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4.太監得勢的時代：生理、精神殘缺的擴大化

　　皇帝的人格特征常常由於修史者的美化、文飾，而掩蓋了許多汙點。當我們從其下屬的特務機關能夠發現控製帝國的精神實質時，還能從另一個更為典型的角色——太監，發現帝國統治者內心的更多陰暗麵。

　　而明朝，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最典型的太監專權的時代。

　　由於明初政策對朝臣的打擊迫害，使大明在建國之初就顯得力不從心，到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時，明朝諸多開國元勳、精英人才幾乎滅絕。鎮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發起“靖難之役”，與南京中央政權展開激烈爭奪，中央人才凋零，派不出軍事經驗豐富的大將抵擋，最後被朱棣攻破，自此，朱元璋“把棘杖的刺剃了交給後代”的美夢破碎了。

　　靠起兵造反的朱棣，成為大明帝國新一任帝王。

　　朱棣其人陰險、多疑、嗜殺，像極了他的父親朱元璋，並且性格陰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同樣大搞恐怖統治，登極後大殺建文朝舊臣，鎮壓反對勢力，屠戮大臣及其親屬達上千餘人，給明初士人心理留下惡劣的陰影。

　　實際上，朱棣內心極為敏感、脆弱，自我保護心理極強，隻要是懷疑某人對自己不利，就不擇手段加以報複，打擊迫害，牽涉甚廣。加上他是靠“篡位”獲得皇權，更加缺乏安全感，覺得錦衣衛這種特務機關還不夠，又另設“東廠”專門以太監負責偵察暗訪。

　　本來，朱元璋晚年已有悔悟，取消了“錦衣衛”，並為了吸取前朝佞臣禍亂的教訓，立下“內臣（宦官）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祖訓。誰知這些規矩到朱棣手上完全被顛覆。朱棣極為信任太監，當初就是靠皇宮裏的太監做內應，探聽消息，才得以攻下南京。即位之後，朱棣封賞了許多宦官，這其中不乏優秀者，如七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出使暹羅國的宦官李興，但更多的太監成為皇帝的耳目、爪牙，掌握著東廠的特務機關，為虎作倀，壞事做盡。正是從朱棣永樂朝起，宦官開始在明朝曆史上興風作浪，逐漸演變為帝國的一場災難。（“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曆史，太監向來是曆朝曆代最為“亂政”的一個因素。客觀地分析，這些人是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一個群體，他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對皇帝的心思、喜好了如指掌，很多時候，太監們不僅僅是皇帝的奴仆，更像是他們的親人、朋友。皇帝的親人常常不能與皇帝見麵，朝廷殿堂上的大臣們也多是秉公辦事，隻有太監們悉心照料皇帝的起居飲食、日常生活，與皇帝們在長達數年乃至數十年的相處過程中產生了默契、感情，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覺，讓皇帝異常地信任他們。比如明武宗朱厚照，與由大太監劉瑾等八人組成的“八虎”常常通宵達旦地玩耍、嬉戲，對待他們像自己的親人一般，很少講究君臣禮節，隨意而自然。尤其有一點是大臣們所“媲美”不了的：太監們都是閹割了的，他們進宮以後幾乎就與原先家庭脫離，無牽無掛，也不可能有後代、子孫，今生所能依靠的隻有皇帝，比起那些以“天下興亡”為理想的大臣們，太監們無疑是徹底對皇帝本人效忠的。

　　早在在五代十國時期，當時南方有一個“南漢”政權，是史上最“流行”太監的國家。南漢統治者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於皇上，隻有太監“無鳥一身輕”，故隻有太監最無私，必死命效力。在這種思維下，南漢統治者竟然要求朝廷的臣子們，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都要閹割後才能當官，因為這樣就“了無牽掛”。乃至於南漢王朝“自宮”的現象一時洶湧。

　　南漢皇帝的“太監王國”的思想，正是專製集權下的極端產物。在每朝每代的皇帝們心裏，或多或少潛意識裏都有這種想法，隻是，正常思維的統治者們知道，大臣不可能都被閹割，隻有派遣自己信得過的“閹割了的太監”去擔任重要職位，這也是帝王們補償心理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開設了新的特務機關“東廠”，專門由自己的親信太監掌管。東廠比錦衣衛的權力更大，打擊麵也更廣。由於錦衣衛還是軍隊建製，還需以奏折形式稟奏皇帝，相比之下，東廠的太監與皇帝接觸更近，可以直接稟告、奏議，加上太監們比一般常人更加苛刻、狠毒，所以東廠的“業績”甚至一度超過錦衣衛，成為皇帝更信任的特務機關。

　　到明憲宗時期，東廠和錦衣衛竟然還不能滿足皇帝的意願，又成立了“西廠”，以太監汪直為首，短短幾個月就製造了數量繁多的大案、冤案，很快勢力又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

　　汪直權勢熏天，朝中的公卿大臣都在他麵前俯首，內閣大學士也成了空架子，六部尚書也完全聽命於汪直，所謂“紙糊的三閣老，泥塑的六尚書”，可見朝廷部門脆弱，毫無實權。汪直掌控的西廠讓滿朝大臣不寒而栗，當朝禦史徐鏞曾說：“今天下之人，隻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隻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製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

　　到明武宗時期，宦官們更加肆無忌憚。武宗朱厚照是中國曆史上出了名的“嬉鬧皇帝”，他以一個十四歲孩童的年齡即位，在執政的十多年間，儼然一直保持著頑童的心理，他愛好馴獸、喜歡騎馬射箭、想到民間當掌櫃、熱衷微服私訪、又封自己為大將軍親自征戰……這個頑童般的皇帝做出了許多令臣民瞠目結舌的事情，也極大地寵幸以太監劉瑾為首的“八虎”奸佞。

　　太監劉瑾為人陰險惡毒，掌握了權勢之後，大肆貪汙，明目張膽向朝臣索要錢財。有的官員剛剛升遷，劉瑾就索取“賀印錢”，如果對方不知趣不給，馬上就被革職回家了。平江伯陳雄因為不送賄賂，被劉瑾栽贓陷害，削爵抄家，全族人被押送到邊境充軍。反之，宣大總督劉宇，剛上任時就向劉瑾行賄黃金萬兩，使劉瑾喜不勝收，後來劉宇又先後送給劉瑾幾萬兩銀子，結果一直升遷到兵部尚書的位子上。由於劉瑾有皇帝撐腰，權勢越來越大，但凡地方官員們進京朝見皇帝，都得先去拜訪劉瑾，送上貴重禮物，不然就仕途無望。有一位給事中周鑰出差歸來，因借不到錢送禮，又恐又急，竟然在途中自殺了。

　　據說劉瑾是中國曆史上最富有的太監之一，他通過敲詐、勒索乃至明目張膽地受賄，被抄家時發現藏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餘萬兩，按《血酬定律》一書作者吳思計算，劉瑾家產僅金銀一項相當於254.88億人民幣，和當時國庫的年收入差不多。

　　為什麽一個太監能有如此權勢？這要從明朝體製來說。

　　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書，要先送內閣，由內閣輔臣做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叫做“票擬”，再交給皇帝批閱。皇帝用朱筆（即紅筆）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紅”。有的皇帝不勤於政事（如明武宗），便讓寵信司禮監的太監（如劉瑾）代筆，司禮監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內宮官署，有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八至九名，這就給太監的胡作非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禮監的太監還有一個其他部門無法比擬的特權：傳達皇帝旨意。劉瑾這個人頗有心計，每次在明武宗玩耍高興的時候，就拿著奏折去詢問，三番兩次，明武宗厭煩了，就讓劉瑾自行決斷，不要再來打擾自己，於是劉瑾就順理成章替皇帝擬旨、有機會篡改聖旨，這是他專橫跋扈的重要資本。

　　可以說，明朝太監們專權，都是建立在依附於皇帝的基礎上。偏偏明朝出了最多昏聵懶散的帝王，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這些皇帝都長時間不理朝政，事務丟給手下人去做，遇見正直的大臣如楊廷和、張居正等人還好，一旦被如劉瑾、魏忠賢這樣的太監或如嚴嵩這樣的奸臣等利用，則禍國殃民，使整個國家走向混亂。

　　很多大臣聯名上奏罷黜劉瑾，遭到了極強的報複。劉瑾在武宗麵前添油加醋地進讒言，然後矯改聖旨，嚴厲處罰那些大臣，致使很多官員被罰得傾家蕩產，革職罷官。

　　1506年，正德元年，給事中艾洪、南京給事中戴銑、禦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聯名上奏，彈劾劉瑾，劉瑾大怒，將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劉瑾使用“廷杖”比其他人都要狠毒，之前的“廷杖”是允許受罰者在身上墊毛氈的，或者不用脫去褲子，而到了劉瑾這裏，他要求凡是受廷杖的官員必須脫光衣褲，用實心大棒打，而且每打十棍就要換人。這種情況下，受懲的官員多半被打死，或是嚴重殘廢，其中戴銑受刑最重，當時死於杖下，禦史蔣欽被杖了三次，每次杖三十，最後因傷勢過重死在獄中。

　　太監的心理遠比一般人要狠毒，由於生理的殘缺，他們人格上嚴重不自信，一旦掌權，普遍會變本加厲地報複、宣泄，如果國家的權力掌握在這些人手中，很多恐怖的行為就會像災難一樣產生。

　　每個太監都經受過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痛苦，他們的人格也在這種痛苦中一點點被扭曲。

　　據清末太監馬德清自述：“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什麽注射針、止血藥那一類東西……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摁在那兒，把他要命的器官從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該多麽疼啊！一根根脈通著心，心疼得簡直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斷了一樣，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動一動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傷口也牽著心疼呢！大、小便就這樣躺著拉、尿，每一次換藥，都把人疼得死去活來。”

　　這種真實的自白，在我們麵前展現出一幅慘忍的畫麵。太監們無一不是經過這樣刻骨銘心、撕心裂肺的場麵，生理上的摧殘，成為他們內心深處永遠無法根除的痛，乃至於一旦得勢，這些被扭曲的心靈急速膨脹起來，變本加厲地要得到更多彌補。

　　太監們都是從最底層、低賤的位置做起，他們喪失了做男人的尊嚴，在大臣和皇帝眼裏不過是最低下的奴仆，人們可以對他們呼來喝去、隨意斥罵。太監與家庭不再有關係，一輩子寄身深宮，沒有親人，沒有愛人，無法享受天倫之樂，隻有年複一年地逆來順受，靠巴結主子、討好皇帝獲得生存資本。他們的心靈是扭曲的，價值觀也是扭曲的，而且這其中真正得勢的太監是少之又少——現實的殘忍培養了他們的世故油滑，當他們一步步走到權力巔峰時，也正是其心靈宣泄、報複的開始。

　　和明朝中期的汪直、劉瑾等人相比，明後期天啟年間的大太監魏忠賢更加權勢熏天，達到登峰造極的熾熱地步。

　　天啟三年，魏忠賢掌管東廠，權力日趨增長。此時由於“東林黨”排斥異己，打擊其他政黨，許多官員紛紛投靠魏忠賢門下，當時的齊黨、浙黨、楚黨等都成為魏忠賢的走狗，時人稱之“閹黨”。天啟皇帝愛好木匠活，不理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借皇帝名義打擊異己，誣陷東林黨人。自內閣首輔東林黨葉向高被迫辭職後，許多東林黨人也遭罷黜，一時間，閹黨控製整個內閣，魏忠賢權傾朝野。

　　魏忠賢作為一個太監，竟然成為當時許多文官的首領，操縱了國家政治，引起正直官員的憤慨。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楊漣上書痛斥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揭發魏忠賢的奸惡，可是昏聵的明熹宗不理政事，偏袒魏忠賢，使魏忠賢依然大權獨攬，閹黨和東林黨的矛盾越發激烈。

　　到天啟五年，魏忠賢開始大肆迫害東林黨人，拘捕東林“六君子”楊漣、左光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誣陷他們貪汙受賄，並命錦衣衛嚴酷拷打。魏忠賢的下手極為狠毒：楊漣受刑最多，死得最為慘烈，胸骨被銅錘擊斷，然後用鐵釘穿耳，以沙包活活壓死，死後七日才允許家屬收屍，屍體已全身潰爛，左光鬥、魏大中等人也是三木鎖身、五刑俱嚐，直至血肉橫飛，肉腐蛆生，被害於獄中，顧大章被逼自殺。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捕殺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等七人，對東林黨趕盡殺絕，造成極惡劣的社會影響。

　　魏忠賢權勢熏天，滿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蟬。他利用東廠和錦衣衛這兩個特務機構鉗製百官，鎮壓異己，培植黨羽，手下有專門出謀劃策的“五虎”，有負責捕殺的“五彪”，還有所謂“十狗”、“十孩”、“四十孫”的大小爪牙，從朝廷內閣六部直到各地方的總督、巡撫乃至於州縣都是閹黨之人，網絡嚴密、盤根錯節，全國州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甚至民間市井都插有他的耳目。

　　據說有一天，某旅店裏有五個人在一起飲酒，其中一個姓徐的術士說魏忠賢作惡多端，不久肯定會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勸他說話要慎重，不然會招來災禍。那個術士說：“魏忠賢雖然專橫，他總不能把我剝皮，我怕什麽！”到晚上，眾人熟睡，忽然門被推開，闖進來幾個人，把那位說大話的逮走了。不一會兒，又把一同飲酒的另外四個人帶到一處衙門，先捕的那人一絲不掛躺在那裏，手腳都釘在門板上，堂上高坐著魏忠賢。他對四個人說：“這位說我不能剝他的皮，今天不妨試一試。”就命令手下人取來熔化的瀝青澆在那人身上，過一會兒瀝青冷卻凝固，用錘子敲打，隻見瀝青和人皮一齊脫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殼。那四個人驚恐萬分，嚇得半死，魏忠賢非常得意，達到恐嚇目的後，對他們每人賞給五兩銀子壓驚，把他們放走了。

　　作為一個生理殘缺、心理扭曲的太監，魏忠賢把前輩們的經驗發揮到無以複加。皇帝是“萬歲”，他就明目張膽地要官員們稱呼“九千歲”，每次外出，都乘坐文軒，羽幢青蓋，聲勢浩大，塵埃蔽天，猶如皇帝出巡，所到之處官員百姓們無不齊齊拜倒，高唱頌詞。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都爭先恐後地為魏忠賢建生祠。本來，立祠是傳統文化中為祭祀祖先或紀念先賢的，可到了魏忠賢這裏，底下的官員們為了巴結討好，竟紛紛為這個大活人立祠，每天香煙嫋嫋，頂禮膜拜，對高坐在廟堂上的太監雕像表示忠心，拍馬屁拍得登峰造極了。一傳十，十傳百，全國各地官員也都效仿，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賢個人崇拜的醜劇。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於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於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於五台山，連當時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也不得不建生祠……

　　一名叫陸萬齡的監生更是別出心裁，建議在國子監也建造生詞，把魏忠賢與孔子並論：“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於是溜須拍馬者紛紛上書，歌功頌德，讓魏忠賢喜不勝收，在天啟六年的百官一份吹捧魏忠賢的奏折裏：“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厘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等等顛倒黑白的奏折文章，既是對當朝太監的無與倫比的溜須拍馬，也是對這個太監掌控的王朝的莫大諷刺。

　　東漢有宦官“黨錮之禍”，唐朝後期也有宦官專權，但這些現象都並不延續，漢、唐兩代的宦官數量也不多。東漢末年宦官數量也就在二三千人左右，唐代玄宗後期“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唐穆宗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到了明朝，宦官數量急速增多，發展為曆朝曆代最為龐大的規模，僅在成化年間，太監數量就達到上萬規模，“監局內臣，數以萬計”。這些太監在帝國的各個領域裏都掌握著重要權力，他們把持著京師的稅務，大肆搜刮民財，販賣私鹽，抽取高額利潤，侵占莊田，逼得無數百姓流離失所，乃至於掌控軍隊，甚至後期開設礦廠，撈取大筆金銀到自己的腰包中。

　　在明史專家王春瑜《明朝宦官》一書中提到：神宗朱翊鈞時，僅萬曆元年到萬曆六年，兩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禎皇帝朱由檢亡國之際，史載“中七萬人皆喧嘩走”，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據他向明朝老太監了解到的情況，說明朝“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說明末宦官有十萬之眾，這個數字難免有誇大之嫌，但說有數萬人之多，應當是確實可信的。可見，在中國曆史上所有朝代裏，明代太監人數之眾可謂空前絕後。

　　宦官的專權，原因隻能在於封建王朝皇帝的高度集權。皇帝們高踞於封建等級製金字塔的頂端，深居宮中，對手下的大將、大臣難以信任，唯有身邊相伴的太監才能讓他們放心。太監，其實不過是皇帝們自身權力的向外延伸，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反映著皇帝的人格特征。而明王朝，無疑是中國曆史的典型“太監王朝”，也映照著封建社會江河日下的最後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