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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民間對日索賠的曆程

浙江人民民間對日索賠的行動其實早在抗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當時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對戰爭損失的調查與統計,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國民政府一再聲明對日索賠將由政府來進行,但遭受了戰爭損失的浙江人民在上報損失數目的時候還是明確提到要求日本對其個人或企業的損失給予賠償,從中不難看出浙江人民對自己所遭受的損失是記在心上的。

時間一晃就是幾十年。中日間的戰爭狀態一直持續到1972年,在此後的年代,中國人民仍舊報著“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待人之道,繼續夢想著以自己的大度來換取日本自己對戰爭的深刻反思,也真誠地希望中日關係真正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杭州美麗的西子湖畔,立著一塊“中日不再戰”的石碑,好像戰爭永遠不會有了,以後的中日兩國將會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但遺憾的是,除了幾個尚有良知的日本老兵和有理性的日本青年外,中國人的大度換來的卻是日本朝野不斷地為侵略戰爭喊冤叫屈,中國人民再也坐不住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民通過民間的力量終於走上了向日本索取賠償的道路。

1994年,曾遭受日軍細菌戰的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的村民終於聯合了本省的衢州、寧波甚至湖南等地的細菌戰受害者共108人,開始搜集證據,準備向日本政府起訴。1997年8月,正式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起訴,要求日本政府對其進行損害賠償。1998年2月16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此第一次開庭審理,原告代表團代表王選作了如下的開庭陳詞:

“我叫王選,1952年8月6日出生於上海,是本訴訟日軍細菌戰六所受害地之一――中國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的原告。崇山村是我父親的故鄉。1942年,日軍細菌戰引起村子裏鼠疫流行,396個村民死於這場鼠疫。我祖父的家庭中死了8個人,我的叔叔也死了,當時13歲。”

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的災難、強奸、勒索、撒毒、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的凶惡,埋在村民們記憶中的恐怖、悲傷和憤怒,是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他們那兒受到的曆史教育。

1987年,我為學習戰後經濟成功的日本,來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的三重大學和築波大學學習。這十年裏,我一麵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國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戰爭中日軍的種種殘虐的暴行,在日本差不多的人都不知道;一麵和日本人民一起經曆了日本社會激蕩的變化。期間,1995年8月,戰爭結束50周年的時候,我和一些去崇山村調查細菌戰受害的日軍的後代們命運般地相會,從那時起,不分四季,與他們並肩一起,去崇山村以及其他細菌戰受害地,進行受害情況調查,研究學習細菌戰的曆史事實至今。

今天,我作為本訴訟108名原告的代表,在此陳述意見。

我們108名中國人原告是戰爭中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浙江省、湖南省進行的細菌戰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親屬。我們以日本政府為本訴訟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為日本國的責任者,正式承認日軍細菌戰的曆史事實,向中國人民謝罪,並對這一戰爭犯罪造成的損害承擔戰爭責任。

眾所周知,50多年前,日軍作為國家政策實行的細菌戰,在當時即為國際法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隱蔽了這一戰爭犯罪。戰後,又由於日本政府和美國對這一戰爭犯罪的隱蔽,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然應該受到審判的細菌戰戰爭犯罪,沒有受到審判。但是,正義必定懲罰罪惡。今天,細菌戰的審判在日本首都東京開庭了。我們認為這是曆史的必然,是日本的進步。

這場曆史的審判的開庭,是許許多多與中國、世界人民一起堅持反對日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許許多多堅持揭露細菌戰曆史事實的日本知識分子、人民以及舊日軍有關人員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我們的辯護團的努力的結果。中國人民為這些許許多多日本人民的努力所表明的日本人民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精神力量所感動。他們的努力在改變當時日本的國家政策――侵略戰爭所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敵對關係,他們的努力是產生帶來和平的真正的中日友好關係的希望。在此,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們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作為兩國的曆史,兩國人民應該共同地去認識為起點,將這場審判成為揭露日軍細菌戰的曆史事實的過程;我們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作為兩國的曆史,兩國人民應該持有共同的認識為目標,將使這場審判成為在曆史事實的基礎上,建立正確的曆史認識的過程。我們主張日本和中國人民基於曆史事實的、對於戰爭正確的共同的認識,是日本和中國相互理解以及真正的友好關係的前提。

這場審判從起訴以來,受到日本、中國和世界人民的關注。受到關注的原因是這場審判是在審判本世紀最大的國家犯罪之一,在審判人類曆史上沒有過的殘虐行為。在關注之中,這場審判將越過法庭、越過海洋、越過國境、越過時代,產生影響,所有與這場審判有關的人,在什麽樣的位置上,起什麽樣的作用,都將在曆史上產生意義,在曆史上留下來,受到曆史的檢驗。我們原告團將和辯護團以及支援我們的訴訟的日本、中國和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伸張受害者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進而維護人類的尊嚴,揭露細菌戰的罪惡,進而維護正義,控訴細菌戰的非人道,進而維護和平。這是我們原告團在這場審判中所取的位置和將起的作用。

日本政府在這場審判中惟一應該采取的立場是作為日本的責任者,正式地承認日軍細菌戰的曆史事實,承擔戰爭責任,向戰爭犯罪受害者謝罪,挽回受害。

日軍731部隊,把14世紀毀滅了當時歐洲人口40%的鼠疫菌和其他的細菌,在我們祖國――中國的大地上各處散播。善良無辜的人民被這些看不見的細菌武器所殺害,具有數百千年建起的文明的城市村莊被摧毀。最為悲劇性的是,自然環境受到了破壞。在本訴訟6所細菌戰受害地之一――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軍從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後,引起鼠疫發生並流行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義烏,鼠疫蔓延到全縣幾乎整個範圍,並傳播到鄰縣東陽。細菌戰鼠疫的受害地區,到今日為止,半個世紀以來,為預防鼠疫再發生,必須每年數次,在廣泛的範圍內,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進行鼠疫菌的檢查。根據這些地區衛生防疫機關的檢查結果,浙江省衢州、義烏以及6所細菌戰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於目前為止,還發現有鼠疫菌抗體陽性。上述的檢查結果表明,在這些地區鼠疫依然在活動,鼠疫再發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對於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們來說,細菌戰不是曆史,而是現實。

當今世界上,環境問題在威脅著地球的前途已是常識,人權也是國際社會普遍的理念和價值。但是,同時至少有16個國家還持有生物、化學武器。尊敬的審判官們,我們108名原告,以及日本、中國和世界人民期待著能成為維持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規律、真理的法則的細菌戰審判。

一名原來的原告,中國浙江省寧波的細菌戰鼠疫受害者錢貴法,還有一名,原來預定作為原告參加訴訟的同省浙江省江山市的細菌戰霍亂受害者賴根水,沒能等到這場審判的開庭,去世了。為了使這場細菌戰的審判成為對錢貴法、賴根水、包括我們在內的無數的細菌戰受害者們的永遠的紀念,我們原告在此表示全體不懈努力到最終的決心。

以上是我作為原告代表的意見陳述。”

日本政府作為被告,向法院提前交了《答辯書》。《答辯書》認為原告所依據的國際法是1907年《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該條約第三條雖然規定了違反規則的交戰當事人,在有損害行為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這隻不過是明確了交戰當事國的國家間的責任,並沒有國家對交戰當事國的被害者個人直接賠償損失的意思,不能作為索取個人受害賠償的法律根據。該《答辯書》還認為,按照中國法律,日軍細菌戰是戰爭行為,是國家權力的作用,公法色彩極重,不適用於私法上的問題,兩者是抵觸的。此外,《答辯書》還認為根據日本民法,有20年有效時限的規定,日軍在二次大戰中的細菌戰違法行為已超過20年,損害賠償權已消失。

日本政府百般抵賴的《答辯書》的拋出,預示著這場訴訟將會是一個艱難之旅。

此後,原告方繼續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期間,原告委托的日本律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律師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在一份材料中寫道:

“1997年夏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就現在日本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當時,細菌武器已理所當然地為國際法所禁止。可軍隊中央,無視國際法,秘密籌劃細菌戰,培養鼠疫等細菌,進行人體實驗,並在中國各地的實戰中使用細菌武器。

細菌戰是日本在中國犯下的種種戰爭犯罪中最為殘虐的犯罪行為。日本政府應公布細菌戰所造成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事實真相,並即時地對受害者進行補償。日本律師協會在1995年人權大會宣言中已明確了以上的立場。

但是日本政府對原日本軍進行的細菌戰的事實依然未予承認。應該說這是日本政府在抵賴對亞洲人民的戰爭責任。

現在還有一群人主張“自由主義史觀”,企圖一直掩蓋日本犯下的罪行。這是徹底錯誤的。日本承擔戰爭責任,是日本恢複亞洲各國包括中國的信賴關係的惟一途徑,這才是真正有利於日本國家利益的。

我確信這次訴訟支援活動在日本的展開,以及訴訟的勝利將增強日本國民中追求真正和平的力量。

1999年3月21日”

1997年開始的訴訟,一直持續了五年之久,其間又有72名受害者加入原告方,法庭前後進行了27次庭審,直到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才作出一審判決。其結果是:東京法院承認由日軍731部隊等實施了細菌戰,“造成好多(中國)居民死亡”;但東京法庭稱,根據國際公法,個人不能向國家索取賠償。因此它最終沒有支持原告要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的訴求。

東京地方法院一審認定了侵華日軍進行過細菌戰,這在日本司法裁判中還是第一次,此前,在日本政府方麵,從未承認進行過細菌戰。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學校教科書《新日本史》中寫有731部隊內容,日本文部省審定教材時竟責令刪除該內容,稱:“學術界正處於收集史料階段,尚未發表專門學術研究成果。寫入教科書為時尚早。”因此,本次審判中日方承認細菌戰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原告方的一個勝利,是廣大受害者及其親屬、揭露和研究日本細菌戰的專家、正直的史學工作者、主持正義的日本律師、願意懺悔的日本老兵堅持鬥爭的結果。

這次訴訟意義重大,它雖是民間提起的一次訴訟,但它不僅是受害者及其親屬的個人權利要求,更是中國公民為世界和平、為人權和民族尊嚴而進行的理性鬥爭。由於這次訴訟,使一些參與過細菌戰的日本老兵,公開站出來披露當年日軍暴行,譴責侵略戰爭的罪惡,向受害者跪地謝罪,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承認細菌戰,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如原告團團長王選所說,重要的是打開了“死亡工廠”的蓋子,揭開了日本細菌戰的黑幕,讓公眾了解了事實真相,向世界傳達了中國受害者的聲音,這就是一個勝利。

但是這次審判畢竟也是一次不公的審判。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出“細菌戰認定、賠償否定”的一審判決,有違公平、正義的原則。日本政府堅持的“受害者個人不具備針對國家的損害賠償直接請求權”和“對於在戰後實行國家賠償法之前的事,日本政府沒有賠償的責任”的辯解是根本沒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賠償麵向法人和個人,這已經是全世界公認的法理,以日本國內法限製為由,不向原告謝罪、賠償,也沒有道理。侵華日軍進行細菌戰是違反國際戰爭法的反人類加害行為,是國際事件,應根據國際公認的法理和原則,特別是公平、正義的原則作出判決。

中國原告不服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作出的承認事實、回避賠償的判決,決定提起上訴。負責此案的日本律師也表示,一審原告雖然敗訴,但在兩個方麵實現突破:一是日本法院承認細菌戰事實的發生;二是承認日本政府有戰爭責任。但是不給予受害者賠償,於法於理均無憑據,因此,他們會繼續承擔辯護的任務,協助原告方進行上訴。鑒於180名中國原告中已有27人身故,原告團有關負責人正在浙江、湖南兩地加緊搜集、補充新證據,以便盡快整理形成二審的上訴理由書及法律意見書遞交東京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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