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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動蕩的年月。1914年8月，奧地利大公弗蘭西斯·斐迪南在塞爾維亞被刺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0月，日本軍隊侵占了我國山東濟南、青島，控製了膠濟鐵路。還在這一年的5月，袁世凱頒發新《約法》，廢除了孫中山領導製定的《臨時約法》。就在日軍占領山東膠州灣之後的第二個月，袁世凱又公布了總統選舉法，法定總統為“終身職”。1915年，就是我出生的第二年，袁世凱全部接受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當我剛剛一歲時，袁世凱下令稱帝，激起全國反對，討袁戰爭爆發了。就陝西而言，響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權被袁世凱的爪牙陸建章所奪，因此這一年也爆發了反對袁世凱，驅逐陸建章的戰爭。就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我降生了。
我是1914年12月4日，也就是農曆十月十八日降生的。農曆十月十八日，相傳為“地母娘娘”的生日。在那崇敬土地神的社會，人們認為與地母娘娘同生日一定是很榮耀的“貴命”了。何況這一天，父親派了一位名叫永堂的差役，給我母親送來一盆水盆羊肉和一條鯉魚，鯉魚取“鯉魚跳龍門”之吉利。這位差役提著鯉魚，端著羊肉剛邁進我家裕德堂大廳時，正是我降生落地的時辰。生我那一年的屬相為虎。按照占卜的說法有“羊至而虎口開”，鹹以為吉。一連串的吉祥都加到我這個剛落地的嬰兒的頭上，似乎我與別人不相同，一降生就決定我是榮華富貴，高官厚祿的“貴命”人了。雖然後來我經曆的曆史證明這一點並不準確，在我的一生中受盡坎坷，至少有兩次差點餓死，其中有一次竟然還是在做了“高官”之後。看來，與地母娘娘同生日和那一個個吉祥征兆，並未給我那麽多靠得住的福氣，也沒有給這個世界和我的國家帶來平定和安寧。而生我的時代，注定了我畢生將不斷地要在顛沛中和戰場上度過。
我自幼一直跟著祖母、母親在農村生活，見到父親的機會極少，伯父是這個封建家庭的家長。他以封建家庭傳統的那一套辦法，對我們從小的管教是極嚴格的。在我能記得事的時候，對伯父這個家長便非常害怕。他給我灌輸了所謂“灑掃應對”，來了客人要站在大人旁邊，給客人端茶點煙和封建家庭那套禮節，過年過節要燒香祭祖。還跟著大人幹些輔助勞動，如打棉花尖、摘棉花、割草等。我的祖母無窮無盡的故事，則是我上學前教育的主要內容。
我祖母，前麵已經提到實際是我十二祖母，她的父親是位儒生，教學的先生，在祖母小時，她父親就給她講女兒經和許多故事，我這位祖母記的故事非常多，她講故事主要是每年秋天摘棉花時。
我家是個大家庭，不是出租土地，而主要是自己經營，種的地很多，要種100多畝棉花。到了每年秋季，白天由家裏人從地裏摘回帶殼的棉花堆在大廳裏，到了晚上全家人動手，把棉花從殼中擇出來，叫擇棉花。擇棉花是農村秋季主要農活，一直要幹到深夜。每天掌櫃的給大家分帶殼的棉花，訂任務，擇不光不能睡覺。因為擇棉花要到深夜才能擇完，這時大家都已餓了，所以規定加一頓夜餐，是吃一種有調和的麵疙瘩湯，陝西土語稱“老鴰頭”（烏鴉頭），吃了舒服，又暖和，吃完飯去睡覺。
擇棉花時，分成男的一幫，他們邊擇棉花邊天南海北說閑話。而婦女和娃娃與我祖母這一幫，大家就請求祖母講故事。我這位祖母的故事真是無窮無盡，沒有說完的時候，很多人跟她學了故事。常常有些男的也過來聽故事。因為一講故事就提起大家的精神，常常是女的這邊先把棉花擇完。我那時還小，母親就把我安排在擇棉花旁邊的炕上先睡下。我那時極愛聽祖母講故事，我一直在專心地聽著，直到把棉花擇完，我起來同大家一起吃了“老鴰頭”後，才隨祖母去睡覺。
我還沒有上學前就在家裏學了許多知識，上了家育班，也就如同現在的學前班。我家的大廳裏布滿了字畫，“東字西畫”。
1920年過罷年，我開始進入私塾讀書。這年按農村的習慣算，我是7歲，按實際周歲隻有5歲，是上學最小的一個，上學時還穿的是開襠褲。
這時候我們家的家長是伯父。伯父對家中別的開支摳得很緊，很會節約，但在孩子們讀書方麵卻舍得花錢。我上的這個私塾，就是按他的主張設立的家館，免費吸收郝家家族子弟和鄰近村子學習較好的學生來讀書。伯父每年出八十兩銀子請了一位在當地很有名的劉福昌老先生來教我們。劉福昌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這位劉先生，中等個兒，留著胡須，他把四書五經讀完後，在清朝考取了秀才，又住過洋學堂，是一個既有古文根底，又因住過洋學堂，兼有新舊學問的老秀才和洋學生。劉福昌白天教書，晚上練武功，腿上綁著鐵瓦，拳擊沙袋，每日練武，從不間斷，他的武功很深，可以說是個文武雙全之人。他身體非常健康，麵貌粗獷，聲音洪亮，令人望而生畏。他講課，村民們敬慕而且略帶誇張的形容說，可以“聲聞五裏”，連櫟陽鎮都可聽見。一般私塾讀四書五經，隻讓學生背誦，不給講解，所以學生光會背誦而不知書中講的是什麽。劉福昌則給學生講解四書五經。他教書很認真，對學生也極嚴格。他講課之後，第二天要會講會背。第二天上課時就指名提問，一個地方沒有講對就用鞭子打，背不過就用戒尺打手，還要給畫墨眼鏡。
入學時，我還穿著開襠褲，天氣很冷，光著尻子坐在板凳上，都說小娃是鐵尻子。同學們把我當做乳臭未幹的小兒，常常嘲笑我。那時的私塾分為大、中、小三班，但隻有一個大課堂，一個老師，老師給大班學生講經學，其他學生也能聽到。私塾的老師隻知按部就班地教，不像現在充分發揮兒童的智力優勢，對像我這個在未上學前已經學會許多字、智力開發得早的人采取提前升班，而我和其他根本不識字的小孩一樣，一天隻學4個字塊。這些字我都已經認識，求知欲極強的我就開始心煩了。
私塾的課程是從《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以及《共和國文》的人、手、足、刀、尺、大、牛、羊字起，直到四書五經，《幼學瓊林》、《古文諧鳳》和《離騷》、《唐詩三百首》，都要求背誦，四書五經則要通背。自己在小班，按說才學《三字經》，和自己一起上學的小孩連《三字經》還未學懂，我不僅能熟練背誦《三字經》，而且還聽先生給大班講的《書經》和《春秋·左傳》了。
背書最辛苦，讓人高聲朗誦，把書當成口歌，自己沒有讀懂，所以很難背。我不是死讀書，先把文章搞懂，不懂就問問先生，先生給我講，使之真正弄懂，不高聲朗讀，采取默讀心記的辦法，很快就能背過，因為讀懂了，所以已經背過就不會忘記了。
每天向老師背書，背多少由學生自定，用一張桐油紙條夾在準備背誦的段落，謂之“號帖”。雖自定，如果號得太少，老師是要責備的。自己將號過的背完，老師會忽然抽一段已學的書提個頭再讓你背，說是“溫故而知新”。中途背不下時，他略提一兩字，但僅限兩次，第三次背不下去，就要訓斥和挨打。
通過背古文，打下了語文基底。這一年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就是“四書”，之後，要進行大考。大考的這一天，要把校董（我伯父）和學生家長都請來，要給先生準備雞蛋盤子，燒酒壺子，就是得請先生。考試仍是背書。學生依次將一年來所讀的上述書捧至案前放下，向校董、老師作揖，再轉身去，當著校董、家長的麵通背。如僅出錯一處，可得滿分；僅錯兩次，可得90；僅錯三次，尚可得80；錯到四次以上，老師就要當校董、家長的麵訓斥和開打了。
考完試，由校董和家長們備的一桌酬師酒席開席，學生們隨侍在側，給老師敬酒。酒至半酣，劉先生一摸胡須，以洪亮的嗓門，對諸生一年的表現照例要做一番品評，每次都高興地要把我誇獎一番。確實就是這麽嚴厲的先生，我卻從未挨過手板。然後神色一轉，嚴肅地當著校董和家長的麵，對老師打學生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之後，說：“現在我打了你，你今天會恨我，但你學到本事，將來會愛我的。”我的伯父緊接著以校董的身份，用極莊重的表情點頭道：“對，教不嚴，師之惰，教習，就是要打！”家長們則更連聲稱道：“該打，該打！”那些挨過劉先生打的同窗，自然在這時不得不再次肅立，聆聽這些教誨。這種教育方法，現在看來當然是很陳舊了，但對於督促學生，倒是起了作用的。我如今已是《禮記》所說“八十、九十曰耄”之年了，在這位嚴師教育下，現在還能背誦四書。
受過劉先生體罰我記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宗兄，我叫他五哥的了。我五哥當時已十五六歲了，總是背不過，老挨先生打。有一次除挨打之外，還添了一種體罰就是用墨塗麵，一直等到把指定要背的書背過後才讓洗掉，這大概是激勵其知恥之心吧！要放上午學了，我這位五哥還背不過，就戴著墨麵回家，回到家頭不敢抬，就鑽進廚房裏，吃飯他媽端，要東西他媽取，仍戴墨麵返校。這位五哥老挨打受罰，他就抓緊一切時間複習功課，一次他在大犍牛旁複習，讀著讀著就睡著了。家人找不著他，牽牛時才見他睡在牛肚子底下。他因背不過書，見了老師就很害怕，越怕連背過的也忘了，我很同情他。這時我在中班，他在大班，他要背的我都能背，他要講的我都會講，我就晚上主動輔導他，第二天先生叫他背書時，我就藏在門外幫他提詞，才讓他混過去免挨體罰。另一個是我三哥郝伯雄，他小時讀書，隻知讀口歌，沒有弄懂講的是什麽，晚上背過的書，第二天起來又忘了。背不過就挨打。讀《三字經》時，夜間複習，唯恐次晨忘記，就求助記性甚好，善於講故事，卻不識字的祖母，常常鬧出了笑話。晚上孫子背，祖母也跟著背，第二天起來，祖母和孫子再背誦一遍。如《三字經》有“匏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是講古代樂器的，祖母隻會順口溜，哪裏知道意思。第二天，我三哥背時祖母在旁，三哥背到此處忘了，祖母還記得，忙說“刨土窩，苜蓿根”。完全成了種莊稼的話了。
1923年，我到村外的初級小學上學，這所學校也是我們家開辦的。
聽說這所小學是我那位堂伯父郝隆光早年修建的，各村的學生都來上學，我在這裏上學時，共有各村學生40多人，老師仍是劉福昌老先生，再加上我十叔父，這位十叔父是三原工職畢業的學生。因為有了這位洋學生老師，學生除了教書外，也開始了唱歌，出操，踢球等活動，課程除了《共和國文》外，主要還是四書五經。同時，老師也正式給我開講了這些古文。當時在這種舊學校裏，老師給學生要開講這些課程，除了他的原薪水之外，還要增加特別薪水的。我的伯父這時看我聰明，學得好，在所謂有出息“學優登仕”的希望下，對於增加這種學費是很樂意開支的。這年也開始了所謂“聯句”、“對對”，就是學寫文章前的一些準備學習。由先生出一個上聯，叫學生對下聯，寫一句成語，中間或前後空字，叫學生按意填寫上。這一年學校唱的歌還是北洋政府的那一套，如“男兒誌氣高，騎白馬，挎洋刀，”“黃海英雄，黃海權，不怕死，不愛錢”等等。
這一年，我家裏來了一位我父親的朋友，我伯父把我叫回去陪這位客人，他當我伯父的麵問我幾歲，我回答9歲（實際8歲）。問我讀了些什麽書，我回答已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問我能不能背誦，我說能，他當麵讓我背了一章孟子。然後他又問了我許多曆史上的故事，如堯讓位舜登基，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等，我都能侃侃而談地回答他。這位客人非常驚奇，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不到10歲的小孩能把四書背誦，還能懂得很多曆史，真是了不起！說著掏出五塊銀元作為嘉獎。我伯父雖然沒有接這五塊銀元，但自此對我更加器重，另眼看待，並決心供我讀書。
到了1924年，按農村習慣算法我已11歲，實際上我才9歲。我已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左傳》以及《幼學瓊林》、《古文諧鳳》、《離騷》和《唐詩三百首》等，要舉行畢業大考試。所謂考試，主要還是背書，真是比現在考“博士”還難呀！舉行考試時，要把以上學過的這些書全部搬來，放在先生麵前的桌子上，是多大一摞，書比我還高。給先生鞠躬後轉身，開始從《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背起，背著背著，先生讓停下來，提了《書經》上一句，就接著往下背，背著背著，先生又讓停下，跳到《古文諧鳳》上的一句，你就得馬上轉到《古文諧鳳》接先生那句往下背。不是按順序背，而是一會前邊，一會後邊，一會這部書，一會那部書。考試一個學生一個學生背，一個人要背一整天，沒有把這許多古文念得滾瓜爛熟的程度，是過不了老師這一考關的。舉行這種大考，如背不下去還得挨打，常常有的學生，多高的個頭，因為背不過而挨打，有的打得給老師跪下，有的挨打哭得嗚嗚的。
背誦完課文再考講解。讓參考的學生在教室前排坐下，所學過的那些古文，誰也不知講什麽，沒有劃範圍。由先生點誰的名，誰就走到先生講課的位子上，這時先生才提出要講哪一篇。講了正文，還要講小注。講正文還不怕，最難的是還得把那種古代的注解講清楚。一共講三篇，講完後退下，先生再叫第二個學生上去講。大考期間，同學們都是誠惶誠恐，當老師的也很辛苦，所以除年俸之外，每個學生的家還備有每日一兩銀子的紅包，以示酬勞。考試完畢，先生對每位學生考試成績依超、優、平、劣四等評定。我是參考年齡最小，成績最優，被評為超等。劉福昌老先生當著我伯父、各位同學的家長和同學的麵對我再一次誇獎，並且說：“大家都說我對學生嚴，厲害得很，常打學生，還畫墨麵體罰，可是像永生那麽小的年齡，上學這幾年，我沒有打過他一次板子，也從未責備他，那為什麽？不是我偏愛，而是他學得好，應該誇獎啊！”他這話把我伯父說得臉帶笑容，連連點頭。
通過背誦這許多古文就為我語文方麵打下紮實的根基。四書五經中難懂的是孟子中的《告子》和《書經》。俗話說：“《告子》把娃念得吊死，《書經》把娃念得碰死。”《告子》是孟子講的哲理部分，小孩難以理解，感到很難。《書經》講的距今太古老，也很難，不過能把易經讀懂之後再讀書經，就比較好讀了。對這些古文的理解方麵，譬如《大學》中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句話是說事物的變化。天天都有新變化，今天新了，第二天還有新，一切要新。這句說，我到現在也隻能懂得到這樣地步。總之，我年幼時所學的禮、樂、射、禦、數、書六藝。禮就是禮記，是社會科學，這一門我當時就比較差，一輩子這一門也不行。對於樂理我可得滿分，但我卻不會音樂，可以說是個樂盲。我到1924年把古文讀完了。
正當我畢業時，傳來山東省一位神童，才12歲，就著有《四書白話解》一書出版的消息。這是一部參考書，轟動了全國。我伯父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買了10部。我通讀了四書五經，為我的古文根底打下了基礎；我的白話文也是從幼年時代打下的基礎，其中第一部書就是這部《四書白話解》。
1925年，是我國大革命高漲的一年。這一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麵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這一年在共產黨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北伐掃除障礙開始了二次東征。這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反帝遊行、演講，英租界巡捕開槍鎮壓，釀成“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反對，陝西學生成立雪恥會，分六路分赴各縣宣傳，形成聲勢強大的群眾運動。我這一年進入本村的高小班。原來的劉福昌老師隨我的二哥郝兢生到軍隊去了，另請了遊章村的章先生，他是個有愛國思想新舊相結合的先生。我們那個西北偏僻的農村，這一年和往年不相同，大革命的浪潮衝破了“子曰詩雲”的一統天下，而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和《東方雜誌》刊登那些愛國的激揚文字帶來了。
我大哥郝克俊，是我們那個封建大家庭還未分居前所供的上洋學堂中學的唯一人物，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是位學生領袖。上到中學畢業，清朝時就得算是舉人了。中學畢業後，他不甘心去教學，正好1927年2月由共產黨創辦的中山學院成立，院長是共產黨員劉含初。他就考上了中山學院學習，並且加入了共產黨，畢業後分配到楊虎城部留在陝西韓城的一個連當政治指導員。以後馮玉祥叛變，與蔣介石同流合汙，他被迫逃跑到安徽、山東一帶父親的部隊裏。此時楊虎城處境極度困難，被迫去日本，父親讓他隨楊去日本。楊虎城從日本回來後，有了一種革新的思想，想給自己培養一批新幹部，同時也為了和我父親搞好關係，所以就把我大哥送到上海法政大學去讀書。到了1930年夏，父親叫他回到家裏接我到上海去上中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途輟學，經我父親介紹到陝西漢中趙壽山部當秘書和參謀，也脫了黨。1932年以前，他不僅是個很用功有才學的人，而且思想進步，是一個對先進的社會科學有研究的人。他對我在上海上學期間，不但在國文程度上幫助很大，並在灌輸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以及督促我讀社會科學書籍方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學習馬列主義走向革命道路的啟蒙老師。
但自他離開上海到趙壽山部隊後，抵不住舊社會環境的熏染和影響，便慢慢地腐化起來了，在生活上則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了。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委任他為陝西耀縣的保安大隊長，和我黨陝北的部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不久楊虎城被迫出國後，又被蔣介石的人把他調換了。跟著七七事變，他又回到趙壽山部當副營長、科長等職，在抗日戰爭中還盡了些力。到1942年，因他吸起了大煙生了病，便回家賦閑了。新中國成立後任甘肅省參事室參事。
就在1925年，我們的小學掛起了孫中山像，開始讀《總理遺囑》，“騎白馬，挎洋刀”的歌聲，換成了“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接著，“五卅慘案”發生了，雪恥會的宣傳隊來了，鎮上的高小學生打著紅綠小旗到鄉下來宣傳，號召人們打倒帝國主義，不然要當亡國奴。我大哥、老師和高年級同學上台演講，說當亡國奴是很悲慘的：十家人隻許有一把菜刀，由一個洋人管著，隨便輪著睡女人，吐痰時要叫中國人把嘴張開，唾在中國人的口裏；洋人上馬時，要中國人跪在地下當上馬石，生娃如果是女孩可以多生，不允許生男孩超過兩個等等。當時人們關於亡國奴的概念就是這樣的。顯然，這些內容有的還是曆史上蒙古統治中國時留下的印象，但學生們反帝愛國的熱情卻是高昂和真誠的。有的學生講得痛哭流涕，泣不成聲，有的講得慷慨激昂，高喊口號。台下我們這些小學生也跟著聽得哭了起來。接著，在老師的率領下，也都打起了小紅綠紙旗到鄉下農村宣傳起來了，唱著“天昏地暗滬江邊，英人逞強權，慘殺我青年……”這一類反帝愛國歌曲。這個時候的學校，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高漲，就連同學們做的遊戲也常以“打倒列強”做戲，由我當頭頭指揮兒童做“打仗”的遊戲。
這個時期還搞起了農民運動，在我們那裏是我父親那個連裏一個叫張建影，可能是個共產黨員，他奉命組織農民搞起來的。發動農民上街遊行，成千上萬上街，把城包圍起來，他們說，我們不當農民了，農具不要了，不務農了，不種地了，以此抗糧、抗稅。農民運動聲勢浩大，身帶土槍，浩浩蕩蕩，連城上駐防的軍隊都不敢惹。
1926年春天開學不久，北洋軍閥係統的劉鎮華率鎮嵩軍攻進陝西關中，開始了在陝西曆史上有名的圍困西安的戰爭。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學校便解散，學生都隨著家裏的人去逃難了。我們家老小便跑到距我們家很近的三義村借了房子住下，學校就停課了。
西安解圍後，由馮玉祥部下宋哲元任陝西督軍時，開展放足運動。禁止婦女纏足由民政廳長鄧長耀領導，人們給送綽號“裹足布廳長”。放足運動的風也吹在櫟陽，從西安來了好多穿著半截裙子大足的女學生，來到櫟陽宣傳放足阻力大得很，因為農村那時有個舊習，去相媳婦，什麽都不看，不看這個女子長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腳大小，認為腳越小越好，講究三寸金蓮。因此就想辦法要女孩子藏起來。這些女學生到了村裏，進了屋，對老太婆、中年媳婦不大管，專找姑娘，隻要見到小姑娘纏著足，就拉到大街上，當眾把裹足布解開，並當眾宣傳命令，禁止纏足，不服從者要罰款。就是這次放足運動使我們這一代的婦女不再纏足了。
1927年過了正月十五，學校複學了。從高陵請來了一位姓李的先生，他是西安尊德學校畢業的洋學生。學習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地理、曆史、自然、尺牘、寫訴狀和英語等八門，還有體育和音樂。在偏僻的鄉村第一次學英語，鄉裏人聽到很稀奇，說是“放洋屁”。另外，這時還學了拚音，學的是老拚音字母，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還能見到。
學校開始舉行講演會，講演由自己選題目，要求每個學生都得講，練習如何講得好，如何打手勢。在自己學校搞了一段時間之後，學校選拔我和同村的一個學生也叫郝永生為優秀講演學生，由李先生帶領參加周圍20多所學校的講演比賽。這次講演比賽我得了第一名。本來，我伯父是反對這一套洋氣派的，但由於我的講演受到周圍各方麵誇獎，他聽到後也感到光彩，就不製止了。我講的題目很多，記得參加周圍20多個學校講演比賽我講的題目是“修身之道”，從什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到什麽“人貴自知”，“水貴自清”。一個青年人要有立大誌做大事的誌氣，要當民族英雄，直講到要雪國恥，打倒帝國主義等一大套。我講演還講了“水不知自清，蛇不知自毒，人不知自惡”的話。這三句話引自百物無自知，還引用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王陽明的話來說明要虛心向別人學習，想問題看問題要客觀的道理。我的這些講演人們聽了感到吃驚，一個剛過10歲的小孩就看得這麽遠，認識問題這麽深，真是了不起，見了我伯父都誇說：“你郝家出了神童。”
除了上課外，這個時候我還閱讀一些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東周列國誌》等，並且出題作文了。當時我們同學中能背《三國演義》章回標題和諸葛亮舌戰群儒以及其中重要書信詞句的人就有好幾十個。我的作文好，就是從《三國演義》學的。從1925年“五卅慘案”雪國恥的宣傳，1926年反對劉鎮華圍西安的戰爭，到1927年蔣介石、馮玉祥先後叛變，鎮壓反對列強的革命人士和共產黨員，連楊虎城也被迫出國，魏野疇、史可軒還有我義父王福祥等先後犧牲的一係列事實的影響，作文也由一般的“說勤”、“說孝”和記事、記遊的文章，上升到寫紀念國恥和反對列強、熱愛我們國家的政論性文章了。如以“還我河山”、“打倒列強”為題的文章。記得1927年教我國文的這位李先生，他思想很進步，常對學生們宣傳打倒列強、鏟除軍閥和土豪劣紳的革命思想。當蔣介石、馮玉祥叛變、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青年時，他在課堂裏發表了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演說後，給我們出了一個《刺賣國賊》的作文題目。老師暗示蔣介石和馮玉祥都是賣國賊，並囑咐文章中不能寫蔣、馮之姓名。我在這篇作文中，引用《幼學瓊林》中“今刺一秦，猶恐一丁”這一段比喻，論述了光靠刺一兩個賣國賊並不能救中國，而要救中國就要打倒列強，鏟除軍閥和土豪劣紳的革命，才可以救中國。這篇作文得到老師們的稱讚，說是寫得最好的一篇。不久查學先生來到我們學校，說要查看學生的作文，李老師悄悄告訴我讓把這個作文本藏起來，不讓查學先生看，以免惹出麻煩。
我幼年的同學中，最要好的一位朋友，而且以後成為抗擊日寇而壯烈犧牲的愛國英雄，他叫王通經，小名通娃。王通經年幼時就聰明絕頂，義氣豪放，天賦勇敢，而且有許多與一般人不同的特點。王通經，長得比我們同年級同學稍高些，方臉，大眼睛，顴骨特別大，大耳朵，留著一圈頭發，顯得麵雖善卻英武。他在學校裏的怪事特別多，尤其常使老師尷尬，哭笑不得。他的家距學校較遠，學校放了學，他回家不是走回去，而是打著趔子一直到家，吃過飯上學校，他仍然是一路趔子（武術運動中的一種跳躍動作），常年如此。他到校如果遲到，學校門關了，要是別人可以把校門叫開，但他不叫門，用個什麽東西把門撥開，或由後牆跳進來。那時學校製度嚴得很，先生打人很厲害，連學生去廁所都得向先生要一個木板被稱作“廁板”，手拿“廁板”才能去，回來後要向先生交“廁板”。他天資聰明，但不好好念書，回家也不複習。第二天快上課要背書時，他才拿著問我不認識的字，我給他說後，他出去轉兩圈，開始上課，先生叫他背，他就能背得過。書背不過要挨打，他很特別，愛讓先生打他。本來能背過的書，他故意裝背不過，甚至先生沒有叫他，而他自動走上去，先生就讓他背，他又裝著背不過。先生打他，他讓先生狠打。他是白豆子皮，麵不改色打得手腫得多高，他不哭，不求饒，先生對他沒有辦法，隻得說：“去，去，去！”他向先生裝鬼臉，“嘿嘿”笑著走了下來。下去後，他打一桶水，用涼水澆打腫的手，見了別人又“嘿嘿”笑了起來。
先生打了他之後，他就想方設法整先生，真把先生整得沒有辦法。一次先生在教室改學生的作文，他捉了幾個蠍子，設法把蠍子放進先生的褲子。還有一次，捉了一隻麻雀，放在先生的椅子下邊，先生一坐，麻雀就撲嚕嚕地飛了。他還給先生放蕁麻，使先生手一碰就起泡，痛得難熬。先生生了大氣，要打他尻板子，尻板子是由學長兩人壓著，由老師或指定的大學生用特製的大板子打。先生要打王通經的尻板子時，他向先生說：“我趴下不用人壓你打，我要是動一下、要是哼一聲不是人。”先生很生氣，一次就打斷了三個板子。他趴著未哼一聲，鬧得先生沒有辦法，沒有力氣，隻得拍拍手走了。
王通經的家不算很窮，是個小康之家，父母隻有他一個兒子，很愛他。他不好好讀書卻愛看小說，不知從哪裏學到了那麽多英雄故事。每到冬天晚上，到學校上晚自習，寫字、溫習功課和記日記。我們近的同學上完自習就回家，他離學校遠就睡在學校裏。學校冬天不讓生火，每個同學就從家裏提些麥草鋪在地上，腳冷時把腳塞到麥草裏。寫完字和溫習了功課後，大家就聽王通經講故事。我們就從家中給他拿饃，我拿的是麥麵饃，有的拿的是雜糧饃。關於挨板子，王通經說：“越怕痛就覺得痛，如果不怕痛也就不覺得痛了。”他還說，挨打慣了，一段時間不挨打，手還覺得癢癢！那個時候，學生們的國家觀念極濃，談起話來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我們中國是天朝”，“作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等等，王通經給我們講的就是屬於愛國方麵的故事，講著講著把大家的勁鼓起來了，這時他就率大家到操場上擺開陣勢練習“打洋人”。
1929年也就是民國十八年，是陝西曆史上最嚴重的年饉，王通經的母親餓死了。他父親到我家當了管賬先生，他沒有辦法生活，起初我還從家裏偷著拿個饃給他，以後我家也自顧不暇，沒有饃了。他從地裏摟茅草，園子裏堆了一大堆。到了臘月，他就燒窯，他有這個手藝，燒香爐、罐罐之類的陶器。因為要過年，雖然是年饉還得敬祖先，香爐還是有人買的。一天，他擔著香爐之類陶器到高陵去賣，擺了個地攤，還沒有開始賣，高陵縣管市場的人，還有警察過來，向他收地皮錢，他沒有錢給而發生口角，接著就打起來了。他把這擔陶器擺成個三角形，陶器不賣了，用陶器打，來一個打一個，十幾人沒有辦法靠近他。一直打到農村吃午飯的時候，把陶器打完了。人越來越多，他起身用扁擔兩頭來回打，打開一條路。走到城門時，城門關了，他一躍跳上城牆，翻城牆跑了，跑到了三原，正逢馮玉祥部下宋哲元在這裏招兵，他就當兵去了。
從三原開走時，他當了班長，他到部隊裏學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以後部隊開到北京西園時，他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當了連長。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之後，又糾集日偽軍10萬人，分三路進攻熱河，僅僅10天，熱河全省皆告淪陷。接著日軍又向長城線上的軍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處進攻，企圖一鼓而下華北。他在宋哲元部隊裏大刀、木馬、拚刺都學得很精，很快提升為營長，他奉命率部守喜峰口。喜峰口戰役之前，我從上海收到他最後一封信。喜峰口戰役就是他指揮打的，英勇得很啊！他一個營守著，日軍一個團進攻，守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後全部犧牲了。以後所在部隊給他父親寄來一封信，內有他犧牲前給父親寫的信、80元現洋和他當營長的照片。他向父親表誓言：“……日本不滅，何以有家。給這80元是向你盡孝，我要盡忠了，以此報國。”這是部隊從他身上發現的子彈盒裏裝的錢和照片，別無他物。
部隊來信詳細寫了喜峰口戰役的經過，王通經的父親給我看了，大意是這樣的：喜峰口戰役打得很激烈，一營人守了七天七夜，打得隻剩了十幾人。王通經下令讓其他人撤，他守著作掩護，但沒有一個人後撤，都要與他戰到最後，死在一起。這時，王通經脫成精身子，身掛一條紅，手拿鬼頭刀，衝上去與日本侵略軍拚命。他一個人用大刀砍死了50多個日本兵，鬼頭刀砍得無刃，身負十幾處傷，他下來又拿了兩把刀，再次衝上去，又砍死十幾個敵人。這時日本人是來不及用槍打呢，還是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兵對這位殺死那麽多日本人的中國人不但不恨，反而認為是位英雄，對英雄人物用槍打死了不符合武士道的精神。最後上來三個身強力大的日本人，從前從後動手把他砍成重傷，倒了下去，這時又上來一群日本人，給他身上插上用中文寫的英雄的牌子，抬了下去，不久就犧牲了。
王通經的父親也是個傳奇式的人物。有古文根底，毛筆字也寫得很好，寬宏大量，從不與人吵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這位鰥寡老人接到獨苗兒子犧牲的信後，不流淚。別人勸他向縣裏報一下。他說：“那有啥值得報的，娃是盡了忠啦！忠孝不能雙全，值得！”王通經是我少年時代出現的一位突出的愛國英雄人物。後來，我1937年見到他的父親時，他還讓我看了王通經的照片，現在我仍懷念著他。
我是1914年12月4日，也就是農曆十月十八日降生的。農曆十月十八日，相傳為“地母娘娘”的生日。在那崇敬土地神的社會，人們認為與地母娘娘同生日一定是很榮耀的“貴命”了。何況這一天，父親派了一位名叫永堂的差役，給我母親送來一盆水盆羊肉和一條鯉魚，鯉魚取“鯉魚跳龍門”之吉利。這位差役提著鯉魚，端著羊肉剛邁進我家裕德堂大廳時，正是我降生落地的時辰。生我那一年的屬相為虎。按照占卜的說法有“羊至而虎口開”，鹹以為吉。一連串的吉祥都加到我這個剛落地的嬰兒的頭上，似乎我與別人不相同，一降生就決定我是榮華富貴，高官厚祿的“貴命”人了。雖然後來我經曆的曆史證明這一點並不準確，在我的一生中受盡坎坷，至少有兩次差點餓死，其中有一次竟然還是在做了“高官”之後。看來，與地母娘娘同生日和那一個個吉祥征兆，並未給我那麽多靠得住的福氣，也沒有給這個世界和我的國家帶來平定和安寧。而生我的時代，注定了我畢生將不斷地要在顛沛中和戰場上度過。
我自幼一直跟著祖母、母親在農村生活，見到父親的機會極少，伯父是這個封建家庭的家長。他以封建家庭傳統的那一套辦法，對我們從小的管教是極嚴格的。在我能記得事的時候，對伯父這個家長便非常害怕。他給我灌輸了所謂“灑掃應對”，來了客人要站在大人旁邊，給客人端茶點煙和封建家庭那套禮節，過年過節要燒香祭祖。還跟著大人幹些輔助勞動，如打棉花尖、摘棉花、割草等。我的祖母無窮無盡的故事，則是我上學前教育的主要內容。
我祖母，前麵已經提到實際是我十二祖母，她的父親是位儒生，教學的先生，在祖母小時，她父親就給她講女兒經和許多故事，我這位祖母記的故事非常多，她講故事主要是每年秋天摘棉花時。
我家是個大家庭，不是出租土地，而主要是自己經營，種的地很多，要種100多畝棉花。到了每年秋季，白天由家裏人從地裏摘回帶殼的棉花堆在大廳裏，到了晚上全家人動手，把棉花從殼中擇出來，叫擇棉花。擇棉花是農村秋季主要農活，一直要幹到深夜。每天掌櫃的給大家分帶殼的棉花，訂任務，擇不光不能睡覺。因為擇棉花要到深夜才能擇完，這時大家都已餓了，所以規定加一頓夜餐，是吃一種有調和的麵疙瘩湯，陝西土語稱“老鴰頭”（烏鴉頭），吃了舒服，又暖和，吃完飯去睡覺。
擇棉花時，分成男的一幫，他們邊擇棉花邊天南海北說閑話。而婦女和娃娃與我祖母這一幫，大家就請求祖母講故事。我這位祖母的故事真是無窮無盡，沒有說完的時候，很多人跟她學了故事。常常有些男的也過來聽故事。因為一講故事就提起大家的精神，常常是女的這邊先把棉花擇完。我那時還小，母親就把我安排在擇棉花旁邊的炕上先睡下。我那時極愛聽祖母講故事，我一直在專心地聽著，直到把棉花擇完，我起來同大家一起吃了“老鴰頭”後，才隨祖母去睡覺。
我還沒有上學前就在家裏學了許多知識，上了家育班，也就如同現在的學前班。我家的大廳裏布滿了字畫，“東字西畫”。
1920年過罷年，我開始進入私塾讀書。這年按農村的習慣算，我是7歲，按實際周歲隻有5歲，是上學最小的一個，上學時還穿的是開襠褲。
這時候我們家的家長是伯父。伯父對家中別的開支摳得很緊，很會節約，但在孩子們讀書方麵卻舍得花錢。我上的這個私塾，就是按他的主張設立的家館，免費吸收郝家家族子弟和鄰近村子學習較好的學生來讀書。伯父每年出八十兩銀子請了一位在當地很有名的劉福昌老先生來教我們。劉福昌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這位劉先生，中等個兒，留著胡須，他把四書五經讀完後，在清朝考取了秀才，又住過洋學堂，是一個既有古文根底，又因住過洋學堂，兼有新舊學問的老秀才和洋學生。劉福昌白天教書，晚上練武功，腿上綁著鐵瓦，拳擊沙袋，每日練武，從不間斷，他的武功很深，可以說是個文武雙全之人。他身體非常健康，麵貌粗獷，聲音洪亮，令人望而生畏。他講課，村民們敬慕而且略帶誇張的形容說，可以“聲聞五裏”，連櫟陽鎮都可聽見。一般私塾讀四書五經，隻讓學生背誦，不給講解，所以學生光會背誦而不知書中講的是什麽。劉福昌則給學生講解四書五經。他教書很認真，對學生也極嚴格。他講課之後，第二天要會講會背。第二天上課時就指名提問，一個地方沒有講對就用鞭子打，背不過就用戒尺打手，還要給畫墨眼鏡。
入學時，我還穿著開襠褲，天氣很冷，光著尻子坐在板凳上，都說小娃是鐵尻子。同學們把我當做乳臭未幹的小兒，常常嘲笑我。那時的私塾分為大、中、小三班，但隻有一個大課堂，一個老師，老師給大班學生講經學，其他學生也能聽到。私塾的老師隻知按部就班地教，不像現在充分發揮兒童的智力優勢，對像我這個在未上學前已經學會許多字、智力開發得早的人采取提前升班，而我和其他根本不識字的小孩一樣，一天隻學4個字塊。這些字我都已經認識，求知欲極強的我就開始心煩了。
私塾的課程是從《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以及《共和國文》的人、手、足、刀、尺、大、牛、羊字起，直到四書五經，《幼學瓊林》、《古文諧鳳》和《離騷》、《唐詩三百首》，都要求背誦，四書五經則要通背。自己在小班，按說才學《三字經》，和自己一起上學的小孩連《三字經》還未學懂，我不僅能熟練背誦《三字經》，而且還聽先生給大班講的《書經》和《春秋·左傳》了。
背書最辛苦，讓人高聲朗誦，把書當成口歌，自己沒有讀懂，所以很難背。我不是死讀書，先把文章搞懂，不懂就問問先生，先生給我講，使之真正弄懂，不高聲朗讀，采取默讀心記的辦法，很快就能背過，因為讀懂了，所以已經背過就不會忘記了。
每天向老師背書，背多少由學生自定，用一張桐油紙條夾在準備背誦的段落，謂之“號帖”。雖自定，如果號得太少，老師是要責備的。自己將號過的背完，老師會忽然抽一段已學的書提個頭再讓你背，說是“溫故而知新”。中途背不下時，他略提一兩字，但僅限兩次，第三次背不下去，就要訓斥和挨打。
通過背古文，打下了語文基底。這一年讀完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就是“四書”，之後，要進行大考。大考的這一天，要把校董（我伯父）和學生家長都請來，要給先生準備雞蛋盤子，燒酒壺子，就是得請先生。考試仍是背書。學生依次將一年來所讀的上述書捧至案前放下，向校董、老師作揖，再轉身去，當著校董、家長的麵通背。如僅出錯一處，可得滿分；僅錯兩次，可得90；僅錯三次，尚可得80；錯到四次以上，老師就要當校董、家長的麵訓斥和開打了。
考完試，由校董和家長們備的一桌酬師酒席開席，學生們隨侍在側，給老師敬酒。酒至半酣，劉先生一摸胡須，以洪亮的嗓門，對諸生一年的表現照例要做一番品評，每次都高興地要把我誇獎一番。確實就是這麽嚴厲的先生，我卻從未挨過手板。然後神色一轉，嚴肅地當著校董和家長的麵，對老師打學生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之後，說：“現在我打了你，你今天會恨我，但你學到本事，將來會愛我的。”我的伯父緊接著以校董的身份，用極莊重的表情點頭道：“對，教不嚴，師之惰，教習，就是要打！”家長們則更連聲稱道：“該打，該打！”那些挨過劉先生打的同窗，自然在這時不得不再次肅立，聆聽這些教誨。這種教育方法，現在看來當然是很陳舊了，但對於督促學生，倒是起了作用的。我如今已是《禮記》所說“八十、九十曰耄”之年了，在這位嚴師教育下，現在還能背誦四書。
受過劉先生體罰我記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宗兄，我叫他五哥的了。我五哥當時已十五六歲了，總是背不過，老挨先生打。有一次除挨打之外，還添了一種體罰就是用墨塗麵，一直等到把指定要背的書背過後才讓洗掉，這大概是激勵其知恥之心吧！要放上午學了，我這位五哥還背不過，就戴著墨麵回家，回到家頭不敢抬，就鑽進廚房裏，吃飯他媽端，要東西他媽取，仍戴墨麵返校。這位五哥老挨打受罰，他就抓緊一切時間複習功課，一次他在大犍牛旁複習，讀著讀著就睡著了。家人找不著他，牽牛時才見他睡在牛肚子底下。他因背不過書，見了老師就很害怕，越怕連背過的也忘了，我很同情他。這時我在中班，他在大班，他要背的我都能背，他要講的我都會講，我就晚上主動輔導他，第二天先生叫他背書時，我就藏在門外幫他提詞，才讓他混過去免挨體罰。另一個是我三哥郝伯雄，他小時讀書，隻知讀口歌，沒有弄懂講的是什麽，晚上背過的書，第二天起來又忘了。背不過就挨打。讀《三字經》時，夜間複習，唯恐次晨忘記，就求助記性甚好，善於講故事，卻不識字的祖母，常常鬧出了笑話。晚上孫子背，祖母也跟著背，第二天起來，祖母和孫子再背誦一遍。如《三字經》有“匏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是講古代樂器的，祖母隻會順口溜，哪裏知道意思。第二天，我三哥背時祖母在旁，三哥背到此處忘了，祖母還記得，忙說“刨土窩，苜蓿根”。完全成了種莊稼的話了。
1923年，我到村外的初級小學上學，這所學校也是我們家開辦的。
聽說這所小學是我那位堂伯父郝隆光早年修建的，各村的學生都來上學，我在這裏上學時，共有各村學生40多人，老師仍是劉福昌老先生，再加上我十叔父，這位十叔父是三原工職畢業的學生。因為有了這位洋學生老師，學生除了教書外，也開始了唱歌，出操，踢球等活動，課程除了《共和國文》外，主要還是四書五經。同時，老師也正式給我開講了這些古文。當時在這種舊學校裏，老師給學生要開講這些課程，除了他的原薪水之外，還要增加特別薪水的。我的伯父這時看我聰明，學得好，在所謂有出息“學優登仕”的希望下，對於增加這種學費是很樂意開支的。這年也開始了所謂“聯句”、“對對”，就是學寫文章前的一些準備學習。由先生出一個上聯，叫學生對下聯，寫一句成語，中間或前後空字，叫學生按意填寫上。這一年學校唱的歌還是北洋政府的那一套，如“男兒誌氣高，騎白馬，挎洋刀，”“黃海英雄，黃海權，不怕死，不愛錢”等等。
這一年，我家裏來了一位我父親的朋友，我伯父把我叫回去陪這位客人，他當我伯父的麵問我幾歲，我回答9歲（實際8歲）。問我讀了些什麽書，我回答已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問我能不能背誦，我說能，他當麵讓我背了一章孟子。然後他又問了我許多曆史上的故事，如堯讓位舜登基，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等，我都能侃侃而談地回答他。這位客人非常驚奇，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不到10歲的小孩能把四書背誦，還能懂得很多曆史，真是了不起！說著掏出五塊銀元作為嘉獎。我伯父雖然沒有接這五塊銀元，但自此對我更加器重，另眼看待，並決心供我讀書。
到了1924年，按農村習慣算法我已11歲，實際上我才9歲。我已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左傳》以及《幼學瓊林》、《古文諧鳳》、《離騷》和《唐詩三百首》等，要舉行畢業大考試。所謂考試，主要還是背書，真是比現在考“博士”還難呀！舉行考試時，要把以上學過的這些書全部搬來，放在先生麵前的桌子上，是多大一摞，書比我還高。給先生鞠躬後轉身，開始從《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背起，背著背著，先生讓停下來，提了《書經》上一句，就接著往下背，背著背著，先生又讓停下，跳到《古文諧鳳》上的一句，你就得馬上轉到《古文諧鳳》接先生那句往下背。不是按順序背，而是一會前邊，一會後邊，一會這部書，一會那部書。考試一個學生一個學生背，一個人要背一整天，沒有把這許多古文念得滾瓜爛熟的程度，是過不了老師這一考關的。舉行這種大考，如背不下去還得挨打，常常有的學生，多高的個頭，因為背不過而挨打，有的打得給老師跪下，有的挨打哭得嗚嗚的。
背誦完課文再考講解。讓參考的學生在教室前排坐下，所學過的那些古文，誰也不知講什麽，沒有劃範圍。由先生點誰的名，誰就走到先生講課的位子上，這時先生才提出要講哪一篇。講了正文，還要講小注。講正文還不怕，最難的是還得把那種古代的注解講清楚。一共講三篇，講完後退下，先生再叫第二個學生上去講。大考期間，同學們都是誠惶誠恐，當老師的也很辛苦，所以除年俸之外，每個學生的家還備有每日一兩銀子的紅包，以示酬勞。考試完畢，先生對每位學生考試成績依超、優、平、劣四等評定。我是參考年齡最小，成績最優，被評為超等。劉福昌老先生當著我伯父、各位同學的家長和同學的麵對我再一次誇獎，並且說：“大家都說我對學生嚴，厲害得很，常打學生，還畫墨麵體罰，可是像永生那麽小的年齡，上學這幾年，我沒有打過他一次板子，也從未責備他，那為什麽？不是我偏愛，而是他學得好，應該誇獎啊！”他這話把我伯父說得臉帶笑容，連連點頭。
通過背誦這許多古文就為我語文方麵打下紮實的根基。四書五經中難懂的是孟子中的《告子》和《書經》。俗話說：“《告子》把娃念得吊死，《書經》把娃念得碰死。”《告子》是孟子講的哲理部分，小孩難以理解，感到很難。《書經》講的距今太古老，也很難，不過能把易經讀懂之後再讀書經，就比較好讀了。對這些古文的理解方麵，譬如《大學》中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句話是說事物的變化。天天都有新變化，今天新了，第二天還有新，一切要新。這句說，我到現在也隻能懂得到這樣地步。總之，我年幼時所學的禮、樂、射、禦、數、書六藝。禮就是禮記，是社會科學，這一門我當時就比較差，一輩子這一門也不行。對於樂理我可得滿分，但我卻不會音樂，可以說是個樂盲。我到1924年把古文讀完了。
正當我畢業時，傳來山東省一位神童，才12歲，就著有《四書白話解》一書出版的消息。這是一部參考書，轟動了全國。我伯父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買了10部。我通讀了四書五經，為我的古文根底打下了基礎；我的白話文也是從幼年時代打下的基礎，其中第一部書就是這部《四書白話解》。
1925年，是我國大革命高漲的一年。這一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麵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這一年在共產黨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北伐掃除障礙開始了二次東征。這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群眾反帝遊行、演講，英租界巡捕開槍鎮壓，釀成“五卅慘案”，激起全國人民反對，陝西學生成立雪恥會，分六路分赴各縣宣傳，形成聲勢強大的群眾運動。我這一年進入本村的高小班。原來的劉福昌老師隨我的二哥郝兢生到軍隊去了，另請了遊章村的章先生，他是個有愛國思想新舊相結合的先生。我們那個西北偏僻的農村，這一年和往年不相同，大革命的浪潮衝破了“子曰詩雲”的一統天下，而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和《東方雜誌》刊登那些愛國的激揚文字帶來了。
我大哥郝克俊，是我們那個封建大家庭還未分居前所供的上洋學堂中學的唯一人物，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是位學生領袖。上到中學畢業，清朝時就得算是舉人了。中學畢業後，他不甘心去教學，正好1927年2月由共產黨創辦的中山學院成立，院長是共產黨員劉含初。他就考上了中山學院學習，並且加入了共產黨，畢業後分配到楊虎城部留在陝西韓城的一個連當政治指導員。以後馮玉祥叛變，與蔣介石同流合汙，他被迫逃跑到安徽、山東一帶父親的部隊裏。此時楊虎城處境極度困難，被迫去日本，父親讓他隨楊去日本。楊虎城從日本回來後，有了一種革新的思想，想給自己培養一批新幹部，同時也為了和我父親搞好關係，所以就把我大哥送到上海法政大學去讀書。到了1930年夏，父親叫他回到家裏接我到上海去上中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途輟學，經我父親介紹到陝西漢中趙壽山部當秘書和參謀，也脫了黨。1932年以前，他不僅是個很用功有才學的人，而且思想進步，是一個對先進的社會科學有研究的人。他對我在上海上學期間，不但在國文程度上幫助很大，並在灌輸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以及督促我讀社會科學書籍方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學習馬列主義走向革命道路的啟蒙老師。
但自他離開上海到趙壽山部隊後，抵不住舊社會環境的熏染和影響，便慢慢地腐化起來了，在生活上則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了。西安事變後，楊虎城委任他為陝西耀縣的保安大隊長，和我黨陝北的部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不久楊虎城被迫出國後，又被蔣介石的人把他調換了。跟著七七事變，他又回到趙壽山部當副營長、科長等職，在抗日戰爭中還盡了些力。到1942年，因他吸起了大煙生了病，便回家賦閑了。新中國成立後任甘肅省參事室參事。
就在1925年，我們的小學掛起了孫中山像，開始讀《總理遺囑》，“騎白馬，挎洋刀”的歌聲，換成了“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接著，“五卅慘案”發生了，雪恥會的宣傳隊來了，鎮上的高小學生打著紅綠小旗到鄉下來宣傳，號召人們打倒帝國主義，不然要當亡國奴。我大哥、老師和高年級同學上台演講，說當亡國奴是很悲慘的：十家人隻許有一把菜刀，由一個洋人管著，隨便輪著睡女人，吐痰時要叫中國人把嘴張開，唾在中國人的口裏；洋人上馬時，要中國人跪在地下當上馬石，生娃如果是女孩可以多生，不允許生男孩超過兩個等等。當時人們關於亡國奴的概念就是這樣的。顯然，這些內容有的還是曆史上蒙古統治中國時留下的印象，但學生們反帝愛國的熱情卻是高昂和真誠的。有的學生講得痛哭流涕，泣不成聲，有的講得慷慨激昂，高喊口號。台下我們這些小學生也跟著聽得哭了起來。接著，在老師的率領下，也都打起了小紅綠紙旗到鄉下農村宣傳起來了，唱著“天昏地暗滬江邊，英人逞強權，慘殺我青年……”這一類反帝愛國歌曲。這個時候的學校，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高漲，就連同學們做的遊戲也常以“打倒列強”做戲，由我當頭頭指揮兒童做“打仗”的遊戲。
這個時期還搞起了農民運動，在我們那裏是我父親那個連裏一個叫張建影，可能是個共產黨員，他奉命組織農民搞起來的。發動農民上街遊行，成千上萬上街，把城包圍起來，他們說，我們不當農民了，農具不要了，不務農了，不種地了，以此抗糧、抗稅。農民運動聲勢浩大，身帶土槍，浩浩蕩蕩，連城上駐防的軍隊都不敢惹。
1926年春天開學不久，北洋軍閥係統的劉鎮華率鎮嵩軍攻進陝西關中，開始了在陝西曆史上有名的圍困西安的戰爭。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學校便解散，學生都隨著家裏的人去逃難了。我們家老小便跑到距我們家很近的三義村借了房子住下，學校就停課了。
西安解圍後，由馮玉祥部下宋哲元任陝西督軍時，開展放足運動。禁止婦女纏足由民政廳長鄧長耀領導，人們給送綽號“裹足布廳長”。放足運動的風也吹在櫟陽，從西安來了好多穿著半截裙子大足的女學生，來到櫟陽宣傳放足阻力大得很，因為農村那時有個舊習，去相媳婦，什麽都不看，不看這個女子長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腳大小，認為腳越小越好，講究三寸金蓮。因此就想辦法要女孩子藏起來。這些女學生到了村裏，進了屋，對老太婆、中年媳婦不大管，專找姑娘，隻要見到小姑娘纏著足，就拉到大街上，當眾把裹足布解開，並當眾宣傳命令，禁止纏足，不服從者要罰款。就是這次放足運動使我們這一代的婦女不再纏足了。
1927年過了正月十五，學校複學了。從高陵請來了一位姓李的先生，他是西安尊德學校畢業的洋學生。學習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地理、曆史、自然、尺牘、寫訴狀和英語等八門，還有體育和音樂。在偏僻的鄉村第一次學英語，鄉裏人聽到很稀奇，說是“放洋屁”。另外，這時還學了拚音，學的是老拚音字母，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還能見到。
學校開始舉行講演會，講演由自己選題目，要求每個學生都得講，練習如何講得好，如何打手勢。在自己學校搞了一段時間之後，學校選拔我和同村的一個學生也叫郝永生為優秀講演學生，由李先生帶領參加周圍20多所學校的講演比賽。這次講演比賽我得了第一名。本來，我伯父是反對這一套洋氣派的，但由於我的講演受到周圍各方麵誇獎，他聽到後也感到光彩，就不製止了。我講的題目很多，記得參加周圍20多個學校講演比賽我講的題目是“修身之道”，從什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到什麽“人貴自知”，“水貴自清”。一個青年人要有立大誌做大事的誌氣，要當民族英雄，直講到要雪國恥，打倒帝國主義等一大套。我講演還講了“水不知自清，蛇不知自毒，人不知自惡”的話。這三句話引自百物無自知，還引用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王陽明的話來說明要虛心向別人學習，想問題看問題要客觀的道理。我的這些講演人們聽了感到吃驚，一個剛過10歲的小孩就看得這麽遠，認識問題這麽深，真是了不起，見了我伯父都誇說：“你郝家出了神童。”
除了上課外，這個時候我還閱讀一些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東周列國誌》等，並且出題作文了。當時我們同學中能背《三國演義》章回標題和諸葛亮舌戰群儒以及其中重要書信詞句的人就有好幾十個。我的作文好，就是從《三國演義》學的。從1925年“五卅慘案”雪國恥的宣傳，1926年反對劉鎮華圍西安的戰爭，到1927年蔣介石、馮玉祥先後叛變，鎮壓反對列強的革命人士和共產黨員，連楊虎城也被迫出國，魏野疇、史可軒還有我義父王福祥等先後犧牲的一係列事實的影響，作文也由一般的“說勤”、“說孝”和記事、記遊的文章，上升到寫紀念國恥和反對列強、熱愛我們國家的政論性文章了。如以“還我河山”、“打倒列強”為題的文章。記得1927年教我國文的這位李先生，他思想很進步，常對學生們宣傳打倒列強、鏟除軍閥和土豪劣紳的革命思想。當蔣介石、馮玉祥叛變、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青年時，他在課堂裏發表了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演說後，給我們出了一個《刺賣國賊》的作文題目。老師暗示蔣介石和馮玉祥都是賣國賊，並囑咐文章中不能寫蔣、馮之姓名。我在這篇作文中，引用《幼學瓊林》中“今刺一秦，猶恐一丁”這一段比喻，論述了光靠刺一兩個賣國賊並不能救中國，而要救中國就要打倒列強，鏟除軍閥和土豪劣紳的革命，才可以救中國。這篇作文得到老師們的稱讚，說是寫得最好的一篇。不久查學先生來到我們學校，說要查看學生的作文，李老師悄悄告訴我讓把這個作文本藏起來，不讓查學先生看，以免惹出麻煩。
我幼年的同學中，最要好的一位朋友，而且以後成為抗擊日寇而壯烈犧牲的愛國英雄，他叫王通經，小名通娃。王通經年幼時就聰明絕頂，義氣豪放，天賦勇敢，而且有許多與一般人不同的特點。王通經，長得比我們同年級同學稍高些，方臉，大眼睛，顴骨特別大，大耳朵，留著一圈頭發，顯得麵雖善卻英武。他在學校裏的怪事特別多，尤其常使老師尷尬，哭笑不得。他的家距學校較遠，學校放了學，他回家不是走回去，而是打著趔子一直到家，吃過飯上學校，他仍然是一路趔子（武術運動中的一種跳躍動作），常年如此。他到校如果遲到，學校門關了，要是別人可以把校門叫開，但他不叫門，用個什麽東西把門撥開，或由後牆跳進來。那時學校製度嚴得很，先生打人很厲害，連學生去廁所都得向先生要一個木板被稱作“廁板”，手拿“廁板”才能去，回來後要向先生交“廁板”。他天資聰明，但不好好念書，回家也不複習。第二天快上課要背書時，他才拿著問我不認識的字，我給他說後，他出去轉兩圈，開始上課，先生叫他背，他就能背得過。書背不過要挨打，他很特別，愛讓先生打他。本來能背過的書，他故意裝背不過，甚至先生沒有叫他，而他自動走上去，先生就讓他背，他又裝著背不過。先生打他，他讓先生狠打。他是白豆子皮，麵不改色打得手腫得多高，他不哭，不求饒，先生對他沒有辦法，隻得說：“去，去，去！”他向先生裝鬼臉，“嘿嘿”笑著走了下來。下去後，他打一桶水，用涼水澆打腫的手，見了別人又“嘿嘿”笑了起來。
先生打了他之後，他就想方設法整先生，真把先生整得沒有辦法。一次先生在教室改學生的作文，他捉了幾個蠍子，設法把蠍子放進先生的褲子。還有一次，捉了一隻麻雀，放在先生的椅子下邊，先生一坐，麻雀就撲嚕嚕地飛了。他還給先生放蕁麻，使先生手一碰就起泡，痛得難熬。先生生了大氣，要打他尻板子，尻板子是由學長兩人壓著，由老師或指定的大學生用特製的大板子打。先生要打王通經的尻板子時，他向先生說：“我趴下不用人壓你打，我要是動一下、要是哼一聲不是人。”先生很生氣，一次就打斷了三個板子。他趴著未哼一聲，鬧得先生沒有辦法，沒有力氣，隻得拍拍手走了。
王通經的家不算很窮，是個小康之家，父母隻有他一個兒子，很愛他。他不好好讀書卻愛看小說，不知從哪裏學到了那麽多英雄故事。每到冬天晚上，到學校上晚自習，寫字、溫習功課和記日記。我們近的同學上完自習就回家，他離學校遠就睡在學校裏。學校冬天不讓生火，每個同學就從家裏提些麥草鋪在地上，腳冷時把腳塞到麥草裏。寫完字和溫習了功課後，大家就聽王通經講故事。我們就從家中給他拿饃，我拿的是麥麵饃，有的拿的是雜糧饃。關於挨板子，王通經說：“越怕痛就覺得痛，如果不怕痛也就不覺得痛了。”他還說，挨打慣了，一段時間不挨打，手還覺得癢癢！那個時候，學生們的國家觀念極濃，談起話來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我們中國是天朝”，“作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等等，王通經給我們講的就是屬於愛國方麵的故事，講著講著把大家的勁鼓起來了，這時他就率大家到操場上擺開陣勢練習“打洋人”。
1929年也就是民國十八年，是陝西曆史上最嚴重的年饉，王通經的母親餓死了。他父親到我家當了管賬先生，他沒有辦法生活，起初我還從家裏偷著拿個饃給他，以後我家也自顧不暇，沒有饃了。他從地裏摟茅草，園子裏堆了一大堆。到了臘月，他就燒窯，他有這個手藝，燒香爐、罐罐之類的陶器。因為要過年，雖然是年饉還得敬祖先，香爐還是有人買的。一天，他擔著香爐之類陶器到高陵去賣，擺了個地攤，還沒有開始賣，高陵縣管市場的人，還有警察過來，向他收地皮錢，他沒有錢給而發生口角，接著就打起來了。他把這擔陶器擺成個三角形，陶器不賣了，用陶器打，來一個打一個，十幾人沒有辦法靠近他。一直打到農村吃午飯的時候，把陶器打完了。人越來越多，他起身用扁擔兩頭來回打，打開一條路。走到城門時，城門關了，他一躍跳上城牆，翻城牆跑了，跑到了三原，正逢馮玉祥部下宋哲元在這裏招兵，他就當兵去了。
從三原開走時，他當了班長，他到部隊裏學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以後部隊開到北京西園時，他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當了連長。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之後，又糾集日偽軍10萬人，分三路進攻熱河，僅僅10天，熱河全省皆告淪陷。接著日軍又向長城線上的軍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處進攻，企圖一鼓而下華北。他在宋哲元部隊裏大刀、木馬、拚刺都學得很精，很快提升為營長，他奉命率部守喜峰口。喜峰口戰役之前，我從上海收到他最後一封信。喜峰口戰役就是他指揮打的，英勇得很啊！他一個營守著，日軍一個團進攻，守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後全部犧牲了。以後所在部隊給他父親寄來一封信，內有他犧牲前給父親寫的信、80元現洋和他當營長的照片。他向父親表誓言：“……日本不滅，何以有家。給這80元是向你盡孝，我要盡忠了，以此報國。”這是部隊從他身上發現的子彈盒裏裝的錢和照片，別無他物。
部隊來信詳細寫了喜峰口戰役的經過，王通經的父親給我看了，大意是這樣的：喜峰口戰役打得很激烈，一營人守了七天七夜，打得隻剩了十幾人。王通經下令讓其他人撤，他守著作掩護，但沒有一個人後撤，都要與他戰到最後，死在一起。這時，王通經脫成精身子，身掛一條紅，手拿鬼頭刀，衝上去與日本侵略軍拚命。他一個人用大刀砍死了50多個日本兵，鬼頭刀砍得無刃，身負十幾處傷，他下來又拿了兩把刀，再次衝上去，又砍死十幾個敵人。這時日本人是來不及用槍打呢，還是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兵對這位殺死那麽多日本人的中國人不但不恨，反而認為是位英雄，對英雄人物用槍打死了不符合武士道的精神。最後上來三個身強力大的日本人，從前從後動手把他砍成重傷，倒了下去，這時又上來一群日本人，給他身上插上用中文寫的英雄的牌子，抬了下去，不久就犧牲了。
王通經的父親也是個傳奇式的人物。有古文根底，毛筆字也寫得很好，寬宏大量，從不與人吵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這位鰥寡老人接到獨苗兒子犧牲的信後，不流淚。別人勸他向縣裏報一下。他說：“那有啥值得報的，娃是盡了忠啦！忠孝不能雙全，值得！”王通經是我少年時代出現的一位突出的愛國英雄人物。後來，我1937年見到他的父親時，他還讓我看了王通經的照片，現在我仍懷念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