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

第八節 九變篇

　　一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譯文”

　　孫子說，大凡用兵的法則是：將帥接受國君的命令，征集民眾、組織軍隊。出征時在沼澤延綿的“圮地”上不可駐紮，在多國交界的“衢地”上應結交鄰國，在“絕地”上不要停留，退上“圍地”時要巧設奇謀，陷入“死地”後要殊死戰鬥。有的道路不要通行，有的敵軍不要攻打，有的城池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爭奪，國君的部分命令不要遵行。

　　“心得”

　　戰場上的情況千變萬化、紛亂複雜，因此，孫子提出將帥在用兵之時要“因地”“因情”“因勢”，靈活機動地處理問題，不要因循守舊。而處在“圮地”“衢地”“絕地”“圍地”“死地”等不同戰場時，也要采用相應的對策。同時孫子認為任何事都要從全局出發，去分析問題，對於無關大局的局部目標，或未影響全局作戰目的者，要堅決“不由”“不擊”“不攻”“不爭”。總之，慎重而靈活地選擇實施方案，才能保證必勝、全勝。

　　二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譯文”

　　將帥如果能精通各種機變的利弊，就是懂得用兵了。將帥如果不能精通各種機變的利弊，那麽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夠得到充分利用地理的優勢，以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指揮軍隊如果不知道九變的方法，那麽雖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發揮軍隊的戰鬥力。

　　“心得”

　　“九變”即靈活機動的作戰原則，根據特定的地形、敵情，采取特定的處理方式。孫子一直非常強調“九變”，他認為任何方針、策略都離不開機變行事、靈活運用，要因勢而變，不能墨守成規。隻有真正懂得“九變之利者”，才能取得勝利。

　　《三國演義》第六十二回描寫劉備應劉璋之請，進駐葭萌關，抗拒漢中張魯入侵，後來因劉備向劉璋借軍馬錢糧受到刁難，雙方翻了臉。是進是退，劉備拿不定主意，問計於龐統。

　　龐統回答：“我有三條計策可以讓主公選擇。現在馬上選派精兵晝夜兼程去偷襲成都，這是上計。主公假意說自己回荊州，然後，將前來送行的守關將領楊沛、高沛擒住殺了，奪取葭萌關，攻占涪城，然後再攻打成都，這是中計。撤軍退還白帝城，星夜趕回荊州，再慢慢打算，這是下計。若在這裏遲疑不決，軍隊就要遭受重大損失，無計可救了。”

　　劉備深思後認為：“上計太倉促了，下計太緩慢了，中計可以實施”。於是依計行事，輕易地奪下了涪水關，然後攻下雒城，取綿竹，直搗成都。龐統多謀，劉備善斷，因此取得了最佳效果。且龐、劉是在對當地形勢進行詳實的分析後才采取了正確的決策，因而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三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譯文”

　　因此，明智的將帥考慮問題，必須兼顧利與害兩個方麵。在有利的情況下考慮到不利的方麵，大事便可以順利進行；在困難的情況下考慮到有利的方麵，那麽禍患就可以消除了。

　　“心得”

　　孫子主張指揮者要從利害的矛盾兩方麵來分析問題、權衡得失。任何事物都是利與害的統一體，必須充分認識到兩者的關係。所謂“雜於利害”，在有利的條件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況下，要善於發掘有利因素，而考慮問題時切忌偏激和片麵。指揮者要具有整體意識，認清利害之間的關係，創造並利用利害相互轉化的關係，趨利避害，防患於未然。

　　1962年，蘇聯導彈運往古巴，美國為了對付古巴、蘇聯，通過對形勢的分析認為：如果對此事不聞不問，則顯得美國軟弱，有損威信；如果出兵幹預，則風險太大，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而如果用輿論工具或談判方式，可能時間花費長，且成效慢。

　　但如果對古巴進行海上的經濟封鎖，切斷其一切貿易通路，在經濟上拖垮古巴，既可展示美國的雄風，又能避免武裝衝突，還可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於是美國毅然采取經濟封鎖的策略，果然使蘇聯在五天後撤走了導彈。這就是進行“趨利避害”選擇的結果。

　　四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譯文”

　　所以，要用諸侯害怕的事情使其屈服，要用危險的事情去役使諸侯，要用小利去使諸侯歸附。

　　“心得”

　　孫子在這裏指出根據不同的戰略目的，分別采取不同的戰略手段去達到自己最初“屈”以“害”“役”以“業”“趨”以“利”的戰略設想。

　　吳蜀夷陵之戰後，劉備戰敗病死白帝城。魏主曹丕采用司馬懿之計，采取封官許願、重金收買、割地分利等方法，湊集50萬大軍攻蜀，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起兵取陽平關；第二路，孟達領軍犯漢中；第三路，東吳起精兵取峽口入川；第四路，蠻王孟獲興兵犯益州四郡；第五路，番王軻比能起羌兵犯西平關。企圖以武力迫使蜀國君臣屈服。

　　諸葛亮以馬超守西平，羌人愛戴馬超，必可不戰自退；魏延疑設伏兵，孟獲懼險必退；李嚴致書孟達，孟達必稱病不進；趙子龍據險守關拒曹真，必萬無一失；吳見四路兵敗，必觀望不進，再馬上與之結盟，聯合抗敵，魏軍必敗。諸葛亮根據五路兵馬不同的弱點，對症下藥，或誘之以利，或威之以險，加之以害，分化瓦解，輕易地粉碎了50萬兵馬的進攻。

　　五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譯文”

　　所以，用兵的法則是：不要寄望於敵人不會來，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準備，嚴陣以待；不要寄望於敵人不會進攻，而要依靠自己有充足的力量，使敵人無法進攻。

　　“心得”

　　孫子在此提出了“有以待”、“有所不可攻”的觀點，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不來”或“不攻”上麵，而應該有充分的準備，使敵人無機可乘，而自己無懈可擊、有備無患。這是一種積極的備戰思想，見地高人一籌。事實證明，平時、戰時注重“有備無患”，做到“以虞待不虞”就能取得勝利。

　　這種“虞”，關鍵在於知己知彼，即孫子所謂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未戰以前，先充分了解敵情我情，綜合雙方主要條件，全麵地比較、分析、研究，作出正確判斷，做好充分準備，這樣就一定能打勝仗。知彼而不知己，或知己而不知彼，一旦交戰，處於盲目狀態，可能自己的弱點恰好為敵所乘，而敵之強點卻為己所遇，勝敗均毫無把握。

　　《淮南子·兵略訓》雲：“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製。”

　　《左傳·隱公五年》雲：“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左傳·宣公十二年》雲：“有備無敗。”都是強調預有準備，料敵計險，先勝而後求戰。以有虞之己戰不虞之敵，勝敵當為必然。

　　六將有五危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譯文”

　　所以，當將帥的有五種致命的毛病：隻知死拚蠻幹，就可能被敵人誘殺；隻顧貪生活命，就可能被敵人俘虜；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敵人的淩辱之計；廉潔好名，就可能中敵人侮辱的圈套；隻顧“愛民”，就可能導致煩擾而不得安寧。以上五點，是將帥最容易出現的過錯，也是用兵的禍害。軍隊覆沒，將領被殺，大部是由於這五種過失造成的，這是不得不慎重考慮的。

　　“心得”

　　孫子列舉為將的五種危險傾向：有勇無謀、貪生怕死、急躁易怒、過於自尊自愛、過於愛民如子。這些傾向，在對敵鬥爭中可能為敵所用、所困、所攻、所殺。

　　劉備像就拿愛民如子來說，劉備可謂典範，這讓他在關鍵時刻差點險遭不測，誤了大事。劉備失襄樊，奔江陵，百姓大呼：“我等雖死，願隨使君”。簡雍勸他速走，劉備不聽，與十萬軍民同行，大小車數千輛，老老少少，一天隻行十公裏，特別是渡襄江便耽誤了許多時間，阻礙了軍隊的行動。曹操利用劉備軍隊行動遲緩，一路衝殺，劉軍大亂，將帥分離，妻兒離散，死傷無數。糜夫人投井而盡，趙子龍不得不單騎救主，張翼德不得不長阪坡阻敵，有如喪家之犬。劉備愛民不得法，最後以害民、害軍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