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裏,飽嚐“夫為妻綱”、“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之苦的廣大婦女,其地位一向是卑微低下的。與這種社會現實相適應,長期以來封建史學家們在撰寫史書時,沒有為婦女立傳,她們在曆史中也沒有占有應得的一席之地,致使許多優秀、傑出的女性湮沒無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南朝宋代,範曄寫出《後漢書》以後,才得到徹底改變。
範曄(398-445年),是順陽郡順陽縣(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代著名的史學家。他出身於書香門第,祖上幾代在學術上都有一定的造詣,同時,以學取仕,在晉朝都當過大官。他的父親範泰也是如此,擅長經學研究,寫得一手好文章,先後在東晉和劉宋政權擔任要職。出身在家學如此醇厚的家庭裏,範曄自然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史書上說,他從小喜歡學習,廣泛閱讀政治、哲學和曆史著作,不僅文章寫得好,字也寫得很漂亮,還精通音樂,真是多才多藝。不過,由於他是妾生的庶子,在家裏受到兄長們的排擠,後來過繼給堂伯,承襲了一個地位不高的爵號。範曄初入仕途時,在劉裕的第四個兒子劉義康手下任職,頗受信任,屢屢升遷。可他不拘小節,公元424年,已是彭城王的劉義康生母去世,安葬的頭天晚上,他竟在酒醉之後,開窗偷聽挽歌取樂,惹得劉義康雷霆大怒,把他貶到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做太守。這以後,範曄悶悶不樂,為排遣煩憂,便在專記東漢曆史的各家著作的基礎上,增損刪補,裁以己意,撰成《後漢書》100卷。宋文帝很欣賞他的才能,委以要職和重任,範曄因此受到同僚們的冷嘲熱諷、嫉妒排斥,鬱鬱不得誌。公元445年,範曄的外甥謝綜等人準備擁戴劉義康為帝,取代宋文帝。範曄也參與謀劃活動,事情敗露後,於當年年底被殺害,年僅48歲。
範曄寫《後漢書》時,原計劃寫十紀、十誌、八十列傳,另有序列。由於中年遇害,未能完成這一計劃。實際上他隻完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序列沒有寫完,十誌委托給當時另一位史學家謝儼執筆,即將完稿時,謝儼與範曄一同被殺,這部分書稿從此不知去向。後來,南朝梁代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根據範曄生前曾盛讚晉代司馬彪所寫的關於東漢一代的“八誌”這一線索,擷取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誌”,移入《後漢書》,彌補它無“誌”的缺憾。所以,我們今天見到有紀、有傳還有誌的《後漢書》,實際上並非出自範曄一人之手,隻不過主體部分是由他完成的。
範曄前後,關於東漢曆史的著作多達幾十種,可是,他的《後漢書》問世以後,其它著作就逐漸銷聲匿跡,湮沒無聞了。這說明,他的《後漢書》具有與眾不同之處,這也正是後人所關注、探討和稱頌的地方。確實,無論從體裁的編撰技巧,還是從內容的思想性來說,範曄的《後漢書》都堪稱是一部史學名著,在中國史學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地位。
在編纂體例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後漢書》突出了婦女的地位。
《後漢書》特立《列女傳》,不光頌揚恪守封建道德的所謂貞節女性,對那些才華出眾的女性更是推崇備致。所以,他把博學多識、通曉音樂的女才子蔡文姬收入傳中,卻將她那位“賢而知義”的姊妹拒之傳外。在廣大婦女被嚴重桎梏於“三從四德”的封建社會裏,敢於率先在史書中,公開為婦女立傳,肯定她們在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範曄針對東漢一代的社會特點,記述人物時以類相從,特辟文苑、黨錮、宦者、獨行、逸民以及列女等類傳,分別敘述當時有影響的文學家、重節義的士大夫、專權的宦官、孤傲的名士、沽名釣譽之徒,這樣,既可節省篇幅,行文簡潔,又足以反映當時的社會風貌,便於後人了解和研究。
再次,範曄寫《後漢書》時,距東漢已有200餘年,沒有什麽直接的利害關係需要考慮,這使他能夠據事直書,無需隱諱什麽。評價人物時,持論公平,褒貶得當。
此外,《後漢書》用辭簡練,文筆優美,議論恣肆,可謂文采燦然一新,這也為該書增色不少,使它具有較強的可讀性,特別是人物傳記部分,讀來生動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