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戌犬通靈

七、古代的“六畜”與犬

考古發掘業已證明狗是人類最早飼養的家畜之一。由於狗既可作肉食，又是人類先民狩獵的助手，很容易與人接近或聽人使喚，所以狗很早就成了為人服務的好夥伴。

迄今為止，我國最早的狗遺骨是在滋山遺址中發現的，共計9具和18塊殘骨，經鑒定為馴化的家狗。甘肅秦安大地灣、東鄉馬家窯、浙江餘姚河姆渡、陝西半坡等新石器遺址中，都發現有狗的遺骨，這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的南方和北方都已養狗。

犬大概在被馴化之際就是人們主要的肉食品之一。但先秦之時的“六畜”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六畜”是不同的。前者的“六畜”中有犬，而後者的“六畜”中沒有犬。

關於“六畜”的來曆，我國少數民族的神話史料也多有提及，不少民族的神話認為“六畜”是神在不同的日子為人類創造的動物。一則流傳在四川省達縣、巴中縣地區的神話則認為“六畜”是由女媧所造：

相傳女媧娘娘造萬物，先造六畜後造人。開始，天是一團混沌，地是一堆泥巴。女媧娘娘摻水盤泥巴玩，邊玩邊說：“天泡地泡，哪個要不要？”第一天，女媧娘娘把泥巴摔來摔去，摔出一隻雞，並說：“一隻船，兩頭翹，隻屙屎，不屙尿。”雞一叫，天門開，日月星辰齊出來。第二天，女媧娘娘把泥巴摔來摔去，摔出一隻狗，並說：“瓜子臉，尖下巴，走路印梅花。”狗一跑，地門開，有了東南西北。第三天，女媧娘娘又拿泥巴摔出一隻豬，並說：“走路扭呀扭，嘴巴吹笛篤。豬為家中寶，無豕不成家。”第四天，女媧娘娘用泥巴摔出一隻羊，並說：“一竿揚叉，胡子拉撒。”用羊敬天神，天降吉祥如意。第五天，女媧娘娘用泥巴摔出一頭牛，並說：“四個銅錘，兩把鐵鑽，一帚掃地，兩耳打扇。”第六天，女媧娘娘又用泥巴摔出了馬。這樣，六畜都造齊了，可是無人管理，雞亂飛、狗亂跳，尤其牛的力氣大，光觸角打架，觸山山崩，觸水水深，觸石頭冒火星，觸土巴冒草根。

為了管理六畜，女媧第七天又造人，叫人做主，叫雞司晨，狗守門，牛耕田，羊上山，豬進圈。因為人是第七天造的，所以農曆每年正月初七叫做人日。

這則神話給六畜進行了分工和定性，顯然有後期補加進去的思想。事實上，原始時期的畜牧業並無嚴格意義上的分類。不過這則故事卻為我們提供了從神話學角度認識“六畜”產生的原始觀念。

從考古史料看，夏商之際“六畜”的概念已基本定型。如：我國古代所謂的“六畜”，在原始時代即已開始飼養。大抵最早飼養的是狗，次為雞和豬，牛羊也較早，最晚的是馬。這些家畜的野生祖先絕大多數可以在我國找到，它們是我們的祖先獨立馴化成功的。

先秦以前，古人所謂“六畜”、“五畜”等包含的動物類別並不完全統一，但“犬”始終在其之內。比較權威的說法如《周禮·夏官·職方氏》“其畜宜六擾……四擾……五擾”。

鄭玄注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擾”，馬、牛、羊、犬、豕。“四擾”，馬、牛、羊、豕。

“五牲”也就是“五擾”和“五畜”的別稱。《左傳·昭公十一年》說：“五牲不相為用。”後人杜預注曰：“五牲，牛、羊、豕、雞、犬。”其中以“雞”取代了《周禮》中的“馬”。《管子·牧民》說：“藏於不竭之府者，養麻桑六畜也。”其六畜即指：馬、牛、羊、豕、犬、雞。

《周禮·犬官塚宰》說：“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當時的“六畜”主要指馬、牛、羊、豕、犬、雞。從目前甲骨文的史料看，夏、商、周三代的原始畜牧業養殖已達到相當的規模。各類動物的畜養大多以圈養的方式進行，在飼養方法上也已由單純放牧發展到舍飼。甲骨文中的廄、牢、梔等字分別表示：廄是養馬的圈，牢是養羊的圈，梔是養豬的圈，但養狗的圈究竟如何？甲骨文或金文都沒有發現，金文中有一未能辨識的字。如：突，是否能看成最早的犬窩還不敢肯定。就連郭沫若先生也認為早骨文中尚有不少的馬牛豕羊的等字樣，但奇異的是尋不出“犬”字。

古時養狗業並不亞於牛、馬、羊的畜養，甚至有時還超過其他家畜。這從殷墟卜辭所提供的獻牲頭數中看得出來。如鄭州北牆東段的8個埋犬坑，共埋92隻狗，最多的一坑埋23隻。

商人迷信鬼神，尤重獻祭，每次祭祀用牲少則數十，多則上百，甚至上千。有時用以獻牲的犬就達數百隻之多，這也說明當時的畜犬業相對發達。

對《詩經》時代的人來說，畜犬業的發展目的有三：一是用於田獵，二是用於肉食，三是用於祭祀。清人鄒漢勳曾說：

“犬類甚多，用有三。其長喙喜獵者，用為田犬；短喙善守，用為守犬；肥而不吠者，供饌為食。”

從畜犬的情況看，當時越人的養犬業比較發達。河姆渡遺址中的犬骨也證明越人先祖早有食狗的習俗。春秋時的越國就有過較大規模的養狗業，而且從史料看越人喜食狗肉。如《越絕書·記吳地傳》載：

“桑裏東，今舍西者，故吳王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為牛宮，今以為園。”這裏所說的桑裏東是吳王養牛的牧場。吳國當時不但有養雞的雞山，還有養豕的獵山和養狗的犬山等。如《記吳地傳》曰：

“犬山者，勾踐罷（疲）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

這是說畜犬是為了獵鹿，但實際上也是為了食肉。在越人的觀念中，犬肉是比豬肉還要高級的食品。越人食犬肉恐直承了河姆渡時期先民的吃狗肉之遺風。當今兩廣人所以嗜好狗肉不能不說是有其悠久的曆史傳統。例如《國語·越語》就記述了越人食犬的這一特殊傳統。越王勾踐為增強國力準備伐吳而采取了一種獎勵生育的策略，其中的獎品就是“犬”和“豬”，這非常的有趣：“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豕。”

看來犬豕在越人眼裏還是有區別的，國家如果沒有大量地畜養犬豬，恐怕這一獎勵也就難以實施了。

盡管春秋時的畜牧業和畜犬相對發達，但一般的老百姓還是很難在平時吃到肉食的。這大概與當時中原人口多的壓力有關，又因為農業比畜牧業能養活更多的人，以致肉類生產少，難得吃到肉食。因而肉食成了上層貴族階層的特權，以致在殷末產生了有人偷祭品的事件。如《尚書·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栘之犧牷牲。”

大概先秦之前，肉食一般成了上層貴族的特殊享受了，至於一般百姓則很難有吃肉的機會。這如孟子所言：“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飄，此率獸而食人也。”

顯而易見，食肉者大多數是統治階級。《左傳·莊公十年》說：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這裏曹劌的同鄉們，把屬於統治者的貴族稱為“肉食者”，大概可以看成是一般百姓很難享受到肉食的權利。因而，孟子站在他的民本主義立場上，不但對統治者進行了批評，同時也提出了建議：

“五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孟子的這段話似乎也表明七十歲的老人也不見得經常能吃上肉。故此，管子提出“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的農牧業思想，主張農業生產和養殖畜牧業生產應同時發展。

秦漢時的畜牧業比之春秋戰國大大發展了一步。當時統治者為了發展畜牧業，還根據不同地域的氣候、土壤、水源等自然環境特點，製定出了全國性質的畜牧業發展規製，大有我們今天所謂的農業區劃指導思想的意思。最典型的實例就是“天下之圖”，這張圖無疑生動地反映了先秦時代人們關於畜牧業生產合理布局的畜牧思想。如《周禮·夏官司馬》曰：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上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擇錄其九州畜牧布局為：

“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河南曰豫州宜六擾；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雞犬；河東曰兗州，其畜宜六擾；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馬；東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擾；河北曰冀州，其畜宜牛羊；正北曰並州，其畜宜五擾。”

從以上引文中，不難看出先秦時的畜牧業發展是很快的，而且是從全國整體布局考慮來發展畜牧業的。

加之秦漢之際，祭祀活動中的大量獻牲也有所節製，以致由人祭和動物逐漸向陶人、陶獸的替身物過渡。這無疑也使得大量的畜生用於人們的肉食。漢代又是一個國富民強的時代，食肉已不像孟子時代那麽困難，不至於出現七十老叟才可能吃到肉的困境。

當時一般人家大多飼養豬、羊、雞、犬等。這如《漢書·地理誌下》說：“民有五畜，山多麈麋。”“五畜”即指牛、羊、豕、雞、犬。又如《靈樞精·五味》說：“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牛苦，雞辛，加馬則為六畜。”豬除了供人們食肉外又可造糞肥田，而犬的功能依舊是狩獵護院。所以，當時的南方和北方的小農家庭大多少不了畜犬。在秦漢王室和各地貴族們的墓葬中，我們也常能見到陶豬圈、陶狗、陶雞及“六畜”的模型出土。例如雲南祥雲大波那銅棺墓內出土的一組“六畜”的圖雕：牛、馬、羊、豬、狗、雞。表達了古人企盼“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心態。這座墓屬戰國時代，說明遠在2400年前雲南農業便已“六畜”齊全，並且以雕塑藝術的形式表現了出來。說明家庭養殖業已十分發達。

在這裏需要指出一點的是，我國古人為了更好地發展“六畜”生產，還從歲時的角度給“六畜”分別規定了日子。古人何以要為“六畜”定個日子呢？董勳《問禮俗》說：“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在這裏古人以一年開始一周的每一天與“六畜”相配，其目的無外也是為了占驗當年各種家畜繁殖的情況。又如，後人假托東方朔所作的《占術》所說：“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

這種以各天的晴雨來占卜一年家畜穀物，還有人的生育，是與古代的增殖巫術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由此形成了一套“時日”與“六畜”相對應的生產觀念。以求得人畜興旺、平安的祈願心理。如《月令占侯圖》所記：“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氣晴朗，人安國泰，四夷運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豬，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稔。”

隨著畜犬業在漢代的發展，還出現了專門相犬的一套方術知識。1972年在山東臨沂出土的二座漢代墓葬裏，出土了很多竹簡文獻，一號墓出土的竹簡多達五千枚，除了有著名的孫武和孫臏的兵書外，還包括一些與占卜有關的陰陽書以及一些相狗經之類的書籍。

《相狗經》記述的是識別良犬與劣犬的標準和方法。《漢書·藝文誌》三十八卷中有《相六畜》的著述。這裏所說的六畜指牛，馬，羊，雞，狗，豬。從秦漢的史料看，當時的漢人中很盛行不同家畜的相術，相馬術尤為看重。六畜作為家畜，是人的基本生活資料，所以，判斷其良與劣，對於飼養家畜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技術。《相狗經》就是這一類的技術書籍。

銀雀山漢簡《相狗方》，內容涉及狗的頭、眼、喙（嘴）、頸、肩、脅、膝、腳、臀等部位及筋肉、皮毛、走臥之類，奔跑速度等，而且幼狗和成狗各有標準。其實，早在秦始皇時代的宰相呂不韋下令學者們寫就的《呂氏春秋·士容篇》中，就有關於相狗家的記述。

據說齊國有位相狗的方士。有人請他幫忙，買一條能捉老鼠的狗，但這條狗買到家後並不願捉老鼠，於是狗主人請教相犬家。那位方士說，狗原來是捕獲像鹿那樣的野生動物，根本不屑於捉鼠，但要捉的話隻需用兩條腿就行，這樣將狗的兩條腿拴起來，果然，狗願意捕鼠了。鼠本應是由貓來捕捉的，但這個故事中的狗顯然是越位了，以致在中國古代的成語裏有句譏諷人的話：“狗拿鼠子，多管閑事。”

的確，狗捉老鼠這種事有些離奇，但難說沒有此事。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種有用的家畜。因此，相狗方士作為一種職業是完全有理由存在的。

犬的畜養產生了以殺狗為營業目的的屠夫行業和狗肉鋪麵。大家最為熟悉的殺狗屠夫莫過於《史記》中的樊噲。《史記·樊噲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

漢高祖劉邦經常邀他的朋友們去樊噲狗肉鋪吃狗肉，從而結識了樊噲。雖然，狗作為六畜之一在漢代前大有發展，但人們似乎對“賣漿屠狗”之業，頗有蔑視之感。這恐怕不僅在於屠夫職業的微賤，也許還有狗通人性人們不忍殺食的憐憫之心有關。

但總體看，秦漢時的“六畜”之一“犬”仍是當時主要的肉食品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代，“六畜”的觀念開始有了一點變化，“犬”在“六畜”中的地位開始動搖。大概一是由於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入主中原，如拓跋氏，鮮卑等族的飲食文化多少對北方漢族產生了一些影響；另外牛、羊、豬、雞、鴨、魚的飼養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大概從食肉的需求量上來說，一般的小農和城鎮家庭已能夠滿足；三是狗作為人類通靈的朋友經常殺之，一是有惻隱之心，另外狗所具有的巫術性功能也多少使食客們產生畏懼之感。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曾詳解了“六畜”之中的馬、牛、羊、豬、雞的飼養方法、技術等，唯獨沒有提及“犬”的飼養。隻在其中提到兩道“犬肉”的烹飪方法，這說明賈思勰的時代，人們對畜狗殺食的興趣逐步淡化。例如：當時人們將牛、馬、豕、羊、驢五種牲畜稱之為“五梡”，其中少了“犬”與“雞”。《齊民要術》六卷明確地提出小農家庭致富的思想是：“陶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梡。’牛、馬、豕、羊、驢五畜之梡。然畜梡則速富之術也。”

這與先秦時代所說的“五畜”、“五擾”，即馬、牛、羊、犬、豕又有不同。可見時代的變化發展也促進了人們“六畜”觀念的變化。

又如《洛陽伽藍記》就曾記載了一個生動的故事：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南齊秘書丞王肅投奔到洛陽。王肅剛到北方時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數年之後，在一次宴會上卻吃了許多羊肉和酪漿。孝文帝怪之，問道：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王肅答道：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

這段對話充分說明了孝文帝時漢人在飲食習慣上也已逐漸受了少數民族的影響。此外，作為牧獵民族的鮮卑族在曆史上曾視犬為圖騰，因而他們是禁殺食狗肉的。所以有可能由於鮮卑族入主中原建北魏，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中原漢地殺食狗肉的習俗。

到了唐代時，人們在食肉方麵“六畜”則主要是牛、羊、豬、雞為主。如果說漢代最時興吃“狗肉”的話，那麽唐代人特別嗜好的是羊肉。據載，當時的長安城豪富人家中盛行一種叫“古樓子”的食物，就是將羊肉夾在大個的胡餅之中，並放入椒、豉等佐料，入爐烘烤，待羊肉半熟時即可取出食用，這有點像當今西安人喜歡吃的“肉夾饃”。

從古代畜牧業史的發展看，唐代“六畜”中的“犬”在畜養上已不像先秦以前具規模。畜犬無論是在肉食上，還是祭祀上都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雖然唐代仍有食狗肉的，但已不像秦漢那樣普遍。

從“六畜”的發展來看，到了唐代，“犬”在“六畜”中大有名存實亡的感覺，甚至在“六畜”之中也不怎麽提犬。家禽飼養中魚鴨雞的地位逐漸提高，狗不再是一般家庭中肉食的主要對象。當然，這與唐代整個飲食文化習俗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我們認為畜狗食狗的習俗在唐代所以發生變化，這恐怕與當時大量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和長安有關。

眾所周知，唐朝是一個頗具“胡風”的時代。漢族人在音樂、舞蹈、服飾、飲食等方麵都深受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據有的學者研究，當時居聚在長安及附近的少數民族人口就達170萬人。諸如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突厥人、吐火羅人、契丹人、高麗人、吐蕃人、南詔人等等。由於大批奉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中亞人來到我國帶入了他們的飲食文化和飲食禁忌。加之，其他一些遊牧民族都有過犬圖騰的宗教信仰，以上這些民族幾乎都不食狗肉，這恐怕也是唐代食狗之風衰落的原因之一。

宋代的“六畜”中，犬實際上已不作為肉食的主要家畜看待。一般人家的畜犬，主要目的則是看家護院，或是狩獵用之。食肉的功能轉向了實用的目的，當然，並不是說宋代就不食犬肉了。

據南宋人吳自牧所寫《夢粱錄》來看，當時杭州城中的肉鋪多得“不知其幾”，“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宋代由於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來到中國，他們不食豬狗等肉為特征的伊斯蘭風飲食文化也異軍突起，成為我國飲食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對於抑止畜養殺食狗肉起了不小的作用。

加之，宋徽宗皇帝趙佶屬狗，大臣範致虛曾上書趙佶：

“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養狗，賞錢至二萬。”

趙佶禁狗之令，對已經走向衰落的畜犬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元代和清代的中國都是由少數民族執政，而這兩個民族在曆史都是牧獵民族，且有過犬圖騰的信仰。成吉思汗家族有過犬人交配的圖騰信仰；滿族人有過義犬救努爾哈赤的傳說。因而，在這兩個民族當中是嚴禁殺食狗肉的。比如：元代法令規定，漢族人不得聚眾畋獵和舉辦迎神賽會，不得執弓矢，甚至養狗養鵲鳥都不允許。自然，在元人和滿人執政時期，也不大會鼓勵漢人發展“六畜”中的犬業，以此殘殺他們曾經崇拜過的圖騰。清代學者徐昤在《讀書雜釋》說：“今國法禁宰牛殺犬，重耕田守夜也。”

可見，清代法律也是嚴禁殺食狗肉的。當然這隻是官方的一廂情願，民間仍有不少殺犬者，如徐昤說：“而吾邑民及滁州人多食犬，官或治之。則曰‘吾所殺非耕牛，菜牛也’。此小人無忌憚之言，然其由來已古，蓋宋時已有菜牛之名。陸佃《埤雅》雲：《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是此說宋時有之矣。”

依這則史料看，宋人也將食犬看成是食菜牛一樣。但到了明清之際，中原內地吃狗肉的風習已很不多見。清人檀萃就曾注意到了吃狗肉的問題，如說：“狗，彘與雞、豚並畜，為養老食肉汁，則食犬在先，而守犬，獵犬在所後。顧今周行天下，未見有賣狗肉之市，公然自命為屠狗之人。即有屠者，皆攫人家之守犬而屠之，鬻之。良以民間不複養食狗，則生資又闕其一端矣。曾見粵市肩狗肉而賣之，諱其名曰地羊。黔省狗場有賣狗肉者，但數家耳。滇俗多四教，以犬，豕肉為忌，而道家說又重戒犬、羊，故食犬由是遂廢。”

“六畜”的觀念產生於中原漢地，但周邊的少數民族，遠在新石器時代的雲南境內發掘的遺址中就有狗骨，秦漢時的墓葬裏保留了當時人們製造的陶製六畜造型。與雲南近鄰的越南，在古代也使用“六畜”的分類。明人黃省曾說：占城國，其俗耕田，其穀宜三種；其畜宜六擾。國之馬如驢。“六擾”即是馬、牛、羊、豕、犬、雞。這說明雲南邊地的少數民族也接受了六畜分類的觀念。如漢代匈奴的民歌所唱：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看來北方少數民族也流行六畜分類觀念。

我們在一幅流傳在麗江納西地區的民間剪紙藝術中，發現有“六畜”的畫案，狗也在其中，雖然在民間的藝術傳統中仍舊保留了狗的地位，但事實上，在具體畜牧業生產中，狗不過徒有虛名，或者說是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