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四節 上福建最妥當、最安全？

　　如此看來，建文帝出亡浙江，小住鄭義門是可能的，但久留絕不可。那麽建文帝能上哪兒？前述，大明西北是朱棣的“雙重親家”宋晟的勢力範圍；西南又是朱棣的雙重親家沐英家的天下；湖湘地區呢？朱棣後來在武當山一帶大搞土木工程建設，到處都是朱棣的“走狗”；南京周圍的江南地區？如蘇州曾是建文帝鐵杆支持者蘇州知府姚善管轄的地盤，那兒有不少的“親建文”分子，因此說建文帝極有可能先往蘇州方向跑（上海學者徐作生先生的考證很有價值），但蘇州畢竟距離京畿太近，危險性極大；上江西，那可是建文帝老師黃子澄的家鄉？但也是目標太明顯，危險性也大，因此，從整體來看隻有上福建一帶去才最為合適。

　　第一，建文帝在福建有著很好的人脈關係與深厚的情感基礎，但不顯眼。

　　建文新政期間或以前的朝廷中樞中許多高官都與福建有著一定的關聯。

　　建文新政時的戶部尚書王純曾是福建參政（可能相當於副省長）。“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猗氏縣尹。洪武中，征授禮部主事，曆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二十三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紞埒。帝（指朱元璋）嚐稱於朝，以勸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踰城走，為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紞俱罷……永樂二年四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

　　建文朝工部尚書鄭賜就是福建建寧人，“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禦史……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楨皆舉賜為長史。不許，召為工部尚書。燕兵起，督河南軍扼燕。成祖入京師，李景隆訐賜罪亞齊，乃相背耶？賜曰：‘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賜為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為同官趙羾所間，六年六月憂悸卒。帝疑其自盡。”

　　建文朝吏部尚書張紞的知己張祖也是福建人，“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為吏部吏……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張）紞被譴自經，舁屍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張顯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某母黃氏守誌教之。洪武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升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國子監祭酒升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壯，募民出粟。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楊連、按察使房安、僉事呂升等並為軍卒執。告其罪，上釋不誅，謫戍興州。顯宗有文學，多所著述，惜其功名不終。一時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謙、侍郎徐守實；文學者如侍讀王景、司業張智、修撰李貫輩。雖免於罪咎，然文皇帝未嚐重之。”

　　建文朝監察禦史林英原籍為福建寧德古田縣人、刑部給事中葉福為莆田人。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誌》。”

　　更有與朱元璋、朱標和朱允炆祖孫三代都有著非同一般關係的浙江浦江鄭家之子鄭湜曾經還當過福建參議。“……入國朝（即大明開國以後），曰（鄭）淵、曰（鄭）洧、曰（鄭）濂、曰（鄭）湜，皆以行誼聞。上（指朱元璋）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鄭）湜為福建參議。”

　　雖然上述這些洪武朝和建文朝要員最終都沒有隨建文帝而去（其中林英、葉福和王繼之為建文帝殉難），但他們個個都是正人君子，有這麽多與福建有著一定關係的高官或要員出現在建文政治的舞台上，想必建文帝對福建的情況還是比較熟悉的。更有一個長期以來被許多研究者所忽視的曆史事實，那就是建文帝在福建社會中下層有著一定影響與基礎。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勖諸生。每部使者涖漳，參謁時必請曰：‘聖躬安否？’燕王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臥不迎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思賢，以六生侑食。”

　　跨越四個年頭的“靖難”戰爭最終以建文帝失利而告終，漳州官學校長陳思賢率領他的學生誓死不降朱棣，上演了集體就義的悲壯一幕，由此也說明建文帝在福建有著相當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影響。這裏順便再說一下，若朱棣上台後發布的詔諭內容屬實（即說建文帝派人上閩浙選美女），那麽福建地區許多人家就是朱允炆的丈人家了。這樣說來，建文帝出亡福建就有著更加寬泛的社會關係了。

　　再有一個福建寧德民間提供了一個較有價值的信息，當地百姓口頭相傳：當年建文帝出亡到福建寧德是與他的老師周斌有關。明代文人黃仲昭在《八閩通誌》這樣記述周斌：“周斌字質夫，寧德人。洪武中領鄉薦，授建寧府學教授。時兵革甫息，斌修廢起弊，嚴立教條，作新士習。郡縣長貳非公事弗造其室，與之語曰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十五年，雲南平，撰賀表稱旨，有金幣之賜。秩滿，召至便殿，承顧問，以質直見重。明年拜中都國子監司業，約度明信，諸生悅服。又明年，召還，升齊王府左長史，輔翼開陳，一以正道。丁內憂，以病卒。”

　　從史料來看，周斌是一個與明初皇家有著較為密切關係的寧德籍文職要員，洪武中期他就當上了皇帝的顧問，後來出任中都國子監的教官，最後擔任齊王府左長史，負責齊王府公務之類的事情。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初朱元璋經常讓朱標等皇子上鳳陽學習鍛煉，想必“以質直見重”的周斌與仁弱端莊的朱標太子肯定熟悉。建文帝從小在明皇宮裏長大，周斌又當過宮廷顧問，可以想象他們倆肯定很熟悉，兩人又都是正人君子，其相互關係肯定也不會錯，至於是不是師生，目前沒有充分依據不敢妄斷。但建文帝失國之際，周斌已在寧德老家守孝，最後也病卒於家鄉（當地有一種說法是周斌詐死）。

　　古時候通訊不發達，建文帝遭遇國破家亡之大難後不得不出亡，到了福建，來寧德找周斌（周氏為寧德地區的一大族）合乎情理，它比上浙江和江西等哪兒地方去躲藏都合適，既不招眼又有良好的人脈關係與社會基礎。

　　因此綜合起來看，建文帝最終出亡到福建寧德是個聰明又理性的選擇，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除了我們俗界之外，在600多年前的佛門聖地還有一位皇爺爺朱元璋晚年曾做過特殊安排的特殊人物，極可能就是皇孫兒建文帝出亡要尋找的“庇護者”，他就是潔庵法師。

　　據明代《雪峰山誌》所載：“第六十七代中興雪峰寺正映潔庵禪師。師諱正映，號潔庵。江西撫州金溪縣洪氏子，幼不茹葷。先投寧德安仁、三峰寺為沙彌。明洪武十九年，試經得度，謁靈穀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墜地，遂有省。謙命任維那職。謙示寂後，往天界雪軒。典藏會有旨雲：泉州開元寺僧臨難，選的當家住持乃鬮選而出。乃引見；諭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難，善則欺侮你，惡則毀謗你。但清心潔已長久。欽此。師奉詔來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開堂演法，眾誌翕然。首豎法堂、次建甘露戒壇。不數年，百廢俱興。”

　　明代地方誌上記載的有關潔庵法師的這些信息，應該來說其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潔庵原本是江西撫州金溪縣人，俗姓洪，青少年時代在福建寧德安仁寺和三峰寺當沙彌。據福建省寧德市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王道亨先生提供給我的清乾隆版《寧德縣誌》資料來看，“安仁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寧德市蕉城區石後鄉境內；“南峰寺，亦名三峰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寧德市蕉城區洋中鎮境內。洪武二十九年潔庵上南京參加僧人選拔考試，後往東郊靈穀寺拜慧明謙法師為師。慧明謙法師圓寂後，潔庵離開了靈穀寺，前往南京天界寺。洪武晚期，素有東南名刹的福建泉州開元寺出了住持空缺這檔子事，大家正準備用抓鬮的辦法來選個住持，朱元璋聞訊後在明皇宮裏召見了潔庵法師，並跟他說了這麽一番話：“我叫你上開元寺去當住持，如今這年頭做住持不容易啊，你人善要被人欺，人不善就會有人說你壞話。隻有清靜潔心才能長久啊！”朱元璋晚年的這個任命耐人尋味，而潔庵也不負朱皇帝的一片皇恩，他一到開元寺就開堂演法，振興佛事，成績斐然。

　　“永樂元年朝京，（潔庵）回福州，諸山長老舉師主雪峰。”但據朱棣秘密特使胡濙在《雪峰崇聖禪寺碑文記》中說：潔庵是永樂二年來雪峰寺當住持的，永樂十六年，他主動將位置“禪讓”給了遠芷法師而歸老於南京的靈穀寺。從表象來看，這裏似乎沒有什麽的，但如果再仔細追問一下，問題就出現了：永樂十六年潔庵法師從雪峰寺“消失”後，他到底上哪兒去？胡濙說他自己要求“內退”歸老靈穀寺，但筆者查閱《靈穀禪林誌》，發現潔庵並沒有歸老於那裏。有人說他上了北京，這樣看來胡濙在說假話，胡濙說假話很有本事，他是朱棣的密使，為人處世極鬼。胡濙的同事葉盛曾記下了這樣的事情：“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徤，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明史·胡濙傳》曾這樣評述胡濙的：“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

　　由此看來胡濙是個極富城府的政客，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他比誰都清楚，因此他說潔庵歸老靈穀寺不足為信，事實上南京靈穀寺沒有潔庵的塔陵就證明了這一切。既然潔庵沒有歸老靈穀寺，那他又會上哪裏？謝元福在《靈穀禪林誌》作了解釋——上北京去，而且一去去了六年，直到洪熙元年才被明仁宗重新“安排”回南京。潔庵是臨濟宗的，與朱棣的第一紅人姚廣孝不屬於一個宗派，他上北京總不會是去作學術交流吧？

　　我們再比對一下明嘉靖時的學者鄭曉所著的《今言》和張廷玉主編的《明史》就會發現了一個天大的“巧合”：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曆升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發。長陵（指朱棣）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發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複其官。卒年八十二。”

　　《明史》也說：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病危時，他懇求永樂皇帝朱棣釋放已經被關押了十多年的臨濟宗的掌門人溥洽，結果，朱棣依了。

　　姚廣孝的輔助促成了朱棣最終起兵造反，但就在“靖難”成功的關鍵時刻，朱棣卻並沒有聽從姚廣孝的話：勿殺天下讀書種子方孝孺，而偏偏在過了十多年後將一個被指認為與建文帝出亡有染的老和尚老囚犯給放了，姚廣孝麵子固然大，但這與做事一向做絕的朱棣風格很不相符。更為蹊蹺的是，據福建寧德民間流傳的說法：永樂年間，在寧德一帶的古官道上不下有20座寺廟一起被毀，出奇的是這些寺廟都屬於臨濟宗的。再聯想起永樂十六年臨濟宗高僧潔庵從雪峰寺突然“失蹤”，筆者認為，潔庵“後遊北京”是一種隱晦說法，事實上他是被捕了，因為朱棣可能得到了可靠的情報，溥洽並不完全知道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而一肚子陰謀詭計的朱元璋晚年特殊任命的潔庵法師是建文帝萬一罹難所投靠的主要“保護神”。可誰知最終“保護神”潔庵也給逮了起來，建文帝很自然會逃亡到潔庵曾經出家當沙彌的寧德安仁寺或三峰寺等寺院去避禍；更有“巧合”的是，潔庵法師當年出家的三峰寺就在傳說是“帝師”的周斌家鄉寧德蕉城洋中鎮區域，因此說建文帝最終出亡寧德應該說“再正常不過了”。

　　第三，長期以來，福建在建文朝的地位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筆者在閱讀《明神宗實錄》時無意間發現了這樣一段史料：“萬曆十三年三月壬辰，釋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謫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廣東三十四人。”

　　從萬曆朝平反的“建文奸黨”分子分布範圍來看，浙江位列第一，達713人，江西其次，371人，福建位居第三，大約有244個“建文奸黨”分子遭到了迫害。前文說過，建文帝上浙江、江西去避難目標太大，而上福建不僅不大引人注目，而是還有相當廣泛的基礎。

　　第四，建文帝出亡福建閩東還有一個極不為人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那裏有建文朝核心風雲人物外圍的“親建文”分子子孫居住在附近。

　　“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曆官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教授漢中，居貞作鳳雛行勖之。諸人皆坐黨誅死。”

　　《明史》中對鄭居貞記載極略，《明實錄》對他更是沒什麽記載，倒是向來不被“正史嗜好者”看重的文人筆記或言野史對他記載得較為詳細：“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曆任潞州同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升禮部郎中，甚見重。太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左參政。以永樂初坐累，死於南京。有《閩南集》、《關隴行》、《槁歸來》、《槁隨檜》、《庭槁》。子孫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亦嚐贈之文，謂其為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考，蓋亦因孝孺之故雲。”

　　無獨有偶，明嘉靖時期的文人黃佐在《革除遺事》中也有相似的記載：“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曆仕路州同知。居貞豐頰美姿髯，從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師泰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升禮部郎中，甚見重高帝時。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坐累卒於南京。有文曰閩南集、關隴行稿、歸來稿、隨稿、檜庭稿。子孫因留福州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融備五彩，徘徊千仞岡，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嵯峨，群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複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寄孝孺：‘闕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論議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樽酒話西秦。為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岩空劍氣，萬卷有虹光。為政慚吾拙。擒辭羨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負詠甘棠。’孝孺亦嚐贈之文，謂其為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考書，或因孝孺之故雲。”

　　從上述兩書對鄭居貞的記載來看，他原是洪武朝的“老人”，最終當官當到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可能就相當於河南省副省長或省長助理。建文帝當政後，鄭居貞沒有升官，一直在河南“原地踏步”，按理說，他是攤不上建文“奸黨”的罪名，但他有一段曆史是“致命的”：方孝孺在漢中教書時就與鄭居貞結為至交，鄭居貞將方孝孺比作是三國時代僅次於諸葛亮的風雲人物龐統，稱之為“鳳雛”（贈詩：“翩翩紫鳳雛”），而方孝孺亦曾贈文給鄭居貞，對他為官政績極為肯定與讚譽，再說透一點，兩位君子惺惺相惜。盡管方孝孺被“滅十族”時，鄭居貞也挨了刀，但他的子孫可沒遇害，而是在福建福州瓜山生存了下來。

　　對照上述三段不同出處的史料，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鄭居貞祖籍徽州，父親鄭潛曾在福建為官，鄭居貞跟著父親來到了福建，所以有人誤以為他是福建人，但從鄭居貞子孫最終沒回徽州而是留在福州來看，經過鄭居貞父子兩代人的“經營”，應該來說鄭氏子孫在福州瓜山及其周圍有著一定的基礎。問題是瓜山在福州什麽地方？筆者向福州與寧德的朋友請教，他們告訴我：瓜山在今天的閩侯縣境內，距離閩侯縣內的東南名刹雪峰寺不遠，而雪峰寺距離發現建文帝袈裟的寧德支提寺大約有驅車3小時的路程，我們將這一係列的“巧合”都連貫起來看，問題就逐漸明朗了：原來建文帝出亡福建和閩東絕不是“盲流”，而是一種智慧的選擇。

　　第五，相比於八閩大地的其他地方，閩東寧德地區不僅有著複雜的山區地形，而且還有個天然良港三都澳，在此進退自如。“進”則可躲進港內或大山裏頭，退則可迅速駛入茫茫大海。奪取建文帝帝位的朱棣“靖難軍”之主體來自北方，他們不習水上活動，就拿“靖難”戰爭來說吧，當燕軍打到長江邊時，要不是建文朝掌管長江水師的都督僉事陳瑄的叛變，朱棣是一時難以渡江的。相比於北方的這些“旱鴨子”，南方人擅長水上生活，這是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一點早在建文政權瓦解之際，建文帝的老師黃子澄就意識到了要設法借用水上兵力來恢複建文政權，“及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閑遠以快敵人。’帝複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告，俱被執。”

　　連迂腐的書生大臣建文帝的老師黃子澄都想到了水上軍事，更別說那務實的建文朝地方官員了，就在建文帝危機四伏發出“勤王”令之後，部分地方的“勤王”水師行動起來了。“寧波郡守王公璡，山東日照人，聞變造戰艦，將完，文廟（指朱棣）已入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答曰：由海道趨瓜州以截來路。上義而釋之。”

　　浙江王璡督造戰船“勤王”，福建也是臨海省份，更是建文帝有良好人脈關係與社會基礎的地方，大明君主有難，想必福建也會有所表示，就算沒有，“壬午國難”後，朱允炆最終出亡福建再正常不過了。尤其是閩東地區複雜的山區地形，使得建文帝一行人易於躲藏，更有天然良港三都澳，建文帝一行來此以後進退自如，這是長期藏身的好地方。雖說建文帝是個文弱書生，但他人很聰明，守住君位非其所長，但憑其聰明的智慧逃生還是綽綽有餘的。縱觀上述，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是個理性的選擇。讓我們再回顧一下上麵的考證：支提山上華嚴寺內稀世珍品雲錦袈裟、上金貝古墓前的金水橋、金水河、古墓建築的龍刻構件、怪異的墓製、舍利塔上的蓮座、吉祥雲，等等，這一切都表明大明第二位皇帝不僅去了，而且最終卒於那裏。

　　至此，破解大明第一懸案可以告個段落了。不過，這個600年前的第一大案還有諸多的謎團沒解開，譬如，建文帝到底怎麽來到福建的？後來又發生了什麽？最終他到底怎麽死的？究竟是誰將他葬在福建寧德的上金貝山上和建造那麽一個怪異的“僧人墓”？朱棣有沒有真正發現建文帝躲藏在福建？等等，諸如此類，還有一係列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