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答有恒先生

有恒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麽？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麽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麽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麽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麽？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

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麽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麽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麽“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麽？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麽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麽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麵碰壁，隻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

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麽？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麽，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麽“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麽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麽“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讚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麽，他為什麽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麽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麽聰明，心裏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

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麽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於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於老官僚了。後來終於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隻照字麵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九月四日。

憂“天乳”

《順天時報》載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發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歎之概雲雲。

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吃這前世冤家的頭發的苦，是隻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跡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吃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讚成女子剪發。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麵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著。女子剪發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發的世界。這時長發女生，即有“望洋興歎”之憂。倘隻一部分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曆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發的，可惜據地不堅。

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發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發女子，即慢慢拔去頭發，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發，已為全國所公認。隻是女人不準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尚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隻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係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隻有“不齒於四民之列”者，才不準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發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發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我們如果不談什麽革新，進化之類，而專為安全著想，我以為女學生的身體最好是長發，束胸，半放腳（纏過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腳）。因為我從北而南，所經過的地方，招牌旗幟，盡管不同，而對於這樣的女人，卻從不聞有一處仇視她的。

九月四日。

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麵做教授，一麵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裏“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裏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閑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裏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麽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閑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閑話》！”

這很像“詩哲”徐誌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隻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裏從何提起。

隻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裏麵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隻準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曆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隻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閑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麽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隻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隻有一本《閑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誌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閑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誌摩，……前麵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麵的目的地”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麽“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嚐“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裏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麽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這裏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

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P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製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麽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嘴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係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嚐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複古”及友邦之讚助“複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裏，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隻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

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蔞塗麵，……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淩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嚐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裏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複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歎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歎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歎氣，其結果也不過是歎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隻做“可歎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準其歎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歎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歎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

那麽，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麽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鬆萬章發文彩……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隻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歎，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於北京，“金製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讚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歎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歎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鹹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複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