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元曲鑒賞

第九十九節 白居易（2）

　　花非花

　　白居易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白居易詩不僅以語言淺近著稱，其意境亦多顯露。這首“花非花”卻頗有些“朦朧”味兒，在白詩中確乎是一個特例。

　　詩取前三字為題，近乎“無題”。首二句應讀作“花——非花，霧——非霧”，先就給人一種捉摸不定的感覺。“非花”、“非霧”均係否定，卻包含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霧。因此可以說，這是兩個靈巧的比喻。蘇東坡似從這裏獲得一絲靈感，寫出了“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水龍吟》）的名句。蘇詞所詠為楊花柳絮，而白詩所詠何物未嚐顯言。但是，從“夜半來，天明去”的敘寫，可知這裏取喻於花與霧，在於比方所詠之物的短暫易逝，難持長久。

　　單看“夜半來，天明去”，頗使讀者疑心是在說夢。但從下句“來如春夢”四字，可見又不然了。“夢”原來也是一比。這裏“來”、“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啟下作用，由此生發出兩個新鮮比喻。“夜半來”者春夢也，春夢雖美卻短暫，於是引出一問：“來如春夢幾多時？”“天明”見者朝霞也，雲霞雖美卻易幻滅，於是引出一歎：“去似朝雲無覓處”。

　　詩由一連串比喻構成，這叫博喻。它們環環緊扣，如雲行水流，自然成文。反複以鮮明的形象突出一個未曾說明的喻意。詩詞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賀鑄《青玉案》的“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但這些博喻都不過是詩詞中一個組成部分，象此詩通篇用博喻構成則甚罕見。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鬥、牽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噓名複何益”；後一例用煙草、風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問閑悉都幾許”，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確的。而此詩隻見喻體（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個耐人尋思的謎。從而詩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層“朦朧”的色彩了。

　　雖說如此，但此詩詩意卻並不完全隱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編在集中“感傷”之部，同部還有情調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詩中寫道：“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堅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簡簡吟》，詩中寫到：“二月繁霜殺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二詩均為悼亡之作，它們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銷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雲”，與此詩末二句的比喻幾乎一模一樣，連音情都逼肖的，它們都同樣表現出一種對於生活中存在過、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與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詩在集中緊編在《簡簡吟》之後，更告訴讀者關於此詩歸趣的一個消息。此詩大約與《簡簡吟》同時為同一目的所作吧。

　　此詩運用三字句與七字句輪換的形式（這是當時民間歌謠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節律整飭與錯綜之美，極似後來的小令。所以後人竟采此詩句法為詞調，而以“花非花”為調名。詞對五七言詩在內容上的一大轉關，就在於更傾向於人的內在心境的表現。在這點上，此詩也與詞相近。這種“詩似小詞”的現象，出現在唐代較早從事詞體創作的詩人白居易筆下，原是很自然的。

　　（周嘯天）

　　邯鄲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

　　第一句敘客中度節，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是個重要節日，朝廷裏放假，民間互贈飲食，穿新衣，賀節，一切和元旦相似，這樣一個佳節，在家中和親人一起歡度，才有意思。如今在邯鄲的客店裏碰上這個佳節，將怎樣過法呢？第二句，就寫他在客店裏過節。“抱膝”二字，活畫出枯坐的神態。“燈前”二字，既烘染環境，又點出“夜”，托出“影”。一個“伴”字，把“身”與“影”聯係起來，並賦予“影”以人的感情。隻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著抱膝枯坐的身子，其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於言表。

　　三、四兩句，正麵寫“思家”。其感人之處是：他在思家之時想象出來的那幅情景，卻是家裏人如何想念自己。這個冬至佳節，由於自己離家遠行，所以家裏人一定也過得很不愉快。當自己抱膝燈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時候，家裏人大約同樣還沒有睡，坐在燈前，“說著遠行人”吧！“說”了些什麽呢？這就給讀者留下了馳騁想象的廣闊天地。每一個享過天倫之樂的人，有過類似經曆的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想得很多。

　　宋人範希文在《對床夜語》裏說：“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這議論並不確切。二者各有獨到之處，正不必抑此揚彼。此詩的佳處，正在於以直率而質樸的語言，道出了一種人們常有的生活體驗，因而才更顯得感情真摯動人。

　　（霍鬆林）

　　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此詩作於貞元三年（787），作者時年十六。詩是應考的習作。按科場考試規矩，凡指定、限定的詩題，題目前須加“賦得”二字，作法與詠物相類，須繳清題意，起承轉合要分明，對仗要精工，全篇要空靈渾成，方稱得體。束縛如此之嚴，故此體向少佳作。據載，作者這年始自江南入京，謁名士顧況時投獻的詩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顧況看著這年輕士子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雖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卻也有言外之意，說京城不好混飯吃。及讀至“野火燒不盡”二句，不禁大為嗟賞，道：“道得個語，居亦易矣。”並廣為延譽。（見唐張固《幽閑鼓吹》）可見此詩在當時就為人稱道。

　　命題“古原草送別”頗有意思。草與別情，似從古代的騷人寫出“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楚辭·招隱士》）的名句以來，就結了緣。但要寫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關送別之意，尤其是要寫出新意，仍是不易的。

　　首句即破題麵“古原草”三字。多麽茂盛（“離離”）的原上草啊，這話看來平常，卻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說是從“春草生兮萋萋”脫化而不著跡，為後文開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嚐不可開作“秋來深徑裏”（僧古懷《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將是另一種氣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榮秋枯，歲歲循環不已。“一歲一枯榮”意思似不過如此。然而寫作“枯——榮”，與作“榮——枯”就大不一樣。如作後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發出三、四的好句來。兩個“一”字複疊，形成詠歎，又先狀出一種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枯榮”二字的發展，由概念一變而為形象的畫麵。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它是斬不盡鋤不絕的，隻要殘存一點根須，來年會更青更長，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這一特點，不說“斬不盡鋤不絕”，而寫作“野火燒不盡”，便造就一種壯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間，大片枯草被燒得精光。而強調毀滅的力量，毀滅的痛苦，是為著強調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歡樂。烈火是能把野草連莖帶葉統統“燒盡”的，然而作者偏說它“燒不盡”，大有意味。因為烈火再猛，也無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須，一旦春風化雨，野草的生命便會複蘇，以迅猛的長勢，重新鋪蓋大地，回答火的淩虐。看那“離離原上草”，不是綠色的勝利的旗幟麽！“春風吹又生”，語言樸實有力，“又生”二字下語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說此兩句“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語簡而意盡”，實未見得。

　　此二句不但寫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寫出一種從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寫枯，一句寫榮，“燒不盡”與“吹又生”是何等唱歎有味，對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絕千古。而劉句命意雖似，而韻味不足，遠不如白句為人樂道。

　　如果說這兩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寫“草”，那麽五、六句則繼續寫“古原草”而將重點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別”題意，故是一轉。上一聯用流水對，妙在自然；而此聯為的對，妙在精工，頗覺變化有致。“遠芳”、“睛翠”都寫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體、生動。芳曰“遠”，古原上清香彌漫可嗅；翠曰“晴”，則綠草沐浴著陽光，秀色如見。“侵”、“接”二字繼“又生”，更寫出一種蔓延擴展之勢，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競爭之強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則扣題麵“古原”極切。雖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卻使古原恢複了青春。比較“亂蛬鳴古塹，殘日照荒台”（僧古懷《原上秋草》）的秋原，該是如何生氣勃勃！

　　作者並非為寫“古原”而寫古原，同時又安排一個送別的典型環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別在這樣的背景上發生，該是多麽令人惆悵，同時又是多麽富於詩意嗬。“王孫”二字借自楚辭成句，泛指行者。“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說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懷思行遊未歸的人。而這裏卻變其意而用之，寫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增送別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葉都飽含別情，那真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這是多麽意味深長的結尾啊！詩到此點明“送別”，結清題意，關合全篇，“古原”、“草”、“送別”打成一片，意境極渾成。

　　全詩措語自然流暢而又工整，雖是命題作詩，卻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語語有餘味，不但得體，而且別具一格，故能在“賦得體”中稱為絕唱。

　　（周嘯天）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

　　白居易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裏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是一個多難的時代，他從十多歲開始，即因戰亂而離家四處飄泊。德宗貞元十五年（799）春，宣武軍（治所在開封）節度使董晉死，其部下舉兵叛亂。繼之彰義軍（治所在汝南）節度使吳少誠亦叛，唐朝廷不得不發兵征討，河南一帶再次淪為戰亂的中心。由於漕運受阻，加上旱荒頻仍，關內（今陝西省中部、北部及甘肅一部分地區）饑饉十分嚴重。就在這一年秋，白居易為宣州刺史所貢，第二年春在長安考中進士，旋即東歸省親。這首河南經亂書懷的詩，大約就寫於這一時期。

　　這是一首感情濃鬱的抒情詩，讀來如聽詩人傾訴自己身受的離亂之苦。在這戰亂饑饉災難深重的年代裏，祖傳的家業蕩然一空，兄弟姊妹拋家失業，羈旅行役，天各一方。回首兵燹後的故鄉田園，一片寥落淒清。破敝的園舍雖在，可是流離失散的同胞骨肉，卻各自奔波在異鄉的道路之中。詩的前兩聯就是從“時難年荒”這一時代的災難起筆，以親身經曆概括出戰亂頻年、家園荒殘、手足離散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苦難的現實生活。接著詩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離散各在一方，猶如那分飛千裏的孤雁，隻能吊影自憐；辭別故鄉流離四方，又多麽象深秋中斷根的蓬草，隨著蕭瑟的西風，飛空而去，飄轉無定。“吊影分為千裏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兩句，一向為人們所傳誦。詩人不僅以千裏孤雁、九秋斷蓬作了形象貼切的比擬，而且以吊影分飛與辭根離散這樣傳神的描述，賦予它們孤苦淒惶的情態，深刻揭示了飽經戰亂的零落之苦。孤單的詩人淒惶中夜深難寐，舉首遙望孤懸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聯想到飄散在各地的兄長弟妹們，如果此時大家都在舉目遙望這輪勾引無限鄉思的明月，也會和自己一樣潸潸淚垂吧！恐怕這一夜之中，流散五處深切思念家園的心，也都會是相同的。詩人在這裏以綿邈真摯的詩思，構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鄉愁的圖景，從而收結全詩，創造出渾樸真淳、引人共鳴的藝術境界。

　　全詩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話語，抒寫人們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實情感。清劉熙載在《藝概》中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這首詩不用典故，不事藻繪，語言淺白平實而又意蘊精深，情韻動人，堪稱“用常得奇”的佳作。

　　（左成文）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白居易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複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那麽，詩人為什麽要作這樣的修改呢？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為“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著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麵上有一層神秘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遊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元、白兩人想必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隻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詩比美的。

　　聯係元稹的詩，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憶元九》詩雖象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從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

　　（陳邦炎）

　　惜牡丹花

　　白居易

　　惆悵階前紅牡丹，晚來唯有兩枝殘。

　　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在群芳鬥豔的花季裏，被譽為國色天香的牡丹花總是姍姍開遲，待到她占斷春光的時候，一春花事已經將到盡期。曆代多愁善感的詩人，對於傷春惜花的題材總是百詠不厭。而白居易這首《惜牡丹花》卻在無數惜花詩中別具一格。人們向來在花落之後才知惜花，此詩一反常情，卻由鮮花盛開之時想到紅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鮮立意表現了對牡丹的無限憐惜，寄寓了歲月流逝、青春難駐的深沉感慨。

　　全詩雖然隻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氣跌宕回環，語意層層深入。首句開門見山，點出題意：“惆悵階前紅牡丹”，淡淡一筆，詩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紅豔，都已曆曆分明。“惆悵”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開敗的錯覺，立即將人引入惜花的惆悵氣氛之中。第二句卻將語意一轉：“晚來唯有兩枝殘”，強調到晚來隻有兩枝殘敗，才知道滿院牡丹花還開得正盛呢！“唯有”、“兩枝”，語氣肯定，數字確切，足見詩人賞花之細心，隻有將花枝都認真數過，才能得出這樣精確的結論，而唯其如此精細，才見出詩人惜花之情深。這兩句自然樸質，不加雕飾，僅用跌宕起伏的語氣造成一種寫意的效果，通過惜花的心理描繪表現詩人黃昏時分在花下流連忘返的情景，可謂情篤而意深。

　　既然滿院牡丹隻有兩枝殘敗，似乎不必如此惆悵，然而一葉知秋，何況兩枝？詩人從兩枝殘花看到了春將歸去的消息，他的擔心並非多餘。“明朝風起應吹盡”，語氣又是一轉，從想象中進一步寫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許未必起風，“應”字也說明這隻是詩人的憂慮。但天有不測風雲，已經開到極盛的花朵隨時都會遭到風雨的摧殘。一旦風起，“寂寞萎紅低向雨，離披破豔散隨風”，那種淒涼冷落實在使人情不能堪。但是詩人縱有萬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歸去的腳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來的風雨，這又如何是好呢？古人說過：“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古詩十九首》）那麽，趁著花兒尚未被風吹盡，夜裏起來把火看花，不也等於延長了花兒的生命麽？何況在搖曳的火光映照下，將要衰謝的牡丹越發紅得濃豔迷人，那種美麗而令人傷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領略不到的風味。全篇詩意幾經轉折，詩人憐花愛花的一片癡情已經抒發得淋漓盡致，至於花殘之後的心情又如何，也就不難體味了。

　　白居易此詩一出，引起後人爭相模仿，李商隱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在殘花萎紅中寄托人去筵空的傷感，比白詩寫得更加穠麗含蓄，情調也更淒豔迷惘。而在豁達開朗的蘇東坡筆下，與高燭相對的花兒則象濃妝豔抹的美女一樣嬌懶動人：“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海棠》）惜花的惆悵已經消溶在詩人優雅風趣的情致之中。無可否認，李商隱和蘇東坡這兩首詩曆來更為人們所稱道，但後人藝術上的成功是由於擷取了前人構思的精英，因此，當人們陶醉在李商隱、蘇東坡所創造的優美意境之中的時候，也不應當忘記白居易以燭光照亮了後人思路的功勞。

　　（葛曉音）

　　望驛台

　　白居易

　　靖安宅裏當窗柳，望驛台前撲地花。

　　兩處春光同日盡，居人思客客思家！

　　元和四年（809）三月，元稹以監察禦史身份出使東川按獄，往來鞍馬間，寫下《使東川》一組絕句。稍後，白居易寫了十二首和詩，《望驛台》便是其中一首。

　　元稹《望驛台》雲：“可憐三月三旬足，悵望江邊望驛台。料得孟光今日語，不曾春盡不歸來！”

　　這是元稹在三月的最後一天，為思念妻子韋叢而作。結句“不曾春盡不歸來”，乃詩人懸揣之辭。料想妻子以春盡為期，待他重聚，而現在竟無法實現，悵惘之情，宛然在目。

　　白居易的和詩更為出色。首句“靖安宅裏當窗柳”，元稹宅在長安靖安裏，他的夫人韋叢此時就住在那裏，寫其宅自見其人。“當窗柳”意即懷人。唐人風俗，愛折柳以贈行人，因柳而思遊子。大概是取柳絲柔長不斷，以寓彼此情愫不絕之意。我們從這詩句裏，依稀看見韋叢天天守著窗前碧柳、凝眸念遠的情景，她對丈夫懷念之情太深了！次句“望驛台前撲地花”，自然是寫元稹。春意闌珊，落紅滿地。他一人獨處驛邸，見落花而念彼如花之人。這一句巧用比喻，富於聯想，也很饒詩情。三句“兩處春光同日盡”，更是好句。“盡”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強烈，它含有春光盡矣、人在天涯的感傷情緒。“春光”不單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時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盡”，也就是兩人預期的歡聚落空了。這樣，就自然導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來，思念決不限此一日，但這一日既是春盡日，這種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種相思，兩處離愁，感情的暗線把千裏之外的兩顆心緊緊聯係起來了。

　　詩的中心是一個“思”字。全詩緊扣思字，含蓄地、層層深入地展開。首句“當窗柳”，傳出閨中綺思，次用“撲地花”，寫出驛旅苦思。這兩句都通過形象以傳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見。三句推進一層，寫出了三月三十日這個特定時日由希望轉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不直遂，隻以“春光盡”三字出之，頗富含蓄之妙。四句更推進一層，含蓄變成了爆發，直點“思”字，而且迭用兩個思字，將前三句都綰合起來，點明詩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詩詩格與原作一樣，采平起仄收式，但又於原詩不同，下筆便用對句，且對仗工穩。不僅具有形式整飭之美，且加強了表達力量。因為，在內容上，這兩句是賅舉雙方，用了對句，則見雙方感情同等深摯，相思同樣纏綿，形式與內容和諧一致，相得益彰。又由於對起散收，章法於嚴謹中有變化，也就增加了詩的聲情之美。

　　（賴漢屏）

　　江樓月

　　白居易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雖同人別離。

　　一宵光景潛相憶，兩地陰晴遠不知。

　　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望君時。

　　今朝共語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詩。

　　這是白居易給元稹的一首贈答詩。元和四年（809）春，元稹以監察禦史使東川，不得不離開京都，離別正在京任翰林的摯友白居易。他獨自在嘉陵江岸驛樓中，見月圓明亮，波光蕩漾，遂浮想聯翩，作七律《江樓月》寄樂天，表達深切的思念之情。後來，樂天作《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在題下注雲：“十二篇皆因新境追憶舊事，不能一一曲敘，但隨而和之，唯予與元知之耳。”這首七律《江樓月》是其中第五首。

　　詩的前半是“追憶舊事”，寫離別後彼此深切思念的情景。“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雖同人別離。”明月之夜，清輝照人，最能逗引離人幽思：月兒這樣圓滿，人卻相反，一個在嘉陵江岸，一個在曲江池畔；雖是一般明月，卻不能聚在一起共同觀賞，見月傷別，頃刻間往日歡聚步月的情景浮現眼前，湧上心頭。“一宵光景潛相憶，兩地陰晴遠不知。”以“一宵”言“相憶”時間之長；以“潛”表深思的神態。由於夜不能寐，思緒萬千，便從人的悲歡離合又想到月的陰晴圓缺，嘉陵江岸與曲江池畔相距甚遠，能否都是“明月”之夜呢？離情別緒說得多麽動人。“兩地陰晴遠不知”在詩的意境創造上堪稱別具機杼。第一聯裏離人雖在兩地還可以共賞一輪團“明月”，而在第二聯裏卻擔心著連這點聯係也難於存在，從而表現出更樸實真摯的情誼。

　　詩的後半則是處於“新境”，敘述對“舊事”的看法。“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望君時”，“正當”表現出元白推心置腹的情誼。以“誰料”冠全聯，言懊惱之意，進一層表現出體貼入微的感情：若知如此，就該早寄詩抒懷，免得嚐望月幽思之苦。“今朝共語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詩。”以“今朝”、“方”表示悔寄詩之遲，暗寫思念時間之長，“共語”和“同悔”又表示出雙方思念的情思是一樣的深沉。

　　這首詩，雖是白居易寫給元稹的，卻通篇都道雙方的思念之情，別具一格。詩在意境創造上有它獨特成功之處，主要是情與景的高度融合，看起來全詩句句抒情，實際上景已寓於情中，每一句詩都會在讀者腦海中浮現出動人的景色，而且產生聯想。當你讀了前四句，不禁眼前閃現江樓、圓月，詩人在凝視吟賞的情景，這較之實寫景色更豐富、更動人。

　　（宛新彬）

　　村夜

　　白居易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

　　獨出門前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

　　這首詩沒有驚人之筆，也不用豔詞麗句，隻以白描手法畫出一個常見的鄉村之夜。信手拈來，娓娓道出，卻清新恬淡，詩意很濃。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蒼蒼霜草，點出秋色的濃重；切切蟲吟，渲染了秋夜的淒清。行人絕跡，萬籟無聲，兩句詩鮮明勾畫出村夜的特征。這裏雖是純然寫景，卻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一切景語皆情語”，蕭蕭淒涼的景物透露出詩人孤獨寂寞的感情。這種寓情於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韻味。

　　“獨出門前望野田”一句，既是詩中的過渡，將描寫對象由村莊轉向田野；又是兩聯之間的轉折，收束了對村夜蕭疏暗淡氣氛的描繪，展開了另外一幅使人耳目一新的畫麵：皎潔的月光朗照著一望無際的蕎麥田，遠遠望去，燦爛耀眼，如同一片晶瑩的白雪。“月明蕎麥花如雪”，多麽動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畫美景感染了詩人，使他暫時忘卻了自己的孤寂，情不自禁地發出不勝驚喜的讚歎。這奇麗壯觀的景象與前麵兩句的描寫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詩人匠心獨運地借自然景物的變換寫出人物感情變化，寫來是那麽靈活自如，不著痕跡；而且寫得樸實無華，渾然天成，讀來親切動人，餘味無窮。無怪《唐宋詩醇》稱讚它“一味真樸，不假妝點，自具蒼老之致，七絕中之近古者”。

　　（張明非）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白居易

　　平生心跡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為身。

　　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

　　可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長作隔牆人。

　　元八，名宗簡，字居敬，排行第八，河南人，舉進士，官至京兆少尹。他是白居易的詩友，兩人結交二十餘年。卜鄰，即選擇作鄰居。憲宗元和十年（815）春，詩人和宗簡都在朝廷供職，宗簡在長安升平坊購了一所新宅，詩人很想同他結鄰而居，乃作這首七律相贈。

　　詩的前四句寫兩家結鄰之宜行。“牆東”、“三徑”和“綠楊”，都是典故。“牆東”用“避世牆東王君公”典（事見《後漢書·逸民傳》），“三徑”語出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鬆菊猶存”句，都用來指代隱士居住的地方。“綠楊”一句，則借南朝陸慧曉與張融比鄰舊事，表示欲與元氏卜鄰之意。這四句說：你我是生平最知心最親密的朋友，彼此誌趣相同，都渴望隱居生活而不謀求自身的功名利祿。既然如此，就讓我們結為鄰居吧，到那時，明月清輝共照兩戶，綠楊春色同到兩家。這幾處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顏氏家訓·文章》）。詩人未曾陳述卜鄰的願望，先借古代隱士的典故，對牆東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說明二人心跡相親，誌趣相同，一定會成為理想的好鄰居。

　　後四句寫自己卜鄰之懇切。詩人對朋友說：暫時外出，尚思良侶偕行；長期定居，怎可不擇佳鄰？必欲擇鄰，我舍君而求誰，君棄我其誰屬？一旦結鄰，不但終身可時常相見，子孫後代也能永遠和睦相處，豈不是更加令人神往？暫出，定居，終身，後代——襯托複兼層遞，步步推進，愈轉愈深；“豈得”，怎能也；“可獨”，何止也——反問一句，緊追一句，叫人不能不生實獲我心的同感。四句貌似說理，實為抒情；好象是千方百計要說服人家接受自己的要求，其實是在推心置腹地訴說對朋友的極端的渴慕，表現出殷切而純真的友情。

　　頷聯“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是膾炙人口的名句。詩人馳騁想象，描繪出明月在天、綠柳拂地的兩幅畫麵，抒寫自己對結鄰之後的情景的美麗憧憬：在明月的清輝之中，“三徑”那幾株青鬆會顯得格外蒼鬱深沉，那夾徑黃花也不減其清芬淡雅。還有那兩家同飲的一池清水，閃著魚鱗般的銀光，那池邊春風吹拂的楊柳，細軟的長條輕輕地蘸著池水。在這幽美的境界中，摯友——詩人和元八，或閑庭散步，或月下對酌，或池畔觀魚，或柳蔭賦詩，恬然陶然，優哉遊哉。這兩句詩總共十四個字，竟能描繪如此富有詩情畫意的境界，啟發讀者展開如此豐富多彩的想象，使人不能不驚歎於對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辭效用，不能不服膺於詩人那妙筆生花的語言藝術。

　　（趙慶培）

　　燕子樓

　　張仲素白居易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張仲素

　　滿床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

　　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隻為一人長。

　　——白居易

　　這裏講的是張仲素和白居易兩位詩人唱和的兩組詩，各三首。燕子樓的故事及兩人作詩的緣由，見於白居易詩的小序。其文雲：“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餘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餘，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餘因贈詩雲：‘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餘，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唐代地方軍區之一，治徐州。）累年，頗知盼盼始末，雲：‘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餘愛繪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張尚書名愔，是名臣張建封之子。有的記載以尚書為建封，是錯誤的。因為白居易做校書郎是在貞元十九年到元和元年（803——806），而張建封則已於貞元十六年（800）去世，而且張愔曾任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最後又征為兵部尚書，沒有到任就死了，與詩序合。再則張仲素原唱三篇，都是托為盼盼的口吻而寫的，有的記載又因而誤認為是盼盼所作。這都是應當首先加以辯正的。

　　張仲素這第一首詩寫盼盼在十多年中經曆過的無數不眠之夜中的一夜。起句中“殘燈”、“曉霜”，是天亮時燕子樓內外的景色。用一個“伴”字，將樓外之寒冷與樓內之孤寂聯係起來，是為人的出場作安排。次句正麵寫盼盼。這很難著筆。寫她躺在床上哭嗎？寫她唉聲歎氣嗎？都不好。因為已整整過了一夜，哭也該哭過了，歎也該歎過了。這時，她該起床了，於是，就寫起床。用起床的動作，來表達人物的心情，如元稹在《會真記》中寫的“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就寫得很動人。但張仲素在這裏並不多寫她本人的動作，而另出一奇，以人和床作極其強烈的對比，深刻地發掘了她的內心世界。合歡是古代一種象征愛情的花紋圖案，也可用來指含有此類意義的器物，如合歡襦、合歡被等。一麵是殘燈、曉霜相伴的不眠人，一麵是值得深情回憶的合歡床。在寒冷孤寂之中，這位不眠人煎熬了一整夜之後，仍然隻好從這張合歡床上起來，心裏是一種什麽滋味，還用得著多費筆墨嗎？

　　後兩句是補筆，寫盼盼的徹夜失眠，也就是《詩經》第一篇《關雎》所說的“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地角天涯”，道路可算得長了，然而比起自己的相思之情，又算得什麽呢？一夜之情的長度，已非天涯地角的距離所能比擬，何況是這麽地過了十多年而且還要這麽地過下去呢？

　　先寫早起，再寫失眠；不寫夢中會見情人，而寫相思之極，根本無法入夢，都將這位“念舊愛”的女子的精神活動描繪得更為突出。用筆深曲，擺脫常情。

　　白居易和詩第一首的前兩句也是寫盼盼曉起情景。天冷了，當然要放下簾子禦寒，霜花結在簾上，滿簾皆霜，足見寒氣之重。簾雖可防霜，卻不能遮月，月光依舊透過簾隙而灑滿了這張合歡床。天寒則“被冷”，夜久則“燈殘”。被冷燈殘，愁人無奈，於是隻好起來收拾臥床了。古人常以“拂枕席”或“侍枕席”這類用語代指侍妾。這裏寫盼盼“拂臥床”，既暗示了她的身分，也反映了她生活上的變化，因為過去她是為張愔拂床，而今則不過是為自己了。原唱將樓內殘燈與樓外曉霜合寫，獨眠人與合歡床對照。和詩則以滿床月與滿簾霜合寫，被冷與燈殘合寫，又增添了她拂床的動作，這就與原唱既相銜接又不雷同。

　　後兩句也是寫盼盼的失眠，但將這位獨眠人與住在“張氏舊第”中的其他人對比著想。在寒冷的有月有霜的秋夜裏，別人都按時入睡了。沉沉地睡了一夜，醒來之後，誰會覺得夜長呢？古詩雲：“愁多知夜長”，隻有因愁苦相思而不能成眠的人，才會深刻地體會到時間多麽難以消磨。燕子樓中雖然還有其他人住著，但感到霜月之夜如此之漫長的，隻是盼盼一人而已。原唱作為盼盼的自白，感歎天涯地角都不及自己此情之長。和詩則是感歎這淒涼秋夜竟似為她一人而顯得特別緩慢，這就是同中見異。

　　北邙鬆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張仲素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白居易

　　原唱第二首，寫盼盼撫今追昔，懷念張愔，哀憐自己。起句是張愔墓前景色。北邙山是漢、唐時代洛陽著名的墳場，張愔“歸葬東洛”，墓地就在那裏。北邙鬆柏，為慘霧愁煙重重封鎖，乃是盼盼想象中的景象。所以次句接寫盼盼在燕子樓中沉寂地思念的情形。“思悄然”，也就是她心裏的“鎖愁煙”。情緒不好，無往而非淒涼黯淡。所以出現在她幻想之中的墓地，也就不可能是為麗日和風所煦拂，隻能是被慘霧愁煙所籠罩了。

　　古時皇帝對大臣表示寵信，特許劍履上殿，故劍履為大臣的代詞。後二句是說：自從張愔死後，她再也沒有心緒歌舞，歌聲雲散，舞袖香銷，已經轉眼十年了。白居易說她“善歌舞，雅多風態”，比之為“風嫋牡丹花”，可見她去伺候其他貴人，是不愁沒有出路的。然而她卻毫無此念，忠於自己的愛情，無怪當時的張仲素、白居易乃至後代的蘇軾等都對她很同情並寫詩加以頌揚了。（《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是蘇詞中名篇之一。）

　　白居易的第二首和詩便從盼盼不願再出現在舞榭歌台這一點生發，著重寫她怎樣對待歌舞時穿著的首飾衣裳。

　　年輕貌美的女子誰個不愛打扮呢？可是盼盼幾回想穿戴起來，卻又被另外一種想頭壓了下去，即：打扮了給誰看呢？想到這裏，就隻有流淚的份兒了。所以，盡管金花褪去了光彩，羅衫改變了顏色，也隻有隨它們去吧。“自從不舞《霓裳曲》”，誰還管得了這些。《霓裳羽衣》是唐玄宗時代著名的舞曲，這裏特別點出，也是暗示她的藝術之高妙。空箱的“空”字，是形容精神上的空虛，如婦女獨居的房稱空房、空閨，獨睡的床稱空床、空帷。在這些地方，不可以詞害意。張詩說“已十年”，張愔死於元和元年（806），據以推算，其詩當作於元和十年。白詩說“十一年”，當是“一十年”的誤倒。元和十年秋季以前，兩位詩人同在長安，詩當作於此時。其年秋，白居易就被貶出京，十一年，他在江州，無緣與張仲素唱和了。

　　在這首詩裏，沒有涉及張愔。但他並非消失，而是存在於盼盼的形象中。詩人展現的盼盼的精神活動，乃是以張愔在她心裏所占有的巨大位置為依據的。

　　適看鴻雁洛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張仲素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白居易

　　原唱第三首，寫盼盼感節候之變遷，歎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寫秋之夜，這一首則寫春之日。

　　起句是去年的事。鴻雁每年秋天由北飛南。徐州在洛陽之東，經過徐州的南飛鴻雁，不能來自洛陽。但因張愔墓在洛陽，而盼盼則住在徐州，所以詩人緣情構想，認為在盼盼的心目中，這些相傳能夠給人傳書的候鳥，一定是從洛陽來的，可是人已長眠，不能寫信，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當前的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春分前後的戊日，古代祭祀土神、祈禱豐收的日子。燕子每年春天，由南而北。逼近社日，它們就來了。燕子雌雄成對地生活，雙宿雙飛，一向用來比喻恩愛夫妻。盼盼現在是合歡床上的獨眠人，看到雙宿雙飛的燕子，怎麽能不發生人不如鳥的感歎呢？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過日子，有時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所以前詩說“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而有時又變得麻木，覺得時間流逝很快，所以本詩說：“適看鴻雁洛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這兩句隻作客觀描寫，但卻從另外兩個角度再次發掘和顯示了盼盼的深情。

　　後兩句從無心玩弄樂器見意，寫盼盼哀歎自己青春隨愛情生活的消逝而消逝。周邦彥《解連環》雲：“燕子樓空，暗塵鎖一床弦索”，即從這兩句化出，又可以反過來解釋這兩句。瑟以瑤飾，簫以玉製，可見貴重，而讓它們蒙上蛛網灰塵，這不正因為憶鴻雁之無法傳書，看燕子之雙飛雙宿而使自己發生“綺羅弦管”，從此永休（蔣防《霍小玉傳》）之歎嗎？前兩句景，後兩句情，似斷實連，章法極妙。

　　和詩的最後一首，著重在“感彭城舊遊”，但又不直接描寫對舊遊之回憶，而是通過張仲素告訴他的情況，以抒所感。

　　當年春天，張仲素從洛陽回來與白居易相見，提到他曾到張愔墓上去過。張仲素當然也還說了許多別的，但使白居易感到驚心動魄的，乃是墳邊種的白楊樹都已經長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那麽，怎麽能使得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後不會變成灰土呢？彭城舊遊，何可再得？雖隻是感今，而懷舊之意自在其內。

　　這兩組詩，遵循了最嚴格的唱和方式。詩的題材主題相同，詩體相同，和詩用韻與唱詩又為同一韻部，連押韻各字的先後次序也相同，既是和韻又是次韻。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內容上要彼此相應。張仲素的原唱，是代盼盼抒發她“念舊愛而不嫁”的生活和感情的，白居易的繼和則是抒發了他對於盼盼這種生活和感情的同情和愛重以及對於今昔盛衰的感歎。一唱一和，處理得非常恰當。當然，內容彼此相應，並不是說要亦步亦趨，使和詩成為唱詩的複製品和摹擬物，而要能同中見異，若即若離。從這一角度講，白居易的和詩藝術上的難度就更高一些。總的說來，這兩組詩如兩軍對壘，工力悉敵，表現了兩位詩人精湛的藝術技巧，是唱和詩中的佳作。

　　（沈祖棻程千帆）

　　藍橋驛見元九詩

　　白居易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

　　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元和十年（815），元稹自唐州奉召還京，春風得意，道經藍橋驛，在驛亭壁上留下一首《留呈夢得、子厚、致用》的七律。八個月後，白居易自長安貶江州，滿懷侘傺，經過這裏，讀到了元稹這首律詩。前後八個月，風雲變幻如此詭譎，白居易感慨萬千地寫下這首絕句——《藍橋驛見元九詩》。

　　元稹題在驛亭的那首詩說：“千層玉帳鋪鬆蓋，五出銀區印虎蹄。”“玉帳”、“銀區”說明他經過這裏時正逢春雪，所以白詩一開頭就說：“藍橋春雪君歸日”。元稹西歸長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東去江州，時為八月，滿目秋風，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嶺秋風我去時”。“秦嶺”泛指商州道上的山嶺，是他此行所經之地。白居易謫江州，自長安經商州這一段，與元稹西歸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藍橋驛既然看到元詩，後此沿途驛亭很多，還可能留有元稹的題詠，所以三、四句接著說：“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這首絕句，乍讀隻是平淡的征途紀事，頂多不過表現白於元交誼甚篤，愛其人而及其詩而已。其實，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卻暗含著詩人心底下的萬頃波濤。

　　元稹於元和五年自監察禦史貶為江陵士曹參軍，經曆了五年屈辱生涯。到元和十年春奉召還京，他是滿心喜悅、滿懷希望的。題在藍橋驛的那首七律的結句說：“心知魏闕無多地，十二瓊樓百裏西。”那種得意的心情，簡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剛回長安，三月就再一次遠謫通州。所以，白詩第一句“藍橋春雪君歸日”，顯然在歡笑中含著眼淚。更難堪的是：正當他為元稹再一次遠謫而難過的時候，現在，自己又被貶江州。那麽，被秦嶺秋風吹得飄零搖落的，又豈隻是白氏一人而已，實際上，這秋風吹撼的，正是兩位詩人共同的命運。春雪、秋風，西歸、東去，道路往來，風塵仆仆，這道路，乃是一條悲劇的人生道路！“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詩人處處留心，循牆繞柱尋覓的，豈隻是元稹的詩句，簡直是元稹的心，是兩人共同的悲劇道路的軌跡！友情可貴，題詠可歌，共同的遭際，更是可泣。而這許多可歌可泣之事，詩中一句不說，隻寫了春去秋來，雪飛風緊，讓讀者自己去尋覓包含在春雪秋風中的人事升沉變化，去體會詩人那種沉痛淒愴的感情。這正是所謂“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極盡風人之能事。

　　一首詩總共才二十八個字，卻容納如許豐富的感情，這是不容易的。關鍵在於遣詞用字。如，寫元稹當日奉召還京，著一“春”字、“歸”字，喜悅自明；寫自己今日遠謫江州，著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見。“春”字含著希望，“歸”字藏著溫暖，“秋”字透出悲涼，“去”字暗含斥逐。這幾個字，既顯得對仗工穩，見紀時敘事之妙用；又顯得感情色彩鮮明，盡抒情寫意之能事。尤其可貴者，結處別開生麵，以人物行動收篇，用細節刻劃形象，取得了七言絕句往往難以達到的藝術效果。這種細節傳神，主要表現在“循、繞、覓”三個字上。牆言“循”，則見寸寸搜尋；柱言“繞”，則見麵麵俱到；詩言“覓”，則見片言隻字，無所遁形。三個動詞連在一句，準確地描繪出詩人在本來不大的驛亭裏轉來轉去，摩挲拂試，仔細辨認的動人情景。且七言中三用動詞，構成三個意群，吟誦起來，就顯得節奏短而迫促，如繁弦急管並發，更襯出詩人匆遽的行動和急切的心情。通過這種傳神的細節描繪和音樂旋律的烘托，詩人的形象和內心活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麵前，使人深深為他懷友思故的真情摯意所感動，激起我們對他遭逢貶謫、天涯淪落的無限同情。一個結句獲得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更是這首小詩的特色。

　　（賴漢屏）

　　舟中讀元九詩

　　白居易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

　　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白居易上書要求嚴緝凶手，因此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他被攆出長安，九月抵襄陽，然後浮漢水，入長江，東去九江。在這寂寞的謫戌旅途中，他想念那早五個月遠謫通州（州治在今四川達縣）的好朋友元稹。在漫長水途中，一個深秋的夜晚，詩人伴著熒熒燈火，細讀微之的詩卷，寫下了這首《舟中讀元九詩》。

　　這首小詩，字麵上“讀君詩”，主題是“憶斯人”，又由“斯人”的遭際飄零，轉見自己“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詩境一轉一深，一深一痛。“眼痛滅燈猶暗坐”，已經讀了大半夜了，天也快要亮了，為什麽詩人還要“暗坐”，不肯就寢呢？讀者自然而然要想到：由於想念微之，更想起壞人當道，朝政日非，因而，滿腔洶湧澎湃的感情，使得他無法安枕。此刻，他兀坐在一個小船內。船下江中，不斷翻卷起狂風巨浪；心頭眼底，象突然展現一幅大千世界色彩黯淡的畫圖。這風浪，變成了“逆風吹浪打船聲”；這是一幅富有象征意義的畫圖，悲中見憤，溶公義私情於一爐，感情複雜，容量極大。

　　淒苦，是這首小詩的基調。這種淒苦之情，通過“燈殘”、“詩盡”、“眼痛”、“暗坐”這些詞語所展示的環境、氛圍、色彩，已經渲染得十分濃烈了，對讀者形成一種沉重的壓力。到“眼痛滅燈猶暗坐”，壓力簡直大到了超過人所能忍受的程度。突然又傳來一陣陣“逆風吹浪打船聲”，象塞馬悲鳴，胡笳嗚咽，一起卷入讀者的耳裏、心中。這聲音裏，充滿了悲憤不平的感情。讀詩至此，自然要坐立不安，象韓愈聽穎師鼓琴時那樣：“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了。詩的前三句蓄勢，於敘事中抒情；後一句才嘩然打開感情的閘門，讓激浪渦流咆哮奔鳴而下，讓樂曲終止在最強音上，收到了“四弦一聲如裂帛”的最強烈的音樂效果。

　　如果你反複吟哦，還會發現這首小詩在音律上的另一個特點。向來，詩家最忌“犯複”，即一詩中不宜用重複的字，小詩尤其如此。這首絕句，卻一反故常，四句中三用“燈”字。但是，我們讀起來，絲毫不感重複，隻覺得較之常作更為自然流瀉。原來，詩人以這個燈字作為一根穿起一串明珠的彩線，在節律上形成一句緊連一句的效果。音節蟬連，委蛇曲折，如金蛇盤旋而下，加強了表達的力量。

　　（賴漢屏）

　　放言五首（其一）

　　白居易

　　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

　　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寧子解佯愚。

　　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

　　白居易七律《放言五首》，是一組政治抒情詩。詩前有序：“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七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據序文可知，這是憲宗元和十年（815）詩人被貶赴江州途中所作。當年六月，詩人因上疏急請追捕刺殺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當權者忌恨，被貶為江州司馬。詩題“放言”，就是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組詩就社會人生的真偽、禍福、貴賤、貧富、生死諸問題縱抒己見，宣泄了對當時朝政的不滿和對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詩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偽——略同於近世所謂識別兩麵派的問題。

　　“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偽的事。首聯單刀直入地發問：早晨還裝得儼乎其然，到晚上卻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來，什麽樣的怪事沒出現過？可有誰預先識破呢？開頭兩句以反問的句式概括指出：作偽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寧子解佯愚。”頷聯兩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時的臧武仲，當時人稱他為聖人，孔子卻一針見血地斥之為憑實力要挾君主的奸詐之徒。寧子，即寧武子，孔子十分稱道他在亂世中大智若愚的韜晦本領。臧生奸而詐聖，寧子智而佯愚，性質不同，作為則一。然而可悲的是，世人隻愛臧武仲式的假聖人，哪曉得世間還有寧武子那樣的高賢？

　　“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頸聯兩句都是比喻。草叢間的螢蟲，雖有光亮，可它終究不是火；荷葉上的露水，雖呈球狀，難道那就是珍珠嗎？然而它們偏能以閃光、晶瑩的外觀炫人，人們又往往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尾聯緊承頸聯螢火露珠之喻，明示辨偽之法。燔柴，語出《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這裏用作名詞，意為大火。照乘，明珠。兩句是說：倘不取燔柴大火照乘明珠來作比較，又何從判定草螢非火，荷露非珠呢？諺雲：“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詩人提出對比是辨偽的重要方法。當然，如果昏暗到連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識，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據。所以，最後詩人乃有“不取”、“可憐”的感歎。

　　這首詩，通篇議論說理，卻不使人感到乏味。詩人借助形象，運用比喻，闡明哲理，把抽象的議論，表現為具體的藝術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聯之中，五次出現反問句，似疑實斷，以問為答，不僅具有咄咄逼人的氣勢，而且充滿咄咄怪事的感歎。從頭至尾，“何人”、“底事”、“但愛”、“可知”、“終非”、“豈是”、“不取”、“何殊”，連珠式的運用疑問、反詰、限製、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能篇跳蕩著不可遏製的激情，給人以骨鯁在喉、一吐為快的感覺。聯係詩人直言取禍的冤案，讀者自會領悟到辨偽之說並非泛泛而發的宏論，而是對當時黑暗政治的針砭，是為抒發內心憂憤而做的《離騷》式的呐喊。

　　（趙慶培）

　　放言五首（其三）

　　白居易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權貴，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在江陵期間，寫了五首《放言》詩表示自己的心情：“死是老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其一），“兩回左降須知命，數度登朝何處榮”（其五）。過了五年，白居易也被貶為江州司馬。這時元稹已轉官通州司馬，聞訊後寫下了充滿深情的詩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白居易在貶官途中，風吹浪激，感慨萬千，也寫下五首《放言》詩奉和。

　　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詩。它以極通俗的語言說出了一個道理：對人、對事要得到全麵的認識，都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從整個曆史去衡量、去判斷，而不能隻根據一時一事的現象下結論，否則就會把周公當成篡權者，把王莽當成謙恭的君子了。詩人表示象自己以及友人元稹這樣受誣陷的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因而應當多加保重，等待“試玉”、“辨材”期滿，自會澄清事實，辨明事偽。這是用詩的形式對自身遭遇進行的總結。

　　在表現手法上，雖以議論為詩，但行文卻極為曲折，富有情味。

　　“贈君一法決狐疑”，詩一開頭就說要告訴人一個決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鄭重，用了一個“贈”字，強調這個方法的寶貴，說明是經驗之談。這就緊緊抓住了讀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斷的事是很多的，大家當然希望知道是怎樣的一種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麽呢？“不用鑽龜與祝蓍”。先說不是什麽、不是什麽；是什麽，卻不徑直說出。這就使詩歌有曲折、有波瀾，對讀者也更有吸引力。

　　詩的第三、四句才把這個方法委婉地介紹出來：“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很簡單，要知道事物的真偽優劣隻有讓時間去考驗。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比較，事物的本來麵目終會呈現出來的。

　　這是從正麵說明這個方法的正確性，然後掉轉筆鋒，再從反麵說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如果不用這種方法去識別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對周公和王莽的評價，就是例子。周公在鋪佐成王的時期，某些人曾經懷疑他有篡權的野心，但曆史證明他對成王一片赤誠，他忠心耿耿是真，說他篡權則是假。王莽在未代漢時，假裝謙恭，曾經迷惑了一些人。《漢書》本傳說他“爵位愈尊，節操愈謙”；但曆史證明他的“謙恭”是偽，代漢自立才是他的真麵目。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是一篇的關鍵句。“決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偽。真偽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沒有了。如果過早地下結論，不用時間來考驗，就容易為一時表麵現象所蒙蔽，不辨真偽，冤屈好人。

　　詩的意思極為明確，出語卻紆徐委婉。從正麵、反麵敘說“決狐疑”之“法”，都沒有徑直點破。前者舉出“試玉”、“辨材”兩個例子，後者舉出周公、王莽兩個例子，讓讀者思而得之。這些例子，既是論點，又是論據，寓哲理於形象之中，以具體事物表現普遍規律，小中見大，耐人尋思。以七言律詩的形式，表達一種深刻的哲理，令人思之有理，讀之有味。

　　（張燕瑾）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詩作於元和十二年（817）初夏，當時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任上。這是一首紀遊詩，大林寺在廬山香爐峰頂。關於他寫這首詩的一點情況，本集有《遊大林寺序》一文，可參考。

　　全詩短短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麽深奧、奇警的地方，隻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紀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於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的春景——一片始盛的桃花。我們從緊跟後麵的“常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衝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麽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麵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由一種愁緒滿懷的歎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麽仙境，置身於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他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並未歸去，隻不過象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隻是有腳而已？你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

　　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複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

　　（褚斌傑）

　　建昌江

　　白居易

　　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

　　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沙雨渭河邊！

　　白居易作此詩時，正謫任江州司馬，因公到江州附近的建昌江去，以渡口所見所感，寫下了這首絕句。詩表麵上寫渡口風光，其實蘊藏了深沉複雜的思想。

　　原來，白氏在長安作校書郎時，丁母憂去職，在長安附近的渭村住了四年。他從風波險惡的宦場，來到農村的自由天地，心情十分坦蕩舒暢。喪服滿了之後，他又被起用為太子左讚善大夫，還是卷進了宦海波濤。僅僅一年，就因開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現在，他滿懷憂鬱地來到建昌江邊，目擊這渡口風光酷似渭河邊上的蔡渡，就很自然地聯想到當年退居渭村時那種身心閑適的境地，回味起當時“一朝歸渭上，泛如不係舟”（白居易《適意》）的心情來了。可見，此時此地，他想起渭村，不止是渭村風景優美，人心淳樸，更重要的是，渭村是一個可以躲避政治風雨的安謐的小港；在那裏，他的心靈之舟可以安詳寧靜地停泊。

　　這首詩看似一幅淡墨勾染的風景畫，其實是一首情思邈遠的抒情詩，全詩四句二十八字熔詩畫於一爐。詩的一、二句是一幅“待渡圖”：一江修水，橫在縣城邊，城郭房舍，倒映在清清江水裏，見其幽；渡船要教人喚，則行人稀少，見其靜。我們就在這幽靜的畫麵上，看到立馬踟躕的江州司馬待渡在水邊。陡然接個“忽似”，領起三、四句，又推出另一幅似是而非的“待渡圖”。展現在讀者眼前的依然是一條江水，但這兒是渭水；依然是一個渡口，但這兒是蔡渡。所似者，微風吹拂著岸邊的青草，如銀似雪的細沙鋪滿灘頭；而毛毛細雨，把畫麵渲染得一片迷蒙。無限往事，湧上心頭；無限歸思，交織在這兩幅既相似又不相同的畫圖裏。“草風沙雨”，色調淒迷，襯托出詩人幽獨淒愴的心境。這種出言平淡而造境含蓄深遠的詩風，正是白居易的獨特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