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

第六節 臧哀伯諫納郜鼎

　　“題解”

　　本文選自《左傳·桓公二年》。這一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並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豔”的妻子。宋殤公為此很生氣，華父督害怕，就幹脆把殤公也殺了，另立宋莊公。華父督為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先後對齊、陳、鄭、魯等國進行賄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並把它安放在太廟裏。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為這樣做“非禮”，會導致官員腐敗，甚至導致國家敗亡。於是對桓公進行勸諫。

　　“一段”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

　　“譯文”

　　夏季四月，（桓公）從宋國取得郜國大鼎，安放在太廟裏，這樣做不合禮製。

　　“二段”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照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瑛，帶裳幅舄，衡紞紘綎，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遊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譯文”

　　臧哀伯勸諫（桓公）說：“做國君的，應當發揚道德，阻塞邪惡，以（更好地）管理和監察百官；還怕有缺失的地方，所以發揚美德給子孫後代做示範。因此，太廟用茅草蓋頂，大車上用蒲席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調料，餅食不用精糧，這是為了昭示節儉；禮服、禮帽、蔽膝、玉笏，腰帶、裙衣、綁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紞、紘、綖（等各式各樣的帶子和飾物），這是為了昭示等級製度；玉器墊兒、刀劍套、佩刀刀鞘上的飾物、束衣革帶、飄帶、旌旗飾品、馬鞅，這是為了昭示（尊、卑）禮數；（在禮服上繡的）火、龍、黼、黻花紋，這是為了昭示文采；（在車服和其他有關器物上）用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按天地萬物的形貌繪出各種不同的形象，這是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並非虛設；（係在車馬和旗幟上的各種鈴鐺）鍚、鸞、和、鈴，這是為了昭示動輒有聲；在旗幟上繪上（日、月、星）三辰，這是為了昭示光明。德（作為行為規範和準則），是儉約並有（相應的）製度（規定）的，或增或減都要有節製。（所有這些，）都要形成典章製度，把它記錄下來，並公開地發布出去，以此來管理監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懼，而不敢違規犯紀。現在泯滅道德而樹立邪惡，把人家用作賄賂的器物安放在太廟，公開地展示給百官。（如果）百官也以此為榜樣，還能懲罰誰呢？國家的衰敗，來自官員的邪惡；而官員喪失道德，是由於受寵而賄賂公行。郜鼎放在太廟，還有什麽比這更明顯的受賄呢？周武王攻滅殷商，把九鼎遷到雒邑，仁人義士中還有人非議他，更何況把表明違德亂禮的受賄器物放在太廟，這可該對它怎麽辦呢？”桓公不聽。

　　“三段”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譯文”

　　周內史聽說這件事以後，說：“臧孫達在魯國會有他的後來人吧！國君違德，（他卻）不忘用德來勸諫國君。”

　　“評析”

　　本文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並“納於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麽，到底什麽是禮呢？禮的範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複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曆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製社會和封建製社會貴族等級製度下的社會規範、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它規範並製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複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係古今關於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於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麽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本文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並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製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麵，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後，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並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後果以後，還用周武王克商後“遷九鼎於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曆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於諫辭中用了近乎後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製度有密切關係。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澱層，而每個積澱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雲雲，直到今天，其“合理內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