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兔寄明月

一、兔與政治鬥爭

小小的兔，竟然能與中國古代的政治、軍事這樣的國之大事有關，這真是奇特的現象。究其原因，是由於人對兔熟悉。兔的靈活使人們聯想到鬥爭中的瞬息萬變的形勢和快速的反應，兔又是人們捕獵的對象，在圍場上的追逐與規避又與政治舞台、沙場戰地的某些情形類似。此外，還有些曆史事件的發生恰好與兔有些關係，人們認為有些兔神靈與戰爭有關，這樣，便有了兔與政治、軍事的瓜葛。

（一）“狡兔與走狗效應”

在人們的狩獵活動中，狗常常是人的助手，而與兔成為矛盾的雙方。二者雖然對立，但獵狗的價值要通過捕兔來實現。古人見慣了獵狗捕兔的現象，創造出了以獵狗與兔的關係來比喻政治鬥爭情勢的名言。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範蠡和文種輔佐越王勾踐完成了滅吳的大業，範蠡決定功成身退，並且寫信給文種，勸他也離越王而去，以避殺身之禍。信中寫道：“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這裏用了“狡兔與走狗”的比喻，說狡兔死了，捕兔的走狗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隻剩下了被殺掉烹吃的價值。提醒文種吳國這隻狡兔已經死滅，幫助越王捕捉狡兔的獵狗――範蠡、文種不再有“捕兔”的作用了，於是就有被越王除掉的危險。文種沒有聽從範蠡的勸告，結果被越王逼迫伏劍自殺。

西漢時期的韓信也說過與範蠡類似的話。《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助劉邦破西楚，項羽死後，劉邦猜疑韓信要謀反，擒拿了韓信，韓信說：“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這是發牢騷的話，說天下已定，我就該烹了。把自己比做劉邦的良狗。

從春秋晚期到西漢初，都有“狡兔與走狗”的比喻，看來這是其間數百年中一種流行的說法，為政治鬥爭中的人們熟知。君王殺戮功臣的事件，在中國古代曆史上屢有發生，大抵當強敵已被消滅，功臣已經不再具有克敵製勝的價值，而又功高蓋主，擁有兵權，具有謀反的實力，這時候，君王就要采取斷然措施，措施之一便是殺死一批功臣。於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場麵反複出現。這種狀況，對中國的曆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功臣在強敵消滅之後，人人自危，有的采取範蠡的辦法，功成身退。有的欲退不能，仍不免被殺。還有的因已被猜忌，索性真的謀反、篡位。這些情況的出現是由於大家都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或者說規律。為了避免被“烹”，不同的曆史人物采取了各種對策，曆史的發展因此更顯得一波三折，複雜多變。

東晉時期，掌握重兵的桓溫在滅掉成漢國，收複蜀地之後，引起東晉朝廷的猜疑，公元369年，桓溫率兵北伐，攻打前燕，東晉朝廷采取了阻止北伐的措施。促使桓溫軍事上的失利。桓溫確也有野心，他怕消耗實力太多，也怕滅掉前燕以後朝廷會派出大量州郡官使東晉王朝實力增強，對自己不利，所以進軍緩慢，失去了滅燕的良機。354年，桓溫率兵攻打前秦，隻打到長安附近，也是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麵出現，或者至少是為了不在滅前秦之後，讓朝廷派來官員坐鎮關中，使朝廷勢力變得比自己更強，因此而猶豫不進，失去了滅前秦的機會。

《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記載：章武五年，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即上“出師表”）“遂行，屯於沔陽”。裴鬆之注：

郭衝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裏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嚐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複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衝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注中所述諸葛亮守陽平一事，當為《三國演義》中“空城計”之所本。後邊提出的疑問也很有道理：即使確有陽平交兵事，司馬懿有二十萬大軍，又知道諸葛亮兵少力弱，就算疑心有埋伏，也不該就撤走。

如果曆史上確實發生過這次事件，促使司馬懿退兵的原因可能又要歸結為“狡兔與走狗”的“效應”了。

諸葛亮與司馬懿是矛盾的雙方。諸葛亮這個勁敵的存在，是魏主重用司馬懿的重要條件。如果沒有了諸葛亮，司馬懿也難保不落個“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當時司馬氏尚未掌握魏國的最高權力，被除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司馬懿要安全地存在，就需要保證自己對立麵諸葛亮的存在，唯其如此，自己才有存在的價值。

司馬懿有野心又有私心。看出諸葛亮用的是“空城計”，也要裝成疑慮重重，怕中埋伏的樣子。放過戰勝諸葛亮的機會，率軍隊撤走，保存了諸葛亮，也就保存了自己。

諸葛亮也該明白：司馬懿能夠識破自己的計謀，但同時也知道，司馬懿又不敢說破這“空城計”，不會攻進城來，因為自己的安危也關係到司馬懿的安危。司馬懿會選擇保全他自己的做法。正因為如此，諸葛亮選擇了這條險計：司馬懿能識破卻又要裝作不能識破的計策。

在數千年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多次上演過這樣一種劇目：放過自己的主要對手，以保證自己的存在與價值。這種做法當然不是以國事為重，不是出以公心。但對於保存自己卻常常是有效的。讓狡兔活著，獵狗也不至於被烹，這樣做的人常常是有權勢有謀略的野心家。自己得以保存，日後有的興風作浪，有的奪權篡位。曆史的經驗是寶貴的，但並非所有的曆史經驗都導致積極的結果。

（二）上官桀的未遂政變

西漢昭帝即位時，隻有八歲，大將軍霍光和左將軍上官桀受武帝遺詔輔政。霍光和上官桀本是兒女親家，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兒為妻。昭帝的姐姐蓋長公主在禁中撫養昭帝，私生活不檢點，與丁外人私通。上官桀父子想為丁外人求封，來討好蓋長公主。霍光沒有答應，又為丁外人求光祿大夫的官職，再次被霍光拒絕。於是蓋長公主和上官桀父子都與霍光結怨。

上官安的女兒即霍光的外孫女是昭帝的皇後，初立為皇後時年僅六歲。上官安因為是皇後的父親，封桑樂侯，遷車騎將軍。上官桀父子都是將軍，與霍光爭權。昭帝的哥哥燕王旦因自己沒有被立為君，心懷怨恨。禦史大夫桑弘羊也對霍光有怨，於是上官父子、蓋長公主、桑弘羊與燕王旦通謀，指派了一個人聲稱是燕王旦派來的使者，向昭帝上書，誣告霍光，但昭帝認為霍光是忠臣，並說如有人再敢毀謗霍光，就要依法治罪。此後更親近霍光而疏遠上官桀父子。上官桀父子便與蓋長公主結黨，密謀讓蓋長公主請霍光飲酒，想伏兵殺死霍光，廢掉昭帝，迎燕王旦進京為皇帝。另一種記載見於《漢書?外戚列傳》，說上官桀等人是想誘燕王旦進京誅之，立上官桀為皇帝。當時有人問：“那皇後該怎麽辦呢？”因為皇後是上官桀的孫女上官安的女兒，所以如何處置皇後確是一個難題。上官安的回答是：

逐麋之狗，當顧兔邪？且用皇後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

意思是說，追捕麋鹿的狗，用不著去管兔子。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顧及皇後而耽誤了奪取帝位的大事。而且皇後雖被認為是尊貴的，可是一旦皇帝另有所愛，想當個普通女人也辦不到了。然而奪權卻是百世難逢的機會，不能錯過。

把政權比為鹿是常見的比喻，如“秦失其鹿”、“中原逐鹿”等等。把自己的女兒比做無足輕重、可以舍棄的兔子，卻隻見於上官安的這段話。

事情的結局是，小皇後沒有成為被舍棄的兔子。上官桀等人陰謀敗露，霍光把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全部誅殺。燕王旦和蓋長公主自殺。上官桀、上官安的宗族已滅，而皇後雖是上官安之女，卻年少，沒有參與陰謀，又是霍光的外孫女，所以沒有被廢。

《淮南子?說林訓》中，有“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一語。意思也是不能因小失大。但所說的逐鹿者、決千金之貨者都是指人。上官安的話裏說的卻是“逐麋之狗”，這個狗又是指自己一夥，直接把自己一夥喻為狗，更顯出其奪權心切、急不可待、不擇手段的卑劣嘴臉。

其實，在古代政治鬥爭的舞台上，采取上官安的態度與做法者並不罕見，如劉邦在楚漢戰爭中，為了取得天下，也曾置老父、子女的安危於不顧，可以說是對於“逐麋之狗，當顧兔邪？”這類問題的回答。

反之，如果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顧兔而失鹿，難免失敗，也得不到人們的好評。《三國誌?魏書?董二袁劉傳》記載，建安五年，曹操征劉備，袁紹的謀士田豐勸袁紹襲擊曹軍後路，袁紹說兒子正在生病，沒有同意，田豐氣得舉杖擊地，說：“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袁紹隻念及親子，不顧及戰局，這也是他在無情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失敗的一個原因。

（三）兔死狐悲

一般認為，“兔死狐悲”是比喻因同類的死而悲傷。實際上，這裏的“同類”是大的“同類”，不是細類。兔與狐是相近的兩類，“兔死狐悲”是說，本來不是同類的兔與狐之間，一方死了，另一方尚且悲傷。更不必說真正的同類了。為什麽不說“兔死兔悲”或“狐死狐悲”呢？因為“兔死狐悲”已經說明，真正的同類死去，自然會有更深的悲傷。這樣理解，“兔死狐悲”的含義就更深一些。

在政治鬥爭中，明白了“兔死狐悲”的道理，就需要爭取友軍，避免自己一方孤立。這樣的友軍並不是真正的同類，並不是自己人，但是能爭取的一定要爭取，能利用、借用的力量一定不要放棄。

《宋史?叛臣傳?李全》記載：寶慶三年二月，原反金起義軍首領楊四娘子在麵臨夏全的大軍威脅的情況下，派人到夏全的軍中說：“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楊四娘子和她的丈夫李全起於山東，夏全原本也是山東的起義者，後歸附了朝廷。在此時，對於楊四娘子來說，夏全軍已是敵軍，當時傳說李全已死，楊四娘子勢單力孤，才去爭取夏全這支敵軍，講了狐死兔泣，李氏（李全、楊四娘子這一支力量）滅，夏全的力量也難以保存的利害關係。夏全答應了楊四娘子的請求，楊氏盛飾出迎夏全，說：“人傳三哥（李全）已死，我一個女人家怎麽能自立，就應當扶事太尉（夏全），我這裏的一切都歸太尉了，請收下。”夏全心動，於是置酒，很歡愉地暢飲，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楊氏利用了夏全，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楊四娘子所說的“狐死兔泣”與“兔死狐悲”的意思相同。當時敵對的兩支力量，很難算是真正的“同類”，但夏全也出身於義軍，與楊四娘子、李全等也可以說“本是同根生”，楊四娘子抓住這一點，轉仇為好，讓夏全為自己出力，結果夏全兵敗，狼狽歸金。楊氏與夏全的聯合是暫時的，是楊氏利用了夏全。

當時的楊四娘子和李全也已經不反抗金朝，隻圖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所以他們的勢力並不代表正義的力量。楊四娘子利用夏全的力量為自己所用，其謀略是很成功的，“狐死兔泣”的比喻也打動了夏全，隻可惜這個成功缺乏積極的意義。

（四）反寇與畜菟

西漢文帝時，匈奴力量強盛，經常侵犯漢的邊境，賈誼曾經多次上疏陳政事，他認為匈奴是一大禍患，而西漢朝廷對匈奴一再忍讓姑息。匈奴的人口，不過相當於漢的一個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是很不正常的。如今“不搏反寇，而搏畜菟”，不圖大患的做法是很令人傷心的。

匈奴被稱為天之驕子，是強大的敵人。畜菟是弱小力量的代表。賈誼在他的政論中將兔與反寇相比，意在說明匈奴的巨大的威脅性，不去與反寇抗爭而去與弱小無力的兔子相搏，獵到了兔子卻喪失了領土、金錢和尊嚴，這不是最可悲的因小失大嗎？

漢武帝在位期間，漢軍擊敗了匈奴，而武帝的遊獵規模也相當大，可以說是既搏反寇，又搏畜菟了。

（五）狡兔三窟

《戰國策?齊策四》記載：

孟嚐君就國於薛，未至百裏，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嚐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複鑿二窟。”孟嚐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嚐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嚐君。馮諼先驅誡孟嚐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嚐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嚐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故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嚐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嚐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嚐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馮諼為孟嚐君創造了三個可以安身的處所，孟嚐君得到了三重保險，所以“無纖介之禍”。後來，人們常用“狡兔三窟”來比喻政治鬥爭中明智者有多處安身之所或多種安身之計。今天，這個成語含有貶義，一般用來比喻狡猾的敵人、對手，而不用於自己一方。不過，在實際鬥爭中，人們一般還是要為自己留有回旋餘地，爭取較多的出路或退路。

“狡兔三窟”，是一種防守的策略，至於進攻之前采取這種策略，是由於考慮到鬥爭的複雜、形勢的多變。當然，“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一往無前而取得勝利的例子也並不罕見。鬥爭不僅僅是鬥智，而且也要鬥勇。如果隻求多幾處藏身之地而沒有進攻的意識和相應的策略，其結果或者如馮諼所說：“僅得免其死耳”，或者仍不免被敵人擊敗，連性命也難以保全。

兔與政治鬥爭的聯係還有一些別的比喻或事例，如上文講到的以狐兔來比喻弱小或無能的對手，還有唐代李隆基因獵兔而遇到了王琚，聽從王琚的意見消滅了政治對手韋氏等等。產生這種種聯係的原因，除了我們談到過的人對兔的熟悉以及由兔產生的聯想之外，也有的純出於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