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羅庚

第二節 悉心培養人才

　　自從華羅庚回國後，他就把發現和培養人才作為己任。在他身邊工作的人，不管是誰推薦的，要是沒有真才實學，華羅庚堅決不收。若是被他看中的，隻要你願意，他會千方百計把你挖過來。

　　有人曾經開玩笑地和華羅庚說：“你看你這裏，哪裏像是個數學研究所啊，簡直就是個殘疾人學會。”

　　其實這話也有幾分道理，所長華羅庚因為早年的傷寒落下了左腿的殘疾，雖然在美國時得到了治療，但是和正常人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研究員陸啟鏗因為小兒麻痹，雙腿行走困難；研究員陳景潤“怪癖”“健忘”“似癡若愚”。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團隊，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每當和華羅庚說起培養人才，他總是謙虛地說：“我這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囑托做的。”

　　1952年的一天，夜幕降臨了，中南海碧波蕩漾的湖水和湖堤上的翠柳紅花隱沒在一片蒼茫的暮色中。

　　華羅庚坐在吉普車上向懷仁堂的方向駛去。他一邊催促著司機快點，一邊還在不停地寫著什麽。

　　司機說道：“華教授，今天是什麽活動啊，您這麽著急？”

　　華羅庚放下筆說道：“是場文藝演出，是為全國政協代表們舉辦的，去晚了不太好。”

　　“哦，對了，華教授，您這忙著什麽呢？”

　　華羅庚重新放下筆，回答道：“是演講稿，不是為了趕它我也不會遲到的。”

　　說完話，華羅庚又開始寫了起來。司機透過後視鏡看見華羅庚如此地認真，也不好再打擾，於是專心致誌地開車，不再說話。

　　不一會兒，到了懷仁堂，華羅庚看了看表，離演出開始還差1分鍾，他連忙收拾收拾東西，向演出大廳走去。

　　這時候，大廳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大家正屏住呼吸等待演出的開始。華羅庚借著從門縫中透過的一點光線，艱難地摸索著他的座位。

　　忽然，他看見在前麵七八排的位置上有人在向他招手，並用手指了指身邊的空位子。華羅庚高興地順著手指的方向走了過去，他坐定後向前麵一看，發現這個位置非常棒。

　　他自言自語道：“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看來我的運氣不錯嘛！”

　　“誰說你這大數學家的運氣壞了？”

　　聽到有人說話，華羅庚猛然想起剛才向他招手的那個人，他扭過頭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

　　華羅庚一下子呆住了，剛剛被擦幹的汗水，因為激動一下子又冒了出來。

　　看到這種場麵，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話首先向華羅庚問好。華羅庚激動得有些語無倫次，連連說：“好好，我好。毛主席您也好！”

　　毛澤東輕輕地拍了拍華羅庚的肩膀，說道：“我也是貧苦人家出身的，咱們兩個都一樣。”接著他又詼諧地說：“要不你就當我是一道數學題好了。”

　　聽了毛澤東這親切的話語，華羅庚的心情也平靜了下來，兩個人愉快地交談了起來。

　　毛澤東問道：“羅庚同誌，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麽困難嗎？”

　　“沒有，一切都挺好的。”

　　“咱們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條件肯定比不上美國，但是要有信心，我們一定能夠超過美國的。”

　　“嗯！”華羅庚鄭重地點了點頭，說“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趕上並超過那些西方大國。”

　　毛澤東聽了點點頭，又說：“你能夠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的懷抱，起到了一個榜樣的作用，在你的帶動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學者都回來了。為此我代表黨中央，得好好感謝你啊！”

　　“主席竟然感謝我！”華羅庚的血又沸騰了。

　　毛澤東繼續說道：“現在國家的建設需要大批的科學人才，羅庚同誌，你可要擔負起培養人才的重任啊！”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華羅庚連忙答應說。

　　又談了一會兒，兩人便聚精會神地看起戲來，毛澤東看著台上的京戲，講了許多典故，華羅庚是個京戲迷，他和毛澤東談得很投機。

　　這是華羅庚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接觸，從此，毛澤東的囑托便銘刻在華羅庚的心中：要為勞動人民培養出更多的好學生來。

　　華羅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囑托，他的學生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以一個個驚人的成果脫穎而出了。

　　王元在1956年至1957年，將蘇聯數學家布赫希塔布的（4+4）改進為（3+3）；1962年，潘承洞證明了（1+5）；1963年，潘承洞、蘇聯的巴爾巴思和王元又都證明了（1+4）；1966年，陸啟鏗的一個猜想，被國際數學界稱為“陸啟鏗猜想”等。

　　在華羅庚的眾多學生中，最令他激動的是那個和他有著相似經曆的，後來被稱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陳景潤。

　　陳景潤於1933年5月22日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他從小是個瘦弱、內向的孩子，卻獨獨愛上了數學。演算數學題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枯燥無味的代數方程式使他充滿了幸福感。

　　陳景潤在福州英華中學讀書時，有幸聆聽了清華大學調來的一名很有學問的數學教師沈元講課。

　　沈元給同學們講了一道世界數學難題：大約在200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國數學家提出了一個命題。他在給俄國聖彼得堡的數學家歐拉的信中寫道：

　　隨便取某一個奇數，比如77，可以把它寫成3個素數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個奇數，比如461，461=449+7+5，也是3個素數之和，461還可以寫成257+199+5，仍然是3個素數之和。這樣，我發現：任何大於5的奇數都是3個素數之和。但怎樣證明呢？雖然做過的每一次試驗都得到了上述結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數都拿來檢驗，需要的是一般的證明，而不是個別的檢驗。

　　歐拉認為哥德巴赫的這個命題看來是正確的，但是他也給不出嚴格的證明。同時歐拉又提出了另一個命題：“任何一個大於2的偶數都是兩個素數之和。”但是這個命題他也沒能給予證明。

　　不難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題是歐拉命題的推論。事實上，任何一個大於5的奇數都可以寫成如2N+1=3+2（N-1），其中2（N-1）≥4.若歐拉的命題成立，則偶數2N可以寫成兩個素數之和，於是奇數2N+1可以寫成3個素數之和。從而，對於大於5的奇數，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題成立並不能保證歐拉命題的成立。因而歐拉的命題比哥德巴赫的命題要求更高。現在通常把這兩個命題統稱為哥德巴赫猜想。

　　歐拉和哥德巴赫在有生之年都沒有將這個猜想證明出來。在1900年，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在世界數學家大會上作了一篇報告，提出了23個挑戰性的問題，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一。

　　200多年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吸引了眾多的數學家，從而使它成為“世界數學界一大懸案”。

　　講到這裏，沈元老師還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數學是自然科學皇後，‘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後王冠上的明珠！”

　　這引人入勝的故事給陳景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著陳景潤。

　　1953年，陳景潤畢業於廈門大學數學係，作為優秀的畢業生，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學——北京四中教書。這位養成了離群習慣的大學畢業生，一到這些活潑可愛的學生當中，簡直無法應付。在京一年內他病了6次，住了3次院。

　　沒有辦法，陳景潤隻好回家，後來迫於生計，他辦起了報攤，為了躲避工商稅務的檢查，他還突發奇想將廈門大學的畢業證書當做執照擺在書攤最顯眼的地方。

　　他的這個舉動為報攤招攬了很多的生意，同時也招來了廈門大學的校長王亞楠，看見自己學校的高才生在這裏辦報攤，實在是大材小用，於是把他“撿回”廈門大學，讓他當了一名圖書館的資料員。

　　陳景潤每天除了整理圖書資料外，還擔負著為數學係學生批改作業的工作，盡管時間緊張、工作繁忙，他仍然堅持不懈地鑽研數學科學。那時候，陳景潤對數學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係統地閱讀了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

　　這本《堆壘素數論》陳景潤一共拜讀了20多遍，重要的章節閱讀過40遍以上。在這期間，陳景潤還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

　　在長期的刻苦鑽研之下，他發現《堆壘素數論》中的“塔內問題”似乎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於是他就根據自己的看法，寫了以“塔內問題”為題的論文。

　　陳景潤懷著興奮、惶恐的心情，將論文呈給李文清教授過目。在這篇論文中，陳景潤不但提出了“塔內問題”可以改進的地方，而且還提出了具體改進的意見。

　　李教授看完這篇論文非常欣賞，把它寄到了北京，1956年，轉到了華羅庚的身邊。

　　《堆壘素數論》問世以後，國內外數學家對其推崇備至，從來沒有誰提出還有需要商討的地方，想不到一名大學圖書管理員竟提出“有的地方似乎值得改進”的意見。

　　華羅庚的得意門生王元先仔細研究了這篇論文，隨後他找到華羅庚，說道：“華老師，這篇‘塔內問題’雖然文章寫得很亂，但裏麵的論證是對的。陳景潤利用高次多項式對應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處理低次多項式對應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對蘇聯科學院研究所所長維諾格拉多夫和您的兩種不同方法結合運用得很好。”說完，就把論文交給了華羅庚。

　　華羅庚聽了王元的匯報，高興極了，他認真地看了陳景潤對他的著作提出的改進意見，邊看邊點頭。

　　看完後，他問道：“有誰知道這個陳景潤是幹什麽的？”

　　“據說大學剛畢業，在圖書館裏工作。”有一位學生回答道。

　　“後生可畏啊！他很有想法！很有培養前途！”說完，華羅庚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批評道：“你看看你們，每天都在我的身邊，怎麽就不知道給我的書提點意見呢？”

　　說到這，他又麵露微笑地說：“倒是這個千裏之外的小夥子，竟然把我的書讀得那麽透。”

　　在座的學生聽了，越發欽佩華羅庚虛懷若穀的精神，也對自己的學習不認真感到很慚愧。

　　華羅庚和當年的熊慶來一樣求才心切，思賢若渴，希望盡快地見到這個年輕人。

　　他吩咐王元：“給陳景潤發個請帖，就說我請他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來參加數學討論會，請他到會作報告。”

　　華羅庚的好友賽爾伯格曾經說過：“要是華羅庚像他的許多同胞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留在美國的話，毫無疑問，他會對數學作出更多的貢獻。另一方麵，我認為，他回國對中國是十分重要的，很難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國，中國的數學會是什麽樣。”

　　中國的數學會是什麽樣，現在已無法猜測，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華羅庚如果不曾回國，陳景潤的命運和遭遇必定與現在不同。

　　1956年，陳景潤應邀來到了北京，華羅庚約他在北京西苑飯店的會客室見麵。

　　這次見麵由於時間關係兩個人隻是隨便聊了兩句，華羅庚對陳景潤的論文“塔內問題”給予了肯定，同時告訴陳景潤，明天的大會上會讓他作報告，讓他好好準備一下。

　　雖說華羅庚已經提前通知陳景潤讓他做好準備，但是在大會上，不善言辭的陳景潤還是出了醜。陳景潤站在講台上，看見台下坐著30多位自己的前輩、老師，心情更加窘迫，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黑板上寫了題目，磕磕巴巴地講了幾句，然後又轉到黑板上寫了起來，寫了幾句，轉過身剛想說話，可是隻說了一個“我”字，就卡住了，沒辦法又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了起來。

　　就這樣反反複複幾次，台下的聽眾開始小聲地議論起來了。看到這種情景，華羅庚二話沒說登上台，對大家說道：“陳景潤普通話說得不好，怕大家聽不明白，現在我替他介紹。”

　　講完以後，華羅庚還做了評論性的發言，高度評價了陳景潤的成果。作為“聽眾”的陳景潤，被華羅庚這種長者的風範深深地感動，眼淚差點奪眶而出。

　　通過這幾天的短暫接觸，華羅庚對陳景潤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認為這個青年人勤奮好學，具有極高的數學天賦，當然了，這個年輕人身上的缺點也不少，但是那些在華羅庚的眼裏已經微不足道了。

　　在會後，華羅庚親切地問陳景潤：“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想和你們學校商量商量，把你調到北京來工作。”

　　1957年，在華羅庚的積極努力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致函廈門大學，要求商調陳景潤到數學所工作。

　　由於陳景潤在廈門大學數學係的工作無人接替，廈門大學暫不同意放人。

　　1957年3月，華羅庚委托陸啟鏗利用參加廈大校慶科學研討會的機會，再一次與廈門大學商榷調動陳景潤的事宜。1957年9月，在華羅庚的直接關心下，陳景潤終於調到了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

　　陳景潤回憶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時說：

　　“我從一個學校圖書資料室的狹小天地走出來，突然置身於全國名家、高手雲集的專門研究機構，眼界大開，如魚得水。”

　　“在數學所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在華羅庚教授的親切指導和幫助下，我在這裏充分領略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數論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當時數學所多次舉行數論討論，經過一番苦戰，我先後寫出了華林問題、圓內整點問題等多篇論文。”

　　“這些成果也凝結著華老的心血，他為我操了不少心，並親自為我修改論文。我每前進一步都是同華老的幫助和指導分不開的。正是華老的教導和熏陶，激勵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數論前沿的。他是培養我成長的恩師。”

　　陳景潤到了數學研究所後，最令他感興趣的是以哥德巴赫猜想為中心的數論討論班。中學時代沈元老師講的那些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問題，早就在他的心底紮下了根，現在終於能夠接觸這方麵最先進的知識了，陳景潤決定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

　　哥德巴赫猜想雖然早在1739年就提出來了，但是直至20世紀20年代，才有人敢開始向它發起挑戰。1920年挪威數學家布朗用一種古老的篩選法證明，得出了一個結論：任何大於特定大偶數N的偶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殆素數之和的形式，且這兩個殆素數隻擁有最多9個素因子。

　　所謂“殆素數”就是素數因子，包括相同的與不同的個數不超過某一固定常數的奇整數。例如，15=3×5有2個素因子，27=3×3×3有3個素因子。

　　此結論被記為“9+9”。這種縮小包圍圈的辦法很管用，數學家們於是從“9+9”開始，逐步減少每個殆素數裏所含素因子的個數，直至使每個殆素數都是奇素數為止。

　　1930年，蘇聯數學家希尼列爾曼解決了較弱的哥德巴赫猜想，即：每個正整數都是不超過S個素數之和，此處S為一個常數；1937年，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多夫基本上證明了關於奇數的哥德巴赫猜想，即：證明了充分大的奇數都是3個奇素數之和。

　　早在20世紀30年代，華羅庚就研究過哥德巴赫問題，在1938年，他證明過：“幾乎所有的偶數都是兩個奇素數之和”，即：關於偶數的哥德巴赫猜想，對於絕大多數偶數都成立。

　　至1957年世界上關於哥德巴赫猜想最先進的理論是王元證明的“3+3”和“2+3”。

　　陳景潤確定了自己的目標以後，就開始了腳踏實地的研究工作。

　　每天天不亮陳景潤就夾著書本，起身到圖書館，他在這裏一待就是一整天。除了偶爾喝口水，啃幾口幹饅頭外，就是不停地閱讀、思考和演算。數學被很多人認為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但陳景潤在數學的王國裏卻找到了快樂的天堂，樂而忘返。

　　陳景潤對數學的癡迷已經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飯，摸摸腦袋，發現頭發太長了，心想：“應該快去理一理，要不，別人看見了，還當我是個姑娘呢。”

　　於是，他放下飯碗，就跑到理發店去了。理發店裏人很多，大家挨著次序理發。陳景潤拿的牌子是38號。

　　他看了看這個牌子，又看了看外邊的天色，心想：“輪到我還早著哩。時間是多麽寶貴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費掉。”

　　他邊想邊走出了理發店，找了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然後從口袋裏掏出個小本子，憑著上邊的筆記開始演算了起來。

　　突然他卡住了，原來有個地方的筆記因為當時筆沒墨水了，所以寫得不是很清楚。陳景潤是那種較真的人，看到不清楚的東西，他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於是他起身就往圖書館的方向走去，邊走邊想：“我回去查書弄清楚後再回來，還能趕得上理發呢。”

　　陳景潤到了圖書館，就像魚兒回到了大海，他在這裏一待，立刻忘記了一切。眼睛裏隻有書，心裏想的隻有知識。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陳景潤才從書本中回過神來，他一拍腦門：“喲！還想著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就走呢，誰知道一看上書就什麽都忘記了，竟然又多看了好幾個問題。”

　　想到這兒他急忙起身往理發店走去。等他到了理發店，人家早就打烊下班了。

　　陳景潤摸了摸自己的頭發，自言自語道：“全是你的錯，害得我來回跑了兩趟，浪費了那麽多時間，結果還沒有理成，看我回去怎麽收拾你。”

　　陳景潤回到他住的宿舍後，幹脆自己拿起剪子，也不照鏡子，就三下五除二地把頭發剪短了。

　　第二天，大家看見陳景潤那參差不齊的頭發時，全都“哈哈”大笑了起來。

　　除了為了讀書忘記理發外，陳景潤還多次因為看書太入神，而被關在圖書館裏。甚至有一次，他邊走邊讀，竟然撞到了電線杆上，他不僅沒有反省自己，反而頭也不抬地埋怨道：“誰啊，也不看著路，竟然撞我！”

　　平時，陳景潤那副如醉如癡的樣子，一般人見了很不理解，諸如上麵描繪的笑話傳開以後，人們都不明緣由地怪罪起華羅庚來。說：

　　“那麽多人向華教授推薦人才他不要，他自己偏偏看重了這個陳景潤，這陳景潤到底有哪兒好，他典型就是一個怪人！”

　　陳景潤聽到大家對他的議論後，找到華羅庚說：“我想回廈大！”

　　華羅庚不解地看了看陳景潤，問道：“這裏有什麽不好嗎？”

　　“沒有，這裏一切都非常好，但是我還是想回去。”

　　聽了這話，華羅庚更加不解了。

　　這時，華羅庚妻子吳筱元插嘴道：“景潤，你是不是聽到什麽風言風語了？”

　　陳景潤默不做聲了。

　　華羅庚非常嚴肅地對陳景潤說：“那些話我也聽到了，你不要理會別人怎麽評價你，你隻要搞你的學問。不管什麽時候，你都不能停止數學研究。”

　　“華老師，我想離開這裏，不是因為在意別人怎麽說我，而是不能容忍別人那樣說您。”

　　吳筱元聽了這話，搶先說：“景潤，你想得太多了。你們華老師最在意的不是別人怎麽說他，而是你聽了別人的話後怎麽去做。如果他真的在意別人的說法，那麽你想想，你現在還會在北京嗎？”

　　陳景潤激動地說道：“師母您說得對，如果華老師在意別人的看法，那麽當初我給他寫信提出我的不同觀點時，他就會把我給封殺了，哪裏還能讓我上北京來呢！”

　　華羅庚欣慰地說：“你明白就好！時間不早了，讓你師母去做飯，今天就在我這裏吃吧。”

　　看著這位像父親一樣的恩師，陳景潤含著眼淚點了點頭。

　　不久，華羅庚在一次大會上，把陳景潤樹立為“安、鑽、迷”的代表，鼓勵他搞科學研究的似癡若愚精神，號召年輕人向他學習。

　　不管人們對陳景潤褒也好，貶也好，華羅庚都不改初衷，必要時便站出來保護他。1963年，全所科技人員提職時，華羅庚頂住多方壓力，極力讚成將陳景潤從實習研究員提升為助理研究員。

　　事實證明，華羅庚的眼光沒有錯。1966年，年僅33歲的陳景潤在《科學通報》上發表《表達偶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簡稱“1+2”的論文，這成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裏程碑。

　　1973年，陳景潤完成了對“1+2”證明的修改。一天，他興衝衝地走進了王元的辦公室，將修改後的“1+2”證明，遞給王元，請他幫忙修改。

　　經過認真的研究後，王元驚喜地發現，他的這位“師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獨創性成果，既超過了國內的水平，也超過了國際上的先進水平。

　　王元不愧是華羅庚的學生，看了陳景潤的論文，他自豪地對別人說：“咱們在數學領域裏幹了這麽多年，真正領先的成果不是那麽多。陳景潤在這個問題上是下了工夫的，國內外解決哥德巴赫猜想的辦法已經不多了，陳景潤把‘油水’都擠幹了！陳景潤的高度創造性與百折不撓的精神，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

　　除了研究結果領先外，王元還發現，陳景潤在論證方法上也有突出的創造性，他以國際上通用的加權“篩法”為基礎，成功地計算出了將偶數表為某種類型的一個素數與三個素數之積的和的表示法的上界，從而證明大偶數都可以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

　　很快，王元欣喜地向華羅庚報告了這件事，華羅庚也非常高興，他說：“過去陳景潤似癡若愚地鑽研，終於鑽研出了成績，你代我向他好好地祝賀一番。”

　　其實王元的心裏清楚，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的成就與華羅庚是分不開的，但是在這裏，華羅庚除了真心的祝福外，沒有一點報功的意思。

　　不久，陳景潤的這篇“1+2”的論文在《中國科學》上發表了。論文全文發表後，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就像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突然拋進了國際數學界。數學家們從世界各地迸發出一片讚歎聲：

　　在數學研究所，華羅庚的一批學生，在解析數論方麵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近年來，那裏所得到的傑出成果是陳景潤的定理。這個定理，是當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麵最好的成果。

　　“陳氏定理”構成了篩法理論的光輝頂峰！

　　華羅庚利用陳景潤在國際上的名聲正旺，於是向有關組織和中央領導人匯報，要求組織上對陳景潤進行保護。

　　1973年4月25日淩晨3時，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武衡親自派人去把陳景潤帶到清華大學，向他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關懷。幾天之後，陳景潤被送進醫院養病，陳景潤患腹膜結核症，長期低燒盜汗。

　　等到陳景潤的一切都安排妥當後，華羅庚才由衷地露出了微笑。

　　華羅庚除了給予陳景潤學術上的指導和幫助外，還教會了他的學生如何對待困難和挫折，如何選擇人生的道路。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陳景潤兩次出國訪問、講學。出於對老師的尊敬，每次出訪之前他都要到華羅庚家道別、請教。

　　華羅庚曾當麵對陳景潤和陪同他前來的李尚傑說：“景潤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數學領域最好的成果。”

　　陳景潤則謙虛地說：“謝謝華老師，您過獎了，都是因為華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績。”

　　坐在一邊的華羅庚妻子忍不住插話說：“景潤是夠用功的，剛才你沒回來，等你的幾分鍾，他還拿出書來看呢。”

　　華羅庚讚許地看著學生，滿意地點了點頭。

　　有人曾經問華羅庚：“你的學生當中你認為誰最令你感動？”

　　華羅庚回答道：“我的學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動的是‘1+2’。”

　　陳景潤走後，華羅庚妻子說道：“1+2，可能讓陳景潤的聲望在你之上，你親手培養了一個對手，你不後悔嗎？”

　　華羅庚聽了這話笑了，說：“怎麽可能是對手呢，科學本身就是相互連貫的，隻有踩著前人的肩膀才能夠不斷地前進。都是為科學，為了同一個目標，哪裏能夠說是對手呢？再說了，陳景潤是我的學生，看見他有今天的成績，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麽會後悔！要說後悔，那就是後悔自己發現的人才還太少……”

　　華羅庚不光在工作學習中給自己的弟子以幫助，在生活上，對自己的弟子也是關愛有加。

　　當得知陳景潤患帕金森氏綜合征時，華羅庚十分難過，他說：“可不能讓陳景潤得這種無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1985年，華羅庚在出訪日本前，親自到中日友好醫院去探視正在住院治療的陳景潤，並對他說：“中日友好醫院神經科王國湘主任檢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綜合征，等我回國後，咱們都在這兒住院。”

　　誰知，這一麵竟成了這師生兩人的最後訣別。

　　當華羅庚去世的消息傳來，抱病的陳景潤萬分悲痛，泣不成聲，他嘴裏不停地念叨：“華老走了，支持我、愛護我的恩師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華羅庚骨灰安放儀式。此時，陳景潤已是久病纏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

　　數學所的領導和同事們都勸陳景潤不要去了，但陳景潤說：“華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見老師最後一麵。”

　　在他的堅持下，家人幫他穿衣、穿襪、穿鞋，由別人把他背下樓去。到了八寶山，大家建議陳景潤先坐在車裏，等儀式結束以後再扶他到華羅庚的遺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他堅持要和大家一樣站在禮堂裏。

　　因參加儀式的人太多，大家怕他摔倒，隻好由3個人一左一右架著胳臂，後邊一個人支撐著。就是這樣，陳景潤一直堅持到華羅庚骨灰安放儀式結束。追悼會開了整整40分鍾，他就硬撐著站了40分鍾，40分鍾裏他一直在哭，在流淚。

　　陳景潤對自己的恩師評價很高，他說：“我的導師華羅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數學家。作為人，他的人格非常高尚，他對自己弟子們的關愛，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沒有華老師精神上的鼓勵和學術上的指導，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而他自己在數論研究方麵取得的豐碩成果更是我們數學界的楷模。我不知道這一輩子怎麽報答華老師。”

　　華羅庚用他辛勤的汗水和高尚的人格，為我國數學界培養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其中最出色的有：代數方麵成就最大的是萬哲先；在函數論方麵有創造的是陸啟鏗；在數論方麵有重要貢獻的有王元、陳景潤等。

　　在半個世紀中，我國數學界受華羅庚教益的，早期有他的合作者段學複、閡嗣鶴、樊稅、徐賢修等人。

　　新中國成立後，受華羅庚直接教育、培養而後在國際數學界享有盛名的人就更多了，除陳景潤、王元、陸啟鏗之外，還有越民義、裴定一、萬哲先、龔升、許孔時、吳方、魏道政、嚴士健、潘承洞、鍾家慶、孫繼廣、馮克勤、陸洪文、那吉生、徐偉宣等。為國民經濟建設從事數學普及工作的得力助手有陳德泉、計雷、李誌傑等人。

　　華羅庚沒有愧對毛澤東的囑托，沒有愧對人民對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