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圍繞白話文運動的那場硝煙彌漫的爭論,充滿了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也照亮了現代史的進程。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的是黃遵憲,他認為文言誤國不淺。而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國的文字,即用白話文作為語言的工具。胡適認為文言文是死的文字,白話文才是活的文字。他不僅大力倡導白話文運動,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實踐之。
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譯、評、述、著均成果豐碩。他曾榮獲36個博士學位(其中35個為榮譽博士),始自1927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補授”哲學博士學位,止於1959年接受美國夏威夷大學贈予的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他一生涉足於文學、哲學、史學、教育以及社會政治等眾多領域,治學勤勉,蜚聲遐邇,影響極其深遠。
由於白話文是新生事物,當時社會上對此的反對異常激烈,反對白話文運動的有大學者吳宓、黃侃、林紓、梅光迪、章士釗等人,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曆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黃侃乃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愷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愷運通脫,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一有機會便冷嘲熱諷。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裏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一生知識淵博,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有始無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四十自述》及其早期的長篇小說《真如島》(也是其一生唯一的長篇小說)都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闕如,都是未完待續的“半部書”。有人因此將胡適譏為“半部書先生”。當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出來後,在學界影響非常之大,但下半部付之闕如,胡適也不計劃再寫下去。於是,黃侃借此又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隻須5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隻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胡適一番精辟的闡述,是對黃侃“文言文電報省錢”之論調的回馬一槍,而且回擊得非常有力。同學們聽後不由得紛紛點頭讚同。在胡適等的不懈努力下,白話文最終取代了文言文。
五四時期的文化天空中群星璀璨,大師們卓爾不群的藏巧言行真讓人景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