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關係的開始階段。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有一個過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五四愛國運動及五四運動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出現，為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黨的二大確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從而為全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17年，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大地促進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給一切被壓迫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鼓舞著爭取民族解放勝利的信心。

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三天，孫中山指導下的上海《民國日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的醒目標題，報道了“臨時政府已被推翻，美克齊美爾(M axim alist)黨占據都城”的消息。1918年夏，孫中山致函蘇維埃政府和列寧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當時，蘇俄正遭到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列寧收到信後，非常激動，稱孫中山的信為“東方的曙光”。

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熱情地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李大釗在1918年至1919年初，先後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他寫道，俄國勞農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存在本質區別，指出帝國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等，也都明確地指出隻有走十月革命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建立準備了思想理論基礎

早在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傳入中國。尤其是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李大釗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庶民的勝利》兩文，他熱烈歡呼：“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釗輪值主編《新青年》時，編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李大釗在這一專號裏，通過自己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並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的若幹重要片斷，同時，《晨報》副刊也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刊載馬列著作譯文。陳獨秀於1920年前後，也撰寫了許多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翻譯、研究馬列著作。在李大釗、陳獨秀的推動下，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也積極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二、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為黨的建立準備了階級基礎

中國工人階級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與中國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而成長壯大起來。至1919年已經發展到大約200萬人。中國無產階級從誕生以來，就不斷地進行著反抗壓迫、剝削的鬥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迅速發展，工人階級的隊伍和工人鬥爭的規模日益擴大。五四運動中，各地工人舉行罷工、示威遊行，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鬥爭，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曆史舞台。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三、五四運動為黨的建立作了幹部上的準備

有了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五四運動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中，湧現出一批激進民主主義者，這些先進分子在十月革命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轉變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於五四運動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巨大作用，因而使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他們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

1920年初，中國先進分子開始探討建立中國共產黨問題。據有關資料記載，1920年初，李大釗曾與鄧中夏等醞釀過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1月，李大釗送陳獨秀去天津的路上，和陳獨秀商討了有關建黨問題。1920年2月離開中國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1920年8、9月間也致函毛澤東，明確提出建黨問題。

※※第二節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社會的曆史條件和政治運動孕育著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必然性。1943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決議中指出：共產國際“幫助了被壓迫民族的先進工人組成自己的政黨，成為站在一切解放運動最前頭的人民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1919年五四以後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曆史必然的定律。”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曆史證明：中國革命要勝利，中華民族要解放，必須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必須掌握革命的理論武器，必須走新的道路。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道路—這就是結論。”

1920年春，共產國際決定派人到中國來，因為他們獲悉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幾百萬人參加罷課、罷工、罷市的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共產國際決定派人到中國來“訪問領導五四運動的人物”，設法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係。共產國際代表團來華加快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步伐。

@@@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建立

1919年底和1920年初，蘇聯紅軍打垮了帝國主義在西伯利亞的武裝幹涉和白匪勢力，1920年2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撤回軍隊，從此，中俄交通打開了。隨著中俄交通的打開，以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於1920年4月來到北京。代表團成員有：維經斯基及其夫人庫茲涅佐娃、馬邁耶夫及其夫人、楊明齋等。

葛利高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金。中國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維經斯基1893年4月出生於俄國一個森林工場管理員家庭（一說官僚家庭），1907年讀完四年製學校後，當過排字工人、會計等。1913年移居美國謀生，開始參加政治活動，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返回蘇維埃祖國並參加俄國共產黨，被派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工人蘇維埃工作。他在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同高爾察克白匪軍作戰中被俘，關進海參崴監獄，流放到薩哈林島（庫頁島），1920年1月獲得自由。他參加了共產國際活動，不久受命來華。從1920年起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負責人，先後擔任過遠東處處長、東方局副局長。維經斯基多次來到中國，在中國期間，出席過中共四大和1924年5月的“上海中央擴大會議”、1926年12月“漢口中央特別會議”等重要會議。目睹和參加了中國革命運動的許多重要事件，如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與蔣介石的鬥爭等。在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和《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維經斯基返回蘇聯。此後，他雖不在共產國際工作了，但繼續關注中國革命，撰寫有關中國問題的理論文章和曆史著作。1953年病逝於莫斯科。

楊明齋，名好德，1882年出生於山東省平度馬戈莊一個農民家庭。1900年開始了他“下崴子（海參崴）”、“闖俄羅斯”的生涯。先在海參崴一家小工廠當工人兼作記賬員，後學會俄語，到西伯利亞做工和半工半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楊明齋積極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運動。十月革命前後，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並參加了保衛十月革命勝利成果的鬥爭。戰爭結束後，俄共（布）黨組織送他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接著，黨又派他到海參崴，以華僑聯合會負責人的身份，開展革命工作。楊明齋作為維經斯基的翻譯、向導和助手，回到祖國。中國共產黨建立後，轉為中共黨員。中共一大後出席過共產國際會議，擔任過蘇聯顧問團翻譯，1931年以後病逝於伊爾庫茨克。

@@@三、共產國際代表團幫助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代表團是一個整體。代表團在中國期間做了大量工作，為建黨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聯係“南陳北李”，宣傳十月革命及國際共運情況和經驗。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以籌辦“俄華通訊社”和擔任俄文《生活報》的新聞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北京大學兩位俄籍教授鮑烈維和伊萬諾夫的介紹，認識了李大釗，李大釗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邀集北京各方麵的進步人士和他座談，並舉行歡迎會、演講會等以擴大影響。維經斯基和李大釗等討論了中國的建黨問題，根據蘇俄的革命經驗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維經斯基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並加入共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表示同意他的意見，立即介紹他到上海和陳獨秀會見。維經斯基到達上海後，邀集陳獨秀等商談組建中國共產黨問題。針對當時的情況，維經斯基強調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潮的運動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統一起來，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寫文章說空話的人多，缺乏實際行動，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會談結果，決定發起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在此期間，馬邁耶夫留北京，幫助李大釗進行建黨準備工作，維經斯基和楊明齋常往來於北京和上海之間，聯係“南陳北李”，為黨的建立而奔忙。

第二，協助建立黨的上海發起組。1920年5月8日經過多次醞釀座談，在維經斯基建議下，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李達、陳望道、楊明齋等人成立了上海共產黨。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並由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商議後草擬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以統一思想。

上海發起組實際上起了臨時中央的作用。各地建黨工作，是由上海黨組織負責規劃的。陳獨秀立即發信給李大釗，相約北京也同時發起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李漢俊函約董必武要他在武漢籌建黨的早期組織（根據包惠僧回憶，1920年秋，共產國際代表馬邁耶夫曾到武漢地區活動，與有關同誌商討建立湖北“共產黨支部”問題）。廣東“共產黨支部”，是陳獨秀1920年冬到廣州後正式組織建立起來的。東京是上海黨組織成員施存統於1920年夏去日本後，發展了周佛海，才有了連施存統在內的兩個黨員。

第三，指導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建立黨的上海發起組的同時，決定收羅“左”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維經斯基和楊明齋在上海和青年有著廣泛接觸，維經斯基曾在虹口寓所邀請上海學聯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等座談。經過一係列會晤和醞釀，1920年8月，施存統、俞秀鬆、沈去廬、陳望道、李漢俊等八名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北京、廣州、長沙、武昌等處，相繼建立了同樣團體，與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相呼應。

第四，創辦外國語學社，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為了開展黨團工作，由楊明齋出麵租賃了上海漁陽裏六號一幢樓房，作為上海黨組織活動的一個基地。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在這裏成立的。9月，又在這裏創辦了外國語學社，楊明齋任校長，由庫茲涅佐娃、王元齡等教授俄語。黨、團組織以外國語學社為掩護，培訓和選送革命青年赴蘇俄深造。先後赴俄的有劉少奇、任弼時、羅覺（亦農）、胡士廉、廖化平、卜世畸、任嶽、任作民、彭述之、謝文晉、華林、王一飛、傅大慶、梁百達、柯慶施、許之楨、汪壽華、蕭三、楊超等人。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領導人。楊明齋在漁陽裏六號還負責“華俄通訊社”的工作，這裏實際上成為上海黨組織的一個工作部。

第五，資助創辦黨的刊物。上海發起組成立後，為了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統一建黨思想，從1920年9月起，把《新青年》改為自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譯載了列寧著作，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積極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十月革命後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麵情況。同年11月7日，出版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個黨刊—《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了共產主義大旗。《共產黨》月刊著重宣傳共產黨知識，介紹俄國布爾什維克建黨經驗和列寧的建黨學說，刊登了共產國際和國際共運資料。《共產黨》月刊通過各種方式發行各地，成為各地黨早期組織的學習材料，對於統一建黨思想、加強各地組織聯係，發揮了重大作用。黨的刊物的創辦和印行，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根據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推測，當時發行黨的刊物、印發各種政治宣傳品的經費，主要由“共產國際協款”。根據鄭佩剛回憶，楊明齋參加了《新青年》、《共產黨》的出版工作，並為之撰寫稿件。

第六，參與對工人的宣傳和組織活動。為了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上海發起組開展了一係列發動工作，而國際代表團積極參與活動。首先，1920年8月創辦了工人刊物《勞動界》，向工人階級灌輸馬克思主義真理。該刊以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活潑的事例，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反映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悲慘生活，啟發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教育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爭取自身解放。維經斯基直接參與向工人階級的宣傳工作，親自在《勞動界》第13冊上（1920年11月7日），發表《中國勞動者與勞農議會的俄國》演說詞，滿腔熱情地號召中國工人階級以蘇俄為榜樣，聯合廣大農民，趕快“著手解放自己！”其次，革命知識分子投身到工人當中去，辦夜校，辦識字班，對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並發起建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1920年10月3日，在陳獨秀、楊明齋等人的幫助和支持下，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在漁陽裏六號宣告成立。陳獨秀、楊明齋出席了會議，都被聘為名譽會員，楊明齋並發表了講話。12月20日，黨又發起建立跨行業的工人聯合組織“工人遊藝會”，楊明齋出席成立大會並講了話。1921年，上海女工紀念三八婦女節活動，上海各界紀念五一勞動節籌備活動等，也都在漁陽裏六號進行，國際代表都十分關心這些活動的開展。

維經斯基代表一行於1920年底回國。他們在華期間，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等方麵，都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籌建過程中，強調共產國際指示和俄共（布）黨的經驗，忽略了中國革命特點，未能一開始就重視列寧的指示，及早研究和引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問題。這是不利於發揚中共獨創精神的。

※※第三節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中國共產黨光榮誕生

1921年春，維經斯基在完成了第一階段任務後，奉命回國參加正在籌建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繼維經斯基後，馬林受命來華指導工作。

@@@一、列寧派遣馬林來華

1920年8月，列寧委派馬林擔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前來中國。列寧在推薦書中給予馬林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裏建立共產國際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係，並報告他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馬林原名亨德裏克斯·斯尼費萊特，中國筆名孫鐸，1883年生於荷蘭鹿特丹。他1900年到荷蘭鐵路工作並成為鐵路工會的會員。1902年參加了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被派赴荷蘭殖民地東印度群島去從事革命活動。1914年在爪哇創立了社會民主聯盟，他在那裏從事革命活動達七年之久，獲得了革命統一戰線的經驗。他利用了爪哇的一個群眾性革命組織進行革命活動，這個群眾性革命組織即伊斯蘭教聯盟，它是爪哇最早的群眾組織，建立於1911年，1921年時大約有150萬工農群眾參加了這個組織，這是一個具有經濟、社會和宗教混合一體的組織，它的鬥爭鋒芒直指歐洲糖廠主，它的左翼接受社會民主聯盟關於階級路線的宣傳，社會民主聯盟在伊斯蘭教聯盟運動中組織工會、開展工人運動。社會主義聯盟盟員和伊斯蘭教聯盟盟員可以在保留各自身份的情況下互相加入，在此基礎上，社會民主聯盟向前發展，於1920年創立了印尼共產黨。馬林得到了寶貴的革命經驗。1918年馬林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之後，1920年應邀前往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他作為爪哇的代表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共產國際民族殖民地委員會秘書。馬林在會上多次發言，他批評了“社會主義運動對殖民地漠不關心”的傾向，建議共產國際應重視東方，提議“在遠東也成立共產國際宣傳局”，把共產國際的文字特別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印成東方文字，“專門散發給中國和印度革命者”，他還要求共產國際采取革命措施，讓東方國家的革命領袖到莫斯科或彼得格勒來，“聽聽某些共產主義課程”，“在俄國受到理論教育、使遠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積極成員。”1920年8月，馬林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同時負責考察遠東各國的情況。由於事情耽擱，他於1921年4月才動身，6月3日到達上海。馬林到達上海後，就投入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工作，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馬林到中國之前，雖然共產國際沒有給他“什麽專門的指示”，然而馬林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的，這時共產國際已經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二大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羅易起草的《補充提綱》，製定了共產國際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戰略方針、路線、策略，在建黨問題上大會批準了共產黨布爾什維主義的組織原則和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馬林不僅出席了共產國際的二大，並且參與有關文件的起草工作。可見馬林來華之前，已經有了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作的理論策略，在建黨的問題上也有了比較具體的指示。例如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共產黨是解放工人階級的主要工具。在每一個國家裏，現在我們應當建立的已經不是小組的派別，而是共產黨”。“共產黨必須建立在最嚴格的集中製的原則上。”“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進、最有覺悟、因而是最革命的部分。”“工人階級不僅在取得政權之前、也不僅在奪取政權時期、而且在掌握政權之後，都需要共產黨。”“隻有在階級完全消滅時，無產階級政黨才沒有必要存在”。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的奮鬥目標。但是，“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時期不會是共產主義革命”，“殖民地革命底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當前“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務則是建立農民和工人的共產主義組織，以便能夠領導他們走向革命和創立蘇維埃共和國”。

馬林按照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精神，來指導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工作，這就保證了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按照列寧的建黨思想和布爾什維克榜樣建立起來。

@@@二、中國共產黨光榮誕生

共產國際把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當作自己的行動準則，十分重視和關心東方民族解放運動。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馬林到達上海。接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接替維經斯基工作的尼科爾斯基也到達上海，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即投入了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馬林也常和1921年1月來華的工會國際聯合會（1921年7月稱赤色職工國際）赤塔遠東書記處代表弗來姆貝格一起商量工作。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出席了大會。馬林在會上致詞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支部，俄國添了一個東方朋友，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大會通過的黨綱是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原則製定的。

中共一大，討論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政治綱領；確定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它的最終奮鬥目標是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大會確定黨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大力發展工會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積極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

※※第四節 共產國際對中共製定民主革命綱領和策略方針的影響

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中國共產黨製定一個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具體的革命綱領，以便進一步推進全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隻是提出了黨的最終奮鬥目標，還沒有製定出一個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綱領和鬥爭策略。因此，這個任務隻能由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來完成。

黨在製定民主革命綱領和鬥爭策略時，深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成為中共製訂綱領和鬥爭策略的重要理論依據。

@@@一、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製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策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一，指出了被壓迫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為共產黨人考察和解決民族殖民地問題提供了基本思想原則。大會認為必須“把被壓迫的、附屬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充分權利的民族也明確地加以區分，來與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相對立，這種虛偽性蒙蔽著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時代所特有的現象，即為數無幾的最富強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絕大多數人實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就是現在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數甚少的、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這個基本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一切機會主義的分水嶺，是所有共產黨人考察和解決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它成了中國共產黨考察本國革命問題的思想武器。

第二，提出了無產階級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必須準確地估計具體的曆史情況，首先是經濟情況，不要從抽象的原理出發，要從具體的曆史環境出發。民族問題是改造現存社會製度的總問題的一部分，是服從於這個總問題的。十月革命前解決民族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之後，世界已經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已經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了，已經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共產黨“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彼此接近起來，共同進行革命鬥爭去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保證戰勝資本主義；而不戰勝資本主義，便不能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現象。”這就告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中國革命放在國際背景下觀察，並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係起來。

第三，闡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性質、任務和前途。提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和中世紀剝削製度，即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最初時期，殖民地的革命不會是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但是，隻要一開始這種革命就是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的，那麽革命群眾就將走上正確的道路，通過逐漸取得革命經驗而達到既定的目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殖民地的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民主派來領導。相反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農民蘇維埃”。“應當使一切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組織起來”，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在落後國家中，人民群眾將不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進入共產主義，而是在先進國家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通過階級覺悟的提高而進入共產主義”。

第四，製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戰略和策略。會議指出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共產黨應當同“資產階級民主派達成臨時協議，甚至結成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成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實質上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要群眾是農民。因此共產黨必須“特別需要專門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說如果它在這種國家裏能夠產生的話）如果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係，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而要在這些落後國家裏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共產國際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基本理論和戰略、策略，對於中國共產黨製定自己的綱領和策略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遠東會議對製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策略起了直接作用

1921年底和1922年初，美、英等帝國主義召開了華盛頓會議，簽署了各帝國主義國家協同侵略中國的《九國公約》，使帝國主義在瓜分殖民地、反對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中勾結起來。

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瓜分遠東的陰謀，揭露華盛頓會議的侵略實質，促進遠東人民的覺醒，共產國際決定在華盛頓會議期間，針鋒相對地召開一次有遠東各被壓迫民族參加的代表會議。

遠東會議是對中國共產黨製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影響較大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後又遷至彼得格勒舉行），全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大會。

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約30多人，他們是張國燾、鄧恩銘、王盡美、羅亦農、任弼時、高君宇、瞿秋白、柯慶施、鄧培、張秋白等。大會主席團由17人組成，其中中國代表4人。

大會是在列寧指導下舉行的，季諾維也夫代表共產國際致開幕詞，大會著重研究了中國革命問題，揭露了華盛頓會議侵略中國的陰謀。大會指出：我們要“對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強盜們宣布一個‘生死以之’的戰爭，我們要對剝削中國的中國軍閥宣戰，我們要對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戰，我們要向詭詐的美國帝國主義和貪婪的英國投機家宣戰，我們不得勝利，誓不休止。”

大會上討論的內容對於中國代表說來是非常新鮮的。中國代表參加了大會文件《東方問題提綱》的起草工作。提綱根據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論、策略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有關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發。提綱強調了建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指出：“工人階級為了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解放鬥爭中取得喘息的機會，承認局部的和暫時的妥協是不可避免和可以接受的，但同時，必須對本國統治階級為了保持其階級特權而不惜公開地或隱蔽地跟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陰謀進行絕不調和的鬥爭”，工人階級“首先必須在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爭取作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因素的地位。隻有在承認工人運動的這種獨立作用並且保持它的完全的政治獨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跟資產階級民主派進行暫時的妥協。”會後數天列寧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中國代表張國燾、張秋白、鄧培。列寧詢問了國共合作的可能性，他希望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采取合作的方針。中國代表表示同意。列寧的直接教誨以及大會的革命思想，對於中國代表有著重大影響。

(1）認識到既然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麽，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

(2）認識到既然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而軍閥官僚勢力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工具，那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

(3）認識到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不僅必須而且可能跟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反帝聯合戰線。

@@@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製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1922年上半年，出席遠東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多數回到中國，他們向當時的黨中央匯報了會議情況。當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參加遠東會議的張國燾、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等出席了二大，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張國燾報告了遠東會議的情況，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他說：中國革命屬於殖民地革命的範疇，革命的對象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是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封建軍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主體是資產階級進行民主革命，使它早日得到勝利。民主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可以很快地發展起來。隻有看到這時候，無產階級才能進一步團結大多數貧苦農民對抗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遠東會議精神，正確地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估計了各階級的動向及其關係，討論了黨的任務和策略，通過了《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九個決議案。製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議題和突出貢獻，在於製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黨的二大已經具備了製定黨綱的條件。這個條件除上述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遠東會議精神和共產國際指示，已經在中國傳播並為一些中共領導人接受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全黨在黨的一大後，對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和對黨綱的醞釀。中國共產黨在鬥爭的實踐中，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有了初步了解，探索和醞釀如何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按照中國的國情，製定一個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

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同時，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婦女組織，也分別加入共產國際領導下的赤色工會國際、少共國際和共產主義婦女國際。

黨的一大完成了從組織上建黨的任務，二大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和人民願望的民主革命綱領，指明了黨在現階段的鬥爭目標，製定了黨章，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已經圓滿完成。

綜上所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中國革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第一，中國共產黨在創立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起了重要的幫助作用，不僅給予理論上的指導，而且派代表來中國進行具體幫助，加快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步伐；

第二，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係，使中國革命前途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第三，十月革命後的中國革命，從來就是蘇聯在東方的支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