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與王道秦漢帝國

二、帝王一怒天下秋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章碣《焚書坑》

　　統一東方六國之後，為防止再次分裂，秦王朝特別注重對各地的控製，他們采取了“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法家思想為統治思想，而對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思想和政治傾向，則進行了嚴厲的打擊。這種思想禁錮了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發揮與自由，同時，也嚴重地影響到了秦王朝的統治與發展。

　　魯壁現古書

　　當人們到孔子故裏曲阜旅遊觀光時，會發現在孔子故宅的北麵，有一堵覆蓋著黃色琉璃瓦，其上密飾鴟吻神獸的紅色牆壁。壁前立有一標誌石碑，上刻隸書“魯壁”二字。相傳此處係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壞孔子故宅發現孔鮒所藏古籍處。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原來，在西漢初年，郡縣製與封國製兩種製度並存，皇帝把劉姓子孫分封為諸侯王，漢景帝把他的兒子劉餘由淮南遷到曲阜，封為魯王，史稱“魯恭王”。劉餘喜歡享樂，好治宮室。他到曲阜後，嫌當時的殿堂不夠寬大，便下令將當年孔子家中的房屋拆掉擴大自己宮室的麵積，重新建造更大的宮殿。工匠們拆除牆壁時，從牆壁內扒出來一束束竹簡。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批儒家的經書，都是用戰國時期的蝌蚪文，也就是篆文寫成的。顯然是當年有人故意藏在其中的。人們後來把這批新發現的竹簡稱作“孔壁古文”。

　　那麽，這批竹簡到底是誰藏在牆壁中的呢？史料對此記載不一致。有的說是孔騰，有的認為是孔鮒。其實，孔鮒、孔騰為同胞兄弟，藏書之事二人可能都曾參與。而孔鮒為兄，以孔鮒為主的可能性比較大。

　　孔鮒，字甲。他是孔子的嫡傳九世孫，自幼熟讀經書，很有才華，是戰國末期儒家學派的學者。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久，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於前213年頒布了“焚書令”，下令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的書籍都必須交出焚毀，不準私家收藏。作為孔子嫡傳裔孫的孔鮒，儒家的書籍定然收藏不少，他知道如果不交出這些書籍，就很有可能招來禍患，但他又不願把這些書交出燒毀。經過反複考慮，他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對他的好友陳餘說，秦朝不是我們的朋友，我要把這些書籍藏起來留給後人，這樣也能夠免除禍患。於是，他便將一些書籍密藏到家裏的牆壁中。後來，孔鮒加入了陳勝、吳廣領導的秦末農民起義軍，做了陳勝的博士，最後與陳勝一起被秦軍殺死。

　　以官吏為師

　　秦始皇為何要在前213年頒布“焚書令”進行焚書呢？這就要從秦王朝的統治政策談起。秦王朝是建立在對勞動百姓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上的，自然與下層百姓之間存在有不可化解的矛盾。秦國為了壓製貧苦百姓的反抗和鬥爭，同時，還為了對付統治階級內部所出現的一些矛盾，一貫奉行法家理論學說，實行高壓政策。這是從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政治傳統。商鞅變法使原來比較落後的秦國一躍成為戰國時代最先進的強國，為日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衛國人，又稱衛鞅。秦孝公時，他因戰功封商十五邑，號商君，因此又被人們稱為商鞅。他先後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駟繼位，也就是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乘機誣陷商鞅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了商鞅，“車裂以殉”，並滅其家。

　　商鞅被殺的原因，古人一般認為是由於他的刻薄寡恩，用法太過。在剛剛推行變法之時，“法不行，太子犯禁”，商鞅堅決按法律辦事，一定要將其治罪，但太子終究是太子，不能施以刑罰，商鞅就將太子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治罪，同時在渭水河畔鎮壓了七百多個破壞變法的舊貴族，並把一批舊貴族流放到邊遠地區。因此，當支持變法的秦孝公於前338年去世，太子駟繼承王位之後，太子及其師傅等一批舊勢力就企圖“挾怨而殺之”了。商鞅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帶著手下和老母親外出逃亡，一直逃到了關下。此時，天色已晚，商鞅一行人想找個客舍住宿，但客舍的主人卻不敢收留他們，說商君定下了法律，其中有一條是，如果讓沒有憑證的人住宿，要連坐。最後，商鞅準備越過國境逃到魏國去，但他又曾率大軍打敗過魏軍，去了不等於自找死路嗎！但這時已是無路可走，不得不前往邊境，邊境守將盡管沒有殺他們，但還是不讓他們前往魏國，這樣商鞅不得不又回到商地。在商地，商鞅率領手下同前來逮捕他的軍隊進行了戰鬥，但由於力量懸殊，最後失敗。秦惠文王在彤（今陝西華縣西南）用五馬分屍的酷刑，殘酷地殺害了商鞅及其全家。由前所述可以看出，商鞅之死的確與用刑太過有直接的關係。商鞅變法觸及了一些守舊貴族們的切身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和抵製。而嚴苛的律條也使得下層百姓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是好。在這種情形下，商鞅遭到殺身之禍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20世紀中期，有的學者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解釋商鞅被殺的原因，認為商鞅變法觸動了守舊貴族們的利益，於是公子虔等人就唆使太子駟出來搗亂，商鞅為了變法的順利進行，隻好將公子虔等人繩之以法。等到太子即位之後，守舊貴族們東山再起，向秦惠文王誣告商鞅謀反，因而商鞅遭到殺身之禍。到了20世紀末期，又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商鞅之死，是權利之爭的結果。據說在當時，秦孝公主張變法，而商鞅在主持變法之時權力極重，可謂是權傾一時，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達到了“人畏鞅甚於秦君”的地步。這一定會使太子等人感到不安和不滿。更使太子不能容忍的是，據說秦孝公臨死之時，還有把自己的王位讓給商鞅的“荒唐”想法。所以，等到支持變法的秦孝公一死，太子即位之後，就找到了“出氣”的機會，商鞅也就大禍臨頭了。因此，商鞅之死，與其說是由於“用法太過”，還不如說是由於“權勢太重”。

　　無論是“用法太過”還是“權勢太重”，商鞅之死都與法家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封建社會，法與權是一體的，因為當時的法是封建統治者所製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權力越大，統治者所掌握的法越大，也就能夠控製整個國家和社會。“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隻不過是封建統治者做出的一種姿態罷了。“刑不上大夫”，這才是整個封建社會法的具體體現。從一個側麵也說明了商鞅之死是曆史的必然，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就算商鞅當時不被處以極刑的話，將來也有可能像其他改革者一樣，被剖棺戮屍。換言之，曆史上的任何一次進步，都要付出血的代價。

　　應該說相對於整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而言，商鞅的遭遇隻是一個小小的漩渦而已。商鞅變法具有全麵性、係統性和徹底性，它將春秋戰國以來各國相繼實行的各種具有革新意義的做法和政策係統化、製度化和法製化，為秦國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身雖歿，但商鞅變法的各種措施仍在秦國繼續實行著，對當時曆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即使是到了秦始皇之時，仍然是依法家思想來統治國家的。這種選擇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一方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封建割據，是當時形勢的需要。另一方麵秦始皇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的學者韓非，韓非認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意思是說賢明的國君治理國家，不用書簡之文，隻是以法製為教；同時也不用古代先王的遺訓，隻是以官吏為老師。韓非還斷言，這才是富國強兵超越五帝三王的唯一方法。也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才使得秦始皇走向另一極端，也就是“焚書坑儒”，製造了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

　　焚燒諸家書

　　秦始皇實行法家的統治政策，以武力消滅了東方六國，統一了天下。隨著秦王朝的建立，統治者所麵臨的主要任務也應同時改變，然而秦始皇卻未能及時調整統治政策，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和鎮壓手段。他領悟到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必須建立思想上的統一，而百家爭鳴是不符合這一發展趨勢的。因為各家各派的言論皆崇尚古代而批評當今，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以惑亂事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其行為嚴重地影響到當時的政治，必須堅決予以消除，應該說這確實是維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的必要措施。然而，秦始皇卻采取了焚書禁學、坑殺儒生的粗暴做法。這一做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迅速地激化了社會矛盾，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統治者自己。

　　前213年，秦始皇在鹹陽宮中擺下酒宴，以慶賀南征北戰的勝利。赴宴的人員中有博士七十餘人。酒過三巡，仆射周青臣為了討好秦始皇，對秦始皇舉杯祝賀道：秦開國之初，地不過千裏，都是依靠著陛下的聖明，才統一了海內。隨後，陛下您又廢除了分封製，實行郡縣製，消除了戰亂，使天下百姓過上了安定的生活，自古以來，沒有一個人能有陛下您這樣的威德。秦始皇聽罷，十分高興，稱周青臣是忠臣。這時，有個叫淳於越的博士站起來說道：陛下，商、周兩代王位傳承了一千多年，依臣看來，是由於實行了分封製，得到各諸侯輔佐的結果。如今陛下據有海內，而子弟沒有寸土之地，萬一將來臣屬起來篡奪皇位，又有誰來相救呢？治理國家而不學習古代的製度而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而周青臣當麵奉承陛下，這是不忠的表現，目的是增加陛下您的過失，希望陛下您還是考慮分封為宜。秦始皇聽後，十分掃興。此時，已經做了丞相的李斯站起來講道：時代不同了，情況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治理天下要因時而異，不能再把古代的東西搬到今天來用，那是不合時宜的。但是，偏偏有一些死啃書本的讀書人，總是抱住古書不放，以古非今，實在可惡。李斯還建議秦始皇下令嚴厲製止這種行為。秦始皇聽了這番話後，怒氣稍抑，遂命散席。

　　事後，李斯又寫了一道奏章，建議焚書。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焚燒秦紀以外列國史籍，《詩》《書》百家語僅限博士官保有，唯醫學、卜筮、種樹等自然科學和神學迷信著作予以保留，其他一切書籍必須全部上交焚毀。如果有想學習的，就必須到政府部門去，以官吏為老師。凡是有藏匿不上交者，滿門抄斬。此令一出，全國各地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焚書運動。據史料記載，僅鹹陽城所收之書，堆積若山，大火熊熊，一連幾十天未熄。在這種高壓政策之下，才出現了上麵所提及的“魯壁藏書”一事。

　　暴虐坑術士

　　秦始皇在焚書之後，又製造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術士盧生等人向秦始皇建議：要想得到長生不老仙藥，必須避開眾人耳目才行。秦始皇求仙心切，於是依照盧生的建議去辦，命令將鹹陽周圍二百裏共二百七十座宮殿之間的道路嚴密遮蔽起來，嚴禁任何人透露他的行蹤。有一次，秦始皇臨幸梁山宮，從山上發現丞相車騎隨從甚眾，內心隱隱不快。丞相很快得到了消息，隨即減少了自己的隨從。秦始皇認為這件事肯定是自己身邊的人泄露給丞相的，因此大怒，下令追究此事，但是沒有一個隨從敢於站出來承認此事，於是，“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一個人膽敢泄露皇帝的行蹤，一切政令皆出鹹陽宮，秦始皇有了絕對的權威。這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神仙方術。

　　秦始皇迷信神仙方術由來已久。在短短的十年時間裏，秦始皇先後五次出巡，其中有三次到達山東，這一方麵是為了穩定統一局勢，而另一方麵與他訪求神仙、尋找不死之藥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當時傳說在渤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中有仙人、不死之藥及金銀造就的宮闕。這些傳說通過方術士之口傳到秦始皇的耳中。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巡幸至齊國琅琊時，就有齊地的方術士徐巿（徐福）等人上書，要求出海尋找三神山。於是秦始皇派徐福泛海求見神仙。徐福出海後，經過一段時間返回，謊報說自己已經見到了神仙。但神仙嫌大王的禮物太薄，一定要送上童男童女及百工等禮物，方可求得不死之藥。聽了徐福的謊報之後，秦始皇尤為高興，遂派遣三千童男童女，並配以五穀種子、各種工匠器具隨徐福入海求仙。結果是“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遭此欺騙，秦始皇對求藥成仙仍是深信不疑。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巡幸到碣石，又派方術士燕人盧生等尋求仙人和不死之藥，依然一無所獲。盧生等也深知秦始皇的性格，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得不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辦法，來討得秦始皇的歡心和信任。他們自然也十分明白，自己隻是以尋仙求藥來蒙騙秦始皇，並獲得信任、官爵和財富，但根本不可能完成這一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們自知犯了欺君罔上的死罪，久而久之，就不得不尋找一些借口來逃避罪責。一天，盧生與另一方術士侯生密謀：始皇為人，天性剛愎自用，他消滅了東方各國諸侯，吞並天下，洋洋自得，自以為天下沒有人超過他。而且，始皇專用刑法，寵幸獄吏，七十位博士隻是為備員而已，並沒有得到任何重用。丞相等大臣也不能盡到責任，隻是唯命是從，搞得天下隻他一人而已。他們已經從秦始皇的剛愎自用，意識到自己的末日亦將來臨，“於是乃亡去”。

　　秦始皇在得知盧生們誹謗政治的做法後大怒，認為他們“妖言以亂黔首”，罪不可赦，當殺。於是，下令追殺盧生、侯生等，同時，還令禦史大夫去查鹹陽參與誹謗朝廷的方術士和儒生。禦史大夫領旨後，立即傳訊一大批方術士和儒生，將之屈打成招，計有四百六十餘人。秦始皇看過供詞後，並不查證核實，下令在鹹陽挖一大坑，把這些儒生及方術士全部活埋了。

　　對於“坑儒”一事，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秦始皇在焚書之後，依然擔心天下人不聽從他所改之法，便宣告天下，凡是諸生能到鹹陽者皆拜為郎官，據說，前後到達者有七百人。與此同時，秦始皇命令手下在驪山陵穀中種瓜，等到瓜成熟，下詔向博士諸生講述這一事情，博士諸生聽到後說法不一，於是，秦始皇便令他們前去觀看。秦始皇下令在穀內布置機關，等諸生賢儒皆到達後，便打開機關，從上麵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最後把他們全部活埋在下麵，無一人生還。到了唐代天寶年間，唐玄宗下詔將此陵穀改為旌儒鄉，並修旌儒廟，命賈至撰寫碑文。但據今人考證，這一說法似無根據。

　　“焚書坑儒”事件容易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包括儒家在內的各家各派，在秦朝時期應是沒有任何地位可言，可事實如何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秦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一如戰國時那樣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秦統一之後，在這曆史的大轉折時期，其統治者也試圖建構起與統一大帝國相適應的思想體係。然而，為了穩定形勢，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秦始皇將主要的精力投到了官僚機構的建設方麵，在利用法家學說建立專製統治之時，在統治思想中也吸收了儒、墨、陰陽諸家的思想因素。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已經有了固定的統治思想體係。事實上，很難說秦王朝的統治者已經認真思考過這一重大問題。秦前期，在施政方針上，基本上以法家思想為依據，也兼采了陰陽家等的思想，也就是說，在實施過程中，秦實際上也采用了一種拿來主義的策略。就儒家思想而言，秦實際上與儒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如秦設置博士官，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均可以立為博士。秦始皇自己也曾“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並“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這些可以表明，秦始皇雖然不一定重視儒家學說，但至少開始時並不排斥除法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

　　終秦之世，儒生在曆史舞台上的活動史不絕書。如始皇二十八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公子扶蘇稱“諸生皆誦法孔子”；秦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引《春秋公羊》之義以對。這一切都表明，盡管秦以法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並沒有對其他各家各派進行控製。隻不過是秦始皇對其他各家各派控製得較嚴密，所采取的手段也比較殘酷而已。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不意味著儒學的被消滅，相反，它意味著儒學之盛影響到了秦的統治，秦的“焚書”和“坑儒”，其直接目的是限製儒生，使其就範，而非要消滅儒學。因為如果要消滅儒學，就應在焚書時隻燒儒家的經典，而不是“百家語”；在禁止民間收藏《詩》、《書》的同時，也不應允許政府收藏、博士掌握。而所謂的“坑儒”事件則是由於方術士求仙藥不成引起，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不會全是儒生，而且其罪名是“為妖言以亂黔首”，並非針對儒家的思想主張。所以，後世學者也曾指出傳統的“坑儒”之說不確切，應該說是“坑術士”。

　　當然，焚書坑儒既然是秦始皇執行法家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那麽儒家等各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禁錮。“焚書”、“坑儒”事件之後，許多學派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製，而以儒家為甚，他們失去了原來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據說秦始皇在“焚書”、“坑儒”之後，還想發掘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墳墓，“欲取諸經傳”。孔子及儒家在當時的地位明顯下降，儒生的境遇也急轉直下，他們不敢公開傳道授學。這種文化高壓政策，激起了人們的極大怨憤。當陳勝吳廣起而反秦時，“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之”，孔子的九世孫孔鮒甚至做了陳勝的“博士”，正是秦始皇對文化的破壞性鉗製，使得儒生們不能不加入到反秦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