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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民間對日索賠的幾點思考與展望

總結近年來浙江省民間對日索賠的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如下幾個問題。

以細菌戰受害者為原告狀告日本政府的訴訟活動雖然引起了國內甚至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但平心而論,對這場官司的勝訴還是不容樂觀的,因為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不是一個法律上適用何種條款的問題,說到底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我看來,隻要日本繼續堅持其錯誤的戰爭史觀,對日民間索賠就難以有大的進展。這一點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日本對亞洲國家的國家賠償問題。

日本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的立場是明顯不同的。日本之所以在對中國的戰爭賠償問題上設法逃避賠償責任,從中國自身的原因來講,主要有兩個方麵:第一,中國不統一的現狀為日本設法否認對中國的戰爭賠償責任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第二,中國政府較早提出放棄對日索賠在客觀上使日本逃避賠償責任成為可能。

中國主動放棄對日索賠表現了中國政府以德報怨的一麵,但日本在對華戰爭賠償問題上的立場――逃避賠償的責任則反映了日本錯誤的戰爭史觀。概括地講主要有兩方麵:第一,不承認對華戰爭的性質是侵略戰爭,這是相當普遍的國民意識。根據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官房廣報室1967年6月對全國20歲以上的成年人所進行的調查,認為對華戰爭是當然自衛、不得已而為之、沒有什麽可在乎的分別占9.7%、39.5%、6%,三項合計占到了調查人數的55%以上。這也就可以理解即使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也隻是講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損害,並未講是侵略戰爭,原文的表述是:“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即使對這樣的表述,日本外務省一些官員還認為“太那個了”。正因為日本否認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所以必然要導致其否認由侵略戰爭的失敗引發的戰爭賠償。

日本錯誤的戰爭史觀還表現在它隻承認日本敗於美國不承認敗於中國。從日本學界對於戰爭的時期劃分來看,一個很普遍的觀點是把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41年11月稱日中戰爭,把1941年到1945年稱太平洋戰爭。從表麵上看這隻是一個簡單的曆史時期劃分問題,實際上是突出了美國在戰爭中的主導作用,這既是美國占領時期對日本所進行的太平洋戰爭史觀影響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日本對中國抗戰作用的輕視,即使在日本剛戰敗的時候,日本國民中的這種認識就很普遍。如1945年12月,美國國務院調查分析局對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實施的調查中,87%的人認為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不會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既然日本是敗於美國而不是敗於中國,在日本看來它在中國麵前就不是一個戰敗者,因此從心理上認為不必以戰敗國的身份對中國作出賠償。

日本逃避了對中國的戰爭賠償責任,但對亞洲其他國家並沒有這樣,這倒不是因為它承認對這些國家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也不是因為它承認這些國家是真正的勝利者,涉及戰爭史觀的這兩個問題,日本對中國也好對其他亞洲各國也好,態度是一致的,誠如有的日本學者所說的那樣:“在亞洲太平洋戰爭問題上,我們可能忘記了它是一場對亞洲的戰爭,而是一直識認為它是一場與美國的戰爭,敗給了美國。”

隻要日本方麵繼續堅持其錯誤的曆史觀,我們就很難指望其對細菌戰和其他戰爭受害者作出公正的裁決。當然,這並不能否認細菌戰受害者訴訟的意義。它至少通過大量的案例調查,特別是對健在的受害者的調查,會形成很多口述曆史資料,對揭露日本侵略的罪行,進一步推進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它也可以通過民間的力量形成對日本右翼的強大壓力,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使二戰期間日本在華的罪行為國際社會所充分了解。此外,它也可以在客觀上也有利於中國政府的對日外交,因為日本政府一至拒絕正式向中國政府和人民作出道歉,最正式的表述就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方麵講的一句話“日本方麵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其用詞真是費盡了心思。多少年來,日本方麵就是圍著這句話在轉圈子,盡管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等人的確也先後到中國的盧溝橋和沈陽等地哀悼,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表示反省,但這距離中國人民所期望的“我們正式向中國人民道歉”這樣的字眼相去萬裏。沒有這樣的正式道歉,中國就不能真正算作是戰爭的勝利者。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方興未艾的民間對日索賠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繼續。

另外,就浙江而言,浙江省本來是華東地區在抗日戰爭時期遭受日軍侵略損失較大的省份之一。目前提起向日本政府要求作出賠償的也隻有細菌戰一類受害者,但事實上,除此之外,日本在長達八年的侵華戰爭中,在浙江還製造了大大小小的屠殺事件,而且還有頻繁的空襲所導致的巨大傷亡、有性暴力所致的傷亡等等,這些情況,早在戰爭期間當時的國民政府就有過較為詳細的調查,而且具有相當的原始材料可以為證。另外,經過抗日戰爭,浙江的經濟損失巨大,而當時的經濟損失中,工業損失、交通損失、農業損失、文化損失中,絕大多數都是民間損失,這些領域都是可以提出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的。浙江省民間對日索賠的訴訟已經經曆了十多個春秋,雖然期間的道路並不平坦,但其意義是十分遠大的,它越來越引起了浙江人民以至於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群眾基礎也越來越深厚。告團的代表人王選在2003年被國家的主流媒體中央電視台評為“感動中國”的新聞人物,同時還被評為發行量極大的《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這說明民眾已經成為支持對日民間索賠的強大後盾。

對日民間索賠還可以形成民間、學界、政府的良性互動。從政府方麵來講,我們既然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明確放棄了作為國家間的戰爭賠償要求,作為一個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我們就得對自己的國際法義務承擔責任。但綜觀近年來的對日外交,我們看到日本差不多是舉國上下對侵略戰爭的否定,最近又有其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有對中國領土釣魚島的事實占有行為,更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方麵居然批準在其中學曆史教材中刪去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對此,我們如果僅有政府外交部門的簡單抗議,是難以形成對日壓力的,但民間對日索賠的開展,可以對日本朝野形成強大的外部環境,讓他們知道中國人民並沒有忘記這場戰爭,日本的戰爭罪行不管日本自己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曆史的事實是鐵定的,翻案不得人心。對於學術界來講,民間對日索賠的開展,使抗日戰爭的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擴展。過去對於勞工的研究、慰安婦的研究、細菌戰的研究在民間對日索賠廣泛展開以前,其研究是非常薄弱的,但隨著這些年來民間對日索賠的展開,大量當事人、戰爭受害者的舉證,使曆史研究除了借助文獻史料外有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從而在這些領域產出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反過來,學界的努力也為民間對日索賠提供了重要的學理基礎。當然,在一個全世界人民都在關注人權的新世紀,民間對日索賠更多的是可以撫慰那些健在的戰爭受害者及已逝受害者家屬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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