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三節 文獻史實與考古實物相合：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寧德

　　誠然，我們並不否認上述列舉的史實證據與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沒有直接的關聯，那麽史料上到底還有沒有間接地披露建文帝出亡閩東或寧德之信息？答案是：有！

　　建文帝曾現福州雪峰寺明末清初學者查繼佐在他的力作《罪惟錄》裏大致講了這樣一件事：“初別鄭時，留隆網為記，走往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過之，泣拜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囑三保舉事，泣對不能，別去。”

　　建文帝出亡到福州的雪峰寺（今屬閩侯縣）時，曾與朱棣的心腹使者鄭和“碰巧”相遇了。對於鄭和來說，建文帝是故君，作為昔日君主的臣民理應盡忠報效建文帝；但鄭和身份很特殊，他又是燕王府的舊人，跟隨朱棣一路來到南京，大明帝國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在雪峰寺“邂逅”建文帝的鄭和十分尷尬：建文帝輕聲囑咐手中握有幾萬兵馬準備下西洋的鄭和舉兵造反，鄭和一邊給建文帝揉著腳一邊哭著說：“我不能！”，隨後就離去。

　　可能有人認為查繼佐所記的這段史料不足為憑，一來，孤證；二來，查繼佐是明末清初之人，其生活年代距離建文帝出亡已近300年了，因此說，其記載不一定可信。

　　我們不妨再看來一段史料：清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寧縣誌》中載：“三寶太監鄭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樂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蹤跡，回朝皆奏不聞，史稱其有隱忠雲。”（清康熙版《江寧縣誌·陵墓》卷5）

　　由此，南大老教授、明史專家潘群先生這樣說道：“鄭和確實‘蹤跡建文’，並且終於在福州雪峰寺找到了建文帝。”

　　既然建文帝在雪峰寺出現過，“邂逅”的又是秘密尋訪他的鄭和，即使鄭和對故君再忠，建文帝諒必也不敢在雪峰寺久留了。而與雪峰寺相距驅車3小時山路路程的原本閉塞落後的山區寧德金涵佘族鄉上金貝村一帶何嚐不是藏身的好地方。那麽依據呢？

　　並無多少佛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敕賜建造寧德華藏寺背後的動機前陣子筆者上寧德考察時還曾得到另外一個意外的收獲：在雪峰寺東北方向大約驅車行駛3小時的寧德市霍童支提寺內收藏了一大塊明代的木刻拓片，雖然該木刻板以前曾被當地農民作為欄豬的豬圈板，其上麵的好多文字與部分圖像已經被豬八戒的子孫啃到了肚子裏去了，但我們今天還是能看到木刻拓片上剩下的一些圖像——鄭和航海艦隊的盛大境況和部分字樣，如：“尊宿澄鑒荷南宋滎封於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昇位澤被九流”、“仁孝皇太後體坤德以資他恩隆三寶”、“聖像鑄千尊”、“鄭和”等字樣，結合明代大學問家謝肇淛等人在《由霍林上支提記》中記載的“瞻聖母所賜金身蓮座、《大藏經》及文皇帝仁孝皇後所賜天冠千尊”和支提寺內所藏的“千尊鐵鑄聖像”和大殿後堂所掛的那塊署有“敕賜華藏寺，大明永樂五年欽差太監鼎建禪林”之匾，綜合起來看，永樂五年，朱棣的老婆徐皇後有旨：給寧德霍童支提寺即當時的華藏寺捐贈千尊鐵鑄佛像，而護送千尊佛像到寧德霍童支提寺應該就是大航海家鄭和。

　　查正史，筆者發現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回來，為何？

　　正史明確記載說：“永樂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後徐氏崩。”《國榷》也有相同的說法，“（永樂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後徐氏崩。後，中山王長女，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氏之流也，年四十六歲。”

　　由此看來，寧德華嚴寺

　　這樣比對下來就存在著2個月的時間差了，當然有人可能要說，那也沒什麽的，徐皇後可能臨死前作了囑咐，這才有了鄭和從西洋回來就馬不停蹄地趕往福建寧德，贈送千尊鐵佛。

　　問題是當時朝野上下人才濟濟，就在國內護送些佛像，非要等到肩負尋找建文帝等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鄭和回來，這到底是為什麽？

　　怪了，沒什麽過重宗教情結的徐皇後居然臨終前沒忘要給寧德送鐵佛？

　　徐皇後臨終前有沒有交代要給福建寧德贈送千尊鐵佛？換言之，徐皇後有沒有十分濃烈的宗教情結？翻閱《明太宗實錄》，其對徐皇後一生及其臨終遺言的記載還頗為詳細：

　　“（永樂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後徐氏崩。後，中山武寧王（徐）達之長女，母夫人謝氏，後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夫人言：‘此女天稟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後於書一覽，輒成誦不忘，姆師鹹驚異之。由是，博通載籍，每覽昔人言行之懿，未嚐不一再以思，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來者仿而行之也。’太祖高皇帝聞王有賢女，一日，召王謂曰：‘朕與卿同起布衣，至今日同心同德始終不間。古之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朕第四子氣質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兒佳婦，足以慰吾兩翁！’王拜稽首謝。洪武九年正月，冊為燕王妃，恭勤婦道，高皇後深所愛重，嚐曰：‘燕王妃所行，足以儀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上之國北平後，理內政，宮中肅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孝慈皇後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疏食如禮，免喪或語及先，後未嚐不流涕。上舉義靖內難，後所讚畫多協上意。上帥師在外，留世子守國，敵兵攻城甚急時，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備禦撫綏激厲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雖事總於世子，亦多稟命於後雲。上既正大統，是歲十一月，後正位中宮，愈益隻勤，數言南北戰鬥累年，兵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堯施仁，自親族始。’又言：‘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況今日賢材，皆太祖皇帝所成，望陛下不以新舊為間。’上悉嘉納，曰：‘後所言皆合吾意。’侍上燕閑語及先朝事，上問：‘猶憶先後遺言何者其至要乎？’後曆舉以對曰：‘賞罰惟公足以服人，過於仁厚不猶愈於刻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自奉欲薄養賢欲豐。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天下安危係民之苦樂，民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凡此之言皆帝王要道，理亂大原，願陛下朝夕無忘！’上喜。後弟增壽，素歸誠於上，義兵之興，陰有翊戴功，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將追命之爵以語後，後力言不可，上曰：‘後欲為漢明德耶？顧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迨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爵’。命下，乃以告後，後謝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誌也。’上曰：‘爵命非有功不與，朕方以至公治天下，豈有私意哉？後繼今勿複有言。’後曰：‘上命已行，妾何言？顧穉子未有知，惟上賜之師教，庶幾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後言良是。’命禮部擇師教之。初立皇太子，封漢、趙二王。後曰：‘太子，國家之本，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端正之士輔養德器！’”

　　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又語後曰：‘皇考之製，東宮官屬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則疑隙不生，今凡宮臣之重者，悉擇廷臣賢者兼之。’後曰：‘此先朝鑒戒往古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當守而行之。’曰：‘長子仁厚，足為令器，不泰祖宗矣，二子三子，陛下宜早教之！惟陛下留意！’上曰：‘吾亦知之。’一日，上退朝晏，後請其故，上曰：‘吏部選人每循資格，朕今日親拔二十餘人，方嶽為郡守，故不覺晏耳。’後曰：‘國之理亂，於民之安否，係於牧守之賢、不肖，奈何悉用資格任牧守哉？資格可□□選曹之弊，然賢才不免於淹滯，故往古之製，有出眾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積年勞之多，亦有敘升之典，二者並行，則士無枉才，官得實用，而治效可致。’上曰：‘然！’上勤於政事，或日昃未食，後亦不食以俟。嚐問曰：‘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者誰何？’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思典詞命朝夕左右者。嚐請於上，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者，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皇上，未嚐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讚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後觀《女憲》、《女戒》諸書，其取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誌存內典，複采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後奉祭祀盡誠敬，事上恭（敬）[謹]不懈，晨夕與皇太子、諸王言：惟孝親、恤民；與妃嬪以下言：惟恭敬、和睦；與親戚言：惟奉法循理。聞外家稍有縱肆，召至責之，有謙慎者，時加賜賚為勸。後言動以禮，喜怒不形下人，有過教之使改，亦靡不畏服焉。後識達治道，言必師古，性不喜華飾，自禦儉素，宮閫之內化之。

　　既得疾，醫藥勿效，日益劇。上臨問，後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宮不得給事，此遺憾耳！’又曰：‘今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蘇息，惟上矜念之。’又問：‘複有何言？’曰：‘願廣求賢士，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廢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上泣，後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數，惟上割恩自愛，無以妾故傷聖心遺今。’白皇太子曰：‘吾隻事皇上於今三十有一年，上不能繼承先皇後懿德，吾甚愧之，今至此命也！奚悲？爾，吾之長子，孝仁、淳厚，當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吾故過哀毀以傷君父之心，吾素菲薄無德，及人身歿之日，喪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往者皇上遭罹內難，躬率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敵兵圍，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挾矢石，登城列陣，協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校士民之妻至今報賚未稱，吾寢食未嚐忘。近聞皇上將巡狩北京，意願從行，將請恩澤及之，而吾今不逮矣，爾能體吾心，九泉無恨。嗚呼！主器之任，在爾匪輕，敬以事上，仁以撫下，肅以正家，恩以睦親，爾念之。’顧皇孫曰：‘爾將來有宗社之寄，大平之任，宜勵學篤誌。’又謂上曰：‘此孫遠大之器，幸善視之。’後崩，上哭慟，群臣奉慰。上曰：‘皇後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中宮，其一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複聞直言矣！’後年四十六。皇太子及漢王趙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鹹寧四公主，皆後出也。

　　以上這段文字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有關徐皇後一生及其臨終遺言的最早官方記載。從《明實錄》的這段記載來看，徐皇後似乎對佛教無所“涉足”，相反她倒是積極有為，老公在外打仗，北平老巢受到李景隆大軍的圍攻，作為一個婦道人家，她竟然率領北平城內的老弱病殘孕等弱勢群體奮勇抗敵，也不愧為大將軍之女，其身上頗有魏國公的遺風，在北京保衛戰中奇跡般地取得了成功。再從朱棣篡位以後徐皇後的所作所為來看，其多屬積極有為：邀請內閣大臣的妻子上大內去“聊天”，一句話要她們當好賢內助；並時不時地詢問朱棣有關國家治理之事，提醒、敦促丈夫要以仁為本，要注意賢才的發現與提拔；同時她又能做到母儀天下，從記載曆代女賢善德佳行的《女憲》、《女戒》等書中緝取精粹，編成《內訓》二十篇，規範後宮；又從儒、釋、道諸家中選取嘉言善行進行類編，統名為《勸善書》，以此來教育後宮女眷……就連她臨終時還不忘關懷丈夫的帝國事業、皇太子和皇太孫的未來，壓根兒就沒提到什麽贈送千尊鐵佛上寧德之事，或言之，看不出徐皇後有好佛之舉，而且她也沒有這方麵從小家庭教育的基礎。據筆者的個人研究，在大明開國大將軍徐達家人中好佛者甚少，隻有一個小女兒是“好佛”的，但這也是被她姐夫皇帝朱棣給逼的。

　　居然有這樣的皇帝：死了老婆，將賊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那是在徐皇後死後，朱棣因為經常想起昔日患難與共的賢妻徐氏，有時想得很投入，居然不知不覺地暗自落淚，太監看到了，跑來勸導：“皇上，人死不能複活，徐皇後雖然千古難尋，但她畢竟走了，陛下龍體重要，再說後宮佳麗數千……”太監還沒把話說完，就遭到朱棣一頓臭罵，自那以後再也沒人敢勸了。

　　朱棣傷心是一回事，要想找個替代徐皇後又能使自己稱心如意的賢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實在悲傷之餘，朱棣也在活動活動心眼，由徐皇後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個妙齡美女最近老在自己頭腦裏閃現，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馬。皇後大喪期是不能提這種事的，好好熬吧，終於熬到大喪期過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覺特別好，徐家的那個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屬了。想到這裏，朱棣就將貼身太監叫來，讓他直接到南京城南徐達府上去提親，直截了當向徐達妻子謝夫人（徐達早逝）開口要那貌若天仙的小美人即徐皇後的小妹妹。

　　徐皇後有3個妹妹，二妹嫁給代王朱桂，三妹嫁給了安王朱楹，四妹最小，尚未許配，這些情況朱棣難道不知？丈人家的這些女孩子數人品二妹最差，簡直就是一個潑婦，論賢德，長女徐皇後最好；若論品性與才貌，恐怕沒有一個比得上四妹，尤其這四妹從小就飽讀詩書，吟詩作畫，無所不能，目下又值二八妙齡，滿身散發出仙女甚至妖精一般的魅力，想起她，就讓人茶飯不思、情不自禁。但朱棣疏忽了一點，對於徐家四妹的脾氣沒摸摸底。不過，這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兒女婚姻還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朱棣心裏穩操勝券，隻等貼身太監從城南回來向他道喜。

　　再說朱棣的那個貼身太監風風火火地趕到徐達的魏國公府，徐達夫人謝氏趕緊出來接待了皇帝的“欽差”，雙方一陣寒暄過後直接進入了主題。

　　有個小丫鬟在旁聽到了這一切，她馬上跑到徐皇後的四妹閨房去道喜，四妹很驚詫：“何來之喜？”小丫鬟說：“小主子，您馬上要接你大姐的班當皇後了，這不是大喜事？”哪料到四妹聽到以後，馬上一臉怒氣，對著小丫鬟斥責道：“嫁給他？一個禽獸都不如的暴君，簡直是魔鬼，你們沒看到他在我們南京城裏殺了多少人？厚顏無恥的家夥，還把自己打扮成‘孝子’和聖君的模樣，到處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什麽都要做大做強，為了他的個人私欲，天下有多少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要我嫁給他？除非我死了。”

　　四妹的話很有分量，她個性特別剛烈，小丫鬟怕出意外，趕緊將小主子講的照實“翻錄”給了謝夫人，謝夫人聽完後，沉默了好久，最後跟朱棣的貼身太監這麽說道：“謝謝皇上洪恩，不過，小女實在年齡太小了，等她長大以後再說。”

　　其實小丫鬟跟謝夫人偷偷講話就在朱棣貼身太監所在客廳的隔壁，主奴之間的對話，太監都聽得一清二楚，太監也怕事，萬一徐皇後的四妹真出了什麽意外，自己這條小命也就沒了——朱棣完全可以以沒辦好事為名把他給剁了。所以，太監看到謝夫人從內屋出來就知道答案了，他極為知趣地與謝夫人道別，然後直奔明皇宮向他的主子匯報提親遭拒的事。

　　朱棣聽後頓時臉就鐵青，好幾天都沒好好吃飯，終於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將丈母娘謝夫人請到了明皇宮來。朱棣是“奔五”的人，沒什麽不好意思說的，再說他是皇帝，皇帝要個把女人，多大的事？！再說你們老徐家已奉獻過一個，再獻一個又何妨？於是他就開門見山地跟丈母娘要了：“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自我感覺良好的朱皇帝沒想到丈母娘也看不起他，不過年長者畢竟會說話：“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這不是變相的拒絕麽，朱棣馬上就板臉，帶著殺氣但臉上又裝著皮笑肉不笑的樣子說道：“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換句話來說，你家女兒連皇帝都不肯嫁，還想挑選什麽樣的女婿呢？謝夫人何等聰明，隻是應付幾句就匆匆告辭回府了。

　　得罪了魔鬼皇帝能有好結局嗎？四妹哭著與她的媽媽道別，然後毅然決然地前往南京城南聚寶門外的一寺廟裏當尼姑，後來該寺廟被人稱為王姑庵（徐達死後被追封為中山王）。

　　從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史料來看，老徐家也就這麽一個被強勢女婿魔鬼皇帝朱棣逼得走投無路的小女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走上“好佛”之路的。因此說，要講徐皇後好佛尊釋實在是無史為憑。

　　再說，徐皇後是在13歲時嫁給燕王朱棣，並伴隨朱棣在北平度過自己的少女、青年以及中年歲月，等到朱棣“靖難”成功，再次回到故鄉南京定居時她已經是40出頭的半老徐娘了。要說北方名山聖跡或許她還能一一道來，但要說東南地區偏於一隅的支提山什麽華嚴寺，對於一個剛從北方來南京又待在深宮裏的中年婦女來說未必會知道，即使聽說了，也未必會感興趣。既然如此，要說徐皇後有旨贈送千尊鐵佛給福建寧德華嚴寺似乎也就講不過去了。那麽到底是誰做了這等尊釋重佛之事？

　　來路不明的皇家“龍種”朱棣之宗教信仰是什麽？從朱棣詭異的人生軌跡與“搖擺不定”的宗教態度來看，贈送千尊鐵佛到寧德華嚴寺的動議主創者應該就是大明君主永樂皇帝朱棣。

　　朱棣自來到這個世上起就是一個神秘莫測之人，就連他的生母是誰？人們爭了500多年直到近來才逐漸弄清楚。那他爸就是朱元璋？這也是無法絕對肯定的；再看朱棣“靖難”，那更是疑霧重重（讀者朋友欲詳知，可見筆者另一專著：《大明帝國》係列之《永樂帝卷》），因此說，朱棣的一生是詭異的，也是極為神秘的，就同他的宗教觀一般，撲朔迷離。

　　原先在北平當藩王時，朱棣接觸最多的宗教人士可能就要數姚廣孝了。從表象來看，姚廣孝是個出家人，但在朱棣登上皇帝寶座之前，姚廣孝授予朱棣更多的可能是韜光養晦的謀略與法家的權術，因此說朱棣人生前半期主要受影響的是姚廣孝的“雜家”思想，沒有多少宗教情結。若要有的話也就是他在元都故地受當地人們奉行的喇嘛教熏染，所以當他剛剛登上皇帝寶座不久，就派人上西藏去恭請藏傳佛教領袖哈立麻來京講法。

　　除了藏傳佛教以外，永樂皇帝開始時對於其他的佛教派別基本上都是遵循了朱元璋時代製定的宗教政策——適度的抑製和控製。永樂五年春正月的一天，禮部有官員向皇帝請示：“直隸（今江蘇與安徽兩省）與浙江各州府有許多軍隊與百姓的子弟私自剃度為僧，前來南京冒領和尚證件——度牒的就達1800人。”朱棣聽後十分惱火，咆哮道：“我家高皇帝早就製定了規矩，庶民40歲以上才可以出家，如今違反禁令者居然有這麽多人，他們眼裏還有我大明的朝廷嗎？”他當即命令兵部官員將這些前來冒領度牒的私自剃度者全部編入軍籍，發往遼東和甘肅去戍邊。隨後朱棣感慨道：“朕即位以來謹遵祖製，一點也不敢懈怠，這些下等賤民竟敢如此放肆，還有什麽事情做不出來？對他們決不可寬宥，況且這些都是人渣或言‘小人’，不能再讓他們繁衍後代了！”

　　不能讓“小人”繁衍後代，朱棣對那1800人實行閹割？史書沒有說下去，筆者不好瞎說，但就將違反祖製冒領度牒的“假和尚”發配當兵守邊，處置不可謂不重。朱棣所作所為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高皇帝的“既定方針”去執行，但其實不然，他自己就在南京天禧寺的舊址上建造了當時最大最豪華的佛寺佛塔——南京大報恩寺塔，且口口聲聲說那是為他的父皇朱元璋和母後馬氏薦福用的，但在大報恩寺的主殿內供奉的卻是秘不外宣的自己生母——碽妃。從南京大報恩寺的建築遺物考古等角度來看，朱棣似乎信仰的是藏傳佛教，可誰能想到的是就在朱棣下令準備動工建造南京大報恩寺前後，這位“偉大君主”又對道教產生了瘋狂的熱情，永樂九年朱棣“命（工部侍郎郭璡）往湖廣督武當山宮觀”，武當宮觀建設就此拉開序幕。永樂十年六月戊午日“建湖廣武當山宮觀，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董其役”。

　　對於傾力打造武當道宮的緣由，明代官書記載朱棣是這麽說的：“武當創見宮觀，上資皇考、皇妣之福，下祈福天下生靈，如歲豐人康、災沴不作，此朕素願。”看到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們自然想到朱棣要建造大報恩寺時也是這般說辭，問題的關鍵在於朱棣是個不信神仙鬼怪之類的一代“明君”，那麽這個永樂皇帝大造武當宮觀到底是為什麽？

　　翻閱《明太宗實錄》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官方史書對好多敏感問題的敘述十分隱晦，但朱棣“鍾愛”“北極真武之神”還是不斷地躍然紙上。建文四年六月中朱棣打入南京，在奪得皇位一個月不到的七月辛卯日，這位明皇宮裏的新主子就派了大明帝國道教管理專門機構官員“神樂觀提點周原初祭北極真武之神。”隨後，朱棣對真武之神的“尊崇”不斷提升，永樂十年二月乙醜，皇帝“給授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其祖父母父母封贈並誥命”，又“命武當山道士孫碧雲為道錄司右正一，不任以事”。

　　佛、道不一家，作為皇帝的朱棣連這起碼的常識還是知道的，但是在追贈自己的心腹、“靖難”第一功臣姚廣孝父母、祖父母尊號的同時，永樂皇帝居然任命武當道士孫碧雲任道錄司右正一（相當於全國道教協會名譽會長），從表象來看，實在令人費解。但如果仔細考察一下姚廣孝的“出身”，事情似乎逐漸明朗了。“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嚐遊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朱棣“靖難”造反是姚廣孝一手教出來的，而遁入“佛門”的姚廣孝原本就是一個假和尚，更關鍵的還是姚廣孝最早拜師的不是和尚，而是蘇州一帶以精通陰陽之學而出名的道士席應真。後來姚廣孝碰上了朱棣，兩人一拍即合，燕王的“雄心壯誌”被姚廣孝覺察出來，那麽他的造反思想顧慮難道姚廣孝會坐視不管？因此明代中期進士高岱在《鴻猷錄》裏這樣說道：“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應可也’。及期，眾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成祖即披發仗劍應之”。明末清初學者傅維鱗也曾做過這樣的描述：“太宗因問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入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見披發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顧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師，玄武神也’。於是太宗仿其像，披發仗劍相應。”

　　原本就沒有什麽上帝，自從有人說了信了，就有了上帝。一個傳說中的民間神“玄武真君”在“點子公司”總裁姚廣孝的包裝下頓時變成忤逆造反者朱棣的保佑神，而且在他從北京到南京的“靖難”造反路上“玄武神”一直在保駕護行，“壬午靖難兵起……每兩陣相臨，南兵（建文軍）悉見空中真武（即玄武）二字旗幟，皆攻後以北也”。

　　朱棣每次深陷困境差一點就將自己的小命也搭進去，但“巧遇”的是他的對手建文帝是個仁弱君主。建文朝廷軍隊北伐時，皇帝朱允炆迂腐地告誡將士：千萬別傷了我的叔叔！正因為有這樣的聖旨，朱棣才成為打不著射不死的“活閻王”，這下可好了，在朱棣的嘴裏一下子成了“玄武真君”福佑他的“明證”。自古以來，話語權就掌握在權威高勢能者手裏，後來朱棣勝了，他愛怎麽說就怎麽說，愛怎麽做就怎麽做。因為自己篡位不僅悖逆倫理，而且也踐踏了“祖製”與高皇帝的遺命，奪天下易而守天下可不易，尤其自己守的原本就是政敵之天下，最不容易駕馭的是人心啊。自古“君權神授”最神秘也最有“說服力”，那麽朱棣心目中的“神”在哪裏？將誰也沒有看到過的“曾經保佑過自己”的玄武神抬出來，繼續為自己所用！這是朱棣的高招。於是人們看到，就在朱棣踩著建文朝大臣滿地鮮血登上累累白骨堆積起來的皇帝寶座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他趕緊派人去祭祀“玄武真君”之神，更有他極力地渲染“玄武真神”福佑他的神跡神像，甚至在他下令打造天下第一道觀——武當宮觀的敕書裏公開進行這樣宣傳：“我自奉天靖難之初，神明（指玄武）顯助威靈，感應至多，言說不盡”。

　　既然如此，對於這樣福佑自己的神明，已經擁有天下的永樂皇帝能不為他老人家修座像樣的宮觀？

　　又一個道家的上帝被抬到了天空，當然最為關鍵的還在於朱棣用暴力與血腥手段奪來的“灰色”皇權一下子給“漂白”了，“君權神授”有了新的注解。明代史學家王世貞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嗚呼！英雄禦世故多術，卜鬼探符皆恍惚，不聞成祖帝王須，曾借玄天師相發”。

　　花了這麽多的筆墨來考察朱棣的宗教信仰及其炫世奪目的“豐功偉績”之間的關係，我們就不難看出，在朱棣“尊佛重道”的表象背後都有著其極為複雜的政治動機。那麽永樂五年原本沒有多少宗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以徐皇後的名義給寧德支提山華嚴寺贈送千尊天佛和“鼎力建造華藏寺”的根本目的是什麽？

　　朱棣死了老婆，要為老婆薦福？犯不著舍近求遠，而且正史已記載，就在徐皇後駕崩後的第三天，即“永樂五年秋七月丁巳，（朱棣就）命禮部於靈穀寺天禧寺設薦揚大齋”。因此說給福建寧德贈送千尊鐵佛和建造華藏寺是為徐皇後薦福之說，不能成立；更為奇怪的是，朱棣將護送千尊鐵佛到福建寧德這等算不上多大的差使非要交給率領數萬人馬肩負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鄭和，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推想：護送千尊鐵佛到寧德與朱棣交予鄭和秘密的特殊使命有關？

　　前文說過，鄭和下西洋肩負著秘密尋找建文帝的使命，結合建文帝在距離寧德驅車3小時路程的雪峰寺出現過的事實，筆者認為：極有可能當時朱棣已經耳聞到，建文帝出亡到了福建寧德等地了！

　　為了謹慎起見，筆者再次查閱永樂五年到永樂六年之間與福建相關的史料，結果驚訝地發現：在此前後福建省官場上先後有七個大員倒台，如：永樂五年五月壬午，“福建都指揮僉事張豫，坐困頓置番國方物不如法，謫戍安南”。永樂五年六月甲午，“福建按察司副使陳思聰有罪，降常德府同知”。永樂六年五月乙卯，“福建按察司副使盧文達有罪，謫戍邊”。“（永樂六年）七月甲子，福建行都指揮僉事劉達受賕，貸死，檄海捕倭，禦史殷昶又受達賕，戍盧龍衛”。

　　前後一年多時間裏福建官場這麽多的高層官員倒台，雖說他們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貪汙，還有人說是因為他們對福建海域猖獗的倭寇圍剿不力，就這麽簡單？一個省裏七個大員相繼“倒下”，“倒下”的時間恰恰正好是朱棣以其老婆名義給福建寧德霍童支提寺送佛像前後，送佛像者又正好是肩負蹤跡建文帝的朱棣心腹鄭和，而這個鄭和還正好在雪峰寺與建文帝碰過麵……這一係列的“正好”說明了什麽？筆者認為，朱棣可能已經嗅到：建文帝出亡福建閩東地區了。而福建地方官員居然“玩忽職守”，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弄得“偉大的政治家”實在是火冒三丈，但他又說不出口——先前他已經告訴全國臣民建文帝闔宮自焚了，所以隻好以治貪為名，將這些“不講政治”的封疆大吏們逐一收拾。

　　有人可能認為，以上這些都是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的間接證據，那麽有沒有最為直接的史料記載呢？有！

　　皇爺爺臨終留鐵篋，皇孫兒臨難披袈裟前文所述福建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是建文帝的，好問的讀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建文帝的這件袈裟哪來的？是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出亡而提前準備？翻閱《明太宗實錄》，我們可以看出：朱棣是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城的，但幾個月前他還在北方流竄作案，而那時大明君主建文帝在皇位上還坐得好好的，怎麽會在後來的短短幾個月裏這個仁厚的大明君主突發奇思妙想做件袈裟以備不測？從常理上說不過去，也不吻合建文帝的個性；再說，製作一件極品雲錦袈裟非幾個月內所能趕得出來的。而最近有媒體稱，南京雲錦研究所為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做的那件袈裟就花了兩年的時間，所以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建文帝出亡時的那件袈裟不可能是他自己下令製作的。那麽到底是誰為建文帝準備了這麽一件“寶貝”？說來大家可能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建文帝的皇爺爺朱元璋！

　　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大約自明朝中期開始文人學者高岱、鄭曉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留下來了珍貴的記載。高岱在《鴻猷錄》中如此說道：“成祖（指朱棣，筆者注）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複歎曰：‘我何麵目相見？’遂盡閉諸後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複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被剃具及緇衣，並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僧。”

　　鄭曉在《今言》裏這樣說：“或曰帝頂顱偏頗，高皇知其必不終，嚐匣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鄭曉《今言》卷2）

　　呂毖在《明朝小史》裏也留下記載：“高皇大漸時，封鑰一小匣，固甚，密授於帝，戒遇急難乃啟。及靖難兵入城，啟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披剃物悉具。遂削發披緇，從禦溝中出亡。時宮中火起倉卒，鹹以為建文君自焚死，竟無知者。”

　　郎瑛在《七修類稿》中也說：“建文君，太祖一夕夢二龍鬥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成祖同戲，建文著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匣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啟視，一刀一度牒，有敕曰：‘欲生，懷牒為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地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文廟靖宮之日，以為匿於僧錄洽南洲，以他事禁錮之。”

　　何喬遠在他的《名山藏》裏這樣記載道：“或言高祖始嚐問後嗣事於劉基，知建文君不終，與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刀、一緇衣。牒曰：楊應能。宮之火也，建文君削發披緇，懷牒從禦溝，出郊壇亡。成祖使中使捄宮中使出馬皇後之燼，曰建文君！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皆參差莫實，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異人張玄玄者，以術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部尚書濙行天下，名訪玄玄，實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領，其言建文君亡者。謂群臣多為僧而從之。”

　　明代大史學家焦竑在他的史學著作《國朝獻征錄》中也留下了相類的記載：“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曆升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發。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發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複其官。卒年八十二。”

　　就連明代國史《明實錄》也作了記載：“（萬曆二年十月）戊午，上禦文華殿講讀。上從容與輔臣語及建文皇帝事，因問曰：‘聞建文當時逃免果否？’輔臣張居正對言：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老相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即削發披緇，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

　　上述最後一段史料來自於大明官方文書的記載——《明神宗實錄》，記錄的是明代萬曆初年最高統治者明神宗與權相張居正的對話，話題核心是建文皇帝是否穿了袈裟逃亡？從何處“走出”？後來如何？等等。要知道，明神宗血統繼承的是明太宗的嫡係而非建文帝的係統，《明太宗實錄》已記載了建文帝死於火中並葬之，怎麽後世皇家子孫還在討論他是否被燒死了還是出走了？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相張居正又怎敢冒欺君之罪胡言亂語建文帝穿了袈裟逃亡之事跡？而後，《明神宗實錄》初修於天啟元年，又經天啟三年、天啟五年複修，至熹宗崩時猶未成書直至崇禎年間由溫體仁等續成，幾經周折和考慮方始定稿，如果建文帝真的已經死於火中，何敢留此明神宗與張居正對話討論建文帝逃亡的史跡？

　　此外，從上述“正史”的字裏行間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建文帝“削發披緇”亡命天涯是明太宗朱棣以後大明朝廷曆代口頭相傳的頭號秘密，在聽張居正講述建文帝故事之前，萬曆帝已經聽說了一些有關建文帝“削發披緇”而亡的事情，隻是他不能完全肯定這些傳聞信息是否正確，所以才問自己的老師、內閣首輔張居正。

　　有關建文帝臨難削發披緇故事敘述最為精彩、影響最大的當數明末清初穀應泰的《明史記事本末》與談遷的《國榷》，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過去人們一直將其作為野史、傳說或文學小說一類看待，沒人認為它是信史，而現在的事實是，建文帝的這件袈裟出現在福建寧德，換言之，正史中的“先朝故老相傳言”和非“正史”的史料文獻記載居然都與考古實物相吻合，這說明了什麽？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寧德！

　　看過西方大片《特洛伊》的觀眾可能被那古代地中海邊上曾經發生的恢宏、悲壯的戰爭場麵所驚歎和折服，“特洛伊”之名就此一夜之間為地球人都知道，但實際上在19世紀以前不說我們東方人就是西方人自己也很少有人真正相信傳說中的特洛伊故事，盡管《荷馬史詩》已經流傳了2000來年，但就是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1870年德國商人謝裏曼開始對傳說中的特洛伊進行考古挖掘，最終揭開了特洛伊傳說的神秘麵紗，逐漸地為世人所熟知。謝裏曼考古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有時一個不為人們注意或重視的一絲線索或傳說或許是未來揭開曆史之謎的一把金鑰匙。這是筆者在2008年年底成稿2009年年初正式出版上市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中所講過的一席話，筆者向來主張，治學應該實事求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沒想到的是在筆者成書一年後。古希臘式的“特洛伊”傳說找到了“中國版”，明代“先朝故老相傳言”、文人筆記或言野史中建文帝臨難削發披緇之事在福建寧德找到了相應的物證，誰能否認建文帝出亡之事！

　　至此，從整體上而言，建文帝出亡福建、最終卒於寧德之謎案被揭開了。但這裏還有一個大問題沒有解答，那就是建文帝為什麽要出亡福建寧德？

　　§§第七章 超常思維認識幾何？