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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衝突的戰略

謝林

【作品內容】

一、寫作背景

《衝突的戰略》的寫作背景可以從理論與現實兩個方麵來談。在理論方麵,20世紀50―60年代的博弈論尚處於早期的發展階段。作為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博弈論的學者喜歡用精確的數學模型來證明或是推導什麽樣的談判結果是公平的。數學模型推導出來的結果確實精確嚴密而且又有說服力,但是由於專業性較強,很難為大眾所接受,而且數學並不代表真正的人類行為。謝林另辟蹊徑,用生動樸實的例子講博弈論。謝林本人曾說過:“如果你要研究某個理論或者發展某個概念,如果你認為這個理論或概念將促進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那麽就請發明一些淺顯易懂的概念。”正是按照這種思想,他發明了許多原創的概念來充實其博弈理論。避免大量的數學推導而采用適合大眾思維的邏輯推理的方法來講述博弈論,使《衝突的戰略》一書顯得個性十足,成為博弈論幫助人們理解現實世界的經典範例,並且打破了完全衝突的零和博弈理論,開創了非零和博弈理論及其應用,縮小了數學模型的應用範圍。1988年美國經濟學會將其評為“傑出資深會員”時,其評語為“謝林關於社會關係的理論以及他對該理論多方麵的應用源於他富有成效地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有著異於常人的天賦,這使得他能切實涉及有著相同或不同利益的參與人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本質,並能具體而生動地把這種本質描述出來”。可見謝林在理論與現實結合方麵所具有的特殊資質,開創了非零和博弈理論,並將其理論應用到現實經濟生活中,突出經濟學與博弈論的研究模式,強調個人理性,這是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重要原因。

在現實背景方麵,20世紀50―60年代,“冷戰”使美與蘇聯對峙,雙方凝神屏息,劍拔弩張,像是隨時都有一場世界大戰要打。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機在內的一係列政治衝突使時局愈加緊張。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更是將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脅的心理戰推至頂點,全世界籠罩在核戰爭的陰影之中。此前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美國冷戰專家保羅?尼采和他的助手沃爾斯泰特都認為,隻要蘇聯能夠發動讓美國喪失還擊能力的突然襲擊,那麽核戰爭就難以避免。因此他們建議美國應該將武器儲備庫分散建設在世界各地,同時通過談判促使蘇聯削減核武器和高速導彈、關閉能威脅美國本土的基地。謝林和沃爾斯泰特是蘭德公司的同事,因為這個關係,他也參加了裁軍談判。蘭德公司希望將馮?紐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開創的博弈論運用到裁軍談判實踐之中,謝林沿著這條思路展開研究,其成果即是後來名動天下的《衝突的戰略》。

二、主要內容

傳統的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的。不過,從現代的觀點看,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的學科似乎更為妥當。當然,研究人的行為的學科很多,不止經濟學。那麽,經濟學與其他學科有什麽不同呢?這就是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是指一個人在麵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正是理性人的假定使得經濟學家得以運用數學工具描述人的行為。注意,理性人與自私人不同。理性人可能是利己主義者,也可能是利他主義者。無論是利己還是利他,理性人在最大化偏好時,需要相互合作,而合作中又存在著衝突。為了實現合作的潛在利益和有效地解決合作中的衝突,理性人發明了各種各樣的製度規則。作者曾說過:“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跨學科領域――曾被人們稱之為‘討價還價理論’‘衝突理論’或者是‘戰略理論’。”“我想向人們證明,一些跨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甚至是法學和哲學或者是人類學的基礎理論不僅對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助於人們解決現實問題。”現在回頭來看,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確實是實現了,將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到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中,再次體現了經濟學帝國主義,隻不過運用的是非零和博弈進行理論創新。該書運用非零和博弈理論開創了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即當今的國際威懾政治學,使博弈論走出了純經濟學領域,走進政治學、軍事、外交、國際關係等領域,成為奠定國際關係(或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之一。

《衝突的戰略》一書共分四個部分,共十章和三個附錄。第一部分:戰略理論的構成要素;第二部分:博弈論的重新定位;第三部分:戰略:充滿隨機性;第四部分:突襲:一種不信任的分析。

第一部分是戰略理論構成要素,共分三章。第一章,緩慢發展的國際戰略學,介紹了作為政治學分支的國際戰略學由於缺乏相應的研究機構而使得發展受到限製,特別是缺乏理論基礎。作者為了糾正這種認識,認為自己在論述大學學者和軍事部門不重視有關軍事戰略的結論有些偏頗。這裏使用的“戰略”一詞強調博弈雙方決策的相互依存以及雙方彼此行為的預期判斷,不同於軍事意義上的戰略。換言之,這裏的戰略博弈僅涉及武力威懾而非武力的有效使用。這裏關注的不是衝突雙方的利弊得失,而是如何達到一個實現衝突雙方最大化利益的結果。在博弈論的術語中,最有趣的國際衝突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非零和博弈”。在後者,博弈一方的所失並不意味著另一方的所得;對博弈雙方而言,尋找一個雙贏結果就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此時將衝突視為一個談判過程,有助於我們擺脫非敵即友的傳統思維方式。而這裏,威懾(Deterrence)思想極為重要。

威懾思想經曆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曆程,這無疑對研究國際戰略工作十分有利。我們知道,威懾必須可信、有效,威懾的可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執政黨實施威懾的成本和風險。威懾理論是一門關於如何巧妙運用智慧,避免使用現實武力的理論。鑒於此,威懾理論需要的不僅僅是軍事策略,其含義非常廣泛。由於博弈論的出現恰好滿足戰略論,使威懾思想得以理論完成。威懾思想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不僅僅在於對手預期我們對其舉動作出相應的行為反應。同時,我們之所以能夠製造威懾,是因為我們預期借此對對方的選擇施加影響。但是迄今為止,現實的國際戰略環境還不能完全滿足博弈論的假設前提。事實證明,博弈論有助於人們將國際政治公式化以及對相關概念的詮釋,但是博弈論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其他領域,包括信息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等,而非國際戰略理論領域。總體而言,博弈論傾向於抽象的理論層麵,而且即使在這一層麵上,博弈論也很少涉及諸如威懾這樣的現實問題。

因此,在這一章中,作者首先突破傳統的“零和博弈”理論,探討“非零和博弈”,那麽現實的客觀基礎是什麽?就是威懾。威懾存在的前提就是雙方存在衝突的同時,也存在共同利益。威懾是指一方采取有效的方式影響對方決策,並預期借此影響對方對自身行為預期判斷的行為模式。威懾涉及與對方衝突的同時,以足夠的證據使對方相信我們的反應取決於對方的行為,從而拓展了意欲理性與結果非理性之間的認識。一是事前理性導致事後理性;二是事前理性導致事後非理性;三是事前非理性導致事後理性;四是事前非理性導致事後非理性。對於第三種情況進行的研究,超越了前兩種情況,也為第四種情況開辟了道路,重新找回我們失去的那些看似“非理性”的天性,為國際政治乃至一切領域開辟了新的研究方法。正如作者所說:“完整、係統的戰略理論有助於現代人認識和理解古人的做法,揭示其有效條件並研究發現當代的有效條件。盡管這不是我們的初衷,但或許正是衝突管理核心之所在。”

第二章是論談判。作者主要討論了有關談判過程中的戰術技巧問題。認為談判不是調整談判主體之間經濟利益分配的談判,而是指什麽條件下談判對談判主體更有利。所以不是涉及談判功效性的問題而是關注談判的分配效用的問題。他所說的討價還價是廣義的,即除了明確協商之外的所有活動。比如在兩個國家或買賣雙方之間的談判活動,甚至當兩輛裝滿炸藥的卡車在一條並不寬敞的公路上相遇時也存在著“討價還價”。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討價還價是一個“非零和博弈”。

在效率曲線上,博弈當事人的利益是對立的,不存在帕累托改進的可能。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效用的增加都會損害另外一個人的利益。但謝林指出,這種所謂的對立隻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線上必然存在一點,使得博弈參與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博弈參與人都希望避免兩敗俱傷,這種“雙贏”的共同想法就體現為,在效率曲線上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來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

討價還價和衝突管理涉及一係列默契協調的問題,這種協調可能是由於雙方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可能是來源於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從這一基本的問題出發,謝林開始探索在充分溝通的條件下,公開的討價還價是怎樣達成協議的。他認為這種協定與“雙方期望的協調”相類似,即如果雙方都推測這個結果能夠為對方所接受,那麽協議就可以達成了。而要達成這種協定,需要通過許多因素來共同作用,比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因素,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傳統經濟學所強調的數學因素。

通過對討價還價現象進行分析,謝林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勢弱的一方通常會成為強者。”對此也可以這樣理解,即將自己固定在特殊的談判地位是有利的,當任何一方認為對方不會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時,協議就達成了。一方之所以會讓步,是因為他知道對方不會讓步了。因此可以認為,談判的實力就在於讓對方相信你不會再讓步了。為此,謝林還進一步描述了能夠把自己鎖定在有利地位的三個戰略行為,即不可逆投資的約束、威脅和承諾。

所謂“謝林點”是指在協調博弈中,如果某個線索使參與人相信某個均衡比其他均衡更可能發生,那麽這個更可能發生的均衡稱為“謝林點”。在這裏是指談判雙方可能共同都避諱或認同的一些事項,它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談判雙方的直覺和依靠對相似事物之間的類比經驗、先例、偶然巧遇、對稱性、審美或幾何原理、詭辯原理,以及當事人的自身條件或對彼此情況的了解,其具有的特征是它具有“特征”,易於發現。比如大多數普通人在一個環形區域走散後,通常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圓形地帶的中心區域與對方會合。再比如二戰時候交戰雙方都沒有大規模的使用毒氣所達成的默契就是一個“謝林點”。

如果雙方不能進行有效溝通,那麽雙方所進行的默契談判的結果通常是“謝林點”,因為謝林點具有特征、易於發現,所以謝林點很容易在心理上先入為主地占據位置。因此雙方對此都比較認同地達成默契。比如激戰正酣的雙方要為停火而坐下來談判是困難的,這時候雙方就不能進行有效溝通。在默契談判的場景中,如果雙方都想為促成停火談判而達成某種默契的話,比較容易達成停火界限的往往是一條河,或是一段對雙方來說越界都比較困難的地帶。

在不能進行有效溝通的情況下,雙方的默契時常在於謝林點。那麽可能進行有效溝通的情況下,會出現怎樣的局麵呢?在談判主體能夠進行有效溝通的情況下,不需要他們出自本能的協作行為。但是謝林點的偶然出現,卻能夠幫助主體進行協作,從而所達成的共識也往往奇妙地成為我們所論述的謝林點。正如作者所說,有關默契談判和顯式談判的案例已經強有力地證明,在二者之間完全有可能存在某種共同性或者相似性。

第三章是談判、溝通與有限戰爭。在本章中作者嚐試檢驗默契談判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並努力得出有關有限戰爭的一些結論:默契談判具有的原則同樣有助於我們理解信息溝通完全暢通和有效的顯式談判,盡管二者存在邏輯上的差別。與顯式談判不同的是,默契談判(利益衝突)――談判雙方信息溝通不完全和無效情況下的談判――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謝林看來,國際政治的主要形態都是非零和的。他認為博弈論主要處理的情境不是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的“零和博弈”,而應該是雙贏的“非零和博弈”。美國和前蘇聯展開冷戰,雙方相互威懾,恫嚇,競賽,卻又默契(利益共同)的不真正開戰,這結果對雙方來講都遠勝於開戰,此種情境即是“非零和博弈”。也即任何基於衝突的談判如果失敗,則雙方都會受損;但是任何通過談判達到的協議對雙方來說都會比達不成協議要好一些。這意味著不管多麽嚴重的衝突,其內在都包含促使衝突雙方進行合作的共同基礎,那就是雙方都試圖避免因談判失敗而受損,同時希冀雙贏。這一思想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理論依據。沒有永久的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共同的利益。所以在處理國際關係上,國家一般都非常謹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沒有人會做損人不利己的事。

第二部分是博弈論的重新定位,共分三章,開創了“非零和博弈”理論的先河。在第四章趨向互動的決策理論中,作者區分了完全衝突的戰略(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理論。就大多數情況而言,傳統的博弈論通常將完全衝突的戰略研究證實了的方法和概念應用到互動博弈場景中,此時作者將“零和博弈”看做有限性的場景而非一個分切點而拓展了博弈論的範疇空間。發展中的博弈論有兩條主線,都反映了“零和博弈”偏好。在已經被人們廣泛接受的“零和博弈”理論中,建議和幹預、威脅與承諾都無法產生積極效果。其中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主張,博弈雙方之間的關係要麽完全友好,要麽極端不平衡。這就可能導致不利的一方采取最小最大戰略破壞這種不平衡關係。最小最大戰略是指,如果我們確定了每一個戰略可能獲得的最大收益,那麽這些最大收益中數值最小的收益所對應的戰略就是最小最大戰略。反之,如果我們確定了每一個戰略可能獲得的最小收益,那麽這些收益中數值最大的收益所對應的戰略就是最大最小戰略。因此,博弈雙方在非敵即友的完全衝突場景中追求理性戰略,不可能實現雙方互相諒解或為一方利益而存在的相互依存。

為此作者劃分了“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兩種類型。借用博弈論術語,可以稱完美博弈為定量或定比例博弈;對於有限情況以外的博弈,我們稱變量博弈或非定比例博弈。鑒於博弈結果與雙方的共同合作存在很大關係,我們也稱為完美負相關關係博弈和完美正相關關係博弈,其他廣泛的混合博弈則可稱為不完美博弈,為此展開了論述。

在第五章實施、溝通與戰略行為中,作者通過把“零和博弈”看做是具有有限場景而非一個分切點而拓展了博弈論的空間範疇。作者認為,混合博弈與完全衝突博弈相比,唯一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博弈參與人製定戰略並將其傳遞給對方的重要性,而“零和博弈”的要點在於博弈雙方不能進行溝通以及一方不能被另一方察覺。隻有混合博弈強調戰略行為的重要性,並建立雙方互動行為模式的優勢。因此,在混合博弈中,一方的裝瘋賣傻、故意回避如果能夠贏得對方的承認和信任,那麽這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優勢。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通常出現於合作或化解威脅的過程中,而不會出現在“零和博弈”中。同樣,在“零和博弈”中,由於理性的博弈雙方掌握完全信息,即使擁有第一選擇權的一方也並非一定具有優勢。但是,在混合博弈中,情況恰恰相反。這些戰略行為包括:威脅、承諾、定位、授權、調停等。

在第六章博弈論與實驗研究中,作者主要是對前麵有關博弈論基本內容論述的總結。其基本內涵是,在談判和衝突的場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夠以可信和可觀察的方式限製自己的某些選擇自由反而會增強自己談判地位,而賦予一方更多的相機政策權則可能傷害該參與人的利益。乍聽起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更多的行動自由總是意味著更多的機動性,即便在最差的情況下,你至少可以將隨機性棄而不用,保留它怎麽會對你不利呢?大家熟知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或“破釜沉舟”是這方麵最好的例子:炸毀唯一逃生的橋梁可以向你的敵人顯示誓死一戰的決心,從而達到威懾敵人進攻的戰略目的。在這裏,炸毀橋梁就是一種關於決不退縮的可信性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它限製了你的行動空間,反而達到嚇退敵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給自己留一條退路,看起來似乎萬無一失,可是問題在於,這時你再威脅敵人說絕不後退就不那麽可信了,敵人可能推斷你心虛,進而發動攻擊。從這個意義上說,“相機決策”、“因地製宜”這些似乎永遠正確的決策原則在一定的博弈環境中並不一定是最優的。雖然對方的考慮或對重要談判不利的種種消極因素削弱了雙方前期協調的可能性,但是運用博弈論給了我們重要的新啟示,即以協調預期判斷為目標的談判或溝通不一定需要雙方的參與:單方麵的談判也可以實現雙方的合作,從而實現自救,即使一方人為地製造信息溝通的障礙。與博弈論研究通常使用的對稱性等方法不同,人為地將不對稱、行動順序、不完全溝通以及各種隱含因素引入博弈論將有助於博弈論的發展。各種不對稱和不完全溝通體係對聯盟形成的影響將其引入係統的實驗研究,從而更加豐富理論的多樣性,打破簡單的思維方式。

第三部分是戰略:充滿隨機性,共分兩章。在第七章作者指出,完全衝突博弈中,隨機化戰略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衝突和共同利益並存的博弈中,隨機化並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而是完全不同的作用,類似於對於傳統博弈論的革命。在那些“非零和博弈”場景中,隨機化的主要任務並不是防止對手預測自己的戰略,而是盡量顯示自己的戰略,使對方準確無誤地預期判斷自己的戰略行為。

在第八章作者將隨機因素引入到有關威脅和允諾的論述當中,闡述了隨機化因素在非完全衝突的博弈中所起的作用。戰略威懾一個顯著特征是,實施懲罰性行為――如果威脅失敗或必須實施時――對對方而言都是一個代價昂貴、棘手的過程。雖然威懾注重的是事前預防,而非事後報複,但是為了讓威脅更加可信有效,威脅方必須采取某些必要的威脅行為或為自己尋求實施威脅的充分理由或證據,主要包括進行沉澱成本投資、簽訂契約,以及口頭協議等。

謝林借用法律術語中的“最後的通牒”來說明威脅的承諾問題。威脅方的策略在於讓被威脅方明確如果不按威脅方的條件行動的話,威脅方實施懲罰行動的確定性和實施目的隱蔽性,但是要努力避免實施懲罰行動以避免兩敗俱傷。如果被威脅方無視威脅方的所謂的“最後的機會”的話,那麽就證明威脅的失效。但是失效並非失敗,失敗的威脅是不能給不實施懲罰行為一個合理的解釋從而不能“不作為”,結果兩敗俱傷。所以在當今談及對於伊朗和朝鮮看法時,謝林的忠告是:“不要碰這個禁忌。這是一個應該被珍惜的傳統,美國通過保持這個傳統,比任何人獲益都多。我認為美國政府並沒有理解的一點是,通過避免將核武器公開升級到任何形式的使用的可能性,我們就能獲得最多的益處。”

第四部分是突襲:一種不信任的分析,共分兩章。如果說第九章中作者巧妙地將突襲這個既現實而又不缺乏充當理論因素的例子引入到談判雙方的互不信任模型之中來深入分析缺乏信任的博弈的話,那麽第十章中,作者則是將突襲這一事件還原它的本來麵貌,論述了國家間的不信任導致的一係列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案。

在第九章中作者研究了突襲。如果突襲能夠帶來某種優勢,那麽人們往往選擇先發製人,采取突襲行動。由於擔心我們的突襲,對方可能率先發動突襲。相反,我們也可能出於同樣的擔心,而率先發動突襲。但是,如果突襲成功帶來的收益遠遠小於戰爭成本,那麽雙方就不存在發動突襲的根本動機。盡管如此,似乎還是存在某種誘惑促使雙方先發製人,對對方進行突襲,從而演化成一個複雜的混合過程。

冷戰就是這樣的博弈格局。美蘇兩個大國都不願意使用核武器,這對自己沒好處,也會遭到對方更恐怖的報複。維持平衡而又緊張的局麵,可以摩擦但不要開打,這才是符合雙方各自利益的。但雙方不能閑著,否則就要落個下風,一定要做出“真的打起核戰爭來我顯然比你強”的姿態。戰爭可以分為第一級的戰爭和第二級的戰爭。這也是謝林至今最引以為驕傲的理論創新。隻有第一級的戰爭才需要暴力,需要血腥,這是最原始、最野蠻的活動。現代人常用更高級的遊戲活動來決定勝負,比如談判、威懾、溝通、心理戰、討價還價等。第一級的戰爭對雙方都很殘酷,雙方都不願意麵對,但又必須展開競爭,於是戰爭往往不見硝煙就已展開。敵對雙方間的不信任可能增加突襲的可能性――並可能產生多重效果――這是主要探討的問題。

在第十章中,作者指出,盡管裁軍通常都是敵對各方為了實現緩和,減少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或縮小戰爭規模和程度而采取的自衛行為,但是,裁軍方案往往各不相同。有些裁軍是各方理性的選擇,而有些則是一時的感情用事。作者重點研究了如何將威脅使用武力作為一種威懾戰略來加以使用,論述了威懾在國家互動中的實質、作用及如何使用理性與非理性行為技巧。謝林認為在核時代,選擇戰爭無疑是最愚蠢的行為,但是向敵對方顯示有控製的威脅或戰爭的危險卻是正確的戰略措施,人們應該盡量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理性,但是沒有必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表現得很理性。在此基礎上,他發展出博弈論中著名的討價還價理論,並使用博弈論模型來研究了相互依賴決策問題。

為了避免被威脅方的背水一戰或破釜沉舟,可以將威脅階段化。這樣被威脅方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自取滅亡,從而“最後的機會”或許發揮作用。很多嫌疑犯在第一次被傳訊也許並不在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威脅,但是如果把威脅階段化,多次對嫌疑犯進行問訊並不時透露不交代問題的嚴重後果,那多數的嫌疑犯就抵不住問訊人員的心理攻勢從而交代事實。相對威脅方的策略而言,被威脅方的策略在於故意使自己變得“無知”,可以通過破壞溝通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如果某人用“如果你要是再狂吠我就宰了你”的話來威脅自己的狗,那麽這個威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對於階段化的威脅,被威脅方也可以采取化整為零的方法化解威脅風險。

謝林運用博弈論分析了國家之間的討價還價行為。他指出:“偶然事件不會引發戰爭,隻有決定才會導致戰爭的爆發。”如果一國認為另一國會突然發動襲擊,那麽一場雙方都不情願的戰爭就有可能爆發。突然襲擊的優勢和動機在於對方缺乏反擊的能力,因此,防止突然襲擊的首要目標是軍事安全而不是人員安全。進一步說,防止突然襲擊需要可信的二次還擊能力。

此外,作者在附錄中首先以核武器與有限戰爭為例進行“非零和博弈”演示,突出核武器與有限戰爭的威懾力量。接下來通過打破傳統的“零和博弈”理論,引入博弈各方不對稱――預期非理性以及重新詮釋“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的決策理念。特別指出,“非合作博弈”表示在博弈過程中,參與人之間沒有明顯的溝通行為。正是因為參與者之間缺乏溝通使合作難以實現,所以,將“非零和博弈”引入溝通(或談判、互動行為),無疑是非常關鍵,甚至是核心因素。

【簡要評述】

從理論經濟學創新層麵上看,謝林修改了傳統的“零和博弈”理論,開創了“非零和博弈”理論,一方所失並不是另一方所得,進一步貼近現實生活,豐富和擴展了經濟學理論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囚犯困境”、“公共地悲劇”和“集體行動悖論”等都可以獲得新的認識,從而認為溝通、討價還價等成為合作或協調重要的形式。

另外,謝林首次定義並闡明了威懾、強製性威脅與承諾、戰略移動等概念,開始把關於博弈論的洞察力作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並對討價還價和衝突管理理論做了非常細致的分析。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促進了博弈論的新發展並且加速了這一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運用,特別是他對可信性承諾的研究為許多現象(比如公司的競爭性戰略、政治決策權的授權等)給出了經濟學解釋。

從理論應用或實踐角度看,威懾――可信性承諾的價值十分重要,其應用前景十分廣泛。一個例子是科爾奈提出的軟預算約束。根據迪瓦特裏邦和馬斯金(Dewatripont and Maskin)的新詮釋,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的根源在於政府無法在企業虧損之後作出不予救助的可信性承諾。因為政府控製了財政資金和銀行貸款。隻有當政府手中的財力有限,銀行的貸款也無法支配或影響時,政府對企業不予救助的承諾才可信,否則企業也就不敢再寄希望於政府了。另一個例子是最近內地和台灣兩岸之間的政治博弈。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可以看做是內地方麵在兩岸談判僵局中采取的一種新策略,其意義在於以立法的形式向世界作出一種可信性承諾。這個法案的通過確定了內地在突發事件下的回旋餘地,但是另一方麵,台灣宣布獨立就等同於武力統一的立法承諾,消除了人們對台灣宣布獨立之後可能采取什麽立場的種種猜疑和僥幸心態,使內地在台灣問題上的談判力量大大增強了,從而有利於維護兩岸的和平,在衝突中獲得共同利益。

(李偉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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