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秘史

第十五節 魏征直言進諫

　　公元626年，即“玄武門之變”那一年，李淵主動傳位給李世民，自己當了太上皇。李世民當上皇帝，即唐太宗，改元貞觀，次年為貞觀元年。從此，唐朝開始了興旺發達的曆史。

　　唐太宗雖然出身於大貴族家庭，但是他親自參加了推翻隋朝的鬥爭，親眼看到強大的隋王朝被農民起義推翻的經過。他總結隋亡的原因是因為隋煬帝荒淫無度，違背君道。所以，他當了皇帝，總是不忘隋朝滅亡的教訓。這些教訓，他都銘刻於心。他經常對他的兒子說：“一個皇帝，要是按正道辦事，百姓就擁護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這實在可怕！”他又說：“百姓好比水，皇帝好比是船。水能載船，也能翻船。”

　　建國之初，唐太宗就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地治理國政。古時候，把統治者聽取不同意見，判斷是非，然後采納正確的意見，叫做“納諫”。唐太宗很注意納諫。有一次，他問大臣魏征，君王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征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他非常讚成這個見解。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貞觀二年，一個叫李百藥的大臣對唐太宗說：“以前雖然釋放過宮女，但宮中無用的宮女仍然很多。宮裏陰氣太盛，也會招致天災。”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藥的建議，下令釋放宮女，前後放出3000多人。

　　公元626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個大臣建議：不滿18歲的男子，隻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詔書卻被魏征扣住不發。唐太宗催了幾次，魏征還是扣住不發。派人把魏征叫來，訓斥道：“那些個頭高大的男子，自己說不到18歲，其實可能是故意隱瞞年齡，逃避征兵。我已發布詔書，你為什麽扣住？”魏征不慌不忙地說：“我聽說，把湖水弄幹捉魚，雖能得到魚，但是到明年湖中就無魚可撈了；把樹林燒光捉野獸，也會捉到野獸，但是到明年就無獸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強力壯、不到18歲的男子都征來當兵，以後還從哪裏征兵呢？國家的租稅雜役，又由誰來負擔呢？”

　　唐太宗覺得魏征說得有道理，可還是不服氣。魏征接著說：“陛下的詔書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征召18歲以上的男子當兵，現在不到18歲的男子也得應征，這能算講信用嗎？”唐太宗吃驚地問：“我什麽時候不講信用？”魏征說：“陛下剛即位的時候，曾經下詔：拖欠官府東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們照樣催收，這是不是說話不算數？陛下一向說要以誠信待人，為什麽征兵的時候懷疑百姓作假？無緣無故懷疑人，這能算講信用嗎？”魏征的一席話，說得唐太宗啞口無言。於是，唐太宗又重新下了道詔書，免征不到18歲的男子。這以後，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

　　貞觀四年，唐太宗準備到洛陽巡遊，於是下令修洛陽乾元殿。大臣張玄素上書反對，他說：“因巡遊東部，先修宮室，這不是當前的急務。關中是全國的要地，應千方百計設法使其保持穩定。當年平定王世充時，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宮殿都拆毀了，取得了人民的擁護。現在還不到10年，又建豪華的宮殿，為什麽以前的壞事，又去學它呢？”唐太宗接受了張玄素的建議，說：“這是我考慮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唐太宗還鼓勵各級官吏有什麽說什麽，不要因為怕得罪皇帝而隱瞞真相。有一次，他詢問監修國史的房玄齡：“自古以來撰修國史都不讓本朝的君主看，這是為什麽呢？”房玄齡回答說：“一個正直的史官，他撰寫的國史一定會如實地記下君主的功過。君主看到裏麵記載著自己的過錯，一定會發怒，所以國史都不讓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說：“有什麽寫什麽，怎麽會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國史上怎樣寫的，把以前的錯誤，作為今後的鑒戒，有什麽不好呢？”房玄齡把有關高祖、太宗的兩部分曆史材料整理好，送給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6月4日下麵記載的玄武門之變有關殺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敘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編寫國史的史官叫來，細致地講了一遍當時的情況，並說誅殺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隱諱，因為這是安定國家、有利於百姓的事情。他還說“史官寫曆史，應該去掉浮詞，直書其事，這樣才能起到懲惡勸善的作用”。

　　貞觀中期以後，唐朝經濟更加繁榮，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盡力歌頌太平盛世。隻有魏征不忘過去的艱苦，給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在十個方麵的缺點，希望他警惕，保持貞觀初年的好作風。唐太宗不僅能納諫，並且主動采取措施引導大臣評論朝政，提出改進意見。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態度十分嚴肅，弄得大臣們戰戰兢兢，很長時間沒有人敢發表意見。唐太宗發現這個問題以後，主動改變作風，自己有意識找大臣交談，擺出一副和顏悅色的麵孔，以減少大臣的畏懼情緒。對敢於批評朝政的大臣，給予賞賜。

　　唐太宗為了給大臣創造批評朝政的條件，建立了一種製度，即允許諫官吏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實行這種製度以後，諫官能及時了解朝政內幕，宰相不敢謊報政績。軍國大政如果有錯誤，諫官有權當麵指責。同時，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可以及時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後根據第一手材料編寫起居注，對於封建統治者是一種監督。

　　唐太宗說過這樣一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大臣們都敢於直言，甚至連一個小地方官也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櫟（音lì）陽縣丞劉仁軌是個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對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節出去打獵，要求改在冬閑的時候進行。唐太宗不但采納了他的意見，還提升了他的官職，表示鼓勵。

　　公元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十分悲痛，親自為他撰寫了墓碑的碑文。以後他時常懷念魏征，說：“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麵鏡子！”公元645年，也就是魏征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遠征高麗，勞民傷財，損失慘重。回來的時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征，十分感歎地說：“假如魏征在世，他一定不會讓我有這番舉動的！”

　　正因為唐太宗能納諫，大臣們都敢於直言進諫，所以他在位期間，唐朝的政治比較開明，經濟繁榮，社會秩序比較安定，曆史上把這段時期稱作“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