三盤兩問，露出了餡兒來，結果被“押解”回家。伯父嚴厲訓誡一番，並把我交給祖母日夜監護，從此不得擅自離開家門了。
我的出走，把家裏人駭壞了。見我回來，祖母死命地拉著我不丟，媽媽在旁痛苦抽泣，伯父在旁拚命抽著水煙。從此，我們家的麩皮野菜湯中的麩皮增加了一些，瀕於死亡線上的生命保住了。
年饉時，我家的長工已辭退了，隻留下兩位表兄，一個叫惠永祿，一個叫蘇凱，我失學在家，伯父將我按長工對待了。每天吃兩頓麥糝野菜湯，我伯父在雞叫二遍時，就把我們叫起來，到地裏去打胡基。或者把地裏的秫黍根挖出來，把根上的土打掉。到吃早飯時，我和表兄將秫黍根裝在籠裏抬回去作柴燒。本來我家燒煤，因年饉，煤已買不起了。幹到吃飯時，我已餓得腰都直不起來，我和表兄抬著秫黍根，我讓表兄走前邊我在後，把書放在擔子上，邊走邊看。伯父看見了，很生氣，嫌我懶，打我，罵我是懶龍。家裏人也說我，你隻知道念書，念書能當飯吃嗎？我不管他們說，一有空，就到我家的藏書房去看書。這個時候，家裏人厭惡我，我在家裏的地位變了。
我伯父強迫我們在田裏敲打那已經幹透了的土塊，不但我這個少年不理解，家裏人不理解，就是當地有經驗的農民，看見我們這些餓得皮包骨頭的麵黃肌瘦人，有氣無力地打這毫無效果的土塊，也都覺得十分奇怪可笑。我伯父不聽大家勸告，仍然堅持叫繼續幹下去。他不給我們講為什麽要這樣幹，隻是一再強調說：“工沒有白費的，以後你就會知道的。”我家的口糧已不多了，卻有三石麥種子，伯父下了死令，就是把人餓死，也不能動一粒種子。以後，我父親兌來200塊現元，也不讓動，用錢買了100多畝地。到了秋天，天還未下雨，他狠心把三石（約1000斤）小麥種子，播種在完全幹透的土裏，8月直到10月前後，麥子還是原封未動地躺在土裏。我們都埋怨他，他反而說，這是他將來要發家致富的起點。到了11月以後連下幾場大雪，這是曆史上沒有過的大雪。在大雪覆蓋的田地，經消雪的浸潤滲入地裏，開春了，麥種竟出了黃嫩芽。
1930年，這年春天雪消融了，也開始下雨了。但饑荒的程度則達到了最嚴重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每天主要依賴槐花和蔓菁充饑，勉強度過了春荒。到了夏初，原來幹種的25畝大麥，一下子豐收了，大約收了60多石。我們殘忍的伯父，露出了笑臉，變得“善良仁慈”起來了，不但讓我們放開肚子吃飽，而且還把這些作為青黃不接救命的大麥，廣泛地借給鄉裏親朋友鄰，說不要什麽報酬，隻是要小麥收後，借一鬥大麥還一鬥小麥。這實際上是把幾十石價低的大麥換成價高的小麥。那時我也認為這是一件仁慈的好事，是合情合理的。接著又豐收了100多石的小麥，伯父利用小麥的高價，還清了向高陵商號的借債，又買了牲口，雇了長工，開辦了油坊、粉坊，我伯父夢寐以求的土財東又恢複起來了。
我伯父這個人有自己一套理論，房屋是浮財，土地是根本。房拆了可蓋新的，而把地賣了就是挖了根。他說：“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有用適用足。”所以當我家生活很困難的時候，他決定把後樓拆掉，把木料劈成木柴，拉到60裏外的三原去賣。年饉木料無人要，一根椽子才賣到5角錢。而一根椽劈成木柴則能賣到1.5元。伯父讓我表兄蘇凱拴一套牛車裝上柴，祖母和母親讓我跟車去三原賣柴。吩咐到三原不要住店，晚上趕回來。我和表兄趕車到三原後，把木柴卸下。因為在家隻喝麥糝野菜湯，到三原60裏路，肚子早已餓得咕咕響，就先向店裏借錢買吃的。我們放開肚子，像鍋蓋那樣的大鍋盔，我就吃了一個，表兄吃了兩個，我們不敢吃麵條，隻向飯館要碗麵湯喝。我們把柴賣了，共得15元現洋，趕快向回趕，走到距離我家約20裏的地方，遇上了“土匪”，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1928年和1929年，是曆史上罕見的大旱，三料無收，寸草不生，由櫟陽到高陵15裏路上原有好多村莊，現在一家人也沒有了，隻見村子的房屋變成斷垣缺壁，破爛不堪。由櫟陽至三原60裏，除了山東客住的村子還有幾家人外，大部村莊也無人了。這時“土匪”遍野，攔路搶劫。我和表兄賣完柴從三原趕著牛車返回，走不多遠天就黑了，我和表兄坐在車上，牛拉著車摸著黑地走著，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牛車走到距離我家約20裏的地方，已經夜深了，突然竄出兩人，一個手拿折腰槍，另一個拿個布包的家夥，雖然個子很高，但也餓得皮包骨頭。他們攔住我們的車要“買路錢”。我表哥蘇凱住在我家多年，有些武功。他就下車對來人說：“我們到三原賣柴，這是一家十幾口人的活命錢，怎能給你。”我在車上趴著未動，因為這時我已結盟想當“土匪”，也有點膽量，遇上“土匪”不覺害怕。我說：“咱們是一步鄰近的，你們有困難，可以拿一點，給我們留點，不能把我們趕到絕路斬盡殺絕吧？”我這樣說後，他們把我看了一下，問我是哪兒人？我回答是郝邢村姓郝，我一說郝邢村的郝家，是因為二哥郝兢生名氣還是什麽，他們不要了，說聲好，好，你們走吧！我說給他兩塊大洋，他收下，放我們走了。回到家已經半夜了，祖母、伯父、母親等在家等我們。他們誇獎我機智，隻失兩元、保住了13元。1930年秋，在我去上海之前的一天，表兄早上起來開城門，倒進了一個麥裝子，把表兄嚇了一跳。我們都趕來看，打開裝子裏麵有一字條：“某年某月某日借洋2元，今還麥五鬥，收……”我們想起賣柴被劫之事，劫路的哪裏是土匪，而是特大的年饉被逼無奈的饑民。拆房賣柴得了些錢，家裏吃的麥糝子粥比以前稍微稠些了。
前麵敘述了沒有當成土匪，卻在年饉的一個偶然的機緣裏，我當了道士的徒弟。給道士當徒弟，倒不是去當小道士，而是拜一位名醫為師學中醫。這一機緣雖是個偶然，但我學中醫卻不是偶然的。
從學童時期起，我就非常敬佩宋朝的範仲淹，因我母親姓範，這又使我對這姓範的曆史名人更增加了一層親切之感。對範仲淹，我敬佩有三：其一，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二，他刻苦勤學，劃粥而食，一次隻吃四分之一粥，隻吃一節鹹菜。其三，他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向他學習，以他為榜樣，也要學中醫。1926年，軍閥劉鎮華的鎮嵩軍圍困西安，我們全家避居耀縣。耀縣南郊有個藥王山，山上有藥王廟，供奉的就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醫學家和中藥學家孫思邈。我母親掛念在西安守城的父親，要我們到藥王廟給藥王磕頭、求簽，保佑父親平安。藥王山上有許多石碑，記載了孫思邈的著作和民間驗方。這時我已讀過古文，能讀懂碑文，我趁失學，挖菜、拾柴和隨大人來藥王山之機，就看碑文，記藥方，憑著記憶力，記了很多藥方。以後我們回櫟陽，家裏人或親友有個小病，我就開個藥王山石碑上的方子，他們吃藥後果然有效。他們這時忘了過去說我奸說我懶了，還嘖嘖稱讚：“永娃的鬼門道真多，真是胡蘿卜調辣子，吃出看不出！”過去說我懶也罷，現在稱讚我也罷，我倒不大在乎。重要的是，學了些驗方還靈驗，能把病治好，這使我信心倍增，學醫有了興趣。30多年以後，在那曲折的年代和艱險的環境，我進一步鑽研起中醫理論，並且也實現“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誌願，正式門診給人看病了。應該說，我的學醫是在12歲時上藥王山讀碑文開始的。
大災之後，必有瘟疫。1928年1929年，天遭罕見大旱，死人甚多，環境衛生很糟，活著的人也餓得幹瘦如柴，抗病能力大大下降，傳染病霍亂流行。當時按霍亂外文譯音叫“虎列拉”。老百姓說，這種病傳染得快，上吐下瀉，得病死得快，常有一家人死絕，一個村子死得無人抬屍，就如老虎下山拉人一樣，所以才有這個嚇人的名字“虎列拉”。霍亂流行時，人人自危，父母妻子不能相顧，無人收屍，被豺狼成群所吃，淒慘得很，也嚇人得很。這麽嚴重的瘟疫，唯獨我們住的這個城堡內沒有傳染上。我們家那時不知是從書上還是從哪裏傳來一種辦法：在城門上用石灰寫上“耕讀傳家”幾個大字，並在每家大門上用石灰寫上“薑太公在此，萬無禁忌”，畫上神符，然後把石灰從門道上直撒到拱道、院內，到裕德堂。當時說這可起“避邪”作用。“避邪”也對，這“邪”就是“霍亂弧菌”，石灰起了消毒的作用。後來我一查藥王山的碑文，孫思邈的《千金方》上麵就有此方。
正當霍亂大肆流行的時候，有一天，一位遊方道人來到我們村，他身軀修偉，銀須飄然，麵目慈善，目光炯炯，身著道袍，手持道鏟，背一個褡褳。褡褳內裝著化緣的食品和兩部醫書，一部是《甲乙經》，也就是《黃帝內經》的第四部分，專講針灸穴位的；另一部是清朝乾隆皇帝禦批由太醫院修纂的《醫宗金鑒》，主要內容是對《傷寒論》的實踐總結，在中醫學中也是很有價值的名著。這位道人打扮的人實際上是位名中醫，來自山東，醫術精湛，特別擅長針灸。正當瘟疫流行之際，他沿途行醫來到櫟陽。他來我村找地方借宿，我伯父讓他住在原先我上私塾的書房裏。他住在我們家，不吃我們家的飯，隻吃他所帶的幹糧。我猜想，這可能是他不願叨擾主人，或者是他在病區防止傳染講究衛生之道吧。書房有一麵炕，他就睡在那裏。伯父吩咐讓我伺候他。這時正是我上山為“匪”之誌未能如願，寂寞無聊時，家裏來的這位頗有點神秘意味的道人是一位名醫，使我極為興奮。在年饉失學之時，送上門的老師，我要拜他為師，向他學習夢寐以求的中醫學。向這位名醫學醫是從給他背褡褳開始。每日早晨早早起來，洗漱畢，吃點幹糧，然後出門行醫，我給背著褡褳同行，我親眼目睹了他治霍亂的奇特辦法：
首先要給病人放血。隻見他用一根三棱針紮腿放血，放的血都是黑色的，然後改用很細的銀針紮病人十個指頭。就地挖一個一尺多深人可以躺下去的坑，挖好的坑裏撒一層食鹽，用水桶從井裏打水，不讓桶底觸地麵，人用手接住桶底，把這種名叫清挎涼水倒進坑裏。連倒三四桶清挎涼水，用棍子攪拌水，直到攪得起了白泡沫時，把病人放到水裏泡。因為霍亂上吐下瀉，很快使人脫水，用鹽水一泡，病人就不吐，不渴了。讓病人在鹽水裏躺半個小時，人就可以起來了。然後他就叮囑病人，如果口幹想喝水，就喝鹽開水。常常病人來時，是用門板抬來的，經過紮針鹽水泡，半個小時後，病人自己就可站起來向先生道謝，走著回去。他治了許多霍亂病人，都痊愈了。這樣嚴重的傳染病，沒有什麽特殊藥，沒有什麽西醫的現代方法，能有如此特效。20世紀40年代我在延安時，寫一篇短文，介紹這種治霍亂的方法，被當時的《解放日報》刊登了。那時邊區缺醫少藥，據說有的群眾試用，確實有效。
我親眼看到這位名醫治病有如此奇效，從內心對他敬佩，也產生了如饑似渴地向他求醫的念頭。他外出不論走多遠治病，我都背褡褳跟著不辭勞苦。晚上回來，我從油甕裏挖些油羹子，加上一根棉線放在燈碗裏，端到書房裏給這位醫生點燈。燈點後，他就正襟危坐，讀他帶的醫書。這位道士打扮的醫生，白天外出治病，晚上回來還要看《醫宗金鑒》，孜孜不倦。我不好打攪他，直接向他提出：“教我醫學吧！”我坐在他旁邊，《醫宗金鑒》線裝本有四冊，他打開看第四冊，別的放在一旁。我就抽出第一冊，從頭開始讀，這時我的四書五經以及其他古文都已背熟，這樣的古文根底，對《醫宗金鑒》不僅字能認得，可以讀下去，而且基本上可以理解書的內容，讀著讀著，我的思想很集中，讀出了聲。
這位先生停止看書，抬起頭看著我讀《醫宗金鑒》，就問：“你幾歲了？”
“14歲了。”我回答說。
“這部書你也能看懂？”先生以懷疑的目光望著我。
“能看懂。”我點點頭說。
他很詫異。從我手中要過去這第一冊，翻到前麵的乾隆皇帝“禦批”指著說：“你從頭念一遍。”
我接過書念一段停下。我念時他閉著眼仔細地聽，我停下，他睜開眼說：“往下念。”
我又念了一段，他說：“再往下念。”
我把禦批全部念完了。
他很和藹地問道：“意思能懂嗎？”
我點頭說懂得。
他說：“你講講看。”
我講了這篇禦批，我還向他說我在藥王山讀了孫思邈的碑文和記了許多驗方，我又給他背了一段碑文。
他站起來，看了我好一會，用手撫著我的頭頂，稱讚說：“你小小年紀，卻這麽聰明啊！以前有些秀才還讀不懂這本書哩！”
接著，他背了雙手，在書房內緩緩踱著步子，良久，停留在窗前，一手捋著胡須，凝視著窗外淒寂的夜空，又回過頭來，問道：“你願意學中醫？”道人打扮的醫生那慈祥而莊嚴的神情感染著我，我忘了答話，隻是靜靜地頻頻點頭。
老人微笑，說：“好，我教你！”
從這一天起，我學醫終於有了老師了。從此以後，每天外出行醫晚上回來，道人醫生除了自己看醫書從不間斷外，就開始給我講《醫宗金鑒》。給我講脈理和診脈方法，還教我一些湯頭，他把湯頭編成歌訣讓我背誦。當然對中醫古籍上的東西，有不少是我當時不能學懂的，他就耐心地給我講解，深入淺出，直到我學懂。現在回憶我跟這位道人醫生學醫，別的內容經過自己揣摩和他反複講解，是比較好懂的，隻有陰陽五行之類，按我的年齡、農村的環境和那時所能達到的科學知識水平，還是不大懂的。
鄉下就寢較早，偌大的一個院落入夜之後，常常隻剩下書房一隅還有燈光。遭災之年，農村凋敝，人煙寥落。夜靜時，橫空寂寥，一燈如豆，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嗚咽似的犬吠。此情此景，若在多愁善感的人看來頗為悲涼。不過，書房內一老一少，各自浸透於醫書，雖不致超然物外，倒也能專心致誌，忘卻一切。這位道人醫生仍不吃我家的飯，也不喝我家的茶。他自己帶有茶葉，用小爐子自己烹茶。讀倦了，他飲一杯，有時給我斟一杯，師徒二人就著張已經破舊的小桌，對飲小憩。他說書，深入淺出，明了易解，而又聯係實際，秉諸家之所長，加上他行醫之經驗，兼及各類病例，使我這個十幾歲的少年聽起來興致盎然，如同隨他遍曆遠在千裏外病家的疾苦，又遨遊於古代世界，親聆上下幾千年間名醫的教誨。聽他講醫，我越聽越不疲倦，而且浮想聯翩。他本來魁偉，萬籟俱寂之中，身軀照映在窗框上，越發顯得高大，被飄忽的燈焰帶動著，那影子栩栩如生。我凝視著他，不禁想著：古時候藥王孫思邈就是這個樣子吧！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等曆代傑出醫學家俱往矣，而這位道人活著，醫學活著，一代一代相傳，生存於民間，又造福於民間。此時此刻，我的耳邊仿佛又響起範仲淹的名言，“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立誌像範仲淹那樣以天下為己任，如果不能如願我必須當一名醫生，濟世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