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原後記

　　拙著《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簡稱《建文帝卷》）自2009年初出版後，我就把精力投入到了《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係列之《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卷》的研究與寫作當中去，按照規矩，書一旦出版後我就不用過問了，因此對拙著的反響我也沒有去想得太多。記得在書稿成型時，出版界的一個朋友跟我說：你這書的選題不好，建文帝隻當了4年皇帝，沒幾個人知道他，所以說它的銷量不會好。我聽後也沒當回事，除了繼續將明史寫下去外，就是在江蘇、安徽、福建等地來回做曆史文化係列講座。時至2009年初夏，有人告訴我《建文帝卷》第一次印刷可能要不夠了（8月加印時筆者新考古發現——支提寺雲錦袈裟沒來得及加上，在此向廣大的讀者致歉），消息振奮人心。更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去年夏天東南大學出版社與上海圖書博覽會談定，讓我到上海展覽館去現場簽名售書。說實在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裏很沒底氣，盡管我是從上海研究生畢業的，但離開這片土地已經快要20年了，當年的同學幾乎都快“奔五”了，而我的受眾群主要是在江蘇、安徽以及福建等地，因為大家都從電視裏認識我，上海，我確實有些陌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那天的簽名售書大獲成功，原定半小時的簽名活動被迫延長，我的手都簽酸了，結束時有好多熱情的讀者朋友，包括大爺大媽和少男少女們都要跟我合影留念，有個年輕朋友說自己在讀大學，他問我哪個大學研究生畢業的？我隨口而出：“華東師範大學！”他馬上說：“我大學畢業後就要報考華東師範大學您的研究生。”此時我十分尷尬，無奈之下隻得遺憾地告訴他：“我現在不在那兒了，而是從事非本專業的電子音像出版，因此也不招研究生。”說到這裏，隻見他一臉的失望，但我不能不說啊，讀者們寄予我厚望，我應該將自己確實的信息告訴他們，將我個人好的精神產品奉獻給大家。

　　讀者朋友的厚愛本是件好事，是個動力，但又是種壓力，坦率而言，《建文帝卷》書稿成型時，我並沒有將建文帝最終下落的答案告訴給大家，隻是覺得“蘇州說”相對證據充實點，權作該書的結尾。但有朋友還是十分認真地追問筆者：建文帝到底會出亡哪兒？

　　這是一個看似甚小但關係甚大的有著600年曆史的大明第一疑案，作為曆史學者要想確切地給出答案就必須要有充分的史實依據與考古實物為憑。而史實依據範圍很寬泛，就文獻史料來說，有正史、有野史、有方誌，等等；就實物依據來講，有古碑、古墓、石刻、繪畫等等。如何取舍？潘群教授經常告誡我：“思想要解放，視野要開闊，在學術上沒有高低、貴賤與歲數大小之分，堅決摒絕學霸作風，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潘老的這番治學精神與我的初衷不謀而合，正如筆者在《建文帝卷》中所說的，“有時一個不為人們注意或重視的一絲線索或傳說或許是未來揭開曆史之謎的一把金鑰匙”。沒想到的是在《建文帝卷》成書一年後，筆者原本的理想竟在一定程度上化為了現實。

　　2009年初夏筆者正在蘇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時，突然接到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鄭自海先生打來的電話，他說福建發現疑似建文帝墓。這樣的消息近年來太多了，或許是出於當地經濟旅遊開發的需要，各地爭相爆料發現了建文帝墓，見怪不怪，我壓根兒也沒太在意。回寧後看到鄭寬濤先生和寧德方麵發來的照片與視頻，我的興奮點逐漸地被吸引過去了。

　　沒過多久，應寧德地方政府的邀請，我與鄭自海先生、鄭寬濤先生等前往福建寧德進行實地考古。本來南大潘群教授也要去的，但不巧的是他老人家身體不適，於是就委托我多看、多聽、多收集考古資料。

　　三天後回到南京，我將收集到的所有考古實物資料與照片拿給潘老看，隨後我們就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寧德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那些怪異的規製與石刻構件，總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2008年秋天我與潘群教授曾在鳳陽明中都與明皇陵看到的蓮座之類和明孝陵上的石刻就與它們有幾分相類，於是趕緊前往東郊明孝陵拍攝照片與視頻，將其與寧德帶回來的古墓照片進行比對，再上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有時發現手頭考古資料不夠，我就馬上打電話到福建去求助，寧德市地方誌編委會的王道亨副主任、市委宣傳部吳澤金、組織部孫紹祥、餘新漢等先生都成了我研究的合作夥伴，最令人難忘的是寧德市委組織部鄭民生部長始終如一地關懷和支持我們的研究，他沒有一點官架子，一遇到什麽考古新發現就及時打電話通報給我。

　　緊張、忙碌的查找比對與艱辛的考證工作持續了近四個月，大約到2009年8月下旬，我與潘群教授等人基本上理出了頭緒，剛好潘老的身體也恢複得差不多了，於是我們就與鄭自海先生、鄭寬濤先生等應寧德市之邀再次踏上了寧德考古之路。

　　本來這也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考古之旅，我們的目的無非是想求證醞釀了幾個月的判斷與看法，年邁的潘群教授為了親眼目睹考古現場竟然不顧羸弱的身體跟著我們一同爬上了危險的高坡，其求實認真勁著實感動了當地的佘族老鄉，他們拿出了筆墨，要潘老留個墨寶，年逾古稀的潘老此時忘卻了自己的疲勞，毫不猶豫地潑墨揮毫……

　　一切皆在不經意間，當我們回到南京時，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與新聞頻道對我們的寧德考古作了報道，一時間我們幾個人的電話、手機響個不歇，新聞媒體爭相前來采訪。對此，我們隻談自己的學術觀點，就這麽簡單，但誰也沒想到的是，有人不知出於何種目的，對我們的學術觀點甚至人身進行了攻擊，說：“這完全是一場鬧劇……在沒有確鑿實證時，不能草率地發表什麽定論。否則會產生誤導，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舉動。”

　　學術本該是自由的，要是有什麽不同的意見，大家可以敞開來理性探討，當然必須是有根有據，而不是信口開河，或不負責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純憑主觀感官就妄下論斷。曆史學是一門唯史實為依據的學科，與其密切相關的考古學在某種程度上是起到先導性與補充性、核實性等作用，考古正確與否就必須要與曆史文獻相比對和核實。所以在此筆者奉勸某些人先把史料、史實理理清楚；而對於人身攻擊，我們決不會等閑視之，作為公民，我們將保留法律所賦予我們的權利！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探索與努力除了極個別“雜音”外還是得到了許多領導的肯定與支持，廣大的電視觀眾和讀者朋友給予我們相當多的關注與幫助，江蘇、福建甚至江西、湖南等地的網友們在網上給我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肯定意見書，素昧平生遠在美國的華人記者柯伊文先生趕寫了1 400多字的新聞稿，分別發給全球幾百家新聞媒體。最令人感動的是，承蒙中央電視台的厚愛，我與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學教育》頻道的《百科探秘》，當電視上播出我們的節目時，許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都打來電話，表示堅決支持我們的研究。即使如此，潘老還是不斷地叮嚀我：不論怎麽忙，都要盡早將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的考證和揭秘過程公之於世，別辜負了朋友們的厚望！

　　2009年8、9月間，我從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的“九五禮數”與龍飾主題等方麵入手，相繼撰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福建《閩東日報》和南京《靜海寺》雜誌的創刊號上，然而事後又覺得意猶未盡，特別是對南京雲錦研究相當不足，於是通過尋訪和朋友介紹，查找南京雲錦老前輩、老專家，向他們求教，由此展開對雲錦袈裟更為深入的研究，八吉祥圖飾、卍字圖案、“福壽”字樣的燈籠、雲龍紋、五爪龍和“九五禮數”等等，凡是能看清的圖飾、紋樣（雲錦的織法與用料）及其所隱含的信息，我都給它們一一查找史料依據，結果意外地發現它們的指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們都與明初大明皇家甚至可以說是皇帝有關。至此有關支提寺雲錦袈裟的研究暫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的問題也就是在福建當地引起極大爭議的上金貝古墓的定性問題，其難點有三：第一，先前地方上有關文物部門將其定性為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但其實問題並沒解決，就在上金貝不遠的明代寧德籍一品高官林聰墓也沒上金貝古墓那麽大，這是為何？第二，上金貝古墓規製奇特，除了古墓外還有舍利塔，不僧不俗，這又是為何？第三，該墓舍利塔上的碑文“禦賜金襴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從正史與方誌來看都無法真正查實古墓與舍利塔的主人到底是何許人也，隻能如一些人猜測那般，但猜測是不能代替曆史的，曆史學是一門講究實證的科學。在碑文解讀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筆者想到了石刻藝術的時代特點——它們體現出自身時代特殊的審美情趣與美學價值，於是我就從上金貝古墓與舍利塔上的蓮座、吉祥雲、須彌座造型、龍刻構件等方麵入手展開研究，查閱網上資料，尋找正史上的依據，結果發現這些造型藝術與刻件風格也“不約而同”地指向明初皇家，加上筆者第一次去寧德時從考古現場獲悉的隻有皇帝陰宅——陵寢與皇帝陽宅——皇宮等建築群中才有的“金水橋”與“金水河”等地名，由此漸漸將上金貝古墓與舍利塔的主人“鎖定”在下落不明的明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的身上，在此過程中筆者還發現了古墓與舍利塔上的如意雲居然與支提寺雲錦袈裟上的如意雲有著極大的相似或言相同，這就更加證實了筆者的觀點——建文帝最終出亡到了福建寧德！有史有論，特別是正史的引入使得單薄的寧德考古得以豐實。

　　大約到了去年的11月份，長篇論文《破解600年第一謎案——建文帝終亡福建寧德》終於完稿，我馬上送給潘老指正，沒想到年近八十的潘老不僅認認真真地審讀了一番，而且還就拙文中的史料進行了仔細的核對，不僅對我的觀點與論據予以充分的肯定——文中將正史史料與寧德考古實物比對聯係起來，克服了以往建文帝研究的不足——而且還提出了一些珍貴的意見和補充了部分史料依據，讓我充實進去。我原本就想整理好了在報刊上發表，但鑒於以前極個別媒體的惡炒甚至夾帶人身攻擊，也鑒於刊物對於論文字數的限製，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將其擴大成書，向世人做個交代。潘老聞之甚喜，他不顧虛弱的身體馬上給我趕寫序言，想來實在讓人感動。

　　前後經過近一年的艱苦探索與努力，一份“答卷”做好了，但是不是令廣大讀者朋友滿意？隻得由大家來評述了，我靜心傾聽著。

　　在此我要衷心感謝的是南京市委宣傳部葉皓部長，南京市委宣傳部網控中心的龔冬梅主任，中央電視台池建新總監，南京電視台陳正榮副台長、新聞綜合頻道傅萌總監，江蘇教育電視台張宜遷主任、薄其芳主任，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吳小平副總經理和東南大學出版社江建中社長、張新建總編，南京市政協副主席餘明博士，南京閱江樓風景區管理委員會韓劍鋒主任，南京明孝陵周鈺雯館長，南京靜海寺紀念館田踐館長，南京閱江樓邱健樂經理、錢琪小姐，南京市社科院、社科聯的陳正奎院長、嚴建強主任、顧兆祿主任，南京市新聞出版局的蔡健處長等領導的關懷；感謝我在南京的學業師長、原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中心常務副主任潘群教授對我的諄諄教導和無私的幫助以及潘老的老朋友古籍版本目錄學家沈燮元先生、南京曉莊師範學院陳平平教授；感謝南京雲錦老前輩及他們的後人，尤其是李少卿先生和不久前過世的南京雲錦權威徐仲傑先生及其著作《南京雲錦史》對我的雲錦研究的啟迪和幫助；感謝中央電視台裴麗蓉編導、徐盈盈編導、戚錳編導以及主持人張騰嶽、江蘇電視台公共頻道的賈威編導，江蘇教育電視台的蒼粟編導、趙誌輝編導、夏恬編導，安徽電視台公共頻道的製片人張環女士、舒曉峰編導、海外中心的吳卓編導，南京電視台主持人周學先生、常征主任、編導劉雲峰先生、李健先生、柏新民先生、卞昌榮先生，江蘇廣播電台的呂鳳華女士、陸正國先生，新華報業集團的鄒尚主任、黃燕萍女士、吳昌紅女士，《現代快報》的胡玉梅女士，《金陵晚報》的鄭璐璐主任、記者於峰先生，金陵圖書館的袁文倩主任和鬱希老師，南京靜海寺紀念館的鍾躋榮老師，南京明孝陵向陽鳴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鄭自海先生和鄭寬濤先生，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的黃雁鴻女士，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的孫邦華教授，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財經大學的霍訓根主任，江蘇經貿學院的胡強主任、吳之洪教授，南京出版社的盧海鳴主任，南京城牆辦的朱明娥女士，中年篆刻專家潘方爾先生等朋友給我的幫助，還要感謝南京有線電廠退休工程師讓慶光老先生和他的弟弟北京大學教授讓慶瀾先生對我寫作的關心，根據讓氏家族先祖口授心傳的描述和家中所藏的中元節燒包單上的名錄修成的《讓氏家譜》所載，兩位讓老是建文帝的第15代子孫，盡管今年他倆已經八旬有餘，但聽到我在寫建文帝出亡之謎的著作時，他們立即給予我許許多多的幫助，在此我衷心地祝願兩位讓老健康長壽！當然更要感謝福建寧德的朋友，他們是現蕉城區委書記鄭民生，蕉城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承東，統戰部的楊向輝部長，寧德市地方誌編委會的王道亨副主任，寧德市委宣傳部吳澤金、組織部孫紹祥、餘新漢和寧德“蕉城在線”黃鎮平、福建寧德三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池致春等先生，不可想象，要是沒有寧德朋友的幫助，拙著是否能在這麽短時間內完成。

　　大明第一謎案經過600年的是是非非，現在終可以畫上一個小小的句號了。歡迎海內外的朋友一同參與到建文帝問題研究當中來。潘群先生曾說：“建文帝是個好皇帝！”正因為建文帝是個好皇帝，才有600年來這麽多的人在關注他；建文帝最後出亡了，是曆史上福建人民收留了這位不多見的好皇帝，筆者聊以本書獻給可敬的福建人民和喜愛我的讀者！

　　最後要說的是，下列同誌參與了本書的圖片收集、資料整理、文稿起草等工作，他們是馬宇陽、陳友初、吳豔萍、顧友彪、車俠、伏毅、馬允成、殷風娟、薛鎮芬、徐建華、朱險峰、陳瑾、高建平、陳昊、車雲飛、劉世梅、萬發軍、車超、金太霞、萬時緒、顧介鳳等人。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馬宇陽、陳友初、吳豔萍、吳金生、唐慶健、顧友彪、車俠、伏毅、馬允成、殷鳳娟、薛鎮芬、徐建華、朱險峰、陳瑾、高建平、陳昊、辛繼鵬等人參與了本書的圖片收集、資料整理與部分寫作等工作。

　　馬渭源

　　於南京大明帝國黃冊庫畔

　　2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