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優秀的共產黨員　忠實的人民公仆

——深切懷念劉邦顯同誌

薑興漢

劉邦顯同誌是我人生征途中唯一的嚴師諍友，忽聞他與世長辭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追悔未能見到最後一麵。

我與劉老是1962年夏在渭南地委相識的。那時劉老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到渭南地委兼職蹲點，兼地委書記。我在地委辦公室任秘書，主管管理地委常委會議。劉老到地委後，省委給他發的一套常委文件經機要交通照常發送。省委辦公廳規定這套文件要專人管理。經他和地委幾位副書記席槐、白興武等同誌商量，確定由我兼管，我就成為劉老的機要秘書。1963年冬，劉老被選為陝西省副省長。1964年3月帶我到省人委工作，直到1968年秋被隔離審查。在這六年多的時間裏，我一直在他身邊工作。我深刻體驗到，劉老不僅是我尊敬的領導、長者，更是我最崇敬的老師，最知心的諍友，是我後半輩征途中的一麵鏡子，光輝榜樣。他雖然與世長辭，但他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諍言教誨，處事態度等等，卻非常深刻的留在我的心中。每每夢中重現我們工作、生活在一起的親密無間的情景，思念之情，不絕於心。他永遠生活在我的心中。

劉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堅定不移的意誌，不屈不撓的精神，譜寫了為黨為人民艱苦奮鬥的壯麗人生，在革命的檔案庫中留下了光輝的不可磨滅的業績和永垂不朽的寶貴財富。

對黨無限忠誠

劉老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也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和修養，突出表現是在對黨的信念無限忠誠，無限信賴，說一不二。不論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這一點是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在戰爭年代，他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經曆了千難萬險、出生入死的鬥爭，積極隱蔽地發展地下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地下鬥爭。在我省特別是東府地下黨的地下鬥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為渭南地區及全省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以百倍的革命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在曆次的政治運動中，麵對各種錯綜複雜的風雲變幻，他都能夠積極自覺地和黨保持高度的一致，積極正確地開展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顛倒黑白、亂批亂鬥、抄家隔離、殘酷迫害老幹部的情況下，他雖然很反感，很氣憤，但他頭腦清醒，心底踏實，對黨一顆忠誠的赤子之心絲毫未有動搖。他經常和我說：“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的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的黨，是實事求是唯物主義的黨，是久經革命鬥爭考驗、具有極其豐富鬥爭經驗的黨，有駕馭多種複雜局麵的本領和能力。我們一定要相信黨相信人民。可以肯定地說，目前這種所謂的‘革命’是和黨的一貫主張相背離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假革命。黨絕對不會讓這種局勢持續長久。被顛倒的曆史一定會顛倒過來”。曆史證明，劉老的看法、態度是完全正確的。劉老對黨的無限忠誠的赤子之心，使我受到極深刻的教育。

刻苦學習的典範

劉老非常注重學習。他常說，要幹好革命，搞好工作，離開學習就無從談起。他的學習態度非常刻苦認真，凡是他看過的書、文件甚至報紙刊物，都留下顯著的標記，圈圈、杠杠、點點、問號、感歎號等等。不管在機關、在農村下鄉住隊，都不忘讀書學習。常常是在開會、工作之餘抽晚上時間，一直讀書到深夜，讓人催著才掩卷休息。

說到認真，那更讓我佩服。記得還是在渭南地委，有一次我去給他送文件，他正在學毛主席的《實踐論》，我把文件放下以後，他向我提出了一條我根本沒有想到的問題，他說“《實踐論》第一句話說‘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是什麽？’”說老實話，憑我的學識和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無法回答，隻好說我不知道。他說：“那還行？不知道就要學，你先去學，然後咱們有時間再討論。”這一軍“將”得我不得不認真翻書本，查資料，找答案。這樣的學習確實使我受益匪淺。在以後的學習中，我特別注重這些問題。並把學到的東西經常與劉老交流，以聽取他的指導。馬克思以前的辯證法，在中國古代就很豐富，具有代表性的是老子，主要論著是《道德經》，即《老子》講一切事物的矛盾性和正反兩麵互相轉換的道理等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等等，提出了很多可貴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後來的《周易》，用八卦形式推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發展規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陰一陽之謂道”。黑格爾曾給過很高的評價，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是絕對權威的。毛主席也肯定了這一命題，說這是古代的兩點論。一萬年都有兩點論。如果隻有一點，就叫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叫形而上學。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唯物論也有很大發展。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他們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但有其的唯心性、機械性和形而上學性。馬克思拋棄了黑格爾的理論上唯心主義體係，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拋棄了費爾巴哈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宗教的倫理的唯心主義雜質，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義“基本內核”，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科學地結合起來，把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曆史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創立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列寧把這叫做“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所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先進思想的結晶。

劉老對我的這些認識作了充分肯定。同時指出：要學好馬克思主義，首先要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因為哲學是理論化、係統化的世界觀，又是觀察分析、處理各種問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什麽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麽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實際工作中思想問題與處理問題時，首先必須確定根本出發點，是從主觀願望出發還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其結果大不一樣。所以，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實際工作的基本問題，世界觀是根本。他還說世界觀、曆史觀和人生觀密切相連。世界觀的對象是整個世界，曆史觀的對象是整個人類的社會，人生觀的對象是為社會組成部分的人生。人生觀是世界觀、曆史觀的組成部分。有什麽樣的世界觀、曆史觀，就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支配著人們對生活道路的選擇，表現在人們對人生、幸福、苦樂、榮辱、生死等等的看法上。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也最基本的就是要落實在世界觀的改造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巨大的理論指導作用。

劉老的學習精神非常令人敬佩。可謂博覽群書，鍥而不舍。對馬列主義著作強調讀原著，要鑽研。我經常為他整理書籍，他讀的最多的是那本《幹部必讀》中匯編的許多馬列著作，如《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政治經濟學》、《思想方法論》、《聯共（布）黨史》等，“毛澤東選集”更是手不釋卷，不管是到哪裏，都要帶上，每次出差、下鄉都特別叮嚀我把書帶上。一有空就翻書學習。為研究人類進化和社會發展，他多次閱讀達爾文《進化論》、《物種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論》，為查找有關資料讓我多次去南院門古舊書店借書。他說，不學《進化史》就不知道人類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演變。劉老對中國古典書籍也很有興趣，很有研究，如《史記》、《資治通鑒》、《漢書》以及漢唐的文學書。同時他也閱讀《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聊齋誌異》等古典文學書。他常說，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曆史的文化古國，曆史悠久，人才輩出，源遠流長。曆史典籍流光溢彩，博大精深，是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的精神寶庫，作為中國人不學習、不研究中國人文曆史就太遺憾了。

記得1963年10月他陪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同誌在渭北各縣檢查工作，在韓城縣領導匯報工作中就向他們說：韓城山川秀麗，人傑地靈，是個出人才的地方，司馬遷就是典型。他繼承父親司馬談的事業作了太史令，後來因李陵投降匈奴的事為其辯解，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宮刑。這種刑罰僅次於斬首，對人格是莫大汙辱。但他“隱忍苟活”，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完成《史記》。他的這部著作流芳千古，馳名中外。他的著作值得學習，他的人品更值得學習，韓城應該成立一個司馬遷研究小組專門研究、挖掘司馬遷的偉大業績，以啟迪後人。在學習運用古典書籍方麵，劉老常說，毛主席在這方麵為全黨全國樹立了一麵光輝的榜樣。我們在學習毛主席著作和他的許多講話、談話中隨處可見毛主席非常自如運用古籍古典，或說明一個問題，或闡述一個深刻的哲學道理，或借鑒一個曆史經驗教訓，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生動而深刻，效果很好。我們黨的很多工作方針，思想路線，政策法規，工作方法，就是毛主席根據一些古籍中的名言警句提出的，如“實事求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任人唯賢”、“百家爭鳴”等等。所以說學習古典著作很重要，可以開闊視野，豐富知識，認識曆史的發展變化，從中尋找其規律性。也可以提高人們的思想、文化素質，陶冶情操，更好的搞好自身工作。劉老曾多次給我們講賈誼的《過秦論》、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要我們從中學習“載舟覆舟”的辯證關係，認識群眾的力量，認識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極端重要性。

淳樸的人民公仆

在工作上，我深深體會到，劉老確實是任勞任怨、兢兢業業、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老黃牛，是不記名利，無我無私，一心獻身事業的忠實淳樸的人民公仆。

劉老工作起來有點“忘乎所以”。隻要有工作，不管周末、周日、節日、假日，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原因是工作任務量大，再是他要求嚴密細致，在審定簽發文件材料中，字酌句斟，一絲不苟，甚至一個標點、一個符號也緊握其手，不輕易放過。當然，根本還是他的事業心、責任心。為這事，劉老夫人雷田穎同誌極體貼又埋怨他說，國家規定的節假日為什麽？就是讓人們適當休息，有張有弛，才能更好地工作。隻張不弛久而久之弦就會繃斷。再說你一工作，興漢就要身跟影隨，你的衣服、家務有人代勞，興漢總得有一點時間辦個人的事吧。劉老往往是一笑置之。

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黨的工作重心是農村。劉老的工作重點也在農村。每年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下基層、跑農村。有時成年累月的蹲在農村，對農民感情極深。他覺得在農村耳聰目明、眼界開闊，心底踏實。1963年農村社教，他不住機關，帶領一班人馬到渭南山張村蹲點，直接麵對群眾、了解群眾、發現問題、及時引導，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指導渭南地區社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65年陝北大旱，不少地方莊稼顆粒未收，出現了嚴重災情，群眾生活在死亡線上。省委決定成立救災領導小組。劉老當仁不讓的擔當了救災領導小組組長兼榆林社教總團團長，帶領一班包括有關廳局長參加的同誌，赴榆林蹲點救災。在榆林地委、行署設立了救災指揮部和社教總團。由地委書記、專員任副總指揮處理日常工作。劉老則帶人直接選擇了災情最嚴重的鎮川堡公社、葛家圪嶗生產隊作為蹲點基地。他帶去的20多名幹部和他一起分別住在葛家圪嶗大隊農戶家，既搞社教又搞救災。白天他和群眾一起生產勞動，了解群眾的實際問題，晚上在大隊或生產隊開會，發動群眾、動員群眾、引導群眾，正確對待災情，樹立抗災的信心，積極開展生產自救。當時在這個大隊的群眾生活確實非常困難，一日兩頓都是野菜、酸菜、稀糊糊。在劉老帶動下，都住在社員家裏吃派飯。劉老和我、司機馬文祥三人同住在一社員家窯洞的土炕上。一日兩餐和社員一起圍炕喝糊糊，偶爾吃上一頓“茬茬飯”或是沙蒿麵就很好了。真可謂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這裏劉老和社員關係很親密，每到一處他總是問寒問暖問困難。社員說：“老劉就像自家人，說的話叫人心裏暖烘烘的。”這裏由於吃水困難，社員衛生環境差，人們常常幾天不洗臉，汗水加黃土，臉上道道痕跡。為改變這種狀況，劉老給工作組同誌規定，和社員見麵打招呼，不準問吃飯沒有，要問洗臉沒有。很快就改變了社員常常不洗臉的習慣。劉老肩負全地區的救災任務，因此每半個月回地委開一兩天會。掌握全局情況。有時還到各縣、社巡回檢查，了解情況。這次救災，國家給調撥了大批救災糧、款，對緩解災情起到了關鍵作用。但還顯不足，劉老請求省委動員省級機關、單位幹部、職工、市民捐獻食品、衣物用品支援災區。為幫助災民渡過困難，起到了一定作用。這年12月，省委派專機接劉老回省委開會，我同機返回，榆林地委書記楊沛琛也同機到省上開會。在飛機上劉老和楊沛琛交談救災，劉老指著機下一座座光禿禿的山頭說：你看，整個山都是一片黃土，既沒有草更沒有樹。沒有植被，水土難保，這是大旱成災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對陝北災情的深刻總結。

1966年4月，省委根據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全省抽調幹部下鄉蹲點。省上成立蹲點領導小組和指揮部。劉老被任命為省蹲點領導小組組長、總指揮。省蹲點指揮部設在長安縣郭杜公社郭杜大隊。劉老和在陝北救災一樣，不住機關而住在郭杜五隊一戶社員家裏。這裏比陝北條件好多了，我和劉老住在一人一間有土炕的廈房。從省級機關帶去的約三十多位幹部，一部分留蹲點指揮部辦公室，大部分分到郭杜公社住隊蹲點。主要三大任務：一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動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二是宣傳貫徹中央“二十三條”，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是抓革命，促生產，開展科學種田。劉老和其他蹲點幹部一樣，與社員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在生產隊開社員會或幹部會，發動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二十三條”，開展科學種田。他在五隊搞了三畝棉花試驗田。從選地、畫線、打埂一直到下種管理各個環節，他都親自參加。後來棉花長勢很好，個大、枝繁、棉桃又密又大，起到了示範作用，周圍社隊多次派人參觀學習（後來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蹲點工作隊撤回，具體產量不得而知）。劉老在這裏和幹部社員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感情。這個請老劉給他講毛主席詩詞，那個請老劉給他家講毛主席語錄，劉老緊張忙碌，但熱情很高，心情愉快。特別是每到吃飯時，管飯的社員站在我們住的門口高聲喊“老劉，吃飯了”，聽多麽淳樸、親切的鄉音。這就是一位堂堂省長和社員群眾的真情實感的生動寫照。當工作隊撤離時，社員群眾拉著他的手，含著淚說：“我們真舍不得你走，以後有空就回來。”劉老也是流著熱淚、賠著笑臉與大家惜別了。

大風起兮人遭殃

正當蹲點工作山花爛漫時，“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一舉摧毀了劉老統帥的蹲點大軍。1966年11月，郭杜蹲點幹部撤回，長安以至全省蹲點幹部全部撤回。

“文化大革命”之初，先是大字報，矛頭指向省委、省人委及一些領導。劉老還以正常群眾意見的態度對待，讓我看了有關對他的意見、批評，並抄錄給他，以便研究改正。誰知形勢發展變化異常迅猛，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而且內容越來越廣泛、言辭越來越犀利、邏輯越來越離譜。劉老看到對省上其他領導的大字報後說，這哪裏是幫助領導，簡直是攻擊、誣蔑、陷害嘛。不幾天，省上兩位主要領導被中央點名，隔離審查。又過幾天，他自己和省委、省人委其他領導也都被一一點名。“造反派”給他戴上了走資派、反黨、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三反分子的帽子，限製了自由，令他深刻反省，交代自己的所謂問題。而且“造反派”今天揪這個遊街，明天揪那個批鬥。為了避開喧鬧局勢，冷靜思考，劉老讓我找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李啟明省長在東窯洞後邊原來的廚房空著，劉老就在這裏住了近兩個月。十多平方米的房間又暗又髒，滿牆油漬，吃喝拉撒全在裏麵。劉老白天在這裏學習有關材料，夜靜無人時出來放風透氣，我給送飯、送水、送書報、送材料。這時省級機關各單位都成立了紅衛兵、“造反隊”。原省上蹲點幹部集中起來搞造反，總部設在省委西院。主要對象是省委書記霍士廉，省蹲點領導小組組長、總指揮、副省長劉邦顯。在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揭發批判，其中有一位平常與劉老關係甚好的“造反派”，指責劉老抽調幹部下鄉蹲點，是對幹部的迫害，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等等。劉老非常氣憤，反駁說，共產黨人說話要實事求是。此人一邊說“難道還冤枉了你不成？”一邊上去就是一拳，打向劉老的胸口。其他幾個人湧上來有的扭胳膊，有的從後麵向腿彎蹬了一腳，硬把劉老壓跪在地上。這次批判連續數日。我因留守機關看門，中途去過幾次，見劉老和其他幾位領導被安排在一間房內，都睡在地上。而“造反派”人人都有床位。事後，劉老回機關給我說了這些情況。多麽堅強的漢子在說到這些情況時他傷了心，動了感情，流了眼淚。我幫他說了些開心的話。我說自古人生多奇冤，竇娥含冤被斬首，司馬遷含冤遭宮刑。你今天被冤算個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你常說的：相信黨，相信群眾。總有一天，雨過天晴，撥雲見日。

後來，在“文攻武衛”的口號影響下，“造反派”以槍炮相擊搞起了武鬥。一些地痞流氓因勢而起，搞起了打砸搶。局勢混亂不堪。這些人的目標是“走資派”。劉老曾受到嚴重幹擾。這些人連續幾個晚上從窗外砸爛玻璃，伸進魔爪，要錢要物，竭盡破壞、搶劫之能事。這種情況根本無人來管。於是，我建議把貴重東西收拾一下，放到我的宿舍（因為當時新城機關大門嚴禁“走資派”的親屬帶東西出去）。誰知，在一個夜晚，“造反派”統一行動，抄“走資派”的家。發現劉老家的東西有轉移跡象，就厲聲考問。劉老一貫忠誠，便說：擔心打砸搶分子亂來，有些東西放在薑興漢那裏。他們隨即來我宿舍打門叫窗，氣勢非常凶惡恐怖。開門後他們亂翻亂搜，從床底下拉出了劉老的三個箱子。又把東西帶回劉老家，讓其開鎖檢查，整整折騰了一夜。其實箱內就放了一些衣物、文件、資料和書籍。第二天機關大院貼滿了大字報，說劉邦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轉移財產；又說我是“走資派”的黑爪牙、鐵杆保皇，極盡攻擊、誣蔑之言辭。從此以後，劉老就被收押到建國路73號的所謂“監護管理所”，實際是監獄。從這時起，我就無法再接近劉老了。據說，劉老的兩個兒子為給劉老送東西，與監管人員發生爭執，都被關在監獄，其中一個被逼得精神失常，致死。回想起來，實在傷感、痛心，一個老革命竟遭如此厄運！

高尚的品德　艱樸的作風

劉老為人忠厚實在，老成本分，實事求是，說一不二。他幾十年如一日，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團結同誌、顧全大局，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公道正派、剛直不阿，親善和藹、平易近人，愛護幹部、關心同誌，艱苦樸素、廉潔自律，兩袖清風、一塵不染。

在我的工作中，劉老經常告誡：嚴守紀律，保守機密，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知道的不打聽。黨的紀律，機密就是生命，戰爭年代如此，和平時代亦如此。沒有這種修養、素質，就不能做秘書工作。在劉老的教誨下，我的工作他較為滿意。我在當時的省人委辦公廳被評為先進個人，出席了全省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代表大會，擔任了省長秘書組（十多個秘書）副組長、副支書。劉老曾欣慰的對我說：“興漢，你還可以！”我很受鼓舞。“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他的“三反”材料中有一條，說他“包庇壞人，拉幫結派”。劉老後來和我談及此事說：拉幫是實，結派全無。因為好多好同誌在曆次的運動中受批挨整，被扣上了“叛徒”、“右派”，“反革命”等等的罪名，含冤叫屈。你說咱不拉誰拉，咱不幫誰幫。他列舉了好幾位同誌的事實。其中渭南有一位1937年入黨的同誌，為黨的工作出生入死，被國民黨抄家多次，被捕關押，發出文告，有錢拿錢贖人（12把盒子槍的錢），無錢三天後收屍。為保存生命，該同誌在無奈的情況下，按黨在不出賣組織，不出賣黨員的情況下可以假“自首”的指示辦了自首手續，得以獲釋。但後來就被視為叛徒，劉老借中央開黨代會之機，專門找到向該同誌傳達黨組織這個指示的同誌，該同誌是當時渭南地下黨的負責人，他為此事專門寫了證明材料。劉老回來後將該證明材料交給那位同誌所在的組織部門，該同誌得到平反昭雪，恢複黨籍，過上了正常組織生活。像這類事咱要不管能行嗎？

劉老出差下鄉，每到一地都能和幹部、群眾打成一片，促膝談心，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裝著這些人，加之他平易近人、慈祥和藹，不擺官架子。幹部群眾都感到他很容易接近，都願意給他說真心話，有真情實感。作為一位老革命、高級幹部，和幹部群眾能有如此感情，實在難能可貴！就說我和他下去每到一處，他都很關心我和司機的生活，吃的怎樣，住的怎樣，每次吃飯都再三叮囑，我們“把菜吃完，剩下是浪費”，司機老馬常和我說“咱們劉省長真和父母關心孩子一樣關心咱們”。1965年11月我們去榆林，中途在延安住了兩天，延安地委、行署領導向他匯報工作，劉老對我說，延安是革命聖地，我看過多次了，今天給你一天假，讓老馬拉你去參觀黨中央、毛主席住過的地方，感受一下革命傳統教育。我和老馬還有人民大廈一位司機，一起驅車前去，非常開心地參觀了一天，講解員給我們引導、講解，我們還合影留念。回來後，在劉老所住的房間，劉老問看的怎樣？我一一做了回答，順便談到毛主席的臥室和現在不能比。劉老說：“是呀，就在那樣簡樸的窯洞中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指揮千軍萬馬，打倒了小日本，解放了全中國，了不起呀！”劉老話頭一轉，問：我住的這個房間一晚多少錢？我毫無介意的順口就說：“75元。”，劉老霎時擺出了我從未見過的臉色說：“咋就這麽多錢？”（是的，在現在算不了什麽，可在當時是我一個半月的工資）。劉老又問：你住是多少錢？老馬住的是多少錢？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劉老說：“搬走，到街上住旅社去！”我說：“你不是常給我們說要守紀律嗎？現在你住在這兒也是紀律。你住在街上旅社便宜是便宜，但就成了不守紀律，出了問題，誰能負起這個責任。再說延安地委、行署領導知道後能答應嗎？咱不是給人家找麻煩嗎？”看得出來劉老確實生氣了，長籲短歎，靜坐不語。過了一會，劉老作出決定：“你和老馬的住房退掉，咱們三個住一個房間（劉老房子有套間）。”看此情況我隻好屈從說：“這個辦法也好，起碼能節省30塊錢（我的住房每晚20元，老馬住房每晚10元）。”就這樣我們三個住在一起過了一夜。

1998年春節前我去給劉老拜早年，我開的我的三輪摩托，在家裏坐了一會後，劉老讓我到辦公室去（新城東窯洞3號）。出門後我說有小車（指我的三輪摩托）坐不？劉老說有車不坐還等啥哩，保姆女孩喊著“爺爺，不敢坐，不敢坐”，劉老幽默地說，沒見過啥，車不敢坐，啥敢坐。就這樣我拉劉老到辦公室，閑聊一會兒後，劉老說：“過年了，我沒啥送你，給你寫副春聯吧，也算祝賀新年。”他揮筆給我寫了一副春聯。但我拿回家沒舍得貼，保留了下來，算是劉老的墨跡：“歡歡喜喜過佳節，平平安安渡新春。橫額：萬事如意。”

劉老生活很簡樸，吃飯穿衣從不講究。我常在他家吃飯，經常是麵條、蒸饃、米湯、蘿卜絲、青菜，絕少大魚大肉、滿盤子滿碗的大吃大喝。他常說，吃飯隻求溫飽，穿衣隻求保暖、幹淨，再求就是多餘。有一年下鄉到興平，縣領導和有關同誌在門口迎接。後來縣政府通訊員和我閑聊時說：“省長來了，我在院子裏，把你當省長哩！我問為什麽，他說：我看你腳蹬皮鞋，留著‘洋樓”，提著皮包。省長穿著布鞋，沒有“洋樓’，也沒有皮包。”從這個笑話中可以看到劉老的精神風貌。

劉老和夫人雷田穎可算是一對模範夫妻。互敬互愛、相敬如賓、互相支持、相互體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微不至。劉老稱夫人是“紅管家”，夫人稱劉老是“掌櫃的”，親密無間。劉老每次出差下鄉，夫人安排得具體周到，換洗衣裳、洗漱用具、吃飯的錢和糧票，以及常用的藥品，甚至戒煙的糖果等等，都給帶上，並一再叮嚀我多多關照，督促劉老勤換衣服，晚上少熬夜，早休息。在下邊每次換洗衣裳都是劉老自己動手洗濟，不讓我幫忙。那次榆林救災，她唯恐劉老吃不好飯，身體受虧，有次還特意烙上油餅請人捎來（那次救災，省上下去的幹部，不少家裏都給捎些吃的東西）。劉老有病住院，夫人更是忙前忙後，關懷備至。有時就幹脆住在病房，陪伴劉老。有一次劉老住院，我讓我愛人給劉老做了一些他喜歡吃的飯如餃子、涼皮等，我們倆一塊送去。1964年夏初，五一節後我從老家帶了一頂草帽（比較精致，蘭裏、繡花白頂、白邊。我們家鄉人叫“全羅草帽”）送給劉老，每到夏天劉老外出都戴著它。夫人高興地說：興漢有個好媳婦，心靈手巧，潑辣能幹，幹淨利索。我說，還不是跟你學的嘛。劉老笑著說：還是興漢有水平，一下說到點子上了，雷田穎就是那種人。大家都哈哈大笑。那種溫馨、和藹的氣氛經常縈繞在我的心頭。

劉老對子女管教非常嚴格，七兒一女沒有一個不怕他、不愛他的。除了認真、刻苦學習外，劉老還規定他們不許違反新城機關大院的管理製度，亂喊亂鬧，不準損壞公共設施，損壞草木。日常生活不能有優越感、特殊化；不能借著他的名義用公家的東西，坐公家的車。確實是這樣做的，劉老家中成員包括夫人都沒有用過公家一次車（有一次我為了趕時間，到南院門古舊書店為他還書、借書，用了他的車還受到他的批評）。在劉老的管教下，劉老子女都很有教養、很出色，謙虛和氣，待人接物很有禮貌。直到現在他們見我都稱“叔叔”。現在他們事業有成，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為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著青春和力量。

劉老是個純粹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劉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燦爛的一生。現在，劉老雖駕鶴西去，但他的風範長存，業績永垂，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劉老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劉老、安息吧！

200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