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迷蹤：你所不知的曆史真相

五四“文白之爭”的高手過招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隻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製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曆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

　　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遊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雲：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麽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上額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鄭思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讚不己。”康“氣如結牆，興辭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凶莫凶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嚐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風度。

　　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讚蔡元培為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烏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

　　林紓此舉，行為卑劣，為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

　　胡適與黃侃“鬥法”

　　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字季剛，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黃侃的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愷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愷運通脫，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裏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寫成上半部。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隻須5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隻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老章又反叛了！”

　　曾作過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章士釗，二十出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後遊學英倫，歸來後自創《甲寅》雜誌，這是一個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輿論陣地。

　　章士釗雖熱衷於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缽，所以他經常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茶餘飯後閑聊談天的當兒，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曾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並點名要胡適回應。胡適看後一笑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

　　章士釗聞後，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此兩人互不相往。數年之後，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章士釗與胡適相遇。宴後二人合影，並各題詩一首。

　　章士釗的詩如下：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白話詩句出於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於白話領袖胡適之手，很是有趣。

　　章士釗並未像他詩中所說的那樣，真的“投了降”，時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屢屢攻擊白話文學，對運用白話文的陳源、梁漱溟、梁啟超等進行指責，並自相矛盾的宣稱“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

　　胡適讀後，馬上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釗題寫在相片上的“白話歪詞”，指責他是個“不甘心落魄”的“時代落伍者”。

　　胡適還指出，章士釗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邏輯錯誤和不講道理，並聲稱：“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並風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