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共產國際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共產國際和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製定了統一戰線策略，幫助孫中山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改組國民黨，從而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合作形成後，共產國際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廣東政府，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

※※第一節 共產國際聯合孫中山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

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共產國際從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始，更加重視東方特別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共產國際“三大”成立了東方委員會，對東方國家的革命進行了討論，列寧在報告中強調了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他說：“十分明顯，在未來的世界革命決戰中，占世界人口多數的人民的運動，最初是為爭取民族解放的，將來一定會轉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許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在東方尋找蘇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共產國際加快了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開展工作的步伐。

@@@一、共產國際和蘇俄開始同吳佩孚聯係

1920年初，蘇俄政府為了避免和日本幹涉軍直接發生衝突，以集中力量對付波蘭的進攻，1920年4月決定建立遠東共和國。蘇俄政府在國外麵臨一係列困難情況下，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關係。1920年8月，遠東共和國派出優林使團到達北京，同北京政府談判建交問題，因吳佩孚根本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軍閥，他的後台是英、美帝國主義，遠東共和國接近吳佩孚的政策1921年下半年遇到了困難，同時，優林使團堅持蘇俄遠東共和國在中東路的利益，而且又發生了外蒙古事變，激起了北京政府和蘇俄關係的惡化，1921年春，蘇俄派裴克斯使團取代優林使團，由裴克斯使團著手轉變政策，實行聯合孫中山反對北京政府的政策。

@@@二、共產國際代表會見孫中山

第一個會見孫中山的共產國際代表是維經斯基，他於1920年11月在上海會見孫中山，孫中山詢問了有關十月革命和國內的一些情況；提出了與蘇俄建立電台聯係的要求，雙方認真討論了如何把中國南方的鬥爭同蘇俄的鬥爭結合起來等問題。

第二個會見孫中山的共產國際代表是馬林。馬林於1921年12月10日在張太雷陪同下離開上海。12月23日到達桂林。曾三次同孫中山長談關於蘇俄承認他以及與之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問題。經過長談，馬林認為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因而向孫中山建議：(1）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工農大眾。(2）創辦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武裝之基礎。(3）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當時孫中山希望得到蘇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又擔心與蘇俄過分接近會引起強烈的幹涉。他說今僅能與蘇俄作道義上的聯絡。

1922年4月，達林代表蘇俄政府到廣州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多次，在會談中，孫中山一方麵表示願意聯合共產黨，另一方麵他又反對兩黨平行合作。

@@@三、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

1922年7月，馬林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關於中國情況的詳細報告，闡述了孫中山國民黨的進步作用，指出共產黨應加入國民黨，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並建議中共中央委員會遷至廣州進行工作。7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決定在中國實行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國民黨是革命政黨，共產黨人為完成他們的任務，必須在國民黨內部和工會組成自己的團體。至此，共產國際明確規定中國的國共合作采取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來實現。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統一戰線政策的製定

@@@一、共產國際代表參加西湖特別會議

1922年8月，根據馬林建議，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馬林傳達了國際七月決議和八月指示，堅決主張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經討論，會議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共統一戰線政策得以確立。隨即，中共中央負責人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張太雷等在上海加入國民黨。

西湖特別會議是我黨曆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它是我黨政策發生重大改變的轉折點。從此以後，我黨便更多地注重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

@@@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著重討論統一戰線策略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會上，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成為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會議著重討論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大會通過了《關於東方問題提綱》，指出在目前情況下，殖民地東方應強調的口號是建立反帝統一戰線，東方國家應解決土地問題；提綱認為東方各國工人運動應首先在反帝戰線中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因素。

共產國際“四大”把國共合作問題提到了戰略決策的高度，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是陳獨秀和劉仁靜。劉仁靜在大會發言中說：“要在中國消滅帝國主義，就必須建立反帝統一戰線，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這次會議對我黨製定統一戰線政策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從“二七”大罷工的經驗教訓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高峰，但被直係軍閥吳佩孚殘暴地鎮壓，造成了“二七”慘案。

“二七”大罷工慘痛失敗的教訓，使全黨和工人階級懂得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單憑我黨領導工人階級孤軍作戰是不行的，必須有廣大的同盟軍，建立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從此以後，黨采取了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以便創造條件，實現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再次聽取了馬林關於中國情況報告，根據中國統一戰線工作實際進展，以及共產國際四大關於《東方問題提綱》精神確定的。《決議》明確指令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同國民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並指出國共合作的具體形式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的“黨內合作”。《決議》全文：

一、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

二、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於這個民族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四、但是，這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麵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中國共產黨重要而特殊的任務，應當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

在這一工作中，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原有的旗幟下行動，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政治集團，但同時要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衝突。

五、在對外政策方麵，中國共產黨應當反對國民黨同資本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敵視無產階級俄國的中國督軍們的任何勾搭行為。

六、同時，中國共產黨應當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

七、隻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並，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卷起自己原來的旗幟。

綜上可見，共產國際不僅十分重視並製訂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帝統一戰線的理論、策略，回答了有關統一戰線的問題，而且具體地幫助中國共產黨確立國共合作方針。這對中國革命發展有著實際和深遠的意義。但是必須指出，共產國際在醞釀和製訂國共合作方針過程中，表現出輕視工人階級和過高估價國民黨、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等缺點，這些思想又直接影響了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給後來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損害。

1923年5月，共產國際製定的向中國共產黨三大發出十三點指示，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整個政策的中心”，“中國共產黨應力求建立工農聯盟”，並指出革命“領導權必須屬於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於7月18日才收到這個指示。

@@@四、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及統一戰線政策的製定

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妥善解決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問題，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討論的依據是共產國際的決議。

大會首先聽取了陳獨秀的工作報告，報告著重說明了黨中央召開的西湖會議，決定“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報告後，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內容和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指示。

黨的三大分析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立場，估計了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可能性。批評了拒絕參加國民黨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等錯誤傾向。大會經過熱烈討論，決定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我們的目的是：“第一，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政黨；第二，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第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我們黨裏來”。

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議決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以解除內外壓迫。”“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而“以產業落後的緣故，中國勞動階級還在極幼稚時代，多數勞動群眾之意識，還停頓在宗法社會，非政治的傾向非常嚴重，隻有少數產業工人已感覺國民運動之必要，真能了解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組織的更是少數，因此工人運動，尚未能強大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以應中國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議決案規定：“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黨的三大正確地確定了實現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標誌著黨的關於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政策正式形成。這就促進了我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迅速形成，為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創造了重要條件。但是，由於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著過高估價國民黨和忽略共產黨領導的傾向。

黨的三大以後，我黨一方麵繼續通過報刊及其他各種方式，幫助國民黨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張，在政治思想上促其革命化；另一方麵，又采取了許多實際步驟，幫助國民黨改組並擴大其組織。1923年9月，李大釗與國民黨的王法勤、丁惟汾等在北京建立了國民黨的組織，至11月間，發展國民黨員1000餘人。11月下旬舉行的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我黨應如何進行國民運動的問題進行了部署，製定了《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決議案指出，“國民運動是我黨目前全部工作。”而“國民運動，當以擴大國民黨之組織及矯正其政治觀念為首要工作”。強調指出：“國民黨之力量必須建設在各種人民的組織上麵，必須以國民黨的名義去創造或參加各種人民的組織”。規定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我們的同誌在國民黨中為一秘密組織，一切政治的言論行動，須受本黨之指揮”；“我們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

這次會議提出的觀點和措施，比黨的三大前進了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三大的某些缺陷，對於貫徹三大的正確方針，使之具體化並付諸實施，起了積極作用。而黨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所以有此前進，與共產國際指示有關。如前所述，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給三大一個指示，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該指示在關於中國農民問題，土地革命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意義，工人階級政黨領導權等問題上，都比以前的指示有所前進。但是，由於路上耽擱，我黨在三大結束後的七月中旬，才收到這個指示。雖然指示對三大未起到直接影響，但對這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是起了作用的。

黨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後，中央又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發出《第十三號通告》，要求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同誌們立時全體加入；本黨地方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組織，與各級國民黨部合組國民黨改組委員會；沒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應從速成立國民黨分部，吸收同誌、非同誌參加。黨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召開和中央十三號通告的發布，都有力地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

※※第三節 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兩次護法的結局，特別是第二次護法時陳炯明的叛變，給孫中山一個沉痛的教訓，它不僅證明了健全國民黨組織與紀律的重要性，而且也證明了依靠人民群眾，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孫中山對失敗的原因進行了認真的總結，他終於明白了過去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他懂得了要革命，必須依靠被壓迫的人民群眾，聯合社會主義的蘇俄。此後，他開始放棄利用一個軍閥去打另一個軍閥的舊辦法，著手尋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一、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熱情幫助

陳炯明叛變後，在孫中山處於危難之際，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伸出了友誼之手，給孫中山以熱情的幫助。

孫中山從廣州來到上海不久，李大釗就趕到上海，代表中共於8月23日會見了他，對孫表示支持和聲援，並討論研究了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

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陳獨秀參加了國民黨改組籌備工作。並任“輔助總理”。

為了推動國民黨改組，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推動國民黨改組。

從1923年開始，共產國際和蘇俄通過向孫中山政府派出顧問，以及邀請孫中山派代表訪問蘇聯等辦法，進一步加強對孫中山的支持和幫助。

1923年9月，蘇聯駐中國外交代表加拉罕到北京。經加拉罕推薦，蘇聯政府鮑羅廷任廣東的常設代表，馬林離華回莫斯科。1923年10月6日，鮑羅廷應邀到廣州。10月25日，孫中山正式聘請鮑羅廷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政治顧問，鮑羅廷立即投入幫助孫中山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國民黨的組織法、黨綱、黨章等重要文件都由鮑羅廷起草，孫中山審定。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幫助國民黨改組上起了重要作用。

@@@二、國民黨的改組和共產國際十一月決議對孫中山製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的影響

1922年7月，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來華。1923年1月26日，在孫、越多次會談的基礎上發表了《孫中山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公開確立。

從1922年9月至1923年，孫中山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步伐，召開了多次會議，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黨章草案》，到1923年底，國民黨改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

共產國際十一月決議對孫中山製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影響。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目前正處在建立組織和聚集力量的階段。1911年國民黨進行了反對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它未能把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吸引農民和城市居民中的廣大勞動群眾加入這場鬥爭。它將自己的計劃僅僅建立在軍事勝利的可能性上。要完成這樣的革命任務，沒有廣大工農和其他階層群眾的參加是不可能的。

決議在肯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本精神的同時，也提出了善意的建議。關於民族主義決議強調必須明確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就是國民黨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為爭取中國獨立而鬥爭。”關於民權主義，決議指出：“民權主義，不能當作一般‘天賦人權’看待，必須看作是當前中國實行的一條革命原則。”“應使其有利於中國勞動群眾，即隻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鬥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廣泛享有這些權利和自由，而決不使那些在中國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或其走狗（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這些自由。”關於民生主義，決議指出，把民生主義解釋為沒收“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把土地分給農民，實行民族工業國有化等等，“才會對群眾具有革命化的意義”。

決議指出：“國民黨應該把全國的解放運動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支持的基礎上。”應該更多地考慮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的巨大作用。國民黨領導的中國解放運動，必將得到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全力支持。

決議還指出：國民黨“必須同工農國家蘇聯建立統一戰線，以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勢力。”這個決議對國民黨改組起了推動作用。

@@@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共165人，其中共產黨人占14%，他們是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沈定一（這些都是孫中山指定的）、林伯渠、羅邁、夏曦、張國燾、毛澤東、王盡美、劉伯垂、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等。李大釗是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大會成立的五個工作委員會中，宣言審查委員會有李大釗、於樹德參加，組織章程審查委員會有李大釗、譚平山參加，組織宣傳委員會有李大釗參加，組織黨務審查委員會有譚平山參加。凡此種種，足見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在國民黨改組，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24人中有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17個候補中央委員中有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韓麟符、沈定一、林伯渠、於方舟等共產黨人。這次大會正式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大會通過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中心內容的宣言和改組國民黨的各項具體辦法。大會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推動著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

對於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表示熱烈的歡迎和崇敬。1924年1月加拉罕致電孫中山，祝賀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電文說：“蘇聯對於中國人民為民族自由與獨立之勇猛奮鬥，表示其友愛之同情。”孫中山複電說：“代表大會熱望獲得各國人民的同情，並向首先表現這種同情的俄國人民表示感謝。中俄兩國人民應當沿著自由和正義的道路攜手並進。”

正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進行期間，傳來了列寧逝世的噩耗。會場上立即呈現出十分哀痛的氣氛，大會在孫中山的提議下，決定了下列事項：1.電唁蘇聯致哀；2.大會休會三日，以示哀悼；3.廣泛宣傳列寧生平事跡。

2月24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包括軍政工商學警等各界人士參加的致祭列寧群眾大會，孫中山曾手書“國友人師”祭帳一幅，橫懸祭壇上。孫中山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均出席了這次大會，孫中山致祭文，祭文說：“……君遭千艱，我丁百厄，所冀於君，同軌並轍，敵動不樂，民乃大歡，邈焉萬裏，精神往還，天不假年，與君何說，亙古如生，永懷賢哲”。這次對列寧的哀悼，形成一次廣泛有力的宣傳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