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本是西漢朝廷采詩配樂的機構,後把能入樂的詩歌都叫樂府。有些作家為了更好地反映現實,便譜新曲或擺脫音樂束縛從事創作,於是有新題樂府出現。早期,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變為曹操等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為新題樂府之一變;初唐謝偃、長孫無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車行》、《三吏》、《三別》等“因事立題”,是新題樂府的三變。
在中唐,新題樂府又麵臨一場變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紳回到長安,任秘書省校書郎,他創作了《樂府新題》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的序裏介紹了李紳樂府詩的產生經過:“予友李公垂,貺予新題樂府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說:“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接著,元稹自己也創有《上陽白發人》、《華原磬》、《五弦彈》、《西涼伎》、《法曲》、《馴犀》、《立部使》、《驃國樂》、《胡旋女》、《蠻子朝》、《縛戎人》、《陰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紳用過的詩題。元稹在有的詩題下,還抄錄了李紳為每首詩寫的小傳。《陰山道》題下注說:“李傳雲: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說明李紳的樂府新題不是無病吟,而是針對某些事實所發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監察禦史,三月一日充任劍南東川詳複使,離開長安入川,故知和李紳樂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紳的原詩已經遺失,從元稹的和詩僅能知道十二首題目。
幾乎同時,白居易也寫下了《新樂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和三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遺時,當時他36歲,正是意氣風發之時,上任不到十天,就給皇帝上奏疏說:“授官以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連上諫章,先奏請免除江淮賦稅以拯救災民;又請求多出宮人,減少宮中費用,消除孤居婦女的痛苦;反對宦官任“諸軍招討處置使”和王承宗作戰;請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當麵指陳皇帝犯了錯誤,差點受到處分。他經常麵對案前盈箱的諫紙,思考自己的責任,覺得愧對俸祿。同時他開始創作諷諭詩,以委婉的方式勸諫皇帝。元和四年,詩成,集為《新樂府》。在本組詩的序中他說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係於意而不係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則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麵標明題旨,如《七德舞》“美拔亂,陳王業也”,《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陽白發人》“湣怨曠也”,《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繚綾》“念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宮市也”等等。它體大思精,題材廣泛,從反對橫征暴斂到反對宮市,從譏刺邊功到譴責廣蓄宮女,從民間到朝廷再深入宮內,凡是他認為不滿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樂府》上承《秦中吟》的傳統,成為白居易諷喻詩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寫貞元至元和之際的事,其小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責“羨餘”製度給農民帶來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習,官僚腦滿腸肥,不顧江南幹旱的食人慘景等等。《新樂府》反映的時代更為廣闊,它寫的是從高祖李淵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問題更為深刻,影響更為深遠。
之後,元稹、張籍(766-830)、王建等開始通過倡和,而進一步擴大新樂府的陣地。元稹作新樂府詩。善於模仿,既學李紳,也學白居易,他的這部分詩反映社會麵也極為廣泛,故稱“元白”。如他的《田家詞》、《織婦詞》、《連昌宮詞》、《估客樂》等,也都是新樂府中的名篇,但他對於現實的揭露和批判不象白居易那樣大膽、深刻和旗幟鮮明。張籍的樂府詩有七八十首,其中約一半都用的是古題,但內容卻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頭鹿》、《別離曲》、《征婦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農民生活最為突出。王建與張籍齊名,人稱“張王樂府”。在古題和新題互相參用上,兩人也極為近似。王建樂府詩有不少新題材,如《水夫謠》寫纖夫,《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簇蠶詞》寫蠶農,《織錦曲》寫織女們的辛勤勞動,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僅擺一擺事實便戛然而止,主觀議論少,十分引人注目。張王二人樂府喜在結尾用重筆,並適當換韻來突出主題,語言通俗卻凝煉精悍。白居易和他們相互贈答,共同切磋,影響了一代作家,創作新樂府成為浪潮和風氣,進而成為中唐與古文運動並駕齊驅的文學革新運動。
新樂府運動影響很大,在各位作家還在世的時候,就已成為時代風尚。長安少年都仿效元、白兩人的詩體,自稱為元白體詩。一二十年間,官署、寺觀、驛站牆壁之上,無不題元白詩,王公、妾婦、牧童、走卒之口無不吟元白詩,至於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販賣,或用來交換茶、酒,處處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紹興山市看到鄉村學童學詩,便問他們學的什麽,學生齊聲回答:“先生教我們元白詩。”白居易也看到,自長安到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題著他的詩句,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吟詠他的詩句。新樂府運動取得了不可輕視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時代,白居易的詩已東渡日本,成為士庶模仿和追隨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