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月5日這天早晨,伏案一夜的巴爾紮克從仆人手裏接過一遝信件,發現其中有一封印著黑色方框,上麵書有他熟悉的字跡。打開一看,原來是韓斯卡夫人的報喪信。
巴爾紮克得知韓斯卡先生已於兩月前病故。
巴爾紮克立即給未來的新娘發了一封回信。信中在向死者的未亡人致了一段安慰和哀悼的禮貌用語之後,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跡:
我頭上隻有幾根白發,除了因我伏案工作而必然引起的“豐腴”之外,由於我注意攝生,我的身體很好。我並不認為自維也納一別以後,我有什麽改變,盡管我過著苦修的禁欲生活,但我的心一點兒也不老,以致我人也不老。
我大約還有15年的青春,親愛的,你也是這樣,可是此時此刻,我倒心甘情願拿出我暮年的十載光陰,以換取我們相會之期的早日到來。
為了盡快與韓斯卡夫人締結良緣,這位誠實的現實主義大師竟大撒其謊,他分明是一貫玩命工作,不知珍愛自己,卻吹噓自己攝生有方、保養得法。
不過,他所說的願以自己少活10年來換取相會之期的早日到來卻是肺腑之言。巴爾紮克已經43歲了,卻還沒有自己的家。他成天18小時的苦幹苦熬,太疲勞,太寂寞了!他等一個妻子等了足足20年,他再也等不及了。
誰知,這封熱血沸騰的信換來的竟是一個冷若冰霜的“不”字。
韓斯卡夫人來信告訴巴爾紮克,她不願離開自己的女兒,她要將餘生獻給女兒。並明確宣布,從今而後,兩人過去的海誓山盟一筆勾銷,巴爾紮克可以自行其是。
因為失望而氣憤至極的巴爾紮克早已將韓斯卡夫人的信撕個粉碎了。不過,頑強的巴爾紮克是不會就此認輸的。他決心“東山再起”。他要用自己的“財富”即自己的偉大作品向韓斯卡夫人顯示自己的魅力從而再一次征服她。
於是,他鄭重宣布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提前出版他的全部作品《人間喜劇》。
事實上,在幾十年沒日沒夜地工作後,在為人們創造了幾十部小說之後,在應付了生活中各種坎坷之後,巴爾紮克的健康過早地喪失了。
1844年4月,他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現在一納頭就呼呼大睡。我的體力不聽我意誌使喚了。它們需要休息。它們對咖啡已無反應。為了完成《謙遜的密尼永》,我喝咖啡如牛飲,但一無效果,有如喝白開水。我3時醒來,旋即又沉沉入睡。8時用早餐,用後即昏昏欲睡,打起盹兒來。
我已開始了一種患有可怕的神經痛和一種因嗜飲過多咖啡而引起的胃病的階段。我必須完全休息。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糟透的病痛3天來一直折磨著我。
在1846年初,他開始承認了一個現實:“我的腦子不靈活了。”在勉強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使他的醫生受到了震驚。
巴爾紮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無論是醫生和他的任何一個醫學的同僚都不承認,一個人的腦筋經得起這樣過度的努力。他告訴我結果要變成有害的,總是用憂愁的氣度重複這句話。他懇求我至少得暫時停止這種‘腦力的過度應用’……事實上,我也的確感覺到我身體上有些不對,我聊天的時候必須得設法尋找字眼,而且有的時候得費很大的勁兒”。
巴爾紮克喝下去的那幾萬杯黑咖啡使他產生了胃病,而且也嚴重地傷害了他的神經係統。他的臉部肌肉一陣陣地抽搐,他的頭腦腫脹、痛疼,眼神經也一陣陣抽搐。
對於一個終生也不願意浪費一點點時間的勞動者來說,病魔對於工作的阻擾是多麽難以接受的痛苦!然而,醫生的預言終於應驗了,不顧死活的工作換來了可怕的後果。他將要喪失工作的能力。
但是,他還有很多的工作等著他去完成。《人間喜劇》的龐大的計劃,還需要他旺盛的精力。稿子寫完以後,還有相當於寫一遍或幾遍稿子的校對工作,這些工作,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想來就頭疼甚至發怵的。工作是這樣繁重、艱巨,然而,他現在是病了,無力再像青年時代那樣不分日夜,不要性命地幹了。
他要完成《農民》、《幻滅》第三部,要著手開始寫作《邦斯舅舅》和《貝姨》,還有計劃中的幾十部《人間喜劇》的設想。當然,他還應該有自己的生活。
然而,他卻依舊在努力著,榨取著他生命裏的每一絲精力,“我希望把這一切的籃子都打開,結束了它。我等著要看的美麗的物品,我急於知道我怎樣送到的這些東西,對我的影響未免太大了,特別是我現在被靈感的火焰所困擾而不能夠安睡的和容易激動的情景之下。我希望能夠在星期一脫稿《老音樂家》,如果我都能夠像今天這樣一點半鍾就起來的話,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又恢複了我從前的老時間表了”。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半百老人這時的心情是多麽快樂。從這些敘述中,你又似乎看不出他是一個病人。
在他的身體情況讓醫生們極其擔憂的時候,他用6個星期寫完了《貝姨》後,在醫生們斷言“這結果必是一個慘劇”的情況下,就在同一個夏天,他又完成了另一部偉大的作品《邦斯舅舅》。
這兩部作品都取材於19世紀上半葉的巴黎社會。但它們的意義,絕不僅是對法國生活的描繪,而可以把它們放在同時代的任何一個國家,因為它們都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在這兩部作品中,表現出他從沒有過的對生活和藝術的真知灼見,表現出他藝術手段從未有過的老練,表現出他寫作上從未有過的尖銳。
這兩部書中,沒有絲毫虛假的理想主義,沒有了青年時代作品中曾經有過的那種癡情的色調,而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苦味,反映了他對於世界知識的真切的感知。
他的功力已由外部的華美轉向了內部的堅實。這些小說的現實主義的高度、深度,描寫的逼真,對人類原始感情的分析是“任何法國文學都沒有超過的”。
這以後,他又創作了鋒爾皮爾和馬爾納夫人的形象、莉勒黛的形象、西保的形象,和一些一心隻為了尋錢的狡猾的騙子的形象。
這是他對於藝術的告別之作,這告別發生在他僅僅50來歲的盛年時期。
如果巴爾紮克能夠多活10年,那麽他的那座文學巨廈肯定都能完成了。他的《農民》也許會更加深刻。他的表現軍旅生活的作品將會更加豐富。他還可以完成他計劃中關於政治界、外交界、學術界、戲劇界的一切生活圖像。
然而,他的健康太早地喪失了。也可以說是被他過分地濫用了,得到了一個早衰的結局。而且,事情還要嚴重得多,他不能繼續工作了,他的健康的破壞程度,已經達到必須完全休息的程度。
但是,他仍然不能休息,也不肯休息。他還欠著《新聞報》編輯基拉爾丁一筆文債。說起文債,巴爾紮克也是早已有的,但是他總能夠用各種辦法償還清楚。
他經常是一邊寫作,一邊付印,報紙編輯和出版商們都相信他的工作能力,他絕不會叫他們為難。可是,事到如今,當巴爾紮克的健康狀況再也無力寫作的時候,這些出版商和編輯們都不予通融了。
而當時,《新聞報》的編輯,在巴爾紮克十分為難的情況下,一定堅持要拿到《農民》的全部稿件後才同意刊用。巴爾紮克真是臨到絕境了,不能夠再一天十多個小時地連續工作,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出《農民》的全部手稿。
最後,他短缺了這位編輯的一筆小小的稿酬預支,而這位先生竟在法院告了他,說他欠債不還,而法院居然判了巴爾紮克敗訴。
巴爾紮克每行文稿得60生丁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他隻得靠把他的短篇小說賣給一家名叫《家庭博物院》的雜誌,來換得一口飯吃。
1849年10月,巴爾紮克再次來到烏克蘭韓斯卡夫人的莊園維日霍維尼,此行的目的是敦促韓斯卡夫人與他完婚。
因為俄羅斯天氣太冷,他還是提早趕到的,誰知身體大虧了的巴爾紮克還是生了病。先是發燒,後是肺炎複發,熱度居高不下。經醫生診斷,巴爾紮克已病入膏肓。那些天,巴爾紮克隻能病懨懨地躺在床上,但是他的心中依舊在構思著他的小說。
按理,婚事當是沒有指望了或至少要束之高閣才是。沒想到,韓斯卡夫人這回竟異常爽快將婚期定了下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韓斯卡夫人終於良心發現,終於被巴爾紮克多年來的忠心耿耿的表現感動了。
結婚典禮放在1850年3月,地點是別爾迪切夫市的聖·巴巴拉教堂。出乎意料的佳音使病中的巴爾紮克歡呼雀躍。巴爾紮克當即十萬火急地給他老母寫了一封信,告訴她趕快裝飾新居,迎接新娘的到來。
在信中巴爾紮克還特別關照,各間房子務必要有花:請最好的花匠,用最好的花,花桌、花盆、花架、花瓶、花插一定要應有盡有,多多益善。
1850年3月14日早晨7時,巴爾紮克與韓斯卡夫人的婚禮如期舉行。婚禮結束,當天夜裏,即驅車趕回維日霍維尼。3天後,巴爾紮克給他一生中最信任的女友卡羅·珠兒瑪在信中寫道:
3天前我同我生平唯一所愛的女人結了婚,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愛她,我將繼續愛她,直到我的死日。我相信這次結婚是上帝一直替我保存好的一筆賞賜,以作為對於我曾經遭遇到的和克服過的那許多的苦惱和那麽多年的辛苦和艱難的補償。我的童年並不幸福,我的青春並不繁花似錦,但是現在我將享有一個燦爛的夏天和最宜人的秋天。
巴爾紮克歸心似箭。一結完婚,他巴不得立即攜妻返回巴黎。無奈大雪封路,根本無法起程。就這樣硬是挨到4月中旬才動身。路還是不好走,花了一個月好不容易才趕到德國東南部的城市德累斯頓。
此時,巴爾紮克有一種劫後餘生之感,他在一封發自德累斯頓的信中這樣寫道:
到達這裏,平常隻需6天,但我們足足花了一個月。我們的生命不止一次,而是上百次地處於危險之中。我們常常要找十五六個人來幫忙,用絞車把我們的車兒從沒到齊車窗的沼澤潭裏拉出來。但是我們終於抵達了。雖然又乏又病,總算沒有喪命。
這樣的一次旅行使人老上10年。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種什麽味兒,心裏老是擔驚受怕,唯恐我們中間有一個要死在另一個人的懷裏——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地傾心相愛著的時候。
這次旅行嚴重摧殘了巴爾紮克的身心,到達德累斯頓,他眼睛半瞎,氣息奄奄,連台階都上不了。他此時全靠一種精神,靠對未來生活的熱望在支持著。
10多年、甚至幾十年的艱辛的工作和拮據的生活,毀壞了巴爾紮克的健康。
在身體機製下降的情況下,他不僅染上了俄羅斯的風寒,而且,還經曆了疲憊的旅途。首先,他得了支氣管炎。然後,這可惡的疾病又侵襲了他的心髒。這使他行動困難,幾乎一步一喘,說話都感到力氣不足。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變得“像兒童一樣的脆弱”,他不能行動,更不用說寫作了。
盡管醫生用了最先進的技術來替他治療,但由於身體各個器官都遭到了破壞,眼睛也出現了毛病,體溫也高了起來,肺炎又複發了。他因此而幾乎一直沒有提筆。
他一直穿著的那件工作室的白袍被一件睡衣所代替了。他穿著它工作了幾十年,就像戰士的戰袍一樣。這時,他不得不脫下了,他說:“這件衣服現在要永遠地代替我的‘迎爾蘇沁白袍了’。”
可以從中深深感到他那痛苦的戀戰情緒。因為,巴爾紮克的“解甲”,卻意味著他寫作生涯的結束。等待他的絕不是詩情畫意的田園故裏,而是他生命裏程的盡頭,以及他深重的痛苦和遺憾!
可是,一切都不能夠了。醫生診斷他為間歇性腦炎的熱病,並且還有嚴重的心髒病。
這一刻終於來臨了,那是1850年8月18日晚上。夜色籠罩了整個巴黎,是人們開始夜生活的時候了。可是,今天的這個時候,他卻再也不會醒來了。他不會在兩個鍾頭以後,被仆人輕輕的叩門聲所叫醒了。他也不需要借助於黑咖啡的力量刺激自己的神經,用它驅趕睡眠而繼續工作了。
巴爾紮克安息在自己置辦的柔軟而溫暖的床上。陪伴著他的唯一的親人,隻有他年邁的母親。而他新婚的妻子,卻早已退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對於他的死亡,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有過一段詳細的回憶,記錄了他最後一次探訪巴爾紮克時的情景:
我拉了門鈴,沒有人答應我。我就拉了第二次門鈴。門開處,一個女仆手裏拿著一枝蠟燭出來了,她在涕泣,她帶領我走進了地麵樓的客廳,另外一個同樣涕泣的婦人說:“他就要死了,太太已經退至她的房子裏休息去了。”
大夫們都不知道對他怎麽辦。他們說水腫使他的心髒肌肉變了,他的肌肉和皮膚都變成了脂肪,所以沒有辦法鑽孔放水,今天早上9時起,他就沒有說過話,太太派人去請了一個牧師來給他舉行臨終塗油典禮,他做出了一個手勢,表明他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一個小時之後,他向他妹妹伸出了手。
11時起,他的喉嚨發出了一種急切的響聲,我來到巴爾紮克的臥室,他的病榻就放在房子的中央,巴爾紮克躺在床上,他的頭靠在枕頭堆上,臉是紫色的,幾乎是黑色的,朝著右邊傾斜去。他沒有刮胡須,他的頭發是灰色的,剃短了的。他睜著眼睛凝視。我看到他的側麵,他很像是皇帝拿破侖。
一個老婦人、看護和一個仆人站在床的兩邊,看護和仆人沉寂恐慌地站著傾聽他臨死的急切的響聲。我翻開了被窩,拿了巴爾紮克的手,滿手的汗珠。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但是他並沒有回握,看護告訴我說他天一亮就要死。
我下樓時,看到那隻靜立不動,沒有感覺的精製的半身像,是德·安幾爾·大衛為巴爾紮克雕的一尊雲母石的大半身像,從那裏發出空泛的光輝,於此我不能不在死和不朽之間作個比較。
巴爾紮克在18日夜裏去世了。隻有他的老母親為他送行。一個偉大的天才就這樣孤寂地離開了人世。他獲得了不朽,可是他卻過早地離去。
1850年8月22日,在傾盆大雨中,巴爾紮克的遺體被送到拉雪茲神甫公墓,這個他曾以依戀不舍的心情埋葬了高老頭的地方。前來扶靈的4個人是:維克多·雨果、《基度山恩仇記》的作者大仲馬、文學批評家聖伯夫和巴羅希部長。
其中除了雨果是巴爾紮克的摯友外,其餘3人沒有一個同他有過親密的友誼,而且其中,聖伯夫是巴爾紮克最痛恨的敵人。然而,無論是他的對手還是他的敵人,都不得不承認巴爾紮克的死是人類重大的損失。
在濛濛細雨中,維克多·雨果宣讀了著名的《巴爾紮克葬詞》:
我們剛下葬在這裏的這個人是舉國哀悼的偉人之中的一個,從此之後,人們的眼睛不會朝著統治者的臉孔瞧去,而要朝著思想家的臉孔看去,而整個國家也要因為這些人之中的一個的死亡而戰栗。
今天,民眾在哀悼一個才子的死,國家悲痛一個天才的損失。巴爾紮克的姓名要留在我們這一時代所給後世傳統的一道光亮的足跡上……巴黎已經因為他的死而昏迷了……他是回到法蘭西之後沒有幾個月的時候死去的。
他感覺到他已不久人世,就想要重新看到他的祖國一次,正如長途旅行的前夜,一個人要來擁抱他的母親似的,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是這生命卻是豐富的,這位哲學家,這位思想家,這位詩人,他曾經在活著的時候經曆過一切偉人所有的充滿波濤和鬥爭的生活。
今夭,他已經安靜地休息了。現在他已經遠離了衝突和仇恨。進入墳墓的日子,他同時也進入了名聲的宮殿。從此之後,他要在我們地上的明星之間處,在遠離我們頭上所聚集的烏雲之上的地方光耀,這不是黑夜,乃是光明。這不是結局,而是開端。再也不是虛無,而是永生,像這一類的墳墓才是“不朽”的證明。
一代偉大的作家,在疲憊與困苦中就此與世長辭,而雨果的悼詞,正說出了全世界對這位巨人的共同評價。
巴爾紮克的一生啟示我們:要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在寫作上取得一定成就,沒有堅韌不拔的意誌和爭分奪秒的拚搏精神是難以做到的。他碩大無比的腦袋,裝滿了對這個罪惡世界的悲憤,他魁梧健壯的身體,洋溢著對生活的痛苦與歡樂,他的代表作《人間喜劇》揭露了人性中的種種醜陋,他的獨具個性的幻想與寫作,為世界文學史建立了一座豐碑。
通過《人間喜劇》,巴爾紮克“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曆史”。他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