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興讀史

曆史上真實的走西口

　　電視連續劇《走西口》熱播後，反響很是強烈。該劇的曆史背景是清末民初山西的移民大潮--走西口，讓人不得不在想起那段淒涼而又悲壯的真實曆史來。

　　近代中國有三次規模較大的人口遷徙：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據考證，走西口現象大約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於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這個時期走西口的人口數量最大，前後經曆了大約三百年的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陝西、河北也有流民湧入走西口的大潮。在當時，山西人很窮，其窮困的原因並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時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阪，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家裏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夥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拚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拚命地幹，田裏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曾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誌甚至說當時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鬥”。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裏，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於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與其眼睜睜挨餓坐以待斃，不如走出去，也許能闖出條活路來。於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為什麽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內蒙古草原發展呢？為什麽不選擇去別的地方呢？原來，除了內蒙古草原的自然條件比較好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歡迎山西等地的饑民，讓其幫助當地發展經濟。

　　元朝滅亡之後，以元惠宗（順帝）妥歡帖睦爾為首的蒙古部眾被迫退到上都（今多倫縣西北正藍旗東上都河北岸），史稱“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國北方長期對峙，蒙古各部之間亦紛爭不斷。曆經170多年的風雲變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孫阿拉坦汗（俺答）占據了河套地區。

　　阿拉坦汗是一位賢達開明的有作為的統治者，為發展地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他積極主張改善與明朝的關係，實現通貨互市，並多次派使者與明朝談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絕阿拉坦汗的誠意，並殺害使者，最後導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見，率蒙古鐵騎旋風般穿越草原，包圍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協，於隆慶五年（公元1751年），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實現了北元與明朝間的通貨互市。

　　此正值明朝中葉後期，由於朝政腐敗，晉陝冀邊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與阿拉坦汗通貨互市後，無異給晉陝冀邊民打通了一條生命通道，便有許多窮苦邊民以及因參與反對朝廷而遭官府緝捕者，為逃生或避難，紛紛越過長城，到“口外”廣闊的蒙古草地上謀求生存。阿拉坦汗出於為我所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的，便敞開胸懷接納了他們，給他們提供土地和氈帳、耕畜和牛羊，讓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或鐵匠、木匠、毛匠等手工業勞動。由此揭開了晉陝冀邊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實現了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在河套地區有機融合的一次飛躍。後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後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後勤基地。所以這一帶來往的客商很多，最終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後來的票號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異地他鄉，反倒成了晉商的發祥地。

　　那麽，西口在哪裏呢？有專家認為特指山西右玉縣晉蒙交界處的殺虎口，明朝時稱“殺胡口”，清代改其名為殺虎口並沿用至今。因為殺虎口位於長城的另一要塞張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的說法。山西土地貧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內蒙古河套一帶謀生，大都走殺虎口這條路徑，方位是由東往西，這也是殺虎口成為“西口”的一個重要依據。當然，“西口”亦有廣義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長城諸關卡要隘，此種觀點似乎更為民間所認同。

　　西口還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殺虎口等長城關隘是旱西口，而地處晉陝蒙交匯處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碼頭，故稱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著“西口古渡”這一曆史遺跡。

　　走西口的路上充滿了血淚與艱辛。它更像是一種賭博，和命運，和老天爺的一種賭博。賭注就是自己的一條生命。能烤昏人的酷熱，零下四十度的嚴寒，神出鬼沒的土匪搶劫……有多少人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當時沒有統計也無法統計。

　　山西人在民歌裏淒慘地唱到：“自古那個黃河向東流，什麽人留下個走西口？”這無疑是當年走西口人們的哀怨心聲。他們為了謀生，不得不背井離鄉，淚別父母妻兒，遠走異地過著孤苦艱辛的日子，難免心中充滿悲傷，更有留在家鄉的父母妻兒。

　　尤其是年輕的妻子，揪心扯肝，思念在外的親人。於是她們就用唱曲兒來傾訴心中的哀怨：“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懷抱你那梳頭的匣，兩眼淚雙流……”這首《走西口》的民間小調廣泛流行在陝西、山西、內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地區，可謂家喻戶曉，人人會唱。其樸實的語言，細膩的風格和蕩氣回腸的唱腔，高亢、真切的詞曲，反映了當年走西口的愴然、纏綿與悲壯。它的歌詞其實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因為分別之後就不知道什麽時候再能見麵，所以叮囑的就多一些，瑣碎一些，生怕有什麽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哥哥走了西口，又有多少妹妹流盡了淚花，可以說隨便拎出哪個來都是部厚重的故事。劉繼興考證，當時因走西口在內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達20萬之多，而現在的河曲縣，也不過16萬人口。當年僅僅一個縣就有這麽多人走西口，山西全省有多少呢，肯定得是一串很長的數字，數字上血淚斑斑。

　　就這樣，當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難史，也走出了一批曆經磨煉而精明強幹的晉商來。如喬家大院的主人在鼎盛時期一度壟斷了包頭的一切貿易經營活動。而喬家由寒酸貧困通往大財大富的發展道路，就是由先祖喬貴發走西口開始的。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過兩百萬。在一百多年前，這裏還隻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裏做生意，才一點一點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裏還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複盛公就是山西喬家在一百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在走西口曆程中變成大商人的山西漢子們回到家鄉後，為自己修造的房子大都是豪宅大院，被作為晉商財富的象征。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

　　然後，像這樣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大多數走西口者命運很淒慘。山西的許多地方誌中，卻記載了大量的這樣的故事。如榆次有個姓董的，他父親和他母親結了婚就走了，以後生下他。根本沒見過父親，三次到新疆去找，聽說在新疆，具體地理不知道。第一次去失敗了，過了幾年又給別人當長工，賺了錢以後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聽到一個人從西北回來，像山西口音，就問，打聽，說敦煌有個廟，廟裏有個人的長相，像你說的這個人。後來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後，到廟裏一聽，口音是山西榆次人，最後一問就是他的父親。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隨著晉商衰落和內蒙貿易的停頓，以及政府對此地失去控製，走西口以一種無序的狀態進行。而西口之外的地區政局動蕩不安，災患頻仍，基層控製能力薄弱，走出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內一樣生存無著，大多走上了匪盜之路。走西口又從財富之路變成了從匪之路。走西口的規模也漸漸變小，走西口從此走向衰落。

　　欣逢盛世，走西口的曆史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內涵卻傳承了下來，那就是不屈不撓、艱苦創業的民族精神，是激勵後人奮發圖強的一筆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