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興讀史

清朝怪事：提拔竟是一種打擊手段

　　如果你喜歡一個人，就提拔他，因為官途是天堂；如果你痛恨一個人，也提拔他，因為官途是地獄。

　　這兩句話聽起來很荒唐，但痛恨誰就提拔誰的事情在曆史上真的發生過。在清朝，提拔官員就曾是一種對其殘酷打擊的手段。且看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國鄉村生活》一書中記錄的一個真實的事例：某軍機大臣的兒子在山東鄉下為非作歹，被人告到當地知縣那裏。知縣把這位惡少找來跟他講道理，並且打了惡少的家奴。惡少回去以後立即寫信告訴了京中的父親。接著，知縣得到調令，被提拔到四川某地任職。“這個官員的調動幾乎要跨越整個中國，沿途花費巨大，麻煩甚多。他剛到任新職不久，又接到升遷雲南的任命。這又是一次耗時費神的艱苦行程。可剛到任不久，又被通知升任關外某地的道台……”直到此時，這位知縣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麽惡毒的報複。他無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與頗為可觀的路途開銷，無奈之下隻好吞金自殺，永遠避開了進一步的升遷和無休無止的磨難。

　　劉繼興認為，在清朝提拔幹部之所以成為一種打擊手段，主要是因為當時農業社會的基礎設施和現在不能同日而語，尤其交通條件太差。官員去異地上任，一走就是幾個月，舟馬勞頓，人吃馬嚼，上任之時，往往還算闊綽的官員也免不了傾盡其所有，囊中比少女還要羞澀。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冊《中國年鑒》中記載，即使到了民國，交通狀況依然沒有多少改觀。該書中有一個“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規定了官員任命和到任的期限，當時分為“有交通的地方”和“無交通的地方”。以北京為中心，有交通的地方，“到順天要十日，直隸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龍江三十日，山東二十日，山西二十日”；沒有交通的地方，“到熱河三十日，陝西四十日，甘肅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廣西六十日，貴州一百日，雲南一百日”，“到廣東是一百三十日，到新疆，期限為一百六十日”。頻繁調動和升遷對於官員們來說是件折磨人的事，可以想象路途上的艱難險阻，真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所以，我們沒理由不感謝我們所處的當今盛世，海陸空交通四通八達，去哪都隻是幾個小時的事。老百姓幸甚，天地間來去從容；官員更幸甚，被提拔後歡天喜地，絕無一點因赴任路途遙遠而慘遭各種折磨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