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抗戰損失初步研究

2.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為了配合軍事進攻，還對我國不少地區進行絕滅人性的細菌戰，以彌補其國小、兵源少、軍備物資匱乏的弱點。浙江是遭受日軍細菌戰災難較為深重的地區之一。從1939年到1942年間，日軍調派731部隊抵達南京，在1644部隊的配合下，對浙江的蕭山、寧波、衢縣、金華等地多次實施細菌戰，造成了這些地區空前的大慘案，大量無辜同胞死於非命。

細菌戰之危害不僅涉及前線和後方的武裝人員，還在於人為地製造傳染病策源地，大規模地殘害和平居民，這是一種殘暴險惡的殺人手段。1925年6月17日，世界各國代表在日內瓦簽訂協議書，已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日本也是簽字國，但它卻拒不承擔相應的國際法義務，竟喪心病狂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規定，使浙江軍民慘遭殺害。

從目前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來看，早在1939年，日軍就已經在蕭山實施細菌戰和毒氣戰。

1939年，日軍在華北的北平、華中的南京和華南的廣州各設立一個規模較大的細菌戰基地或部隊，又在華北、華中和華南數十個中等城市設立了支隊，而且此時的細菌部隊就已超出了研究細菌武器的範圍，即超出在實驗室用活人進行實驗的範圍，開始在當時各個戰場上由日軍進行的軍事動作中實際使用各該部隊所造出的細菌武器。

1939年5月，日軍將大量的細菌從東京運至上海，指定福民醫院組織細菌培養工廠，共分鼠疫、霍亂、傷寒、白喉、赤痢5種，在華中、華南前線向河流內投放，並利用漢奸散布到各遊擊區。當時的浙江，日本侵略者控製了錢塘江以北地區，錢塘江以南尚未淪陷，因此，地處錢塘江南岸的蕭山就成了日軍最早實施細菌戰的地區。

1939年6月4日，日機飛到蕭山境內，投下有毒食物，如糖果、糕點等。據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動學校校長鄭來興稱：“本月四日（即6月4日）上午九時五十分，有敵機七架過境，當時本校學生疏散在田野間，忽有一機擲下用綠色有光紙包之酥糖一包，學生楊誌向拾得，將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頃刻斃命，是以酥糖內含有重大毒素。”這是迄今為止日軍在蕭山實施細菌戰的最早記載。為防止人民群眾、特別是少年兒童誤食，縣政府通過各種途徑通令各地切實注意，但是防不勝防，居民在食用的香煙內也發現了有毒物品。在當時一種叫“大英牌”的香煙內，日軍派人布放了毒菌針，“該項毒針，長僅四五分，誤食之，即中毒致死。據報，一難民在東仰黃栗村公興祥店內，購得‘大英牌’香煙，當燃著吸食，遽微聞爆炸聲，三分鍾後，即頭腹絞痛，呼吸困難，不能言語，嗣後診治，嘔吐麥色濃沫，次日仍昏迷不醒。”

同年6月7日，日機在頭蓬、南陽、靖江等地投擲白色絮狀毒物，有被觸及眼珠者，眼球紅腫，旋即頭部腫脹，入昏迷狀態，直至死亡。毒物落水後，有人飲之，即發生上吐下瀉，並四肢麻木、抽搐。同日，日機在轟炸赭山時又投下大量白色棉狀毒物。緊接著，6月8日，日機在龕山等地投擲毒氣彈：“敵機一架於上午12時飛龕山，投毒氣弱彈一枚後，向西北逸去，我方死傷民眾在調查中。敵機一架，今日下午2時，由杭州方麵飛來，投下毒氣彈一枚，形似棉花，我人民尚無損害，敵機即向西北折回。”6月13日，日軍出動飛機在義盛、靖江鄉上空投下滅絕人性的細菌彈，不少鄉民感染後，上吐下瀉，四肢麻木，慘死在疫病中。1939年7月3日，《紹興新聞》刊載蕭山瓜瀝難民陳邦尚的控訴：日機在瓜瀝一帶投撒大量白色毒物，他兒子口渴飲了此地水，就急發病痛並嚴重吐瀉，幸及早醫治才免於一死。

以上文獻記載經後來的實地調查得到了進一步確認。

當年災難的目擊者和知情者仍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遭受日軍細菌戰禍害的情形。

靖江鎮偉南村餘金木老人回憶，當時村裏流行一種“大頭病”，日本鬼子把病菌投放到水中，有人喝了這種有毒的水就染上了這種病。因為餘家也染上了這種病，所以對此特別清楚，發病初期就不會說話，全身發紅，上吐下瀉，四肢抽搐。一旦染上此病家裏人就會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過一二天死了，有的人五六天死去。因為它極易傳染，餘家一戶就死了五個，先是兩個哥哥同時染上了這種病，死了，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後來爹也死了，不久連五六歲的小弟弟也死了。由於餘家死了一位長輩，按照農村裏的習俗，請來了一批道士敲鑼打鼓，為死人超度，中間間歇時有一道士上廁所經過羊棚時，發現羊棚裏小弟弟的屍體還在動，於是馬上把他抱回來，小弟弟雖免於一死，但一隻眼睛瞎了，雙耳聾了，成了殘廢。老人當時隻有十歲左右，家裏人一看情況不對，馬上把他送到遠方親戚家，總算逃過此劫，老人說這場病大約持續了六個月。

同餘金木老人同村的陳寶福老人也談到了“大頭病”。他說“大頭病”大概持續了四五個月，得病的人先手腳麻木，發寒熱，很快就斷氣了。村裏很多人都死於這場病。張根一家人遭遇此劫，無一幸免，起初是妹妹得了這個病，知道要傳染，哥哥馬上逃走，仍難逃厄運，已經傳染了病菌，死了，不久，全家死絕。幸免於難者也多落下這樣那樣的後遺症，如鄰居的“聾婆婆”，不僅耳聾了，而且頭腦也不清了。由於當時非常流行這個病，極易傳染，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家很早就關門了，很少有人外出，隻能躲在家中發愁，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如果聽到哪戶人家有哭聲了，就說明這戶人家死人了。

靖江鎮甘露村沈水根、沈蘭花夫婦在談到日軍暴行時，也講到了“大頭病”。病症主要是上吐下瀉，死了很多人。同村的麻子張連一家最後隻剩下一個奶奶和一個孫子，蕭木雞一家全部病死，即使有的幸免不死，也成了癱瘓者。靖江鎮偉南村王婉貞老人回憶，當時日軍在頭蓬那邊放了一顆“臭氣炮”，人隻要聞到毒氣，全都死去，那一顆“臭氣炮”毒死了很多人，屍體壘成一堆。義盛鎮長紅村鬱傳夫老人回憶日軍暴行時也說到了日軍放“臭氣炮”，人一旦吸進了毒氣就顯得全身無力，不久就死去了。

從調查情況來看，日軍在蕭山施放的細菌菌種比較多，而且施放的範圍也比較廣。據對義盛、寧圍、雲石等鎮的實地調查可知，當時蕭山的東部主要流行霍亂；蕭山北部則流行腦膜炎；蕭山南部流行炭疽病、瘧疾、疥瘡等。

寧圍鎮位於蕭山西北部，靠近錢塘江。寧圍鎮寧安村的徐紀友老人控訴說：當時日本鬼子來了以後，這兒就流行腦膜炎，基本上無法醫治，鄰居一家死了三人。由於非常容易傳染，很多人家都不敢外出。寧圍鎮寧安村趙木根老人在談到日軍對蕭山實施細菌戰時說，當時流行一種病，稱之為“腦膜炎”，是日本鬼子從飛機上放細菌下來感染引起的。得了這種病以後很快就死了，一戶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他鄰居來發家死了爺爺和小叔叔，兩人中午胃口還很好，吃了兩大碗飯，身體很健康，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這種病極易傳染，死了很多人，病期大概持續兩個月。

臨浦鎮位於蕭山的南部。臨浦鎮的吳雲老人在談到日軍在蕭山實施的細菌戰的情況時有如下敘述：“日寇使用細菌武器，使得霍亂、腦膜炎、炭疽病、瘧疾流行，我外婆感染霍亂死去，死時年紀不過五十剛出頭。我家雖是醫生家庭，也全家發瘧疾，久久不愈。在兵荒馬亂的年頭，缺醫少藥，衣食不繼，被日寇細菌武器害死的人，比直接死於槍炮炸彈的人要多好幾倍。”

寧圍鎮寧安村戚官根老人本人雖未經受細菌戰之害，但聽說臨浦鎮有個村由於細菌感染，整個村莊都燒掉了，人也都燒死了，還沒死的也不準逃出來，因為怕細菌帶出來傳染其他人。解放初在嚴家塘一帶有一些現代戲文他去看過，其中就有一些關於細菌戰的戲文，記得裏麵有演員用藥水噴氣來消滅細菌的表演。

樓塔和雲石都是蕭山南部的兩個村鎮。家住樓塔鎮岩山村的張夢根老人，是受日軍細菌戰傷害較嚴重的一位健在者。1939年，因受日軍細菌戰的影響，他的小腿及腳開始出現潰爛，時間長達十餘年，又癢又痛，其間用自製草藥塗抹在潰爛處，效果不佳。現雖早已治愈，但潰爛處皮膚呈黑色，且都是疤。同村的孟漢祥、俞誌康，十幾年前去世。生前長期受潰爛病的折磨，孟漢祥死前小腿處有潰爛直徑達五至六厘米的一個洞，且腿浮腫，皮膚呈黑色。俞阿水20年前也由於潰爛病去世，當時岩山村全村500人中有20多人感染潰爛病，被感染的主要是男性，相比較而言，女性得此病的較少。

雲石鄉沈村沈信康老人證實日軍侵略時期村裏生病的人特別多，有的爛腿，有的是疥瘡，有的隔幾天就要發高燒……這些病都極易傳染，因無法及時治療，很多患病者死了。雲石鄉石牛山村沈友良老人是日軍侵略的見證人。他說，日本鬼子對當地的侵略相當猖獗，當地有座石牛山（位於蕭山、富陽的交界處）是日軍的航空標誌，當時日機往來頻繁，有時連機身都可以看清楚。那時村裏共有300多人，有200多人均染上了一種叫“疥瘡”的皮膚病，病情相當嚴重。有人采山上一種叫“黃精”樹的樹葉搗汁敷治，沒有效果；村民因無藥救治，死的死，逃的逃，情形相當淒慘。沈友良老人自己也染上了這種病，不過病情較輕，用豬油（當時很難覓到）外敷內服治療，病情的持續時間不甚長，劫後餘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那時還流行一種“浮腫病”，並非營養不良所致，村裏好多人家都深受其害，吃足了它的苦頭。

從以上受害者及死難者家屬的控訴中我們不難發現，自1939年開始，日軍在蕭山實施了細菌戰，這已是一個鐵的事實。細菌戰這種隱蔽性戰爭，其殺傷程度是極其嚴重的，它使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並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但在調查中發現，許多無辜的受害者長期蒙在鼓裏，有的死得不明不白。

1940年以後，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940年10月22日上午，日本飛機侵入寧波上空，散下傳單，上麵寫有“重慶鬧饑荒，日本人民則豐衣足食，有餘糧來接濟你們”。下午日機就散下麵粉、麥粒等物，這些投物多落在開明街、東後街一帶。日機過後居民即發現跳蚤驟增，且呈血紅的顏色，各類各異。時隔兩天就有人開始染疫發病，患者多呈高熱、頭痛眩暈、淋巴腺腫脹等症，並陸續有病人死去。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對患者的血和淋巴液注射於荷蘭豬做檢驗，斷定病人所患的是腺鼠疫。鄞縣衛生院的張主慶院長會同其他醫師也對病人做了血液化驗，得到了同樣的結論。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得到報告後還派省衛生處陳萬裏等人到寧波督察處理，確認這次鼠疫係由日機投擲疫菌所致。這次由日軍製造的鼠疫雖無一般鼠疫流行病學上先行預發征兆，如大量死鼠的發現等，但它卻來勢凶猛，蔓延迅速，給寧波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從10月29日首個病例到12月6日，染病人數達100多人，患者多數是20歲以下的青年，最小的年僅5歲。據後來的調查證實，因染疫死亡的居民就有117人。

疫病發生後地方政府也采取一些防治措施。11月2日，當地政府下令把東大路的太平巷和開明街一帶劃為鼠疫區，周圍砌起了一座封鎖隔離牆，牆外又挖了3尺深、4尺寬的隔離溝，嚴禁圈內居民外出；在疫區內對不同程度的患者分別給以不同程度的處置。為了徹底消滅鼠疫，當地政府在11月29日又將鼠疫封鎖區放火焚燒，毀壞居民住宅達137間，昔日繁華地帶變成了一片廢墟。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對細菌戰戰犯進行審判時，日軍731部隊製造部課長柄澤十三夫在伯力軍事法庭上供認，此次日機投下傷寒菌70公斤和霍亂菌50公斤，還有染有鼠疫的跳蚤5公斤。一位美國記者也證實：“湊巧我這時去寧波，由於日軍在當地進行了細菌戰，中國農民就像毫無用處的小蟲子被殺死不少，這事兒激起了我無比憤怒，使我對日軍產生了反感。”日本侵略者在寧波實施細菌戰的前後，在衢縣也製造了同樣的罪行。1940年10月4日，日機侵入衢縣後，在低空慢速飛行，散播染有鼠疫菌的麥粟等物。事後當地人民在柴家巷、羅漢井一帶發現有大量大麥、蕎麥、粟米及死蚤。時隔一個多月，到11月12日該地即有鼠疫發生，發病地區正好就是日機空投麥、粟、蚤的地區。染疫病人均有頭痛、麵部發燒、胸悶嘔吐、鼠蹊腺腫等症狀，經醫生化驗確係鼠疫杆菌。據推斷，敵機所投的蚤類染有鼠疫杆菌、所摻之麥粟等物是用以引誘鼠類接近菌蚤，先在鼠族引起鼠疫流行，繼則由鼠傳及人類。據當時的統計，這次衢縣鼠疫從11月12日發現第一個病例到12月5日為止共計死亡21人。為了滅疫源，當地政府從11月22日起對柴家巷等8條街進行了嚴密的封鎖，從12月22日到24日對疫區的部分房舍和物品進行了焚毀。但從發現第一個病例到封鎖疫區已經時隔一個多月，一些染疾居民難免流動到其他地方，進而擴大了疫區。事實上從1941年2月到11月，衢縣城區及附近疫病患者就有281人，死亡274人，而染疫的其他13個鄉、22個村的病死者還不在其內。

1940年11月下旬，在金華地區人們發現日機尾部噴出類似煙霧的東西，落地後呈柳絮狀，細看為白色粉粒。經醫務人員化驗這些空投物含有鼠疫杆菌。日機接連幾次在金華投了裝滿泥土的麻袋，泥土裏跳出無數跳蚤，不久在金華就發現了鼠疫病人，不少人因不治而死亡。此後，在金華附近的東陽、義烏、蘭溪等縣，到處都發現有鼠疫蔓延，僅據當時這3縣的初步合計，被傳染的有438人，死亡361人。

時隔兩年之後，在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日軍731部隊長石井率遠征隊從哈爾濱出發到浙贛線上的衢州等地再次用鼠疫、傷寒、霍亂和炭疽等細菌武器殘殺中國軍民。7月初，遠征隊約120多人乘飛機和火車抵達南京後即赴衢州一帶實施細菌戰。據參加過此次細菌戰的古都供認，他參加過把盛有細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澤及和平居民住房裏去的工作。當時在該地設有中國戰俘集中營兩處，其中被囚人數共約3000人，預備了3000個特製燒餅，燒餅是由遠征隊隊員參加做成的，做好之後經過相當時間，就用藥針把細菌注射到燒餅裏去，將其送到集中營去，在那裏由懂得中國話的翻譯春日把這些燒餅分發給中國戰俘。接著把他們全體從集中營裏放走，目的是要引起傷寒和副傷寒流行。1942年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罪行，其他的日本戰犯也供認了不少。據日軍731部隊上田彌太郎稱，他們一個班在1942年4月用了兩個多月就生產了抗熱性幹燥鼠疫菌40公斤，當時就裝入細菌彈，由731部隊運到南京，投到浙江的玉山地區。另據731部隊的川島供認，1942年6月間，石井根據大本營的命令，兩次召開全部隊指揮員會議，宣布要帶遠征隊到華中去，研究地麵傳染方法。田村良雄也證實：1942年4月，柄澤班就生產了鼠疫和炭疽菌24公斤，研製了抗熱性幹燥鼠疫菌，運到華中去。這些供詞雖然很零散，但它畢竟說明了日本實施細菌戰是無法抵賴的。由於日軍的細菌戰，致使衢縣從此以後幾乎每年都有疫情複發，到1948年時，累計發病30餘萬人，死亡人數5萬餘人。

日軍不但實施了慘無人道的細菌戰，而且在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還對其實施細菌戰的部分地區進行了更為殘酷的活體解剖，以驗證其細菌戰的效果。義烏縣的崇山村就是遭此劫難的一個地方。1942年9月，日機先是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致使當地居民染疾後陸續死亡，此次鼠疫流行達兩個月之久，全村發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戶人家滅絕。1942年11月18日，日軍侵入崇山村，用槍刺逼村民檢查身體、吃藥、噴藥水，然後就把村民拉到山林寺，對平民百姓開膛挖心進行活體解剖，事後又在崇山縱火焚燒，400餘間房屋被焚。日軍實施的細菌戰之殘酷由此可見一斑。

由以上可知，浙江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重災區。但在戰爭期間，因細菌戰所致的死難者因其並不是直接死於日軍的槍炮之下，故而在當時由國民政府組織的戰爭傷亡的統計和調查中，這部分傷亡基本上沒有被統計進去，至於後來累計發病的死難者就更沒有統計進去了，這樣，我們很難估計出浙江因日軍實施細菌戰所導致的傷亡人數，這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