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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監得勢的時代:生理、精神殘缺的擴大化

  皇帝的人格特征常常由於修史者的美化、文飾,而掩蓋了許多汙點。當我們從其下屬的特務機關能夠發現控製帝國的精神實質時,還能從另一個更為典型的角色——太監,發現帝國統治者內心的更多陰暗麵。

  而明朝,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典型的太監專權的時代。

  由於明初政策對朝臣的打擊迫害,使大明在建國之初就顯得力不從心,到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時,明朝諸多開國元勳、精英人才幾乎滅絕。鎮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發起“靖難之役”,與南京中央政權展開激烈爭奪,中央人才凋零,派不出軍事經驗豐富的大將抵擋,最後被朱棣攻破,自此,朱元璋“把棘杖的刺剃了交給後代”的美夢破碎了。

  靠起兵造反的朱棣,成為大明帝國新一任帝王。

  朱棣其人陰險、多疑、嗜殺,像極了他的父親朱元璋,並且性格陰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同樣大搞恐怖統治,登極後大殺建文朝舊臣,鎮壓反對勢力,屠戮大臣及其親屬達上千餘人,給明初士人心理留下惡劣的陰影。

  實際上,朱棣內心極為敏感、脆弱,自我保護心理極強,隻要是懷疑某人對自己不利,就不擇手段加以報複,打擊迫害,牽涉甚廣。加上他是靠“篡位”獲得皇權,更加缺乏安全感,覺得錦衣衛這種特務機關還不夠,又另設“東廠”專門以太監負責偵察暗訪。

  本來,朱元璋晚年已有悔悟,取消了“錦衣衛”,並為了吸取前朝佞臣禍亂的教訓,立下“內臣(宦官)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祖訓。誰知這些規矩到朱棣手上完全被顛覆。朱棣極為信任太監,當初就是靠皇宮裏的太監做內應,探聽消息,才得以攻下南京。即位之後,朱棣封賞了許多宦官,這其中不乏優秀者,如七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出使暹羅國的宦官李興,但更多的太監成為皇帝的耳目、爪牙,掌握著東廠的特務機關,為虎作倀,壞事做盡。正是從朱棣永樂朝起,宦官開始在明朝曆史上興風作浪,逐漸演變為帝國的一場災難。(“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曆史,太監向來是曆朝曆代最為“亂政”的一個因素。客觀地分析,這些人是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一個群體,他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對皇帝的心思、喜好了如指掌,很多時候,太監們不僅僅是皇帝的奴仆,更像是他們的親人、朋友。皇帝的親人常常不能與皇帝見麵,朝廷殿堂上的大臣們也多是秉公辦事,隻有太監們悉心照料皇帝的起居飲食、日常生活,與皇帝們在長達數年乃至數十年的相處過程中產生了默契、感情,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覺,讓皇帝異常地信任他們。比如明武宗朱厚照,與由大太監劉瑾等八人組成的“八虎”常常通宵達旦地玩耍、嬉戲,對待他們像自己的親人一般,很少講究君臣禮節,隨意而自然。尤其有一點是大臣們所“媲美”不了的:太監們都是閹割了的,他們進宮以後幾乎就與原先家庭脫離,無牽無掛,也不可能有後代、子孫,今生所能依靠的隻有皇帝,比起那些以“天下興亡”為理想的大臣們,太監們無疑是徹底對皇帝本人效忠的。

  早在在五代十國時期,當時南方有一個“南漢”政權,是史上最“流行”太監的國家。南漢統治者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於皇上,隻有太監“無鳥一身輕”,故隻有太監最無私,必死命效力。在這種思維下,南漢統治者竟然要求朝廷的臣子們,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都要閹割後才能當官,因為這樣就“了無牽掛”。乃至於南漢王朝“自宮”的現象一時洶湧。

  南漢皇帝的“太監王國”的思想,正是專製集權下的極端產物。在每朝每代的皇帝們心裏,或多或少潛意識裏都有這種想法,隻是,正常思維的統治者們知道,大臣不可能都被閹割,隻有派遣自己信得過的“閹割了的太監”去擔任重要職位,這也是帝王們補償心理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開設了新的特務機關“東廠”,專門由自己的親信太監掌管。東廠比錦衣衛的權力更大,打擊麵也更廣。由於錦衣衛還是軍隊建製,還需以奏折形式稟奏皇帝,相比之下,東廠的太監與皇帝接觸更近,可以直接稟告、奏議,加上太監們比一般常人更加苛刻、狠毒,所以東廠的“業績”甚至一度超過錦衣衛,成為皇帝更信任的特務機關。

  到明憲宗時期,東廠和錦衣衛竟然還不能滿足皇帝的意願,又成立了“西廠”,以太監汪直為首,短短幾個月就製造了數量繁多的大案、冤案,很快勢力又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

  汪直權勢熏天,朝中的公卿大臣都在他麵前俯首,內閣大學士也成了空架子,六部尚書也完全聽命於汪直,所謂“紙糊的三閣老,泥塑的六尚書”,可見朝廷部門脆弱,毫無實權。汪直掌控的西廠讓滿朝大臣不寒而栗,當朝禦史徐鏞曾說:“今天下之人,隻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隻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製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

  到明武宗時期,宦官們更加肆無忌憚。武宗朱厚照是中國曆史上出了名的“嬉鬧皇帝”,他以一個十四歲孩童的年齡即位,在執政的十多年間,儼然一直保持著頑童的心理,他愛好馴獸、喜歡騎馬射箭、想到民間當掌櫃、熱衷微服私訪、又封自己為大將軍親自征戰……這個頑童般的皇帝做出了許多令臣民瞠目結舌的事情,也極大地寵幸以太監劉瑾為首的“八虎”奸佞。

  太監劉瑾為人陰險惡毒,掌握了權勢之後,大肆貪汙,明目張膽向朝臣索要錢財。有的官員剛剛升遷,劉瑾就索取“賀印錢”,如果對方不知趣不給,馬上就被革職回家了。平江伯陳雄因為不送賄賂,被劉瑾栽贓陷害,削爵抄家,全族人被押送到邊境充軍。反之,宣大總督劉宇,剛上任時就向劉瑾行賄黃金萬兩,使劉瑾喜不勝收,後來劉宇又先後送給劉瑾幾萬兩銀子,結果一直升遷到兵部尚書的位子上。由於劉瑾有皇帝撐腰,權勢越來越大,但凡地方官員們進京朝見皇帝,都得先去拜訪劉瑾,送上貴重禮物,不然就仕途無望。有一位給事中周鑰出差歸來,因借不到錢送禮,又恐又急,竟然在途中自殺了。

  據說劉瑾是中國曆史上最富有的太監之一,他通過敲詐、勒索乃至明目張膽地受賄,被抄家時發現藏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按《血酬定律》一書作者吳思計算,劉瑾家產僅金銀一項相當於254.88億人民幣,和當時國庫的年收入差不多。

  為什麽一個太監能有如此權勢?這要從明朝體製來說。

  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書,要先送內閣,由內閣輔臣做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叫做“票擬”,再交給皇帝批閱。皇帝用朱筆(即紅筆)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紅”。有的皇帝不勤於政事(如明武宗),便讓寵信司禮監的太監(如劉瑾)代筆,司禮監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內宮官署,有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八至九名,這就給太監的胡作非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禮監的太監還有一個其他部門無法比擬的特權:傳達皇帝旨意。劉瑾這個人頗有心計,每次在明武宗玩耍高興的時候,就拿著奏折去詢問,三番兩次,明武宗厭煩了,就讓劉瑾自行決斷,不要再來打擾自己,於是劉瑾就順理成章替皇帝擬旨、有機會篡改聖旨,這是他專橫跋扈的重要資本。

  可以說,明朝太監們專權,都是建立在依附於皇帝的基礎上。偏偏明朝出了最多昏聵懶散的帝王,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這些皇帝都長時間不理朝政,事務丟給手下人去做,遇見正直的大臣如楊廷和、張居正等人還好,一旦被如劉瑾、魏忠賢這樣的太監或如嚴嵩這樣的奸臣等利用,則禍國殃民,使整個國家走向混亂。

  很多大臣聯名上奏罷黜劉瑾,遭到了極強的報複。劉瑾在武宗麵前添油加醋地進讒言,然後矯改聖旨,嚴厲處罰那些大臣,致使很多官員被罰得傾家蕩產,革職罷官。

  1506年,正德元年,給事中艾洪、南京給事中戴銑、禦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聯名上奏,彈劾劉瑾,劉瑾大怒,將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劉瑾使用“廷杖”比其他人都要狠毒,之前的“廷杖”是允許受罰者在身上墊毛氈的,或者不用脫去褲子,而到了劉瑾這裏,他要求凡是受廷杖的官員必須脫光衣褲,用實心大棒打,而且每打十棍就要換人。這種情況下,受懲的官員多半被打死,或是嚴重殘廢,其中戴銑受刑最重,當時死於杖下,禦史蔣欽被杖了三次,每次杖三十,最後因傷勢過重死在獄中。

  太監的心理遠比一般人要狠毒,由於生理的殘缺,他們人格上嚴重不自信,一旦掌權,普遍會變本加厲地報複、宣泄,如果國家的權力掌握在這些人手中,很多恐怖的行為就會像災難一樣產生。

  每個太監都經受過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痛苦,他們的人格也在這種痛苦中一點點被扭曲。

  據清末太監馬德清自述:“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什麽注射針、止血藥那一類東西……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摁在那兒,把他要命的器官從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該多麽疼啊!一根根脈通著心,心疼得簡直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斷了一樣,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動一動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傷口也牽著心疼呢!大、小便就這樣躺著拉、尿,每一次換藥,都把人疼得死去活來。”

  這種真實的自白,在我們麵前展現出一幅慘忍的畫麵。太監們無一不是經過這樣刻骨銘心、撕心裂肺的場麵,生理上的摧殘,成為他們內心深處永遠無法根除的痛,乃至於一旦得勢,這些被扭曲的心靈急速膨脹起來,變本加厲地要得到更多彌補。

  太監們都是從最底層、低賤的位置做起,他們喪失了做男人的尊嚴,在大臣和皇帝眼裏不過是最低下的奴仆,人們可以對他們呼來喝去、隨意斥罵。太監與家庭不再有關係,一輩子寄身深宮,沒有親人,沒有愛人,無法享受天倫之樂,隻有年複一年地逆來順受,靠巴結主子、討好皇帝獲得生存資本。他們的心靈是扭曲的,價值觀也是扭曲的,而且這其中真正得勢的太監是少之又少——現實的殘忍培養了他們的世故油滑,當他們一步步走到權力巔峰時,也正是其心靈宣泄、報複的開始。

  和明朝中期的汪直、劉瑾等人相比,明後期天啟年間的大太監魏忠賢更加權勢熏天,達到登峰造極的熾熱地步。

  天啟三年,魏忠賢掌管東廠,權力日趨增長。此時由於“東林黨”排斥異己,打擊其他政黨,許多官員紛紛投靠魏忠賢門下,當時的齊黨、浙黨、楚黨等都成為魏忠賢的走狗,時人稱之“閹黨”。天啟皇帝愛好木匠活,不理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借皇帝名義打擊異己,誣陷東林黨人。自內閣首輔東林黨葉向高被迫辭職後,許多東林黨人也遭罷黜,一時間,閹黨控製整個內閣,魏忠賢權傾朝野。

  魏忠賢作為一個太監,竟然成為當時許多文官的首領,操縱了國家政治,引起正直官員的憤慨。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楊漣上書痛斥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揭發魏忠賢的奸惡,可是昏聵的明熹宗不理政事,偏袒魏忠賢,使魏忠賢依然大權獨攬,閹黨和東林黨的矛盾越發激烈。

  到天啟五年,魏忠賢開始大肆迫害東林黨人,拘捕東林“六君子”楊漣、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誣陷他們貪汙受賄,並命錦衣衛嚴酷拷打。魏忠賢的下手極為狠毒:楊漣受刑最多,死得最為慘烈,胸骨被銅錘擊斷,然後用鐵釘穿耳,以沙包活活壓死,死後七日才允許家屬收屍,屍體已全身潰爛,左光鬥、魏大中等人也是三木鎖身、五刑俱嚐,直至血肉橫飛,肉腐蛆生,被害於獄中,顧大章被逼自殺。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捕殺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等七人,對東林黨趕盡殺絕,造成極惡劣的社會影響。

  魏忠賢權勢熏天,滿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蟬。他利用東廠和錦衣衛這兩個特務機構鉗製百官,鎮壓異己,培植黨羽,手下有專門出謀劃策的“五虎”,有負責捕殺的“五彪”,還有所謂“十狗”、“十孩”、“四十孫”的大小爪牙,從朝廷內閣六部直到各地方的總督、巡撫乃至於州縣都是閹黨之人,網絡嚴密、盤根錯節,全國州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甚至民間市井都插有他的耳目。

  據說有一天,某旅店裏有五個人在一起飲酒,其中一個姓徐的術士說魏忠賢作惡多端,不久肯定會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勸他說話要慎重,不然會招來災禍。那個術士說:“魏忠賢雖然專橫,他總不能把我剝皮,我怕什麽!”到晚上,眾人熟睡,忽然門被推開,闖進來幾個人,把那位說大話的逮走了。不一會兒,又把一同飲酒的另外四個人帶到一處衙門,先捕的那人一絲不掛躺在那裏,手腳都釘在門板上,堂上高坐著魏忠賢。他對四個人說:“這位說我不能剝他的皮,今天不妨試一試。”就命令手下人取來熔化的瀝青澆在那人身上,過一會兒瀝青冷卻凝固,用錘子敲打,隻見瀝青和人皮一齊脫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殼。那四個人驚恐萬分,嚇得半死,魏忠賢非常得意,達到恐嚇目的後,對他們每人賞給五兩銀子壓驚,把他們放走了。

  作為一個生理殘缺、心理扭曲的太監,魏忠賢把前輩們的經驗發揮到無以複加。皇帝是“萬歲”,他就明目張膽地要官員們稱呼“九千歲”,每次外出,都乘坐文軒,羽幢青蓋,聲勢浩大,塵埃蔽天,猶如皇帝出巡,所到之處官員百姓們無不齊齊拜倒,高唱頌詞。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都爭先恐後地為魏忠賢建生祠。本來,立祠是傳統文化中為祭祀祖先或紀念先賢的,可到了魏忠賢這裏,底下的官員們為了巴結討好,竟紛紛為這個大活人立祠,每天香煙嫋嫋,頂禮膜拜,對高坐在廟堂上的太監雕像表示忠心,拍馬屁拍得登峰造極了。一傳十,十傳百,全國各地官員也都效仿,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賢個人崇拜的醜劇。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於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於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於五台山,連當時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也不得不建生祠……

  一名叫陸萬齡的監生更是別出心裁,建議在國子監也建造生詞,把魏忠賢與孔子並論:“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於是溜須拍馬者紛紛上書,歌功頌德,讓魏忠賢喜不勝收,在天啟六年的百官一份吹捧魏忠賢的奏折裏:“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厘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等等顛倒黑白的奏折文章,既是對當朝太監的無與倫比的溜須拍馬,也是對這個太監掌控的王朝的莫大諷刺。

  東漢有宦官“黨錮之禍”,唐朝後期也有宦官專權,但這些現象都並不延續,漢、唐兩代的宦官數量也不多。東漢末年宦官數量也就在二三千人左右,唐代玄宗後期“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唐穆宗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到了明朝,宦官數量急速增多,發展為曆朝曆代最為龐大的規模,僅在成化年間,太監數量就達到上萬規模,“監局內臣,數以萬計”。這些太監在帝國的各個領域裏都掌握著重要權力,他們把持著京師的稅務,大肆搜刮民財,販賣私鹽,抽取高額利潤,侵占莊田,逼得無數百姓流離失所,乃至於掌控軍隊,甚至後期開設礦廠,撈取大筆金銀到自己的腰包中。

  在明史專家王春瑜《明朝宦官》一書中提到:神宗朱翊鈞時,僅萬曆元年到萬曆六年,兩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禎皇帝朱由檢亡國之際,史載“中七萬人皆喧嘩走”,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據他向明朝老太監了解到的情況,說明朝“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說明末宦官有十萬之眾,這個數字難免有誇大之嫌,但說有數萬人之多,應當是確實可信的。可見,在中國曆史上所有朝代裏,明代太監人數之眾可謂空前絕後。

  宦官的專權,原因隻能在於封建王朝皇帝的高度集權。皇帝們高踞於封建等級製金字塔的頂端,深居宮中,對手下的大將、大臣難以信任,唯有身邊相伴的太監才能讓他們放心。太監,其實不過是皇帝們自身權力的向外延伸,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反映著皇帝的人格特征。而明王朝,無疑是中國曆史的典型“太監王朝”,也映照著封建社會江河日下的最後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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