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懌,字子夷,金華人,宋濂之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奉母居蜀。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賙其家,由是益得專於學,其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為皇考興宗皇帝舊學之臣,召懌複官之於翰林,為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見知於建文時,而濂門人有聲稱者,同郡樓璉、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宋濂)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詩,尤工書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為中書舍人。其兄子慎亦為儀禮序班。帝數試璲與慎,並教誡之。笑語濂曰:‘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庭,眾以為榮。慎坐罪,璲亦連坐,並死,家屬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興宗舊學,召璲子懌官翰林。永樂十年,濂孫坐奸黨鄭公智外親,詔特宥之。”
宋濂是朱元璋時代的重臣、朱允炆的父親朱標太子的老師,又是方孝孺的老師。他自己學問好,兒子也不錯,尤其是二兒子宋璲最有名,擅長寫詩又工於書法,在當時文人中聲名鵲起,洪武九年因宋濂的緣故,他被皇帝朱元璋召到了南京明故宮,擔任中書舍人,此時宋璲哥哥家的兒子宋慎也在朝廷任職。朱元璋一有機會就考考宋璲、宋慎叔侄倆的學問,並時不時地進行一番訓導。過後朱皇帝又不無得意地跟宋濂說:“你為朕教育太子與諸藩王,朕為你教育子孫啊!”宋濂趕緊謝恩。當時宋濂已經歲數很大了,連走路都困難。每當看到這樣的情景,朱元璋就在大殿上命令宋璲、宋慎叔侄趕緊前去扶持宋老先生,宋氏三代同仕一朝,這在大明曆史上實屬少見,人們無不投之以羨慕的眼光,那時可謂宋家達到了頂點的輝煌。但隨著洪武十三年新春的到來,宋濂家開始倒大黴了。那年新年剛過,有人舉報,說宰相胡惟庸“謀反”,宋濂的兒孫宋璲、宋慎與此牽連,前後一一被殺,宋老先生本來也要被處死的,但由於馬皇後與朱標太子的全力相救,最後落了個發配到西北茂州並病死於道的結局。
轉眼間,大明曆史從洪武轉到了建文,朱允炆是個“仁孝”之主,他追念宋濂教育他父親朱標太子的恩情,便下詔讓已被殺的宋濂二兒子之子宋懌來南京擔任翰林學士,“與劉彥銘、朱思平皆見知於建文(帝)”,換句話來說,建文帝與宋懌既是世交又是政治同道朋友。可“靖難”戰爭最終殘酷的現實打爛了年輕君臣的理想治國宏圖,建文帝人間蒸發,宋懌卻不知何故並沒有在“壬午殉難”中被殺,一直到了永樂十年,在朱棣大肆倡導的群眾性的“告訐”運動中被人檢舉出來,“坐(建文)奸黨鄭公智外親”,但魔鬼朱棣或許是感到自己帝位穩定了或許覺得殺一個沒有什麽“奸黨”前科者,不值,最終居然寬宥了宋懌。
從朱棣篡位登基到永樂十年最少有十一年的時間,“漏網”的建文“奸黨”外圍分子宋懌居然在浙江金華老家生活了這麽長時間,實在耐人尋味。
除了宋懌外,在金華地區還有一個“親建文”分子及其子孫們也居然平安地生活了下來,他就是為宋濂所器重、與方孝孺為密友的建文朝文臣王紳。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國初擢儒台校理,曆起居,出判南康、臨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推翰林待製,使雲南,仗節死。時紳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於伯氏綬,事母何盡孝,及卒,衰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獨綜理生業,煢煢憂患中而傑然負奇誌。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礡,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裏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為之泣下沾襟。述滇南慟哭記以著誌。雲南布政張紞尤重之,作吊王翰林文紓其情。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鹹知敬愛。建文君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撰太祖實錄。與緱城方孝孺交遊,嚐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為然。紳自是益響道德而略文藝。嚐以其父死節事聞於朝,得旨: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者實自禕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繼誌齋集》三十卷行於世。”
“王稌,字叔豐。紳子,從學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逮其難之及也,嚐周旋其間。又嚐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骼以歸葬而不可得,卒坐逮係。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向用之。而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清岩之下,將終身焉。複集孝孺遺文私藏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誌,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亦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食未嚐入於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眾,郡邑交重之。但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於先聖廟。稌疏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岩稿、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
王紳的兒子叫王稌,他跟建文帝一樣,是個大孝子,“性至孝”。回歸老家金華後,“讀書結屋清岩之下,將終身焉。複集孝孺遺文私藏之”。“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為《緱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除了金華地區,在方孝孺老家的台州也有“親建文”分子“潛伏”著,“魏澤,字彥恩,應天府溧水人。有學行。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師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囚於獄。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次收捕其族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屈,乃令盡誅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使免於辱,且資以行費。後過孝孺故居,有詩雲:‘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隻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
更有浙江浦江鄭家與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和第二位君主朱允炆等祖孫三代之間非同尋常的關係。
明朝前期,浙江浦江鄭氏家族是一個有著300來年曆史的江南望族。據記載,鄭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鄭義門”之稱。明洪武初年,鄭氏家族的家長鄭濂為朱元璋所賞識,在大明帝國的京師南京供職。“胡惟庸謀反案”爆發後,有人出來檢舉說,鄭氏家族是胡惟庸謀反的幫凶。這個罪名可大了,重則家族抄斬,輕則家長掉腦袋,一般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鄭氏兄弟就是與眾不同。當官差上鄭家捕人時,鄭濂的6個兄弟個個都爭先恐後地主動承當“罪名”,爭了好半天最後由鄭濂的弟弟鄭湜出麵來擔當罪責,但當他被帶到南京時,哥哥鄭濂死活都不讓弟弟鄭湜來受罪,而弟弟鄭湜更是一條道跑到底,說什麽也不讓哥哥來受刑,兄弟倆就這麽爭著,消息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裏,朱元璋十分感慨地說:“像鄭氏這樣的家族裏怎能會出亂臣賊子?”於是他就下令,寬宥了鄭氏兄弟的“罪行”,並將鄭湜延請出來擔任大明的左參議。據說,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為了表彰鄭氏家族的“忠孝仁義”,他還特地贈予鄭家“江南第一家”之匾,該匾後來就一直被掛在鄭氏宗祠裏。
轉眼到了洪武十九年,鄭濂又受到一個案子的牽連,論罪當死。這時鄭濂的叔伯兄弟鄭洧出來說話了:“我們鄭家人稱‘義門’,先世有兄代弟而死的,今天難道我就不能代兄捐軀嗎?”說完就去“投案自首”,沒幾天他就被殺了。
鄭氏家族一門忠義的動人事跡後來又被朱元璋聽到了,他大受感動。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的事業的接班人朱標太子不幸薨世,朱標的兒子朱允炆被立為皇位繼承人。朱元璋為了培養好自己的皇太孫,他從“鄭義門”中挑選東宮屬官,將鄭濂(當時已病亡)的弟弟鄭濟任命為春坊左庶子,將鄭濂的另一個弟弟鄭忻從一個普通的百姓直接提拔為禮部尚書。
從上述的《明史》記載來看,既然鄭濟出任過朱允炆的東宮屬官,那麽由此可以說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鄭氏家族之間還真有非同一般的關係。除此之外,朱允炆的父親朱標太子也與鄭家有著一定的關係,這話怎麽說呢?朱標的老師宋濂早先居住在金華潛溪,因仰慕鄭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義家風”而遷徙到距離“鄭氏宗祠”約1公裏的青蘿山麓,先在“東明精舍”讀書,後來又在那裏教書,直到1360年他被朱元璋聘請到南京出仕為止,前後在青蘿山麓呆了32年,宋濂退休以後又回去居住在那兒,這就是世人熟知的“青蘿山房”。雖說朱標與鄭氏家族沒有直接的“搭界”,但有他老師宋濂這個“中介”,所以說朱標與鄭氏家族也是有著一定的關係。正因為如此,朱標的兒子朱允炆上台後沒多久,就表現出對鄭氏的親近,他曾大力旌表鄭氏家族,當時鄭氏家族的家長鄭渶還專門到南京去朝謝建文帝。建文帝親筆禦書“孝義家”並賜予鄭氏,後被鄭氏家族所收藏。
既然浙江浦江鄭義門與大明皇家正統嫡係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加上金華地區和方孝孺老家台州都“潛伏”了一些建文政權核心階層外圍的“親建文”分子,所以從整體上來說,建文帝出亡時選擇東南方向的浙江等地應該是極為明智的。不過說到這裏,可能有同誌不禁要問這樣的問題了:既然你分析了建文帝會出亡東南尤其是浙江金華等地,那建文帝為什麽最終沒有將其作為長久的藏身之地?筆者的觀點是,正因為鄭家與大明皇家正統嫡係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作為大明皇家重要的一分子朱棣難道對此不知?即使朱棣不知,他身邊的人難道就不會將洪武與建文年間的“熱鬧”人物——鄭氏兄弟的“那些事”告訴給朱棣?所以出亡浙江長時間地躲藏在“鄭義門”實在是目標太大,易於暴露。這不是筆者猜想,是有事實依據的。前文已講過,《明史》記載說:朱棣“靖難”成功以後,有人告發說,建文帝藏在了鄭家,朱棣就立即派了人前往浦江鄭義門進行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