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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軍對浙江婦女的性暴力

婦女曆來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近代以來,每當外敵入侵,婦女的命運往往是災難性的,她們不但會遭到侵略者的殺戮,而且還常常成為侵略者性暴力的對象,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婦女遭受的性暴力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

1937年11月5日,日軍為了盡快結束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的上海戰事,迫使國民政府屈服,在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等處登陸,日本侵略者從此將戰火燒到浙江,日軍對浙江婦女的性暴力也由此開始。在日軍登陸的平湖縣,據戰爭親曆者的回憶,日軍每天三五成群,四處尋覓,婦女不幸被遇,即在室外,或在露天,被就地奸淫,城鎮市集之處,日軍如偵得某家某處有婦女,於晚間強入奸宿。據不完全統計,在日軍登陸之際,僅白沙灣、全公亭沿海一帶的婦女遭到日軍強奸和輪奸的就達到200多人。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日軍大規模南下,全麵侵入浙江的杭嘉湖地區,到1937年12月24日,隨著杭州的淪陷,浙西1市14縣大部分地區被日軍所占。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到全麵入侵浙西期間是其對浙江婦女實施性暴力的第一個高潮。由於杭嘉湖地區為平原區,一旦戰火燒及,婦女很難有逃避之處,因此盡管日軍此次軍事行動所持續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受害婦女比例還是很高的。特別是日軍侵入杭州後,下令士兵自由行動三天,在此期間,日軍殺人放火,奸淫搶掠,據某教會的估計,被殺平民約4000多人,其中有700人是被奸淫致死的婦女。

杭嘉湖地區淪陷後,日軍與中國軍隊隔錢塘江對峙。1940年1月,日軍越過錢塘江,侵入蕭山,打破了敵我隔江對峙的局麵。1941年4月,日軍又發起了浙東戰役,浙東的紹興、寧波、奉化、慈溪、餘姚、上虞等縣相繼淪陷,海路入侵之敵又陷黃岩、臨海等地。伴隨著浙東各縣的淪陷,浙東的婦女自然在劫難逃,浙東戰役是日軍對浙江婦女實施性暴力的第二個高潮。

1942年5月,日軍又發起了浙贛戰役,這是日軍侵略浙江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這次戰役持續時間長,作戰區域廣,全省僅縣城淪陷的就達30多個,此外還有6個縣的境內不同程度地受到日軍的騷擾,戰役結束後仍有9個縣被日軍長期占領。因此,這次戰役使更大範圍內的浙江婦女成為戰爭受害者,成為日軍對浙江婦女實施性暴力的第三個高潮。

日軍不但在每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對浙江婦女實施殘酷野蠻的性暴力,而且在其已經占領的地區,也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對浙江婦女進行性摧殘。日本侵略者強暴浙江婦女的罪行在戰時出版和發行的一些報刊和書籍中就有不少記錄,戰後,一些戰爭親曆者的回憶也進一步證實了日軍的這些犯罪事實,這是永遠無法否認和回避的事實。

日軍侵略浙江的時間長達八年,全省被日軍侵占的地域達1市69縣,一些當年被日軍強暴的浙江婦女,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戰後,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往往難以將其遭受性暴力的事實公之於眾。此外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國民政府進行的全國性戰爭損失調查中,並未將各地婦女受強暴的情況列為專項指標加以調查,因此要對侵華日軍在浙江實施性暴力的全麵情況進行分析顯然是比較困難的,但根據一些有限的記載,我們仍不難看出當年日軍對浙江婦女所實施性暴力的普遍性。據政協文史部門的部分統計,1937年11月平湖白沙灣,被強奸、輪奸200多人;1941年4月,象山縣石浦婦女被奸40多人;1941年5月30日,鄞縣大皎村婦女被奸40多人;1943年慈溪縣宓家埭等地婦女被奸40多人;1944年奉化方橋鎮等地婦女被奸30餘人。對整個日軍侵浙期間性暴力情況有完整記載的縣份有:三門縣婦女被奸53人;海門縣婦女被奸154人;鎮海婦女被奸100餘人;遂昌縣婦女被奸100餘人;蘭溪縣婦女被奸400餘人;湯溪縣婦女被奸1805人;安吉縣婦女被奸270人;桐廬、分水縣婦女被奸1293人;龍遊縣婦女被奸1820人;金華縣婦女被奸1370人;麗水、青田縣婦女被奸334人;東陽縣城婦女被奸101人;長興縣全縣婦女被奸136人。

如果就日軍在浙江對婦女實施性暴力的情況作簡單的數量估計的話,我們不妨從侵入浙江的日軍人數入手。日軍在浙江發動的三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分別是1937年底杭嘉湖地區的戰事、1941年的浙東戰役和1942年的浙贛戰役,僅這幾次重大戰役中日軍所投入的兵力總數就達20餘萬人,即使作一個保守的估計,日軍官兵中每人強暴婦女一人次,浙江婦女的受害者就達20餘萬人次,這還未算日軍對浙西和浙東部分地區長期占領期間不間斷的性暴力事件。日軍在浙江發動軍事進攻及武裝占領期間,實施性暴力的對象不分年長年幼;施暴地點不分野外屋內或者寺院道觀;實施性暴力的主要方式有個別強奸、集體輪奸、先奸後殺等,在多數情況下,日軍實施性暴力還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其獸欲,而是用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對浙江婦女實施性虐待,以期從中得到一種畸形心理的滿足。在有的占領區,日軍則是通過設立慰安所來摧殘脅迫來的婦女。

(1)日軍實施性暴力不分老幼

1937年11月,日軍進攻滬杭線上的嘉善縣,11月15日,嘉善淪陷,在淪陷前後,日軍大量強暴婦女。在嘉善西塘鎮鄉間,有一戶小康人家,主人逃走了,家中雇了一位50多歲的老婦人來照看,晚上日軍衝進來,強行對這個老婦人輪流糟蹋。老婦人想著自己已是一把年紀了,口裏喃喃地咒著日軍,誰知日軍在一怒之下就把那位老婦人投入一隻貯水大缸,把屋裏的桌椅拆毀放在缸的四周,火熊熊地燃燒起來,天亮的時候,日軍用木棍把柴炭撥開,把缸翻倒,可憐的老婦人軀體似燒焦的木炭,日軍用槍刺刺下去,老婦人的衣服和皮肉像烘番薯的焦殼一樣稀鬆地散了開來。在嘉善城郊南信鄉裏薛村,日軍強奸婦女34人,吳某某12歲的妹妹被強奸後還被用刺刀戳穿了下身。

1941年4月,日軍在浙東沿海的瑞安等地登陸,200多名瑞安婦女和500多名永嘉婦女被日軍強行逼到兵艦上,對其進行野蠻的性摧殘,由於此次日軍出動的兵力眾多,其獸欲自然不是少量婦女所能滿足的,因此日軍對於婦女的要求從“花姑娘”降為50歲的婦人,這些婦女一旦被送至兵艦就很難逃脫。就是甘為日軍效勞的漢奸的女兒也在劫難逃。同年4月19日,象山縣的石浦淪陷,40多名婦女被強奸,其中年齡最大的有60多歲,最小的隻有13歲。5月18日,日軍進入茅洋五獅山探礦,日軍找不到年輕女性,竟輪奸了尚未逃離的7名60多歲的老婦女,一名來此地探親的14歲的小姑娘也被強奸。1942年6月,日軍竄至象山縣的田洋湖、鏡架山等地,來不及逃走的婦女均遭輪奸,有位14歲的小姑娘被日軍按在曬穀場裏強奸,這位小姑娘不從,拚命啼叫,躲在曬穀場屋裏的她的母親出來攔阻,結果也被強奸。

1942年日軍進犯壽昌時,一年僅13歲的陳姓少女被強奸;一蔣姓老婦已80多歲了也被奸汙,另有兩位婦女已逃出城外,在灘下村被日軍抓住,幾十名日軍像野獸般對其實施輪奸,兩名婦女被活活折磨而死。

在蒼南,日軍進入橋墩,四處找婦女施暴,上至70多歲的老嫗,下至十來歲的幼女,很少能幸免。

在武義縣的童廬小塘根,日軍常常外出自找或叫情報組尋找“花姑娘”,有個80多歲的小腳老婦人,逃避不及,也被強奸。

在常山縣浮河村,日軍到處追尋婦女,被奸汙者有10多人,就是八九十歲的老嫗也不放過。據一位戰爭親曆者回憶,有一個年輕人看到老母親被日軍強奸時,上去阻攔,當場被戳死。在常山縣的璞石村,四五個日軍把一位年近70歲的老婦人從石窟中拖到岸上後,一名日軍在左邊緊拉她的左手,另一名日軍在右邊緊拉她的右手,還有一名日軍在中間手執一根曬衣竿對著她的全身上下左右用力抽打,一直將她投至河中溺死。村民楊某某20歲的妻子被日軍剝掉衣服,欲行奸汙,因發現她身上生有大皰,遂將她的乳房割掉,然後擲入河中。另一青年婦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扒光衣服強奸。

1945年6月,日軍進入臨海縣城後,首先是找糧食和婦女,由於淪陷前縣政府已經組織了居民的疏散,日軍難以找到年輕女子,於是一些留下來的幼女和老婦就成了日軍性暴力的對象。據一位目睹的村民說,他家隔壁一位七八十歲的管家老婦人被日軍抓住後,日軍用脂粉把她裝扮起來,當眾實施強奸。至於出了家的尼姑,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五六十歲的老婦人被強奸的也是不可勝數。同月,日軍進犯蒼南橋墩,見東西就搶,能食者食光,不能食者則破壞,然後就四處找婦女,施暴奸淫,上至70歲的老人,下至10多歲的小女,都不能幸免。被奸者有的當場昏死,有的被侮後橫遭殘殺,偶有未死者也悲憤難當,痛不欲生。

(2)日軍對浙江婦女實施性暴力不分場合

日軍所到之處,浙江婦女為了逃脫迫害,盡量躲藏在野外或山上的廟宇、道觀裏。中國人一向把寺院和道觀等場所看做是神靈庇護的地方,他們單純地認為,在這些地方日軍或許會手下留情,但事實遠非如此,日軍有時饑不擇食,就千方百計去尋找婦女,即使躲藏在廟宇和道觀裏的婦女也難免被強奸。1937年年底,在太湖邊上的義皋鎮,有3名日軍在一所觀音廟裏的拜墊上輪奸一個女子,一位老者看著覺得太得罪觀音了,口裏便念著“罪過”等語,旁邊的日軍嗖地拔出刺刀向他的臉麵刺去,這位老者從頭頂到鼻子,被劃了一條鴻溝,血湧了出來,人昏了過去。1938年2月26日,盤踞在杭縣和富陽宋殿一帶的日軍,分東西兩路突然包圍了午潮山上的一座道觀,在一陣激烈的槍炮聲中,日軍砸破山門,衝進道觀,把避難於觀內的所有男性青年均視為中國兵,先是用槍刺劈殺了十餘人,接著,日軍把數以百計的成年男性全用繩索捆綁起來。當日軍衝到了後殿的一間側屋裏,見有20多名婦女蜷縮一團,便將她們一一拖出,進行蹂躪強奸。有一名懷孕的婦女,在抗拒日軍強奸時被日軍一刀刺死。東塢山村的周某某當時正好躲在這間婦女聚集的側屋裏,因用破蓑衣和蒲團蓋住身體未被發現而目睹了這一慘狀。

1941年5月,日軍在鄞縣大皎的一座墓前,對拖來的20多名婦女實施了強奸。在奉化,有位60多歲的老婆婆平時吃齋念佛,住在庵裏,日軍破門進入庵內,對老婆婆進行了強奸。

1942年間,駐在桐鄉縣崇福鎮的3名日軍到城郊捉雞,在華光廟前拉住姑嫂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奸,可憐的少女,成了終身殘疾。新生鄉陸家浜一名婦女,被永新炮台的日偽軍搶進炮台輪奸,放出來時已是奄奄一息,不能動彈。1943年,日軍在餘姚茭湖南黃村強奸了4名老婦,其中一名60多歲的老婦人被日軍輪奸達9次。

在溫州,農曆九月十九是傳說中的觀世音菩薩壽誕,善男信女們在永中鎮居士林做佛事,不料十幾名日軍闖了進去,抓住十幾名婦女,先搜繳她們的金銀首飾,然後就獸性大發,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她們強行輪奸。

(3)日軍的性暴力極具野蠻與殘忍

日軍對浙江婦女實施性暴力遠遠不能簡單地用“犯罪”來界定,其對婦女的性折磨、摧殘的花樣簡直到了沒有任何人性的地步,是對人類文明史的粗暴踐踏。杭州淪陷時,有一次從淨慈方向走來了一名婦女,由清波門進城,日寇憲兵隊看見後,將這婦女的衣服全部剝光,強令她站在凳子上,對其任意淩辱,類似這樣的獸行,在日軍占領杭州期間,真是數不勝數。

1937年底,在杭縣的塘棲區太山鄉,沈某某之父看到有兩名日軍追一名孕婦,欲行強奸,該孕婦跳到河裏,他父親去救,結果兩人都被日軍打死。

日軍駐紮富陽宋殿後,一批批婦女被抓來後慘遭蹂躪。據張來友老人回憶,1940年11月某日早晨,他在離宋殿日軍中隊部附近田邊放牛時,看到一個長辮子的年輕女子屍體,驚慌之中又發現一截無四肢的身軀,呈全裸狀,嚇得他汗毛直豎,就往家中逃,剛跑出幾步,又看見長長的兩隻下肢,顯然這是日軍在發泄獸欲後將其分屍的。另有一名婦女現在還健在,那年,她在施姑坪附近幹活時,被施姑坪碉堡內的日軍拉去輪奸,結果被折磨得小腹部鼓起,不能動彈,獸兵在她的肚子上踩踏,而後又繼續輪奸。

1940年,日軍進犯鎮海時,泥灣村村民葉某某被日軍刺刀刺死,妻子被強奸;悅來弄某某的姐姐被日軍強奸後,還用刺刀捅在她的肚子裏,其狀之慘,難以言表。

1940年9月間,日軍竄入德清白彪鄉施家埭,橋西一位陳某某的十七八歲的姑娘被日軍抓住,被關在一間小屋內遭奸汙,陳姑娘悲憤成疾而死。

1942年六七月間,麗水水東鄉後弄村有名少女被10多個日軍拉去輪奸,她的母親看見後衝上去搶救,幾個日軍將她從岩上踢到岩下,活活跌死。該區黃泥墩有名孕婦,日軍對其強奸後又用刺刀剖開她的肚皮,肚腸、嬰兒一起了流出來。有個老婦被奸汙後,日軍還用玻璃插入其陰道,割去了她的乳房,將其活活折磨致死。西溪村頭涼亭邊年僅16歲的李某某被日軍拉到涼亭裏,十幾名日軍排起隊來對其進行輪奸,李某某陰部破裂,血流不止,日軍就用冷水衝洗,洗後再奸,李某某被摧殘得差點死去。日軍流竄到小安時,章某某的母親已70多歲了,未逃出家門,日軍鑽進屋內看見她就像餓虎撲食,拉住就強奸,奸後又把她殺死在家中。有7名婦女躲在謝山頭一座殿裏,日軍發現後獸性發作,7名婦女全部遭受強奸。1942年7月,日軍流竄至青山村,到處尋覓婦女,一名婦女被日軍抓到溪灘,日軍強行剝去她的衣褲,用刺刀逼著她在溪灘上赤身裸體地奔跑,以此取樂。

1942年8月,當日軍在遂昌下南門搜索時,途中正遇葉家庵址李某之妻,日軍當即索要花姑娘,李妻尚在猶豫時,日軍突然將她打死,躲起來的老百姓一聞槍聲驚恐萬狀,紛紛逃至山上。有一位婦女李某某來不及躲避,被如狼似虎的日軍逼至草屋內輪奸,日後累病而死。西街華某之妻羅氏患病垂危,原躲藏在齋堂內,但齋堂被日軍放火,於是她勉強逃至對麵裏弄內,同樣遭到輪奸而死。據當時統計,被奸者90餘人,實際上估計至少在300人以上。

在武義縣白溪鄉童廬村,據戰爭親曆者回憶,有個中年婦女從要巨到履坦,被說成是“中國情報”人員,結果被抓到童廬,在良民辦事處,日軍先脫去她的衣服,“掛豆”戲弄,然後10多個日軍對其實施輪奸,最後被拖到童廬後山,割掉她的乳房和耳朵,還用刺刀刺入她的陰門,用柴火加煤油將她活活燒死。

在常山縣的浮河,青年男子都被抓去,女子被強奸的有10多人。占家村占某某之妻在下樓底路邊被4名日軍輪奸後,又被日軍用刺刀從其陰部直穿到肚臍,當場死亡。

日軍侵占金華後,金華城鄉婦女不分老幼,遭強奸、輪奸的很多,有的婦女遭輪奸後又被當場打死,更有甚者,日軍發泄獸欲後,還用種種手法將其殘害取樂。1942年端午節,日軍侵入羅芳橋,幾名日軍將一中年婦女強按在曬穀場院上進行輪奸,奸一次用冷水衝婦女下身一次,地麵濕了,又拖到幹燥處繼續強奸,就這樣將這個婦女折磨而死。孝順鎮下王村何某之妻,時年23歲,在日軍入侵時因服侍眼瞎的婆婆未逃避,被日軍6人輪奸致死。鎮西穀盤橋村有一名60多歲的老婦,也被拖到一小屋內輪奸。孝順八宅畈有母子倆逃到六山頭碗鋪被抓住,日軍強迫子奸其母,該男子不從,被打得半死。該鎮19歲姑娘方某某遭日軍多人輪奸後,被殺害,日軍又殘忍地將其剖腹挖心,把血淋的心髒置在一托盤內,從下街捧到上街駐地,有人從樓上窗口偷看,見血紅的心髒還在跳動。曹宇有一開裁縫鋪的外地婦女,1944年5月的一天,幾個日軍為發泄獸欲,進店內將她輪奸,奸後又拖入水牢內灌水,再用燒紅的銅板燙她的乳頭、陰部取樂,最後將其殺死,幾天後,這名婦女的頭被狗拖到溪灘裏,其狀慘不忍睹。

在溫州,駐在西嶼陳老山的10多個日軍每天都要出來搶劫物資,尋找婦女。有個從東門逃難來的寧波人,他家一男二女,二女是姑嫂,嫂正懷孕,姑還未婚,不料被日軍搜到,日軍強迫她們脫衣洗澡,而後強奸,其夫痛不忍睹,日軍就強押著他去劃船,最後一刀刺死在河中。還有一次,日軍進一農家,丈夫去開門,妻子躲在柴堆裏,日軍立即將丈夫捆在柱子上,將其妻子拉去輪奸。1944年9月12日,日軍出擊永中鎮,男女老少紛紛逃往大羅山、黃石山躲藏,日軍追趕到黃石山下,搜遍了各個山穀墳坦,抓住婦女就進行強奸。據何國祥回憶,當時他躲藏在山中,親眼目睹三個日本兵追趕一名婦女,抓住後就對她實施輪奸,以致其被摧殘昏迷,直到傍晚才被家人找到抬回去,後即患重病。駐在石浦陡門的日軍,除到處搜尋婦女進行強奸外,還去樂清、楠溪、靈昆等地掠來許多婦女,拘留在“烽部”裏供其摧殘,有的竟達半年之久。

就是在日本侵華戰爭接近失敗的時候,其在浙江的性暴力行為也未有所收斂,1945年7月,在石浦的日軍將一名齊姓婦女奸汙後又對其淩虐,用木棍刺入其陰道,將其殘害至死,然後棄屍路上。

(4)設立慰安所是日軍實施性暴力的一種特殊形式

日軍在一些長期占領的地區大多設有慰安所、軍妓院或行樂所等,他們或通過武力威逼,或通過誘騙等方式強行逼迫良家婦女充當慰安婦,慰安婦同樣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

1937年11月,日軍占領杭州後,即在杭州設立了慰安所,而且不止一個。據一名老兵回憶,他所經曆的就有日本人慰安所、朝鮮人慰安所以及中國人慰安所。另據日軍第十八師團通訊隊小隊長田中篤回憶,當他在1938年初到達杭州,這裏已有一些慰安所了,日軍大肆擄掠婦女,約有2萬名當地婦女被搶奪,日軍將這2萬名婦女根據外貌和年齡分為上中下三等,並編上號碼,然後就有計劃地供應給日軍各部隊的官兵供發泄,其中相當一部分被迫成為慰安婦。日兵的回憶與事實是基本相符的。事實上,在杭州僅較大的慰安所就有4處,另外還有眾多的所謂“半開門”、“向導社”等,這些場所也多具有慰安所性質。在嘉興,日軍在王店鎮的徐家大房子裏辦了慰安所,抓年輕女子,供其蹂躪;在長興縣,日軍在城內開有“桃花園”軍妓院,專供日軍泄欲,被脅迫而來的婦女有的不從,就遭毒打,總計被迫自殺和被折磨致死的年輕婦女達50多人。在湖州,據日軍第十軍參謀山崎正男少佐的日記,早在1937年12月,日軍就在湖州設立了慰安所。在桐鄉,日軍在鎮上設立慰安所。在富陽,日軍在城中心的城隍廟內設立慰安所,抓來數百名中國婦女隨時供他們淫樂,其中奸淫致死者有9人。在定海,日軍在城內的光裕裏設立了多個慰安所,強迫100多名婦女為其淫樂。在鄞縣,日軍在大德會設立了“俱樂部”,實際上就是慰安所。日軍侵入奉化後,在城內小路街開設有“清風莊”,在吳家埠設有慰安所,供日軍泄欲。1942年6月,日軍侵占象山後,也設立了軍妓院、行樂所和慰安所。浙贛戰役期間,日軍在金華設立多處隨軍妓院,僅城內雅堂街就有“花月”、“菊水”等5所慰安所。在義烏縣城的文昌巷設有“亞細亞亭慰安所”,在西門街設有慰安所。在武義縣白溪鄉童廬小塘根設有慰安所等。

日軍不但在浙江各地廣設慰安所,而且還將大批浙江婦女以“招工”等欺騙手段騙至上海,然後再將她們轉運到其他淪陷區,為日軍提供“性服務”。

至於日軍在浙江各地到底設了多少個慰安所,這是一個頗難回答的問題,不過根據有的學者的研究,各地侵華日軍與慰安婦的比例大致是29:1。按照這個比例,我們也不妨作一個簡單的推算:1937年底杭嘉湖地區淪陷時日軍投入的兵力是3萬餘人;1941年的浙東戰役投入兵力4萬餘人;1942年浙贛戰役投入兵力約14萬人,總計約20餘萬人,若以日軍與慰安婦29:1的比例來算,大約需7000多名慰安婦。

慰安婦的命運是極其不幸的,她們飽受了日軍的蹂躪,有的慰安婦白天為日軍洗衣做飯,晚上受其性摧殘,有時一個晚上竟被奸達十餘次之多。有不少慰安婦染上了性病,也有的終身失去了生育能力,或受各種病痛折磨,她們不僅遭受了肉體上的痛苦,而且也背負著沉重的精神負擔。

這裏雖隻是探討侵華日軍在浙江的性暴力,但這決不意味著日軍在浙江的性暴力是侵華日軍在中國所犯戰爭罪行的一個獨特現象。確切地說,日軍對浙江婦女實施的性暴力隻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各地實施性暴力的一個縮影,日軍在中國其他地方實施性暴力的類型及殘酷性在浙江省這個區域範圍內得到了具體的體現。

對於產生日軍如此殘忍的性暴力行為的社會曆史根源,已有學者作過專門的研究,認為它與日本民族男尊女卑等社會習俗和性觀念密切相連,與日本人錯誤的中國觀相連。就前者來說,在等級製度觀念濃厚的日本社會中,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下,而且強調女子守貞操,必須服從男子,而男子卻不受限製,這種文化心理是日軍性暴力的內在原因;就後者來說,日軍總認為長期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是一個劣等民族,宰割弱者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是對付弱勢民族的女性群體,那自然就更加無所顧忌了。

以上這種觀點是頗有說服力的。除此之外,我們認為還應當從我們中華民族自身的角度來反思這個問題,一方麵,國人對侵略者凶殘的民族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一些老弱病殘的婦女總以為但凡日本人還算是人類,就總不至於對她們施以性的傷害,但事實卻正好相反,她們並不知道日軍所要獲得的決不僅僅是性的滿足,更有通過對中國婦女的性暴力所獲得的那種以強淩弱的優越感。另一方麵,從浙江婦女選擇抵抗的形式來講,麵對日軍毫無人性的殘暴迫害,很多婦女選擇了寧死而不願受侮的消極抵抗形式,如1937年冬天,在太湖邊的義皋鎮,婦女為逃避強暴乘小船逃到太湖裏的蒿草叢裏,日軍用洋油澆上去,燃著了火,藏在裏麵的不少婦女寧願化為灰燼,也不願遭強暴,類似的情形在各地是極其普遍的。當然,舍身與日軍拚搏的剛烈女性也是有的。如1942年7月27日,在衢州,日軍從居民家裏掠奪了許多雞鴨下酒,有個日軍軍官喝得大醉,獸性大發,到處找“花姑娘”,躲在稻田裏的一個20歲的姑娘被抓去,軍官叫她換衣裝扮,姑娘不肯,最後在強行逼迫下換了衣服,接著叫她陪同喝酒,日軍官動手動腳,姑娘不從,就被軍官強行拖入一個房裏去強奸,結果差點被姑娘將眼珠挖掉。雖然這個姑娘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她的抵抗是有價值的,隻可惜這種積極的抵抗沒有成為婦女抵抗的主要形式。

日軍在浙江對婦女的性暴力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所犯戰爭罪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中國人民來說,應當永遠記住這段慘痛的、不幸的曆史,對於日本來說,最起碼的是要正視曆史,要有勇氣承認日本侵略者在本世紀所犯下的這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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