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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曆史是既往的人類生活。人們渴望了解曆史,了解本身所屬國家、民族、社會的過去,總結成敗經驗,吸取智慧,於是,曆史著作應運而生。曆史著作以真實地記錄曆史過程、曆史人物為目的,一般比較枯燥,趣味性差。為了克服這一毛病,於是,就有了創作曆史文藝的需要。曆史文藝雖以曆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情節為依據,但可以虛構、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揮灑的空間,自然,作品就遠較曆史著作生動、有趣。人們熟知《三國誌》和《三國演義》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們認識那段時期的權威著作,但它大抵隻是少數曆史學家的案頭讀物;後者深受老百姓的喜愛,長期流傳不衰,但它並不是三國時期的真實曆史。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來,影視界流行“戲說”,有幾位皇帝、後妃及若幹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靈活現,收視率很高,說明老百姓愛看,但是,由於大異於曆史記載,更大異於曆史真相,不滿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見,真實性和趣味性曆來是曆史著作和曆史文藝的兩難問題。要嚴格忠實於曆史,作品就很難生動;要提高生動性、趣味性,就必須虛構,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損害曆史的真實。蔡東藩先生的《中國曆代通俗演義》總結前人經驗,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實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國豐富繁多的演義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1890年(光緒十六年)考中秀才。 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發福建,以知縣候補,因不滿官場惡習,於1911年稱病歸裏。其後長期以寫作和在小學教書為生。抗日戰爭爆發,他不願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輾轉避難,顛沛流離,逝世於抗戰勝利前夕。

  清朝末年,嚴複、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說的巨大社會教化作用,企圖借小說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海外,創辦《新小說》雜誌,提倡“小說界革命”。自此,小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包括“曆史演義”在內的各種小說風起雲湧。民國時期,此風相沿,小說創作日趨繁榮。蔡東藩是個愛國者。他為武昌起義、共和初建興奮過,歡呼過,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凱竊國。蔡東藩幽憤時事,立誌“借說部體裁,演曆史故事”,以曆史小說作為救國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間,他夜以繼日,筆耕不輟,陸續寫成中國曆代通俗演義11部,1040回,以小說形式再現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2166年間的中國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後演義》和他增補改寫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總計約七百餘萬字,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曆史演義作家。出版以後,迅速風行,多次再版。

  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曆史真實的嚴格追求。蔡東藩自幼愛好曆史,熟讀傳統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對中國曆史作過深入的研究,甚至養成了“考據癬”。他寫曆史演義,“語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節均有曆史記載作為根據;對於文獻中的歧說和模糊不清之處,他常常博覽群書,多方鉤稽,力求找出客觀真相;一時難以做出結論的,他就諸說並存;對他認定的史籍中的錯誤說法,就直接加以批駁。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寫“演義”。對於前人所寫同類作品,蔡東藩頗多批評,或認為荒誕不經,或認為乖離史實,子虛烏有。他自稱所編曆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自然,作為“演義”,他也有虛構,特別是人物對話,史無記載,他不能不動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謹慎,力求符合特定曆史環境和特定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編造。因此,他的書,可以當作曆史讀。倘若讀者要大體,而不是精確地了解中國曆朝曆代的大事經緯與主要人物,蔡東藩的書是值得一讀的。1937年1月,毛澤東為了解決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曆史的需要,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購買“中國曆史演義”兩部。這裏所說的“中國曆史演義”,就是蔡東藩所著《中國曆代通俗演義》。毛澤東臥室床側,就放有蔡氏此書。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蔡著的喜愛。

  中國曆史學家有史德、史識、史才之說。所謂史德,指的是忠於曆史,忠於史實,能在任何狀況下“秉筆直書”;所謂史識,指的是對曆史判斷方麵的真知灼見;所謂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敘事、表達能力。在這三方麵,蔡東藩都頗多可取之處。據記載,當他寫《民國通俗演義》時,曾有軍人以請他吃“紅丸子”(子彈)相威脅,書局因此要他“隱惡揚善”,他斷然拒絕,聲稱:“孔子作《春秋》,為懲罰亂臣賊子。我寫的都有材料根據,要我捏造,我幹不來!”自此憤然輟筆,以致書局不得不另請許廑父,將該書的後四十回續完。蔡東藩不屈於強權,寧可不寫,決不偽造曆史,表現出曆史家的可貴操守。他的書,努力尋求曆代興亡“關鍵”,勸善懲惡,褒是斥非,洋溢著鮮明的曆史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精神。讀蔡著,既可輕鬆愉快地獲得曆史知識,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啟迪。當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陳腐觀念,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這一點,相信讀者當能了解並鑒別。

  2003年12月15日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自序

  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淩人世,一或得誌,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鋌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仇敵也。元首如奕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嚐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尚不與焉。遼以外裔踞朔方,猾諸夏,史家以其異族也,而夷之。遼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無禮義,無廉恥,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實備矣,而書法未彰。歐陽永叔刪蕪存簡,得七十四卷,援筆則筆,削則削之義,逐加斷製,體例精嚴,既足聲奸臣逆子之罪,複足樹人心世道之防。後人或病其太略,謂不如薛史之淵博,誤矣!他若王溥之《五代會要》,陶嶽之《五代史補》、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樞之《五代紀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國誌》,劉恕之《十國紀年》。吳任臣之《十國春秋》等書,大都以裒輯遺聞為宗旨,而月旦之評,卒讓歐陽。孔聖作《春秋》而亂賊懼,歐陽公其庶幾近之乎?鄙人前編唐、宋“通俗演義”,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則踵唐之後,開宋之先,亦不得不更為演述,以饜閱者。敘事則證各籍,持義則特仿廬陵,不敢擬古,亦不敢違古,將以借粗俗之蕪詞,顯文忠之遺旨,世有大雅,當勿笑我為效顰也。抑鄙人更有進者,五代之禍烈矣,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沿愈劇,因有此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淩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泯泯棼棼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書既竣,爰慨然而為之序。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東藩自識於臨江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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