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飲酒習俗

4.從飲酒習俗看民族心理

　　飲酒是中國曆代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飲酒活動透射著中華民族的性格、情趣和精神寄托。透過飲酒習俗，我們可以發掘出一些民族心理的積澱，這些民族心理的積澱是中國酒文化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飲三杯酒與“三”的特殊含義

　　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對“三”有特殊的理解。古代中國人認為“三”是最圓滿的。《史記·律書》說：“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自漢代始，三出闕成為帝王威儀的象征，例如唐代大明宮的含元殿前樹三出闕；李治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前的三出闕遺址，至今曆曆可辨。在民間諺語中有“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和“三人成虎”的說法；再如禮俗中的三鞠躬，發誓中的三擊掌等做法。為什麽“三”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這樣特殊的位置呢？這裏麵包蘊著中華民族的哲學內涵。在遠古時，我們的祖先最早隻有“一”和“二”這兩個數，“三”的概念是經過長期的認識和思辨才產生的。《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說，統一的事物可分成對立的雙方，對立的雙方產生第三者，新生的第三者產生了千差萬別的東西（萬物）。儒家學派也重視三，《論語》講：“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後行”等，都十分強調這個“三”。其實這個“三”並不單單是數量上的“三”，而是一種思辨的優選法。如果“一”是一種方案，“二”是另一種方案，究竟選擇哪種方案好呢？按“一生二，二生三”或“三省”、“三思”的邏輯，就是既不采納“一”方案，也不采納“二”方案，而是取兩個方案之長，棄兩個方案之短，創造第三方案，這第三方案比起前兩個方案來，是最圓滿的。

　　在我國各族的飲酒習俗中，多有“敬三杯酒”、“罰三杯”的勸酒方式。這個“三”就含有最圓滿的意思。《堅瓠集》說：“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吳諺謂：‘客來遲，罰三鍾。’未始無本。韓安國作幾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罰三觥。景龍文館記禦詩序雲：‘人題四韻，後者罰三杯。’又，郝隆不能詩，罰依金穀酒數。”金穀酒數是三鬥（酒具）酒。褚人獲在書中引了許多資料，說明自古以來罰酒限以“三”的習俗。罰酒如此，敬酒也是如此，“三杯美酒敬親人”之舉曆代皆沿襲不變。酒席之上，酒三巡後再自由飲酒之風，不但漢族如此，少數民族也大多這樣，《酒歌集》說：侗族酒宴上，“主人指定座中年輕的親屬持壺（俗稱‘酒司令’），負責斟酒、勸酒、罰酒。第一杯從左邊轉起，喝完了；第二杯再從右邊轉來，稱為‘左發右順’，第三杯才是自飲。這酒筵開場的三杯酒，在座者不分賓主、不管酒量大小，一律人人幹杯。”

　　由此可見，敬酒用“三”，說明敬酒者的情已很圓滿了，勸三巡酒也是這個意思；而罰三杯酒，也是由“圓滿”之意引申而成的“極限”之意，被罰者飲了三杯酒，說明他已完全認錯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一中華民族古老的哲學意識，在其流傳演變過程中，也逐漸地滲透到飲酒習俗裏，在潛移默化中被人們所接受。

　　勸酒之習與民族心理

　　我國飲酒習俗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勸酒。酒宴上的歌以送酒之習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都是直接和間接勸酒的手段。主勸客酒，客敬主人酒，客人互相勸酒，以及罰酒、賭酒和鬥酒等，直到皆酩酊大醉才結束。“勸君今夜須沉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韋莊《菩薩蠻·勸酒》）不一醉方休客人就等於不領主人的深情，反之，似乎主人不想法把客人灌醉，也不夠意思。於是乎，“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黃周星在《酒社芻言》中說：“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為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酒量小，一喝就醉者）不能勸，唯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為勸之哉？故愚（作者自稱）謂不問作主作客，唯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黃周星所言極是，他講的道理也不深奧，人們一聽就明白，一想就會通。而且與黃周星見解相同的曆代皆大有人在，但是為何千百年來一直如此呢？這正是風俗所具有的獨特約束力。不論人們是否願意如此，但是約定俗成的力量卻會迫你就範。那麽，勸酒習俗所透射出的社會心理究竟是什麽呢？初步探尋可知，大約不外乎“好客”與“禮”這兩層意思。

　　夏商之時，人們（奴隸主貴族和一些自由民）飲酒多在各種祭祀之後，人是代替諸位神靈享口腹之樂的，誰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以醉為限度。當時人們能“靡明靡晦，式號大呼，俾晝作夜”（《詩經·大雅·蕩》）地狂歡飲酒。到了周代，飲酒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顧炎武在《日知錄·酒禁》中說：當時飲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不得醉焉。”這顯然是周代貴族和自由民按周禮的儀度化要求而采用的飲酒方式。今存的《儀禮》十七篇中就有許多關於這種飲酒方式的文字。孟僖子曾說過這樣的話：“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傳·昭公七年》）強調了儀度修養的重要性。儀度修養的關鍵是謙恭待人，即所謂“讓，禮之主也。”（《左傳·襄公十三年》）“卑讓，禮之宗也。”（《左傳·昭公二年》）這種謙恭待人的儀度修養要求人們“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於是在酒宴之上，主人謙恭待客，賓客謙恭謝主人，“賓主百拜”，喝酒隻不過是一種禮儀的方式而已，無怪乎能“終日飲酒，不得醉焉”了。

　　周代這種強調禮的儀度化的飲酒方式，在後來曆代的國宴一類的大型酒宴上得到延續。除此外，它還對曆代社交宴會和民間的酒宴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並由此形成了主人不勸酒，客人不便多飲酒的社會心理。這種由禮儀的積澱而演變形成的社會心理，刺激著好客的主人千方百計地勸酒，於是各種勸酒方式也應運而生了。

　　好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朋友來了有好酒”是我國人民好客的具體體現，勸酒是表達這種好客心理的一種習俗。我國各民族中多有勸酒的習俗，但是比較起來，許多兄弟民族的勸酒方法遠比不上漢族勸酒方法那樣豐富多彩。探討其根源，恐怕與“禮”（儀度化的禮）的影響程度有關。也就是說，兄弟民族的勸酒心理主要是好客，而漢族的勸酒心理除了好客外，還有儀度化禮的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